第十四章　情势危急的一周

　　统治法国已逢十年、并且自从1940年起就是历史创造者的戴高乐总统，在1968年5月29日差一点就被推翻。巴黎大学郊外的一所分校里一小撮吵吵闹闹的学生，发动起一个全国性的造反运动，不到一月的时间，就把那本来好像是欧洲最坚强最稳定的政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五月底那几天，法国是在未知命运的边缘。

　　等到危机过去以后，许多人因为旧秩序已经恢复便自满起来，竟否认脚下的土地曾经震动过。有人说，5月29日戴高乐逃出巴黎不过是假装的行动：这是戏剧化的巧计，用来造成敌人的过份自信，同时准备他自己的凯旋。连继任政府的主要竞争者之一的共产党，后来都根据难以索解的辩证法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力真空状态，要党去争取政权的意见是荒谬的。历史就这样被神话掩盖住了。

　　真象是这样：差不多有四天的时间，从5月27日到30日，国家的瓦解暴露出中心的空虚。人们瞥见了产生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社会组织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即近前途根本感觉无把握，产生一种宛若身在战场的恐惧。这促使家庭主妇囤积粮食，而远处乡村里的农民则关紧窗户，把枪枝擦亮。

　　好像历史伟厅剧的最后一幕那样，在这最后四天，全体演员都挤上戏台，解开剧情中的疑团，最后说明每个人的生活和政策。孟戴斯—弗朗斯从偏裨走到舞台中心，演完他那悲惨虚度了的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小时，候命组织政府——他和戴高乐一样地完全有资格——但结果等不到。马絮（Jacques Massu）之辈的将领次，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就被人忘记了的，突然成为幕后的主要力量。康边迪这个小丑兼魔王，本来已经禁止回到被他闹得天翻地枯木逢春的法国，却在某天半夜回到索尔邦，对那摇摇欲坠的成年人世界表示轻蔑。米特朗这个被诸神诅咒的热情敏感的英雄，极力替社会民主主义吹嘘，但在这左右两派强大兵力支配着的战场上，社会民主主义是绝无希望的事业。蓬比杜这个比较幸运一点的英雄，好像一个人眼见他的财产在交易所中化为乌有，仅仅因为接到消息，说一位叔父遗赠给他一百万镑，才避免了彻底破产。戴高乐将军本人，因为可能很不体面地被群众街头行动推翻而感觉苦恼，简直看见了地狱。他要为保卫艾丽榭宫宝座，以及为保证尚未完成的回忆录有个大团圆结局而奋战。在这五月最后一周中，人们的声望好像吹气玩具那样容易膨胀和收缩。

　　配合这些主要演员的，还有数量可与中国比拟的群众场面，在豪斯曼替巴黎开辟出来的广大户外空地上演出。这些群众示威在这个星期里一再发生，用令人目为之眩的象征，表示出各敌对势力的此消彼长。这是用宽银幕放映而且把音响提高的政治影戏。这不是法国人所说那种茶杯里的革命，不是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席数的戏法，这是几乎推倒第五共和国开创第六共和国的剧变。这不仅是一个月纷乱的结局，而是法国政治上整个时代的结局，是对戴高乐统治十年最后的不客气的批评。

　　从1968年5月27日星期一开始的那一周，是戴高乐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之一。他的信心丧失得厉害，以致两天之后他不禁想到了退休——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他拿这绝望的时刻比拟^[1]于他一生中其他命运蹇滞的时刻。第一次是1940年9月，刚刚在他6月18日向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发表那光荣的演说之后三个月，那时英国和自由法国的海军企图从维琪政府手中夺取达喀尔失败：这是戴高乐生平第一次看见法国人打法国人。第二次在1942年3月，在他认为是英国人在自由法国阵营中阴谋反对他之后。第三次在1946年1月，当时他因为厌恶法国政党的虚伪性而辞职，退隐于科1954年，他把自己在1947年手创而这时失败了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第五次是1965年12月米特朗在总统选举第一回合中削弱了他的多数。

　　1968年5月是第六次，戴高乐这个彻头彻尾是社会性的人物，觉得那宛如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鲜血一般的民众喝采在衰退中了。在那个星期一，他的政府政策的每一个成份都崩溃了。上个星期五即5月24日他所提议的全民表决，受到暴风雨般猛烈的反对，引起街头的暴力行动，并且招致国家评议会宣布为违反宪法。最令他感觉耻辱的，是他的演说被人家当作老年人的糊涂话。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全民表决的提议完全不能打开出路。戴高乐未能阻止造反的发展。总理蓬比杜也一样没有办法，他那对学生实行安抚同时和工会进行谈判的忍耐而稳定的政策，同样彻底崩溃。学生越来越落到极端派领袖掌握中，公开表现出起义的倾向，号召推翻政府，而拒绝和它作任何交易。蓬比杜拿教育部长佩列菲特当替罪羊，接受他的辞职，自己兼任他留下的空缺，这样做并不能令学生满意。但他所受最大的打击，还是罢工工人蛮横地拒绝格朗涅尔协议，这是他千辛万苦才和劳资双方谈判出来的。

　　5月27日黎明，蓬比杜从会议室出来，虽然筋疲力尽，却带着得意之色，他亲自把协议内容向全国宣读出来。工会首领们——总工会的塞古伊，民主总工会的迭斯康，工人力量总工会的贝热隆（Andre Bergeron）——临走去把消息向会员报告时，都面露笑容，竖起大姆指示胜利。但上午刚渡过一半的时候，他们的笑容就收敛了。愤怒的工厂代表从全国各地打电话给工会，高声提出抗议。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下层会员否决了协议，并且表示不信任那些领袖，使他们陷于岌岌可危的处境，而且很难堪地显得仿佛是同雇主以及政府串通。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准备战斗的罢工工人，目标超过了纯粹经济利益，提出“人民政府”的口号。很明显而且惊人地，由学生极端分子所敲打出来的革命火花，已经跳到工厂里的引火物上面去了。突然间，仿佛人人都谈论起革命来了，有的害怕，有的希望。从这时起，殷实的公民、精明的政治家、以及学生自己，都明白了：这个运动虽然开始时是一种空想，现在已经造成真实的政治影响了。

　　有些评论家认为：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古伊和老资格的主席弗拉生，在走出会议厅时早已知道格朗涅尔协议是注定失败的了。意思是说：他们有意要让下层否决它，以便促使危机升级，乘机推翻政府。这见解的根据很薄弱。一个根据是：塞古伊在谈判中软弱得令人惊奇，比迭斯康还容易向蓬比杜让步。另一证据是：在谈判中，塞古伊不断地打电话，因此他理应很清楚工会下层的态度。总工会是清一色的体制，是在严格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细胞网。绝对不容许反对意见。任何人只要有半步行差踏错，就休想担任工会职位，连在厂内收会费这样低微的职位都不行。既然它的组织如此严密，很难想像塞古伊竟会把工会的意向估计错误。还有第三个证据：塞古伊和弗拉生还不曾知道格朗涅协议草案的最后内容之前，就已准备了会后一直坐车到布隆—比扬库地方的雷诺厂去，那里有25000名工人在巨大的车库里等着他们。

　　那么，这些工会领袖是否在谈判中只是演戏，实际上准备着起义呢？强有力的证据令人觉得上述解释是错误的。总工会领袖以及共产党政治局里的同僚，像政府一样急于结束罢工，使工人免受极端思想的病毒传染。他们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已经尽力把罢工严格限于经济要求的限度。共产党纲领里根本没有革命，至少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就如此。这是塞古伊和党的总书记洛歇从多列士手上继承的衣钵。多列士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他的基本的思想是这样：只要俄国的生活水平还比西欧低，共产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在法国实现。一旦苏联的生活水平赶上西欧了，欧洲就自然会向着某种形式的改良式的共产主义滑溜下去。在此时以前，党的任务是保持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控制，同时避免遭其他党派从左翼包抄。

　　我们在第十二章里已经说过，那个周末所商订的格朗涅尔协议草案，是法国社会史上一道里程碑，与1936年的马提雍协议以及“解放”后的社会立法属于同一等级。塞古伊和弗拉生一定觉得他们已经率领他们的工会平安通过学生所打破的缺口，并且替工人阶级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希望同时也把那些急躁的年轻工人的反对声音压下去了——那些年轻工人在托派积极怂恿之下，起来反对工会的领导。

　　可是星期一早晨在雷诺厂里，塞古伊的演说竟遭遇叫嚣唾骂。自从嘘声一起，塞古伊立刻就全面撤退。尽管他在谈判中不断接到工会的报告，他到底是低估了少数积极分子努力使这次罢工变成政治性罢工的成功程度。他面临了那样一个形势，可与5月14至15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兼占领”运动开始时的形势相比，但更严重得多。上一次，他被迫为了控制那运动而抓住它的领导权。现在他同样不得不赞成罢工工人要求成立人民政府。但必须指出，而且要一再指出，总工会和它的领导党法共一样，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起义。在终身参加共产党并由多列士传统教育出来的塞古伊和洛歇这样的人心目中，起义是魔鬼的诱惑，只能够败坏工人阶级的信誉，并招致凶狠的镇压。因此，塞古伊责骂那些“左派，无政府派、托派、亲华派、以及其他一切我们绝对必须打败的捣乱分子”^[2]，只有比洛歇来得更加猛烈。

　　法共和总工会被戴高乐总统及其政府部长指责怀有革命野心。如上所述，这是不公道的。不过，他们的立场有一个不明确的基础，这使他们容易受到上述的攻击。他们要戴高乐倒台，赞成“人民政府”的口号，但他们不愿采取暴力和非法的手段，以免招来众人非难。他们想从正门光荣地达到他们的王国，而不想冲进去。这种正统派的而且非常端正体面的野心，在危机时代是很难实现的。谁要是承认想得到政权，就难免遭人指责图谋夺取它。

　　5月27日星期一下午，法国政府在戴高乐总统主持下开会的时候，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令人气馁的形势：全民表决的提议所引起的反应，只有讥笑和反对；格朗涅尔协议草案被工人断然拒绝了；罢工变成了政治性的，而且仿佛得到总工会的支持。巴黎——其实全国都一样——笼罩在暴力、不安和恐慌的阴影下。这一定是极严谨的戴高乐政府一次最痛苦的内阁会议。部长们表现出非常的正心诚意，审查并通过了关于全民表决的提议和格朗涅尔协议的原文，两项都是胎死腹中的。足智多谋的蓬比杜仍然相信，只要罢工中止就能挽救大局，他公开吁请工会领袖使全体会员秘密投票决定是否复工。后来，到了罢工已开始崩溃的时候，这种秘密投票的办法证明是孤立极端派的有力武器。但此时危机尚在趋向于最高潮的时候。

　　在首都的斗争是三角形的。第一方面是政府，它有军队、警察、文官，这一切属于国家政权的仪仗，但已因危机而丧失了实质。第二方面是正式的反对党派，其代表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总工会），米特朗领导的社会党，还有孟戴斯—弗朗斯——他是一个孤独但很有势力的人物，他的星宿似乎正在升起。最后一方面是那一批混杂的革命派，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这方面，因为星期一是他们的日子。

　　法全学联的领袖索瓦约，公然蔑视政府禁止示威的命令，号召当晚在巴黎南部的沙雷蒂运动场举行群众大会。出乎意料地，有大批群众来参加，数达35000之多。这个民众支持青年极端派的表示，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表示，经过有个时期仿佛主动权转移到成年人手上之后，学生革命分子又重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了。学生领袖最难得的成就，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工人来参加，他们不满工会领导那种小心翼翼趑趄不前的政策。他们呼喊：“塞古伊辞职！”所有学生革命分子都渴望着的工人与学生的结合，现在似乎已经实现了。这是“新左派”封神的时刻。用政治术语来说，这是学生运动的高潮，是一切革命流派似乎最密切地联合起来的时刻。然而，在学生方面，有一种令人惋惜的头脑简单性和无决断性。他们已被运动的冲力送上这样高的地位，但不知应该怎样使用他们所创造的力量。梭瓦约对大会说：“我们要找出一个战略，一个政治路线：欢迎每一个人自由发表意见。”

　　沙雷蒂会议使革命派得到新的勇气，不过他们的希望根据于一种幻想，同时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很混乱。他们叫嚷着要推翻戴高乐，但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他，而是过去培育他们现在成为他们造反对象的共产党。他们自以为是在全国范围上行动，其实是宗派主义得不可救药，在法国左派政治的琐细理论争吵中打滚。他们把最凶猛的箭，射向被他们讥笑为戴高乐国家“新的同盟者”的总工会。在沙雷蒂得到他们最大喝彩的是刚刚脱离了总工会的巴若涅，他本是总工会的最高经济顾问，现在指责总工会的领袖不肯承认法国正处于革命形势中；但“今天革命是可能实现的！”他在青年们热烈喝彩中这样吼叫道。他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同时在台上的还有上周末因“反党态度”而被共产党开除的维希耶尔。他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政治上很急躁，勇气胜于判断力。他变成积极的左派政论家，担任罗素战犯法庭的秘书长，同时是全国越南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出席大会的另一个“革命人物”是耶斯玛尔，他在当天决定了辞去高等学校教师工会的职务，专心作政治活动。他和维希耶尔一样，也是一个物理学家而经不起极端派政治活动诱惑的。在群众中飘荡着民主总工会的旗帜，这个过去属于天主教的工会和总工会不同，正在和革命派眉来眼去。它认为革命派关于“两重政权”的梦想，接近于它本身所要求的提高工人对工厂管理的监督权。

　　只有一个正统的政党支持这个反议会并且超议会的集会，就是统一社会党，这是一个左派社会党的分裂小集团，处在民社左联和共产党的夹缝之中很不自在，也不为两党所喜。统一社会党受米歇尔•洛卡（Michel Rocard）和玛•贺贡（Marc Heurgon）领导，是1961年一批左派天主教徒和一些脱离共产党或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合并起来组成的。他们的立场带有一贯的固执性。梭瓦约和耶斯玛尔都曾经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这情形促使统一社会党认为自己可能抓住强大的学生抗议运动的领导权而加以利用。但这是一种投机政策，一部分青年革命分子大为不满，他们觉得一切既成的政党，包括统一社会党在内，都是可鄙的。

　　革命运动虽然是新货色——诞生才不过三个星期——但已经有一点过时：在本周里，政治斗争要由戴高乐和“成年人的左派”演出结局了。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年轻人自以为仍然起着主要作用，是受欺骗了。还有，尽管他们通通是革命派，彼此之间却绝非一致的。托派的革共青（它的纠察队负责引导这大批群众进入运动场——在一个“小集团”来说，这是兴奋欲狂的时刻）对耶斯玛尔或统一社会党都没什么好感。那些高举黑旗并且把女朋友扛在肩膀上奔入会场的无政府派，对任何人都无好感。其实，沙雷蒂集会本来可能仅仅成为极端派政治活动的一个动人的例子而已，它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意义，是因为当晚台上有那样一个人物：孟戴斯—弗朗斯。

　　他是左派的“天命所归者”，代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良心。他在名义上是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但并不愿意受任何一党拘束，却准备着随时接受国民的召唤。在所有既成的左翼党派的领袖中，只有他一个人迅速看出学生造反运动的重要性，企图引导它脱离怨恨和虚无主义，而走上建设性的道路。他出席沙雷蒂集会所表示的，就是这种同情态度，但他怀着特有的矛盾心情，拒绝在会上发言。毫无疑问，他认为可以从那里取得一些政治资本，但他不想同那演说台上发出来的激烈言词发生太密切的关系。

　　然而他出席那次革命集会这个行动，被法国舆论界认为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一个独立的投稿人阿弗烈•法伯—鲁斯（Alfred Fabre-Luce）投稿给世界报，在给他一顿肉麻的大事捧场之后，喊出口号：“孟戴斯进入艾丽榭宫”^[3]。人们认为孟戴斯—弗朗斯正在招兵买马，打算接收政权。这是惹人注目的重返政治舞台的举动，难免惊动“成人左派”的其他成份，即米特朗和共产党。尤其对于米特朗，孟戴斯—弗朗斯经过长期政治冬眠之后重新出山，一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在第十三章里已经说过，这次危机爆发时米特朗的民社左联毫无准备：它的内部团结并不稳固，在社共两党联盟中也处于较弱地位。米特朗已经把他的左联和法共缔结了婚约，但有一个默契：至少等到左联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以后才完婚。它距离这个目标尚远，但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米特朗四顾设法逃脱共产党那令他窒息的拥抱，结果看见了孟戴斯—弗朗斯。他们二人十年来都坚决反对戴高乐政权。他们二人现在都用几乎同样的话要求戴高乐下台。不过他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意见一致。孟戴斯—弗朗斯这位元老政治家，不会心甘情愿在米特朗之下担任第二提琴手——米特朗1954至55年间曾在他的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因此，在涉及米特朗的总统野心时，他们二人的关系有点难于处理；不过，这还不是他们合作的主要障碍。更大的问题是：米特朗越接近孟戴斯，共产党就越不高兴，法共厌恶孟戴斯的反共历史；他又是共产党所讨厌的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他和共产党所深恶痛绝的青年革命派亲近；他曾在沙雷蒂出现；他自认为“天命所归者”，出来代替另一个“天命所归者”戴高乐。在共产党看起来，孟戴斯代替戴高乐，等于戴高乐代替贝录（Petain）^[4]，这和他们所争取的“民主势力联盟的人民政府”完全不同。

　　共产党眼见米特朗从他们的掌握中溜走，星期一那天恳求他立刻去和他们会谈，起草一个共同的政府刚强纲领的基础。但尽管洛歇的恳求是那么急迫，米特朗却诸多推诿：他要到第二天即5月28日星期二下午，等他上午招待记者之后，才肯和洛歇及他的政治局同僚们见面。

　　这就是米特朗宣布准备掌握政权的复杂背景。五百名新闻记者群集大陆饭店听他宣布现政制（把戴高乐当作“一个我今天除了说他再不能创造历史之外不想再提的人”）；详细说明继掌政权的计划；还有不少理想主义——法国要把社会主义和自由按照一种新方式结合起来，给今年春天在布拉格提出来的问题（指捷克的改革运动——译按）找出一个答案。

　　米特朗理论的大前提，是全国人民将在6月16日的全民表决中给戴高乐一个否定的答覆。他甚至预料戴高乐可能更早就下台。跟着“自然是”国务总理和整个政府也下台。为了填补真空，米特朗提议立刻组织临时政府，使国家重新稳定起来，并且筹备总统选举。临时政府由十个人组成，人选方面“没有排斥性，也没有往日的偏见”。这句措词含糊但是非常重要的话，大意是：组成临时政府的时候，不特别排斥任何人，也不受往日的政治偏见影响。政府首脑，他提议由他自己或孟戴斯—弗朗斯担任；至于总统，他还是提名他自己。

　　这个方案没有多少值得共产党安慰的地方，倒有不少地方令他们不安。利用这次记者招待会，那本来因为拿不出兵马来参战所以在这次危机中简直不起作用的米特朗，现在走到舞台中心去了。这是一次政治幻觉艺术的出色运用。一时之间，那坐在前排听着他谈话的他的影子内阁成员都欢容满面，仿佛政权已经在他们手边了。但米特朗犯了两点错误，这不久就成为对他不利的因素。他所提议的“临时”政府，带有一点不合法的气味。他没有充分说明，参议院议长蒙奈维（Gaston Monnerville）——根据宪法，戴高乐辞职时应由他担任代理总统要采取怎样的宪法步骤去任命新的国务总理。简言之，米特朗犯了图谋政变的嫌疑。他第二个错误，是仿佛对他和共产党的联盟表示怀疑，而这联盟恰是唯一可能代替戴高乐派来组织政府的。他提名孟戴斯—弗朗斯将来担任总理，但除了几个非常含糊的字眼之外，根本没有提到他的共产党同盟者。“没有往日的偏见”这几个古怪的毫无疑问是暗示：长期被拒于政府之外的共产党，现在应该有份来参加；他还吁请新兴的势力不要忽视“那两个曾在艰苦时代领导斗争的强大民众组织”——显然是指共产党和他自己的左联。但仅此而已。

　　米特朗喜欢那迷人的幻影孟戴斯—弗朗斯，胜过那过于坚固有实质的共产党——这在共产党看起来，等于中途换马。共产党那由来已久的顾虑，恐怕米特朗会在决定关头背信弃义，抛弃他们长久的约束，改和别人联合，现在似乎成真了。

　　洛歇在星期二下午发表一个愤怒的声明。他单刀直入地说：“没有共产党的积极合作，就谈不到左派的社会进步政策……我们不允许用那样一个政府来代替现存政府……退回往日那种可恨的状态：政府自称是左派的，实际上却实行右派政策，而且不让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他还说，共产党已经准备负起政府的责任，而且“知道这是工人所希望的。”

　　共产党就这样用毫不含糊、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话，来表明他们对米特朗—孟戴斯联盟的不满，并且要求在政权中占有相当大的一份，不惜以此孤注一掷。米特朗的逃避责任态度，刺激他们提出这个大胆急躁的要求。他们过去那样驯良谨慎，长期间极力争取体面，现在摊牌了。这是这次危机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有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因此造成的。

　　戴高乐总统及其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分析时局的时候，无法避免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一切正式的反对党派势力（米特朗，孟戴斯—弗朗斯，以及共产党）现在都动手推翻政府了；第二，在这一批势力当中，共产党是占绝对优势最强大的一个。共产党在他们所参加的任何政府中，都会占支配地位。谣传那天晚上戴高乐和他的国务总理蓬比杜争吵得很厉害。现政府已经到了最没有希望的时刻。无论它朝向哪一方面都看不见出路。在巴黎没有人喊过“戴高乐万岁！”人们的意见是这样：由蓬比杜对戴高乐说，为了挽救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本人必须退位。蓬比杜要继续战斗，而认为在目前阶段戴高乐已成为一个负累。

　　在当代法国历史上没有一天比得上5月29日星期三那样充满强烈的痛苦和纷扰。最富于怀疑精神的人，也相信现政府没希望了。这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一早就出了一件新闻：每周内阁会议，向来是像时钟一样准时在星期三早上举行的，今天取消了。部长们在艾丽榭宫门口遭遇挡驾。戴高乐那天早上一位阁员也不见，连蓬比杜在内。十一点过一点，总统和夫人坐车离宫。他们的去向据说是科隆比，总统别墅所在。大家认为他去那里独自考虑一个重大的决定。关于他离开巴黎的消息引起政府人员的震惊。许多戴高乐派吓得差不多连魂魄都要丢掉了，至少也丢掉了党立场。人们相信戴高乐在艾丽榭宫的保险箱内锁住一张政治遗嘱——是和他的继承人谈论法国前途的。据说，在星期三离宫之前，他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了。有人看见搬了大批行李出宫。这位大人物是否终于决定下台了呢？

　　等到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而戴高乐并没有到达科隆比的时候，震惊变成了恐慌——但不免带有一点难以压制的幽默感。他失踪了。他干脆在地面上消失了。“戴高乐将军不见了！”新闻播音员仿佛带着一阵嘻嘻的傻笑承认这个消息。后来真象逐渐泄露出来。他和太太坐车到伊西的直升飞机场，跟着有三架直升机起飞，一架载警务人员，第二架载总统夫妇和一个副官，第三架载卫士。当时戴高乐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只有人听见他说过一句话，是在登机时对他夫人说的：“快点，夫人，我求你。”

　　那天戴高乐确实的行程至今仍未完全清楚。他没有说出来，他的亲信也没有说出来。已经确实知道的是，那三架直升机没有飞去科隆比，而是在圣狄西耶的军用飞机场降落，该地在巴黎之东125哩，是从巴黎去莱因河的中点。总统座驾机从罢了工的奥里飞机场飞来接他们。（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他先到塔汾尼，法国核武器部队地下指挥部，和一些司令官谈秘密通讯网的事情。还有一个谣传，说他和他的女婿阿琳•德勃瓦西尔（Alain de Boissieu）将军，是一个陆军师长，相会合。）然后座驾机向东飞去巴登—巴登军用机场降落，那里是七万法国驻德部队的司令部所在。戴高乐飞机着陆时，法国大使把消息通知西德总理基辛格。没有西德政府代表到场欢迎，不过这并不违反外交礼节，因为，按照传统，外国元首可以去视察他们派驻德国的军队而无须通知德国政府。

　　戴高乐没有离开飞机场，只是召唤军事长官来见他，其中有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将军，和麦次的军管总督波瓦列将军（Beauvallet）。在这次非常的作战会议上究竟作出什么决定，无人确实知道，不过猜测很多。最可靠的方面说，讨论问题分两种，第一是全面和政治性的问题，第二是军事和战术性的问题。戴高乐还在巴黎的时候，他一再询问陆军部长梅斯麦尔，每天都要查明军队的心理。军队是否忠实可靠呢？相信曾任陆军部长十年之久而且是现政府台柱的梅斯麦尔是这样回答：兵士是可靠的，但如果命令他们向平民开火，则是不聪明的。在巴登—巴登，马絮将军的矢忠则直截了当，军队准备执行总统指派的任何任务。戴高乐显然把驻德部队当作可能利用的干涉力量，必要时用来粉碎首都的共产党起义。要起草一个作战计划，把最忠实的部队（约有二万人）调到麦次准备行动，要在凡尔登设立作战指挥部。

　　在五月危机过后几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令人普遍相信：在巴登—巴登会议中，那些将领们向戴高乐提出了萨朗将军（Raoul Salan）从1962年起一直被拘禁着这个问题——萨朗是“秘密军组织”的首领，该暗杀军事组织企图使阿尔及利亚继续为法国属地。戴高乐是否答应洗清秘密军组织的纪录，藉以换取马絮将军的支持呢？是否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谁都不能确实知道，不过，大约半个月后，在6月15日，萨朗和秘密军的其他领袖一概释放了。

　　5月29日星期三下午六点一刻，直升机把戴高乐和他夫人载到科隆比。但在首都，他不在场的时候，事变继续急速发展。正统左派为了对抗星期一青年革命派的沙雷蒂集会，发动他们自己的队伍在星期三下午游行示威，举着总工会的红黄两色大旗。共有五十万工人，分成一个个产业部门，许多人穿着工作服，从共和主义的堡垒巴士底游行到巴黎市中心。沿途完全没有发生冲突。这是纪律严明的工人力量的动人示威。游行者使街道上充满行将胜利者的畅快心情。左派政客乘着这个巨大人潮，伸手去攫取国家权力这个竞争目标。注意点集中于孟戴斯—弗朗斯，这位眼色忧郁的元老，由于十年来独力奋斗，不妥协地反对戴高乐，因而获得无可比拟的崇高道德力量。人们成立了一个“支持孟戴斯”委员会。法国第二强大的工联会“民主总工会”的领袖迭斯康，公开出来支持他。列康奴埃（Jean Lecanuet），过去的总统候选人，中间派有势力的政客，号召成立一个“公安政府”，似乎是支持孟戴斯—弗朗斯担任这政府的领袖。

　　当天下午6点35分，孟戴斯—弗朗斯会见米特朗，筹划他们夺取政权的步骤。摩勒，比雷尔（Rene Billeres），和德费尔（Gaston Defferre）都在场，社会党的高级领袖们变成替新秩序接生的助产士。（整整十年前同一日，1958年5月29日，摩勒去科隆比请戴高乐复任。）天黑之前，孟戴斯—弗朗斯在国民议会走廊公开宣布，他愿意接受左派政党共同付托给他的任何任务。戴高乐主义似乎完结了，继任的政府已经半登台了。

^[1] 当6月7日Michel Droit向他作电视访问时。

^[2] 见1968年6月13日塞古伊对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报告。

^[3] 世界报，1968年5月29日。

^[4] 贝当是纳粹占领时期的维琪政府首脑。——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