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土改的详细流程（这在本书中是第一次出现），也从中得出了不少的经验。录入者细读后感触不少，逐条说明：
　　一、政治觉悟与阶级出身并非绝对一致的，但仍然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的土改工作组》展现的那样，非工人、贫雇农出身，因受过教育而投向革命的人，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期地磨炼，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才有可能彻底转变自己的立场。而在建国后土地改革这一急需用人的事务中，等待学生们、中农们思想的改造是不现实的，因此必然要优先提拔经济地位与地富直接对立的一批人——完全无地、领工资为生的农业工人，以及租种地富土地、按年交租子的贫农。
　　二、地富被叫到大会上自报财产，是不是多余的呢？毕竟在他们自报之前，群众早已把他们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完全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开始划阶级和分配工作的，如果有误，在发出榜单之后也是可以变更的。
　　不，不是这样。把地富放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评断乃至批判，固然有最终确认调研结果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破除地富在农民中的精神权威，让群众意识到他们由以前掌握最高暴力机关的统治者，变成了现国家机器与现统治阶级——自己——的敌人，也是弱势的一方。之后就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论是还乡团与特务的血腥报复，还是旧社会必不可少的征兵、劳役，都不再是威胁了。
　　三、分地的时候有人多地少的现象，教授、学生们就担心争抢。这也是统治阶级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穷人必然是贪婪懒惰的，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仅靠泥腿子们不可能组织生产，而是会如同强盗分赃一样一哄而上。在此时他们与蒋帮的区别暂时止于情感偏向的不同。而革命后自发秩序的建立速度远超任何人想象。
　　四、在片儿会和群众大会上，群众最初有顾及地富面子的现象。而随着斗争的深入，所谓人情社会——即“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被打得粉碎。农民开始敢于尖锐批判地富，更有坚决至此者：
　　有的农民过去和地主富农有私人关系的，现在都一刀两断了；有的农民认为地主富农是恩人的，现在视为仇敌了。
　　正要如此。不割断旧社会的剥削压迫关系，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

（录入者 江风 按）

　　程厚之是2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后来参与过“乡村自治”，在蒋党体制内混过，解放战争时期又跑去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用现在的话说，老社会人儿了。解放后，他曾任民盟在辽宁的负责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本文是他在解放初写的，与本书其他作者相比，程某人的字里行间近乎无懈可击，反而让我捕捉到几分“跟上新时代、见鬼说鬼话”的文人生存术气息。虽然这个判断没什么证据，但李星这些年来铁口直断的次数多了去了，再多一次也无妨。如果说错了，提前给程老师道个歉。
　　无论如何，本文写得认真，对了解土改斗争颇有参考价值。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革命的一大特征，是以占了上风的武力为后盾，推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迫使失去国家外壳的有产阶级后退、瓦解，让工农劳动者付出的代价较小。

（李星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