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拉狄克 中国革命一周年 （―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今天是上海事件［注：指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编译者注］一周年。由于一次普通的劳资冲突（帝国主义刽子手为此杀害了一名中国工人），学生和工人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进而发展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二十万人之众。这次罢工蔓延到中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小商贩、手工业者也都参加进来。罢工高举的旗帜是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看到，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这个新中国不是那几十万读西方洋书的知识分子的中国，而是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新中国。国际无产阶级开始看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一个新战友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早在五年以前，一位名叫施特鲁韦的德国工程师在其叙述中国工业的一本书中写了下面一段话：“与欧洲相比较，中国较为有利，因为它根本不参与欧美国家存在的那种劳资间的斗争。在中国根本谈不上这种斗争，因为在这个国家中不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矛盾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都更为尖锐。农村中半数以上的居民没有土地，或只有不够糊口的一小块土地。地租制度使大部分土地控制在农村和城市的富农手中，他们不劳而获，从农民群众手中攫取他们产品的一半以上。农村把大批贫困的农民抛向城市，这些人形成了一支极为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其人数之多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很少见的。它对劳动市场造成压力，也堵塞了无产阶级通过缓慢的改良主义办法改善自己处境的道路。中国的关税权控制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他们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同外国便宜的工业产品进行竞争。因此，中国发展工业十分缓慢，不允许吸收从农村源源而来的劳动力。中国既受资本主义之害，又吃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在军阀统治下，人民群众无丝毫权利，连求得任何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办不到。这就造成了一种尖锐的革命形势。问题只在于中国的人民群众何时才能奋起。 在上海事件中他们奋起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觉醒起来。沿海省份的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行动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奋起是历史的必然，按历史规律它必然要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则是因日益趋于破产而行动起来的。他们认为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渗透到了中国。在上海事件的第一个阶段，农村还没有行动起来。在只有一万一千俄里铁路的情况下，有关在工业中心城市开展斗争的消息传到农村是很慢的。但是，从许许多多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农村还是知道了这次斗争的情况，所以到革命第一年年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北方（如山东省）或是中部（如河南），还是在南方（如广东省），农村到处都在觉醒。现在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农村必将觉醒。 上海斗争时期的阶级关系是怎样的呢？大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欧洲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自然是反对革命，拥护帝国主义的。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它既想同外国帝国主义斗，又怕群众被发动起来进行革命，于是只好寻求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的途径，找军阀给予庇护。小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一边的。中国的手工业者所占的比例数比俄国为大。它在国家经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建立有自己的行业组织。这部分群众在斗争开始阶段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中国落后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投入战斗之前，手工业者将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本身在斗争中坚定刚毅，吃苦耐劳。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极低，所以能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政治口号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的。美国商务代办的约翰·阿诺德1922年向政府报告说：“几年前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对中国人民来说仍然记忆犹新，它指出了至今尚未为人们所注意的新的力量。”以国民党的组织、学生团体和共产党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新的力量则为工人群众提供政治口号。本来在罢工开始时工人群众并未提这些口号，可是他们很快接过这些政治口号并把它作为进行顽强斗争的目标。 资产阶级通过商会力图抑制反帝的口号和针对国内反革命的口号，减少这些口号的锋芒，而工人群众则毫不退步，坚持捍卫这些口号。他们不受收买，拒绝进行私下交易，充分利用革命形势造成的客观条件。一度支持革命运动的小业主在罢市一个月后就中止了这一行动。这倒不是因为缺乏斗争意志，而是反映了商业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分散无组织的状况，反映出它没有发挥革命作用的经济基础。即使中国农民行动起来，即使中国农民的革命情绪发展成为反对军阀的游击战争，并对首先由贫困农民中招募来的军阀军队起瓦解作用，无产阶级仍将起突击队的作用。因为无产阶级十分集中，而且控制着港口和铁路。这种集中性使它有可能较快地成长为一支有觉悟的政治力量，担负起领导民族革命的重任。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问题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无产阶级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已经是存在的事实。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领导将体现为共产党员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发号施令。由于这种倾向的存在，带来的害处是很大的。无产阶级同城市和农村的贫苦人民还没有联系，现在还应当争取得到他们的信任。共产党队伍中暂时还只有力量相当薄弱的少量无产阶级成份，党还没有渗透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中去。国民党人数虽多，仍处于初创阶段，目前还只是一个代表那些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很少的知识分子的政党。但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将会在向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渗透方面成为共产党的有力竞争对手。共产党只有当它以自己的政策向农民、手工业者和整个贫苦劳动大众证明，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比任何别人都更果敢、更坚定不移地捍卫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时，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掌握领导权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共产党不是通过理论公式，而是通过活生生的斗争获得自己对国民运动的领导权，而这一领导权是斗争中的中国各类社会力量相互关系中客观形成的。这种领导权并非一成不变，永远只表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这一种固定的形式。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从基本任务的角度看是适宜的，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知识分子的联盟，可是到了另一个时期却可能不适用了。但是中国革命的斗争方法在于建立无产阶级同城乡贫苦人民的联盟，而这个联盟甚本上将同苏联的一样，这已为上海事件所证实。 这次斗争要求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上海事件堪称为伟大的历史起点。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也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把四万万人团结起来，使其觉悟到要参加自觉的政治生活，这本身就必须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事件。但是，中国的人民群众要想团结一致，必须先推翻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动摇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基础，中国是不可能团结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对此十分清楚。因为上海事件使英国在政治上和物质上遭到的损失最大。在整整两个月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费了极大的气力也未能制服上海罢工工人的反抗。前后一年时间内英国人也未能解决中国南方对英国货的抵制。二十万人离开香港，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打击。这是一次重大事件。它说明普及到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多么巨大！ 那么帝国主义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伟大民族的这次惊天动地的觉醒呢？没有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对付中国革命的计划。美国拥有雄厚的资源。它可以放弃治外法权以获得在远东反对老牌帝国主义的资本。看来它应能首先提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可以包括支援中国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革命，只要它不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我上面引用的美国商务代办的那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新旧交替阶段自然为种种胡作非为的行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然也会出现种种错误。但是，所有的民族，如同个人一样，都是通过沉痛的经验教训获得进步的。人类照例不能在事先就获得对付必不可免的灾祸的手段。重大的课题在未使用暴力为自已铺平道路之前是不会得到解决的。”这位美国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哲理得到了美国出版的资产阶级报刊的广泛赞同。可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家对哲理都缺乏兴趣，尽管中国革命已试图以暴力为自己开辟道路，他们却仍同英国帝国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这场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尚未制订出一条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路线。它参与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反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勾当，往往事后发表声明，宣称凡此种种行为均非由它首倡，表示它对中国一向十分友好。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反应迟钝，不善于采取任何机智权变行动。《泰晤士报》在约翰·约尔登先生死后公布了他关于中国局势的备忘录，做得就极不审慎。约翰·约尔登先生是英国驻华使节，又是英中协会主席，他在英国被人称为出色的中国通之一。那末这位中国通面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的觉醒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算了一笔英国在中国投资的总帐，然后得出结论说：一个钱也不能丢。日本则对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忧心忡忡。它拼命试图保持对满洲的控制，并打算把它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时它又力求避免同中国的民族感情发生过分激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实行的是纯粹的保守政策。关税会议本应是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谋求妥协的场合，但这个会开得不死不活，完全是纸上谈兵。 但是，帝国主义者单靠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保持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了。现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都无力单独对中国发动公开的干涉。这是上海事件获得的最主要的经验。他们不得不借助于中国国内反革命的力量对中国实行干涉和反对革命。帝国主义大国的全部政策在于建立起反革命力量的联盟，以破坏中国革命。它们一方面力图拼凑这个联盟，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考虑，如何使这个联盟不致于发展得过分强大。美国会允许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把它作为保证美国向这一庞大国家进行渗透的工具。而日本和英国都不会实行这种政策。美国拥有足够的资本，即使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政府，它也有能力对其实行控制。对英国和日本来说，建立这种政府便意味着它们将丧失自己的殖民利益和特权。它们不仅将在中国受到损失，而且将要为中国这个虽反动但颇强大的政府将对朝鲜和印度局势发生的影响而担忧。所以，美国对吴佩孚和张作霖可能实行妥协一事未免提心吊胆。它怕这样会过分加强日本的影响，而日本和英国今天是在竭尽全力建立这一反对国民军和反对革命的联盟，不过一旦建成，它们又会想办法去削弱这个联盟。帝国主义是因为单靠自己力量无法对付中国革命才不得不把一切反革命力量调动起来的，它根本不可能采取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政策。帝国主义大国的对华政策有意无意是一项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企图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日益衰败下去的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的根基，这根基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继续受到阻碍，其结果将使上述矛盾更形尖锐，导致贫困、毫无出路和绝望，而这一切最终必将酿成史无前例的大爆发。 上海事件把中国革命的所有根本问题都提了出来。它举起了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但是，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为了进行这一斗争还须把全中国的力量动员起来，而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广东省有一个工农政府，但在它控制的地区只有三千八百万居民，而且这个政府地处南部边陲，不能成为全中国斗争的中心。在北方，冯玉祥将军统率的国民军正跃跃欲试，打算起到这种中心的作用。但是，这支军队所占地盘人口稀少，资源贫乏，难以起统一全国的中心作用，更何况这支军队仅在不久之前才开始同民族运动建立联系。冯玉祥懂得该怎么行动，所以他在北京地区时虽力量处于统治地位，却不想掌权。在北京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因为北京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也收不到赋税，以中国人名义当官的人只能在那个地方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中国只有把中部各省联合起来才能统一。不把长江流域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统一不起来的。而这一任务只有在广州政府的力量不断增强和国民军发展为真正的革命军队之时才能完成。长江流域工业较为发达，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的人民最有条件发挥伟大的革命作用。现在长江流域处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之下。 吴佩孚十分清楚，他本身是革命浪潮的锋芒所向，所以他力图首先消灭国民革命军。把国民革命军作为打击对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吴佩孚一个人可以对付广州政府，而借助张作霖的力量对付北方的革命军；其二是解决了北方的国民军，北京就可以到手，而控制北京便可以在世界面前声称代表中国。由于中国革命还很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也缺乏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国民军的领袖不懂得，即使暂时不能控制奉天，也照样可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但不占领汉口却无法解决政权问题。革命方面对另一点也不清楚，即中国革命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分化帝国主义列强，要选好方向，打击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这个薄弱环节就是英国，它虽然相当强大，却无法对中国的事务进行武力干涉。日本虽然经济实力较弱，但军事上却占有强得多的进攻地位。正因为不僅得分化敌人力量的必要性，国民军才遭受了挫折。不过，敌人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国民军依然存在并将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巨大的作用。 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计划的另一点，即消灭广州政府，已成为一纸空文。英国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游击队向统一军队过渡阶段常会发生的摩擦，企图通过国民党中右派买办阶级的代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制造分裂，但是，它的种种努力都属徒劳，反而使中国的革命者警觉起来，使他们看到了两项重要任务：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组织农民进行一场能使之真正摆脱贫困处境的斗争。 中国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两个支柱——国民革命军［注：指冯玉祥的国民军。——编译者注］和广州政府都保存下来了。中国革命发展有了这两个工具，确定具体革命任务便会比过去明确得多。山东、河南和广东等省农民运动的发展说明，民族运动有多么雄厚的后备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经常性的斗争时期，逐渐深入到群众和各种组织中去。在上海时期，革命一度获得胜利，后来又在北方军事行动中受挫，但国民革命军［注：指冯玉祥的国民军。——编译者注］保存下来了。敌人和反革命没有也不会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能担负起解决历史发展任务责任的、坚强的反革命政府。反革命不可能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不可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对解决土地问题更不会作任何一点尝试。它也不可能同世界帝国主义达成交易。所以国民军在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没有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造成任何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进展。中国革命可以宣告，它自从在上海事件的烈火中诞生以来的一年中已经发展壮大了。它一面手执武器进行战争，一面在锻造新的武器。它已从中国革命者理论上的预言和理想变成为一支伟大的历史力量。 值此上海工人英勇罢工一周年之际，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向走上了伟大历史斗争道路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穷苦大众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 （马宝华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