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政论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 陈复兴 译（1910年） 一在《基辅思想》第311期上，Homunculus[1]宣称，整个俄罗斯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纯粹地喜爱托尔斯泰，另一方面是从这里到这里地喜爱他。”Homunculus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具有某种程度的先进思想的人们是纯粹地喜爱托尔斯泰．然而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却只是“从这里到这里”地喜爱他。我不属于任何反动分子，也不属于任何保守分子。这一点，我请Homunculus放心。但是，我也不可能“纯粹地喜爱托尔斯泰”，我喜爱他也只是“从这里到这里”。我认为他是天才的艺术家，又是非常软弱的思想家。不但如此，我还认为，像瓦洛京[2]在同一个《基辅思想》（310期）上所表现那样，武断地说，“同托尔斯泰在一起是快乐的，没有托尔斯泰生活是可怕的”，那只是由于对托尔斯泰观点的完全无知。在我看来，恰好相反，“同托尔斯泰一起生活”是这样可怕，比方说，就好像同叔本华一起“生活”一样。如果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一点，对托尔斯泰表示“纯粹”地爱，那么我觉得这是很坏的兆头。以往，比方说，在已故的米哈依洛夫斯基的时代，先进的俄罗斯人正是“从这里到这里”地喜爱托尔斯泰的。而这要好得多。 我知道，现在只有很少数的人赞成这一点。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今天甚至俄罗斯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表示反对我，那么即使这样，我也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让他们把我宣布为异教徒吧；这并非不幸。还是莱辛说得完全对：“要知道，所谓异教徒也有自己的长处。异教徒——这是人，他至少是想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当然，要想看得清楚，只做个异教徒还是不够的！莱辛同时正确地补充说，“只是要看异教徒用以观察的眼睛好不好。”与异教徒能够、甚至是应该争论的。就是这样。但是，毕竟不妨间或听听异教徒的意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这里．比方说．我建议瓦洛京同我争论，他说：“同托尔斯泰一起生活就感到快乐。”而我反驳说．“不，同托尔斯泰在一起是可怕的。”究竟谁对呢？这一点．就请读者去判断吧，我要尽力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 当然，说“同托尔斯泰在一起感到可怕”，我所指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而不是艺术家托尔斯泰。同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一起也可能是可怕的，但只是并非对于我，或者一般具有我的思想方式的人们。相反，我们同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一起却是很快乐的。而正是同思想家托尔斯泰在一起，我们才确实感到可怕。说得准确些，如果我们像思想家托尔斯泰那样“生活”，那是可怕的。很幸运，这是根本谈不到的；我们的观点和托尔斯泰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托尔斯泰自述说：“我所以要皈依宗教，是因为除去宗教，我什么也没有；大概除去死亡，我什么也没看见过，什么也不曾发现过。”[3] 这里，您看见，包含着有利于我的很严肃的论据。一个人要是充满托尔斯泰的情绪，那就很可能除去死亡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而这确实是可怕的。真的，托尔斯泰想用宗教使自己兔于死亡。而充满托尔斯泰情绪的人，又始终不以他的宗教为满足，那会陷入怎样一种境地呢？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出路：死亡，正像人们知道那样，这是不会有任何“快乐”的。 是一条什么道路把托尔斯泰引向宗教的呢？用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他是沿着寻找上帝的道路走向宗教的。这个对上帝的寻找，他说；“不是推理，而是感情，因为这个寻找不是来自我的思想过程——它甚至同这个过程是直接对立的，它是来自于心灵。”[4]但是，托尔斯泰说得并不确切。事实上，他寻找上帝并不排除推理。顺便说说，这也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证明： “记得，是一个初春，我一个人在树林里，听着树林的喧嚣。我听着，想到个人的一切，正像我平时想到个人的一切一样。而且最近这三年，我一直是想着这些。我还在寻找上帝。
‘算了，没有任何上帝，’我对自己说，‘上帝只不过是我的观念，而并非像我整个生命那样的现实——上帝是任何东西，任何奇迹都不能证明的，因为奇迹也是我的观念，而且是胡涂的观念。 ‘但是，我所寻求的上帝的观念是什么呢？’我问自己，‘这个观念是从哪里得到的呢？’由于这些思想，我的内心又涌起了快乐的生命的浪花。我周围的一切都复活了，获得了价值。但是，我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理智就继续起了作用。‘上帝的概念就不是上帝，’我跟自己说，‘上帝的概念产生在我内心。我的内心能激发起关于上帝的概念，也能激不起这种概念。这不是我所寻求的上帝。我所寻求的是那样的上帝，假如没有他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在我的周围和内心的一切又都死去了，我又想自杀。”[5] 这就是托尔斯泰本身的整个辩论。在这个辩论中没有推理是不行的。没有推理托尔斯泰就应付不了。在这里，他的痛苦的自我争论，接近了使他愉快的结论： “生或者死，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如果我失掉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我本来就不想活下去；如果连找到它的渺茫的希望也没有，我很久以前就应该自杀。只有能感到它并找到它，我才愿意活着，真正地活着，我还寻找什么呢？——我内心高喊一声。——这就是他。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相信上帝和生存——这是一回事。上帝就是生命。”[6]
但是，当然不只是推理把托尔斯泰引向宗教的。他的逻辑程序无疑是在一种强烈的连续不断的感情基础上完成的。他自己用这句话描述了这一点：“这种感情就是恐惧，在一切陌生人中间的寂寞、孤独，以及对于某种帮助的期望。”[7] 只是这种感情就向我们说明，托尔斯泰是怎样也不能发觉自己推理上的缺陷的、从只有相信上帝存在我才能活着这一点，事实上还不能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我自己就不能存在。这种情况只能用托尔斯泰的教养、习惯等等来说明。托尔斯泰自己说： “真奇怪，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并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恰是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我所向往的那种生命力。我恢复了已逝的童年和青年。我恢复了对于产生我并对我有所要求的那种意志的信仰，我恢复了主要的唯一的生活目的，那就是说，生活越与这种意志相吻合就越好；我恢复到了那对我隐秘的远古时期，在那里我发现了这个意志的表现，它正是按照自己的教义培育全人类。这就是说，在道德的完善之中，在表达这个生活目的的传说之中，我恢复了对于上帝的信仰。那差别只在于，过去对上帝的信仰是无意识地接受的，而现在我知道，没有这个信仰我就不能生活。”[8]
在他身上恢复的生命力“不是新的，而是很旧的”童年时代的信仰。托尔斯泰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是没有根据的。这里没什么可奇怪的。人们常常能够重新恢复自己童年的信仰。这一点所必需的只是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宗教观念留在他心灵里的强烈的痕迹。关于自己，托尔斯泰同样没有根据地说： “回忆起来，我从来不曾严肃地信仰过，只有对于成年人给我的教诲和在我面前的忏悔所形成的信念。但是，这个信念是很不牢靠的。”[9]
不，托尔斯泰记错了。总地看来，童年的宗教信仰深深地渗入到他的心里。[10]如果后来他由于自己的敏感很容易受到没有宗教信仰的同伴们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肤浅的。[11]其实，在《忏悔录》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自己说，耶苏的真理总是合乎他的心意的。[12]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托尔斯泰不只是对耶苏的原理，而且对一切宗教世界观，即“有限”与“无限”的万物有灵论的观点都是感到符合心意的，这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我们已经知道，托尔斯泰开始寻找上帝之后，在他的理性连续拒绝了他所熟知的上帝存在的证据的时候，他经历了沉重的苦痛。他那时感到，他的生命“停止”了，而且那时他又不断地想办法给自己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是怎样证明的呢？原来是这样： “可是，我一再地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原因和目的就来到人世间的，我不可能像我曾经感觉那样是从巢里掉下来的小鸟。即使我是掉下来的小鸟，躺在高高的草莽中我也要啾啾地叫，我叫是因为我知道，是母亲孕育了我得把我孵出来，给我温暖，喂养我，怜爱我。可是她，这个母亲在那里呢？如果有人把我抛弃了，那是谁抛弃的呢？我不能隐瞒自己，是有人爱我生了我，而这是谁呢？——还是上帝。”[13]
一切相信上帝的人都是这样推理的，完全不必问他们是相信一个还是几个上帝。这一类推理的主要的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逻辑上的毫无根据。这个推理把要求证明的东西——上帝的存在，设想成已被证明了的东西。人们越是承认上帝存在，就越按自己的形象和相似点来想像上帝，他们不费任何力气就能说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了。还是斯宾诺莎说她好：“人们通常是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看做与他们自身相似的，对任何目的都产生影响，甚至真诚地肯定上帝自己能指引所有的人走向已知的确定的目的。因为他们说，上帝为人创造了一切，也为了人对他的尊敬而创造了人。”[14]这恰好是托尔斯泰最初的看法——目的论（适宜性的观点）。连篇累牍地发挥坚持目的论的观点的人们所能懂得的解释，是徒劳无益的。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种目的论的看法一接触到严肃的批评就如同纸糊的房屋一样粉碎了。但是必须指出，托尔斯泰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只有他站在目的论观点上来的时候，生命对他来说才是可能的。他说：“只要我意识到有一种支配着我的力量，我立刻就感受到生的可能性。”[15]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目的取决于一种有生命的意志，托尔斯泰就是让自己服从它。只有服从而不能判断。托尔斯泰这样说： “世界上的生命是由某一种意志完成的——这种意志为世界上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在做着某种事情。要想理解这个意志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实现这个目的，做它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做它希望我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永远不能理解它要求我的是什么。——更不用说它要求我们大家和全世界的是什么了。”[16]
二某一种意志向我们大家和全世界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回答说：“这种意志派到全世界的是有理智的（善良的）生命，因此，生命的事业就是给全世界带来真理。”[17]换句话说，“某一种意志”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为善良和真理服务。再换句话说，“某一种意志”对我们来说，就是真理和善良的唯一源泉。托尔斯泰认为，假如没有“某一种意志”指引人们走向善良和真理，那么他们就要陷入罪恶和谬误。这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类心灵的空虚。人类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意志剥夺了。这笔账要算在似乎创造了人以及整个其余世界的“某一种意志”身上。当托尔斯泰说，“人的一切善良的东西仅只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表现”的时候，他也就使人类的心灵完全空虚了。这里，我要请问Homunculus’a．瓦洛京和一切拥护他们对托尔斯泰的观点的人们：同沉溺于人类心灵空虚的人在一起，难道“生活不可怕”吗？我坚定地认为，是很可怕的，直至如今谁也没有给我做出相反的证明。 但是，说托尔斯泰沉溺于人类心灵的空虚，我这个提法是不够准确的。为了表达得更准确些，应该这样说，托尔斯泰预先认定人类心灵是空虚的，并且尽力使这种心灵充满善良的内容。他既然在人本身找不到这种善良的内容，就只好求助于“某一种意志”。而他经常遇到的人类心灵空虚的预感是怎样产生的呢？ 提到这个问题，我要使读者记住上文说过的那条托尔斯泰走向宗教的道路。那是一条由人们所熟知的感情支持的推理的道路。这个过程的理智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如果人继续把自己看做独立的道德源泉，即使接受了这个目的论的观点，也还是不可能彻底地实行，那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导至目的论的那个推理，是经不起严肃的批评的。是什么妨碍托尔斯泰发现这个推理的缺陷呢？我说过，童年的信仰深深地留在托尔斯泰的心里，就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我想来观察一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想解决托尔斯泰的情绪是怎样产生的。由于这种情绪，他抓住了童年的宗教信仰，就好像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却闭眼不看它们是否靠得住。这里，我还要回到他的《忏悔录》上来。 托尔斯泰叙述了他怎样对六十年代的思想运动袖手旁观，他的生命怎样贯注于“家庭、妻子和儿女身上，所以关心的就是改善物质生活。”而后，托尔斯泰宣布说，悲哀和困惑莫解的苦恼时刻来临了。他说：“那时，在我的思想里，财产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够了，你在萨马拉省已经有了六千亩的土地，三百匹马，但是以后怎样呢？……’我完全慌了，不知道以后还想些什么。或者我开始想到，我怎样教育孩子，我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呢？’或者，在考虑到人民怎样获得幸福的时候，我突然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或者我想到我的著作获得的荣誉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说：‘够了，你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荣耀，——喂，还要怎样呢？’而我什么也回答不出来。”[18] 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关心个人幸福不能使托尔斯泰满足，关心人民的幸福又不能使他发生兴趣。（“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这就产生了心灵的空虚，实际上失掉了生活的一切可能性。无论如何必须把生活充实起来。但是用什么来充实呢？或者是关心个人的幸福，或者是关心人民的幸福，最后或者是两个方面都关心。可是，我们看到，关心个人幸福不能使托尔斯泰满足，关心人民的幸福又不能使他发生兴趣。因此，这两种关心加在一起，也只能等于零，别无其它。而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充实我们伟大艺术家感到苦恼的心灵空虚，他就不得不从现实转向幻想，就是在某个地方寻求一种“陌生的意志”，它必须对“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这里说明了托尔斯泰还没有发觉自己童年的宗教信仰是毫不足据的。就他的地位来说，目的论的观点是必然的。不是他本身使自己的心灵空虚，而是他所处的环境使他的心灵空虚的。如果说，他感到了心灵的空虚，想要拿某些内容来充实它，那么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除去上面所说那种不得不接受的“某一种意志”之外，他就不可能找到别的内容，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 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到迷恋，都不发生兴趣，同这种人一起生活能否“快乐”呢？不仅不“快乐”，而且简直是可怕的。要知道，对他来说，生活也确是可怕的，而并非“快乐”的。在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中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用涅克拉索夫的有名的诗句对自己说： 只有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才可能是快乐的。但是，托尔斯泰的心情却完全不同。关于人民幸福和人民命运的思想对他不起作用。这个思想被“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这个漠不关心的问题赶走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解放运动持旁观态度的原因。而同情这个运动的人们，如果把他视为“生活的导师”，那不是由于不了解自己，就是不了解托尔斯泰的缘故。托尔斯泰的不幸就在于，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活，他都是不可能指导的。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大地主。以前这个大地主安稳地占有那样多的物质财富，这些财富使他有了特权地位。后来，——这里就是：考虑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命运的人们给予他的影响，——他就产生了那样的信念，即人民是这些财富的源泉，剥削人民是不道德的。而且他确信，给予他生命的“某一种意志”是禁止他剥削人民的。但是，他认识不到，拒绝剥削人民是不够的，还必须帮助建立那样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下面，消灭了社会的阶级分化，随着也就消灭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他的道德学说纯粹是消极的：“不生气，不放肆，不诅咒，不恸哭。对我说来，这就是基督学说的本质。”[20]这个消极的道德，从一个方面来看，同“首先”提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命运”的人们养成的积极的道德相比较，简直低得不可比拟。而现在，如果甚至连这些人们也打算把托尔斯泰看做自己的导师和良知，那么，对于这一点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严峻的生活环境已经动摇了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学说的信念。发生这种情况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是，我们希望，很快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在对托尔斯泰的迷恋之中，这一点的明显的迹象已经显示出来了。我想，这种迷恋越是执着，人们不满于托尔斯泰的消极道德的时刻离我们就越近，那时人们就会看清楚托尔斯泰不可能是他们道德上的导师。这个议论是反常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 人们告诉我：托尔斯泰之死感动了整个文明世界。我回答说：是的，但请记住，比方说，在西欧，您看见，谁是“纯粹地爱”托尔斯泰，谁又是“从这里到这里”地爱着他（以某种程度的真诚性和强烈性）。上层阶级的思想家打算满足于消极的道德，他们没有广博的社会兴趣，要求以各种宗教探索充实自己心灵的空虚。而劳动人民的有觉悟的代表们“从这里到这里”地爱托尔斯泰，他们不满于消极的道德，他们没有苦恼地探索生活目的的需要，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在向伟大的社会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高兴地”找到了这个目的。 但是，这个第二等级的人们正是“从哪里”和“到哪里”地爱托尔斯泰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这个第二等级的人们尊重作家托尔斯泰的是，他虽然不理解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对这种斗争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但他还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表示了深刻的不满。而主要一点在于，他们尊重这位作家的是：他运用了自己巨大的艺术天才。 这就是我们时代先进的人们对托尔斯泰“从哪里”和“到哪里”地真实的爱。 译自普列汉诺夫《文学与美学》论文集第二卷。 来源：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 Homuneulus，德·依·扎斯拉夫斯基的笔名。俄文版编者注。 [2] 瓦洛京，符·依·的什柯的笔名。同上。 [3] 托尔斯泰《忏悔录》，帕拉蒙诺夫出版社，55页。作者注，下同。 [4] 同上书，46页。 [5] 同上书，48页。 [6] 同上书，48页。 [7] 同上书，46页。 [8] 同上书，49页。 [9] 同上书，49页。 [10] 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毕留柯夫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在守旧的贵族和宗教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还在童年时期，他就信仰宗教”（《托尔斯泰传》，毕留柯夫，l卷，110页）。 [11] 这一点，毕留柯夫是这样看的：“但是这个唯理论的批评，当然不可能触动他的灵魂的基础。这个基础经受过可怕的日常生活的风波，并且把地引向符合真理的道路。”（同上书，l11页） [12] 《忏悔录》，41页。 [13] 同上书，47页。 [14] 斯宾诺莎《伦理学》，44页。 [15] 《忏悔录》，47页。 [16] 同上书，45页。 [17] 同上书，47页。 [18] 在《忏悔录》另一处，他表现得更坚决：“重要的是，要承认上帝是主宰，要知道他要求我的是什么，我永远不去探问他自身是怎样的，因为我同他不是平等的。我是奴，他是主”（《成熟之穗》，摘自托尔斯泰私人通信的箴言和思想汇编，古德利雅甫契夫编，日内瓦，1896，114页。） [19]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生活得好》。俄文版编者注。 [20] 《成熟之穗》，216页，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