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 （1883年） 序言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可能引起许多误会或者甚至许多不满。同情《土地与自由》[2]和《黑土重分》[3]（这些都是我参加过编辑工作的机关刊物）的方向的人，可能责备我，说我放弃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理论。我们革命党的其他派别的拥护者们可能不喜欢我对他们所珍视的一些观点的批评。因此，我认为，事先稍作说明并不是多余的。 在民间工作和为人民工作的志向，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身事业”的信念——我们的民粹派的这一实际的倾向，我还是同从前一样地珍贵。可是它的一些理论上的命题，我认为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错误的。在国外居留和对社会问题注意研究的那几年，使我深信，人民自发运动的胜利，有如拉辛的暴动，或者德国的农民战争，不能满足现代俄国的社会——政洽的各种需要，我们人民生活的一些陈旧形式在其自身内部已含有自己瓦解的许多萌芽，而且没有强有力的和组织得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萌芽直接起作用，它们是不能“发展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所以我以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者至少必须竭力培养出一些要素，准备将来创造这样的党。在这一创造的活动中，由于必需，他们不得不转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基地，因为《土地与自由》的一些理想是和产业工人的情况不适合的。而且现在当俄国特殊的理论变成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语，而俄国社会的进步因素集合在深思的“西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时候，这是很适时的。 我现在转到我要说明的另一点。在这里，首先我要为自己辩护，我所涉及的不是人而是一些意见，我同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小组的一些私人的分歧意见绝不减少我对一切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诚实战士们的尊敬。 此外，所谓恐怖主义运动在我们革命党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对政府进行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时期。在我们的革命家们中间的这种方向的变换使他们对以前一个时期承继下来的一切见解有重新审查的必要。生活要求我们在进入新基地时重新审查一切我们的知识，而我把自己的小册子看成是对这一在我们革命文献中很早就已开始的批判工作的力量的贡献。读者大概还没有忘记热里亚波夫的传记[4]，在里面含有对“土地与自由”小组的纲领和活动之严厉的、而且常常是极真实的批判的评价。很可能的，我的批评的尝试或许不大成功，但是如果说它不大及时，怕不见得公道。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卡尔·马克思[5] 从俄国革命运动最后走上对专制制度公开斗争的道路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就成了我们的党最现实的、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为多年来共同实际活动所联系起来的人们的意见就有了分歧，因为它，许多小组和团体都解体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如在类似的情形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事情难免不走到极端。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业，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些资产阶级本能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的亵渎。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认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也准备为了所谓这一斗争的利益去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们做一些妥协。有些人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俄国阶级对抗的任何表现对于现时都是有害的。例如，热里亚波夫就抱着这类观点，他认为，如他的传记的作者所说的，“俄国革命不单单是农民的解放，或者甚至（?）不单单是工人等级的解放，而是全体俄国人民的政治复活”［注：参阅小册子《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亚波夫》，第10页。］。换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认识中是和工人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合流在一起的；现时局部的、特殊的俄国任务掩蔽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般任务。意见分歧到了极端，于是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时间渐渐使各走极端的意见趋于缓和，使大部分争论的问题解决得双方都认为满意。逐渐地，一切人或几乎一切人都承认，已开始的政治斗争必须继续到人民和社会中广泛的解放运动摧毁了专制制度的大厦（如像地震摧毁鸡笼）那个时候，如果可以应用马克思的有力的语句的话。但是在我们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斗争直到现在好像是某种不得已的妥协，是“实践”对“理论”的暂时胜利，是生活对无力的思想的一种嘲弄。“政治家们”本人，在为自己辩护而来反对那些纷纷落在他们头上的责难时，避免诉之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却又引证现实之不可抗的要求。 看来，在灵魂深处，他们也深深地相信，自己不完全和政治的趋势相称，但是可以以如下的想法安慰自己，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国家他们才能让死气沉沉的人埋葬自己的死者，在和政治最后清算以后，才能全心全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这一模糊的信念有时候引导到一些可笑的误会。在分析“俄国客人”在库尔大会[6]上的演说，并企图为自己辩护以反对所谓政客手段的责难时，《民意》顺带也指出，它的同志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政治急进派，而只是“民意党人”[7]。恐怖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认为，在“西方”急进党人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而社会主义者，相反地，却对“政治”一点也不愿意闻问。凡是知道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的人，都当然理解，对于他们多数人的这种认识是错误到怎样的地步。大家知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拥护过“不过问”政治的原则。它的同志们并不忽视“政治”。他们只是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看作“全体人民的复活”。他们竭力组织工人成为特殊的政党，把被剥削者们和剥削者们分开，给经济的对抗以政治的表现。至于我们这里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为条件的这个信念，这一与现实完全矛盾的信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席勒的戏曲中的瓦伦斯坦对麦克思·皮可洛明尼说，人的智慧是广阔的，而世界却是狭窄的，所以思想在前者里面容易协调，而事物在后者里面则尖锐地相互冲突[8]。我们关于自己是否应当说，事物在实际上不仅十分协调，而且一般地说在相互联系之外是不可思议的，而关于事物的一些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反倒不能和平共处呢？为了回答这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把我们革命者们中间在一些政治倾向发生的时期就已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观念弄明白。认清了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或者落后的，我们再看一看，那种连资产阶级敌人都不否认其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对于政治斗争给予什么地位。在这以后，我们就只在我们的一般结论中做出为适应现代俄国现实的这些或那些特点所必须的一些修改，这样我们的主题谈完了；而工人阶级与属于这一或那一历史形态的敌人们的政治斗争，就将在我们之前完全显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一般任务的联系。 一社会主义的宣传对于各文明国家的思想发展的全部进程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几乎没有一门社会科学，不这样或那样受到这一宣传的影响。它一方面打破了陈旧的学术成见，另一方面却把它们从幼稚的错误变成了诡辩。而社会主义宣传对于新学说的拥护者们自己，不言而喻，是影响得更加强烈。从前“政治的”革命家们的一切传统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社会活动的方式都以“新福音”的观点加以分析。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只是在《资本论》[9]问世以后才完成，那么不言而喻，这一批评的结果远不是时常令人满意的。从另一方面说，因为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存在了几个学派，就其影响说，几乎是同等有力的，那末逐渐就形成了某种中庸的社会主义，而拥护它的一些人既不是想建立新学说的人，又不是属于以前所存在的学说的特别热心的拥护者。如弗·恩格斯所说， “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创立者的一些最公认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评意见、经济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发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组成的部分在辩论的潮流中，像石块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锋棱尖角，那末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注：参阅《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S.18.［《社会主义的发展》，第18页。］］[10]
这同一位作者又说，“这种中庸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还支配着英法两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头脑”［［1905年版注］现在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已最后胜利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也为若累斯的阵营中的“机会主义者们”所承认，虽说多少带些歪曲。］。我们，俄国人，可以补充说，这样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谓“前进派”和“巴枯宁派”[11]两个极端派别从而分化出来的一般的背景。前一派倾向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后一派是第一国际无政府主义集团的俄国版[12]。在这两派之间在很多的问题上，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分歧，可是说起来也奇怪，而在对“政治”持消极态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必须承认，无政府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比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彻底。 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看来，政治问题是任何一个工人纲领的试金石。无政府主义者们不仅不肯和现代的国家打任何交道，而且从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中排除了足以使人这样或那样地想到国家观念的一切东西。“自治公社中的自治的个人”，这是这一派别所有的信徒们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一派别的奠基人，蒲鲁东，在自己的机关刊物《La voix du peuple》[13]中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十分谦虚的任务，即是“对于政府这一观念（他以之与国家观念混淆起来）要抱和康德对于宗教的观念一样的态度”［注： 参阅《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Préface，p.4［《一个革命者的忏悔》，序言，第4页。］[14]］，而他对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注：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政治学》的第1卷第1章看出，他在那里说，“国家是社会性的最完善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至善”，所以它是一种“最足以称为自然的现象”，“而人是由自然预定使之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国家形式的一种动物”（1879年佐塞米尔编，德文版，第1册，第1章，第1-11节）。《政治学》的作者之“怀疑地”对待国家，正和蒲鲁东对待商品生产是一样的。前者不能设想有别的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如后者也想不到有不是商品的形态，而还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产品。］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法国康德的经济学说中逻辑地得出来的。蒲鲁东从来没有把未来的经济制度设想为不是商品生产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须以在“构成价值”原则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换形式来修正和补充。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换形式之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生的债务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须有一些不同的契约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们来确定。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契约”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据蒲鲁东的意见，革命必须推翻“法律”，仅只保留“契约”。他在自己的《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écle》［注： 《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这样说：“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页），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便简单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认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须遵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们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的时候，所巩固的只是开始“社会清算”时必须根绝的那祸害。国家必须“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组合”有颁布“自己的法律”和缔结为它们所必须的“契约”的充分自由。假使无政府主义者不致在“清算”的时期耽误时间，那末这些“契约”将根据一些“经济诸矛盾的体系”[15]的精神来缔结，于是“革命”的胜利将得到保证。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还更简单一些。“国家的毁灭”（在无政府主义的纲领中逐渐地占据了为蒲鲁东所推荐的国家的“解体”）应当为俄国人民的“各种理想”的发展消除道路。而因为这些“理想”中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和手工业的组合组织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那末必须假定，有民主传统的“自治的”俄国人将不是根据蒲鲁东的互助精神，而宁可说是根据土地共产主义的精神缔结契约的。因为“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的俄国人民很快地理解到，只是一个公社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还不能保证所需要的平等，所以将不得不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组织“自治的公社”。 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所谓“暴动派”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大思索他们所宣传的人民革命的经济后果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消除那些妨碍人民生活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是他们并不问问自己，脱离了外部阻碍之后的发展，将循着哪一条道路进行。而且这种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著名格言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注： “听其自然”。］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是排除了对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作任何严肃评价的可能，而且也是使关于它的“正常”发展的概念没有任何标准——这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民粹派”所没有想过的。像这样的评价，只要我们的革命家们的议论的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蒲鲁东的学说上时，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尝试。这一学说之最弱的一部分，他们的逻辑上的错误关键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也正是据以只能作出关于生产者们在未来经济组织中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结论的那些前提。从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看来，当代俄国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完全不排除商品生产的这种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内部的、必然的辩证法”没有一点的了解［注：参阅《Das Kapital》,2.Auflage,S.607-608.［参阅《资本论》，第2版，第607-608页。][16]］。所以他的俄国同道者也从没有想到问问自己，“自治的”人们的、一些公社和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够同商品生产的趋势来进行斗争，而这种趋势有一天会威胁着把“正当取得的”资本供给某一部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会把他们变成其余居民群众的剥削者。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否认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创造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革命的任务和条件。 我们在这里既不能详细地研究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能研究其中的“巴枯宁主义”［注：我们只提醒读者注意瑞钦豪生对蒲鲁东所提的反对意见。这一不倦的人民直接立法论的宣传家说：“权力、政府连同其一切的形式只是所谓：社会在人对物的关系上和在人对人通过物的中介的关系上进行干涉的一种形式。我举出蒲鲁东先生向我说的作为他脑力劳动结果的如下结论：‘我们不需要人对物，以及人对人相互间关系的这样的社会干涉！’”见《Législation directe par le peuple et ses adversaires》P.194-195。［《人民的直接立法及其反对者》，第194-195页。]瑞钦豪生以为“像这样提出问题，就是解答了它”，因为“蒲鲁东先生自己也承认这种干涉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学生们比老师走得更远些，而且也没有预见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最后将堕落成为“社会无定形主义”的理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不承认社会对于个人的任何干涉，而他们在自己的某些机关刊物的篇页中是屡次这样声明的。］。我们只想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如下的事实，就是无论蒲鲁东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为自己的实际活动的基本教条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生活的社会—政治结构，好像可以特别证明一切无政府主义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张是正确的。俄国的“居民”在进到政治鼓动的活动范围以前，必须变成公民，即是说为自己争取得一些政治权利。这样的任务在实践中就归结为“政治革命”，而西欧的经验对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明显地“表明”，这样的革命对于人民既没有带来、也将不会带来和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关于人民必须通过参加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来受政治教育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只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们认为——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样的参加不是教育人民群众而是使他们堕落：它在他们中间发展了“对国家的信仰”，因此就是发展了国家组织的倾向，或者，如已故的米·亚·巴枯宁所说的，是用官方的—社会的毒来感染他们，而且，无论怎样，是转移他们对于现在看来是唯一有益和免除灾难的事业的注意、即转移对暴动的注意，哪怕这种转移只是暂时的［注：参阅极有趣的和有代表性的巴枯宁的小册子《科学与不可缓的革命事业》。］。而且依照我们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反对国家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让我们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的力量汇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溃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我们的“暴动派”的整个纲领已表现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 对于俄国革命者各派别的纲领所作的这种简略叙述，我们不应当忽视弗·亨·雅科俾所表示的那些观点，即“各种宪法”只是魔鬼所干的或多或少的不利勾结，我们说，这样的见解不止是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所独有的。假如读者知道弗·恩格斯和彼·特卡乔夫的论争［注：参阅《Offener Brief an Herrn F.Engels》。［《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公开信》］[17]］，那末，大概记得，《警钟》[18]的主编，在和巴枯宁主义者们关于实际斗争的问题上虽然意见分歧，但对我们祖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基本看法却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是通过俄国的特殊性和“俄国人民天生的共产主义倾向”这种偏见来看这一状况的［注：为了相信这一点，我们只须比较一下上述的《致恩格斯的信》和上面所引的巴枯宁的小册子。］。要是一个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19]，不消说，他不否认“政治”，但是却把政治只理解为一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阴谋的形式。显而易见，我们当时的布朗基主义者眼睛里只看见了这个目的，这就是他们遭到了许多矛盾。如果是彻底的话，他们应当承认他们的活动对于进步事业之有益，仅仅只在于他们对于自己的目标的打击是对准得没有毫发之差的场合。假使他们所考虑的夺取政权这件事不成功，假使阴谋被破获，或者革命政府将为自由主义的政党所推翻，那末俄国人民不仅得不到一点点的好处，而且，相反的，将要遭受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所假定的后一场合，就会遭到毁灭。自由主义者将成立强有力的政府，对它的斗争比对于现代的“权力无限而荒谬”和“荒谬而权力无限”的帝制的斗争要困难得多；而“经济进步的火焰”会摧毁人民生活的根本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交换将发展，资本主义将巩固，公社的原则本身将被摧毁，总之，时间的洪流将把那赖以很快会达到共产主义天堂的基石冲走。如果失败，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就会使人民解放事业遭到可怕的损害，这样就陷入威廉·退尔拿自己儿子的生命作孤注的可悲处境。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话式的瑞士“叛变者”那样灵活，俄国人民如果理解了他们（布朗基主义者。——译者）对自己生活的“根本基石”的观点而且被邀请来对他们的纲领表示意见，他也就不会对他们喊出： 射吧！我一点不怕！［注：这是指席勒的一部剧作《威廉·退尔》中的一段故事，描述十三世纪时瑞士的爱国者威廉·退尔在残暴的总督盖思勒的命令之下，要他向离他八十步远的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事，在这样的距离中要不伤害他的儿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威廉·退尔毕竟做到了。引语中的话是威廉·退尔的儿子华德在他父亲迟迟不射出箭时向他父亲讲的。——译者］[20]
这样狭隘和无希望的俄国历史哲学当然会合乎逻辑地引到那一令人惊异的结论，说俄国的经济落后性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停滞应当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的第一和唯一的一节显示出来。我们在《警钟》1875年2月份这一期上读过这样的话： “每一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创造新的敌视我们的社会因素，炮火也渐渐接近我们国家的一些形式。现在它们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息。经济进步唤起了它们的生命，贯输给它们以新的精神，提供给它们以直到现在在它们里面还没有的力量和强壮的身体”……
但是假如，据圣经上的的故事说，约书当·納文路能将太阳停止在“第十级”上，那末，奇迹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且没有一个政党能喊叫说：“停住吧，生产力，不要动，资本主义！”历史不注意革命家们的担忧，正如它不注意反动派的悲叹一样。“经济进步”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不等待到无政府主义者们或布朗基主义者们实现自己的意愿的那个时候。每一个在彼得堡建立的工厂，每一个为雅罗斯拉夫的手工业者所雇用的多余的“小工”都在加强好像是对革命有严重后果的那种“进步热情”，因此也就是在减少人民胜利的或然性。难道能够把对于俄国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看法称作是革命的吗？我们认为，不能。如果要是自己成为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革命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和布朗基主义者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头脑革命化，而为了这样做，他们应当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要站在历史的前面，而不是请历史老妪在原地踏步，等着他们为她开辟新的、更直更广的大路。 “前进派”集团理解到了上面叙述的观点的不成熟性和谬误性，但是它曾经有一个时候能在我们的革命者们中间获得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影响。而这时正是实际经验已相当破坏了旧的、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的基础，和所有它的拥护者感觉到他们的纲领需要加以彻底修改的时候。那时候对于所有他们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原理的彻底批评可以把在运动中正逼近的转折变成更坚决的和不能改变的。像这样的批评正是“前进派分子们”最适宜于担任的，因为他们既然几乎完全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就是完全摆脱了民粹派的一切传统。但是，为了有成就，他们的批评应当不是斥责、而是阐明和概括越来越把我们革命家们推上政治斗争道路的那些俄国生活中的要求。然而“前进派分子们”否认“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者们是一样的坚决。固然，他们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和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干涉是不相容的，而且完全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辩护。但是他们认为，在现代“法的”国家里公开组织工人阶级成为特殊政党的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与资本主义时期相适应的工人状况的恶化。他们忘记了，在估计这一状况时，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且也应注意到生产与交换的全部组织，不仅要注意为工人所消费的产品的平均数量，而且也应注意这些产品本身的形态［注：就是说，它们是商品还是为生产者的家庭，为它们的主人，或最后，为国家所消费，而完全不出现在市场上。］，不仅注意剥削程度，而且要特别注意它的形式，不仅注意工人被奴役的这一事实，而且也要注意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所诞生和可能诞生的那些思想和概念［注：请注意，我们所说的不是《前进》[21]杂志的编辑部，而是在俄国活动的这一刊物的信徒们。］。他们怕很难同意工厂工人会比临时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更不会承认，例如，由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过渡会增加工人群众为自己经济解放而进行的自觉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历史部分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书中没有读过的一章；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宣传万能，所以就为它在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基础。而且，和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直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为止的全部后来的历史归结为这一宣传。在对问题的这样提出之下，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一起，能把蒲鲁东的有名的话炫耀一下，说la révolution est au dessus de la politique［注：革命是超政治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把我们的运动从在七十年代末所陷入的那一沉寂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否认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不能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建立稍为强有力的工人政党。 这种赋予我们的运动以新的气魄的光荣，毫无疑问是属于“民意派”的。一切人都还记得民意派的倾向所引起的对它自己的那些攻击。本文作者自己也曾是这一派的坚决反对者，虽然现在完全承认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现代俄国的当务之急，但是直到现在还远没有同意“民意派”的一些刊物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22]。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承认，当《土地与自由》临近瓦解时[23]，在它的组织内所发生的一切争论中，民意派分子，当他们还留在我们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经验即在那时候已经导致了一些可惊的和完全意外的结论，然而我们正是由于其意外性，也就不敢作出这样的结论来。“反对国家”的实际斗争的尝试实质上即在那时已经应该使人联想到，俄国的“暴动派”由于情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鼓动不是用以反对一般的国家，而只是反对专制国家，不是与国家斗争，而是与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完全经济解放，而是为了废除专制的皇帝所加于人民的那些重负。当然，土地问题是一切的或几乎一切的人民不满的表现的根源。在农业人口中间，不是这样也不可能，那里“土地的权力”在私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结构和需要中都坚决地表现出来。这一土地问题坚持要求自身的解决，但是它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不满。农民们以安静的信心期待着从上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暴动过”，不是为了土地重分，而是为了反对官吏的压榨，反对过重的捐税负担，反对用亚细亚方式来追缴欠税，等等。把多数场合的积极抗议概括起来的公式是“法的国家”，而不是“土地与自由”，如像所有的我们在当时所觉得的那样。但是假如是如此，而且假如革命家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参加许多个别公社的分散的和未经熟思的反专制政体斗争，那末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应当了解自己努力的意义，并以较大的适宜性来指导这些努力的时候吗？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号召一切俄国进步的活跃力量去参加这一斗争，而且为它寻找出最一般的说法，在专制制度的组织中心对专制制度施以攻击的时候吗？在肯定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民意派”只是总结了以前若干年的革命经验；在高举政治斗争旗帜的时候，他们只是没有被这些总结吓倒，而且自觉地继续循着我们所走上了的道路进行斗争，而关于它的方向我们是曾经有过一种错误认识的。“恐怖主义”完全是从我们的“暴动主义”里逻辑地产生出来的。 但是从《民意》出现的时候起，我们的革命运动的逻辑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它已不再能为美好的旧的、即是对政治利益疏远的时候的一些民粹派理论所能满足的阶段。实践超越了理论的例子，一般地在人类思想史中，特别是在革命的思想史中是不少的。把这种或那种变化放进自己的策略中时，使自己的纲领受这种或那种的改造时，革命家们常常没有想到，他们是把他们中间所公认的学说作了一次多么严重的考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或绞架上，完全相信他们是本着那些学说的精神活动的，然而实质上他们是在旧理论基础上发生的新倾向的代表人，但这些代表人已超越了旧理论，而且准备找寻新的理论表现。从“民意”的派别强固了的时候起，我们也发生这种情形。从民粹派一些旧理论的观点说，这一派别经不起批评。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观念，都采取激烈地否定立场；民意派指靠着国家机器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改良计划。民粹主义弃绝任何种的“政治”；而民意派认为“民主政治革命”是最可靠的“社会改良的手段”。民粹主义把自己的政纲建立在所谓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基础上，民意派分子主要地必须求助于城市的和工业的人口，因此在自己的纲领中对于这些人民的利益给予广泛得无比的地位。总之，实际上民意派是对民粹主义之绝对的和全面的否定，而当争论的双方都诉之于民粹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革命者们”就完全不对了：他们的实际活动和他们的理论观点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需要全部修正，以便给予“民意”的纲领以完整性和彻底性；他的拥护者们的实际革命活动至少应当与我们社会主义者头脑中的理论革命同时发生；在爆炸冬宫时，也应当同时炸毁我们的陈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传统[24]。但是“观念的进程”即在这里也落在“事物的进程”后面，而现在还难以预见“观念的进程”什么时候把“事物的进程”追上。在不敢与民粹主义决裂时，新的派别必然应当诉之于一些仿佛可以解决它的纲领内所固有的矛盾的虚构。俄国特殊性的观念得到了新的整理，而假使从前它导致了对政治的完全否认，那么现在，原来我们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正表现在经济问题已经而且必须通过国家干涉来予以解决这一点上。我们俄国对西方经济史的极普遍的无知，使得这样一类的“理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人们把俄国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25]对立了起来，而经济生活发展的这两个阶段的必然的不相似，被引用起来作为如下两项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即第一，我们的特殊性；第二，为这一特殊性所制约的“民意派政纲”的合理性。 是否需要补充说，我们的革命作家们，正如大多数一般俄国作家们一样，是用怀恩伯格著名故事中的犹太小儿的观点来看“西方”吗？在可怜的学童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俄国和外国”，而且值得注意的不同点，在他看来只是存在在地球的这两个“半个”中间，“外国”他认为是清一色的整体。俄国的“特殊的”作家们在这一巧妙的地理分类中只加进了一样新东西：他们把“外国”分成了东方和西方，而且，没有多想一下，就把后者与扮演着某种“中央帝国”角色的“人所共知的强国”相比。这样一来，意大利的历史发展，就与法国的经济发展等同起来，拿英国的经济政策和普鲁士的经济政策比起来，也看不出任何分别，柯尔柏的活动和里查德·柯布登的活动被搅混在一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特有的“爱国主义”面貌丧失在一群“西欧”政治经济学家中间，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遵照着屠尔哥的劝告，力求“忘记在世界上存在有为各种疆界所划分了的国家和不同的组织”。正如所有的猫在黑暗中看起来都是灰色而且彼此完全相像一样，“西方”各种国家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特殊性的反照中也失去了任何不同之点。明显的一点是：“法兰克人”已经“资产阶级化”好久了，而“勇敢的罗斯人”还保存了“原始人”的天真，而且作为选民，在走着去拯救自己的特殊的道路。为了达到可居住的土地，他们只需要百折不回地坚持走这一特殊的小路，而且不用惊异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不仅和西欧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相矛盾，有时还和自己的前提相矛盾！ 一个有名的预言：只要我们争取到了普遍的选举权，在将来，俄国立宪会议中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将是社会革命的拥护者；这个预言是为使“民意”的实际纲领与民粹派的一些理论相一致而匆忙想出的一些虚构的典型小例子。在此，我们的特殊性理论已经达到了海古里斯的石柱［注：古代神话谓直布罗陀峡在欧非两岸的山，是海古里斯所树立的石柱。照古希腊人的想象，海古里斯的石柱是世界的极限，即是说，达到了绝顶的荒谬。——译者］，一越过它们，就经不起普通的常识的驳斥。具有“旧信仰”的民粹派分子们，虽然坚持“特殊性”的教条，然而还承认，这一特殊性还需要某种最后的修订。有一些人觉得，俄国人民的赘疣还在初生的状态……——罪过！——还有勇敢与独立的感觉，另一些人力求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的情绪实现在同样特殊的革命组织中。但是大家都一样地承认了民间准备工作的必要性。民意派的分子们则更进一步。在自己的刊物头几期的社论中他们开始发挥如下的思想，就这样的工作，第一，是没有成果的（“在人民间的奋斗正像鱼撞冰那样”）[26]，而第二，也是多余的，因为百分之九十的代表们是同情社会革命的，这对于实现民粹派分子的意图说已经是十分够了。“民意派”纲领的民粹派性质，不过是把民粹派世界观的一切特点弄到荒谬的地步而已。 民意派的一些虚构的消极功绩就在这里。他们唤醒了俄国革命家们的批评的思想，向他们以夸张的形式介绍他们的民粹派纲领的“特殊性”的特点。但是这些虚构有什么积极的贡献怕很难说。他们暂时地巩固了一些需要为自己的实际活动找寻理论根据的战士们的精神，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根据他们是没有消化的，所以经不起严肃批评的最轻微的接触。而这些虚构的失败就影响了在他们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那一事业的名誉。“民意派”对于正统的民粹主义的全部传统既给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贡献很多，因此，它不可以而且也不应当在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为自己找辩解。但是，为了站在这一新观点上，它必须把自己的纲领作一次很严重的修正，因为这一纲领的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能不给它在实际行动中产生一定的片面性。 在说到应当在哪一种意义上从事修正以前，我们将努力——依照我们的计划——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关系。 二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我们用这个名称，所指的是于四十年代之初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和另一方面在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影响下，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而研究出来的共产主义学说；那一学说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进程给予了真实的解释，无情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诡辩，并以“本世纪的充分知识”出而保卫无产阶级。这一学说不仅完全明确地表明了社会主义敌人们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而且在指出他们的一些错误时，也给了它们以历史的解释，因此正如某个时候海姆关于黑格尔的哲学所说的，“把每一个为他所战胜的意见都挂在自己的凯旋的马车后面”[27]。正如达尔文以可惊地简单同时又是严格科学的物种起源论丰富了生物学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向我们表明了在一些生产力的发展中和在这些力量反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斗争中社会组织形态变异的伟大原则。至于这一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究竟是谁，这大概是不需要说的。这一功勋无疑地是属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他们的学说对文明人类的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正如某个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所说的——先进的德国哲学之对于德国解放运动的关系一样：他们的学说是它的头脑，正如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结，我们之不能停留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上，正如物种起源论我们不能认为是自英国生物学家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后即已最后确定一样。为确定新学说的一些基本原理，必须继续对与之有关的问题的细节进行研究，即是补充和完成《共产党宣言》作者们在科学中所实现的革命的那种研究［注：［1905年版注］后来“马克思的批评家们”责备我们是“正统派”，说我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思想的企图。读者会看出，我没有暴露过类此的反对倾向。但是不言自明的是：作为理解马克思伟大理论的意义的他的学生，我，必须反对任何以陈旧的、早已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一些“教条”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的尝试。而我是尽我所能得尽了自己的这一责任的。］。社会学中没有一部门在吸收他们的哲学—历史的观点时，不获得新的和异常广大的视野的。这些观点的有益影响，现在就已经开始表现在法的、历史的和所谓原始文化的范围内。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我们俄国，知道的人还是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引出马克思本人的话的几段向读者介绍，将不是多余的。 科学社会主义虽说导源于“康德和黑格尔”，但仍然是唯心主义之坚决的死敌。它（指科学社会主义。——译者）把它（指唯心主义。——译者）从实证主义者们如此热烈地接待了它的另一最后隐藏所——社会学里逐出。科学社会主义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前提，即是说，它必须以社会关系的发展（虽说是在周围自然界的影响下）来解释人类发展的精神历史。从这一观点看，正如从维柯的观点看一样，“思想的过程去适应物的过程”，而不是相反的（即物的过程去适应思想的过程。——译者）。使它们朝这一或那一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状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说： “人民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遭遇到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遭遇到了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或那一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概念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概念……法权的关系，以及国家生活的形式，不能由自己得到说明，也不是由人类精神的所谓一般发展来说明，而是植基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中，这些条件的总和，黑格尔依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解剖是应当在其经济中寻求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和它们迄今在其中旋转的那些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财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对它们的束缚。那时候社会革命时期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建筑于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改变。没有一个社会形式，在它任其有足够充分的空间发展的一切生产力发展以前，就会自己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以前永不会占据旧关系的位置。所以可以说，人类总是只把能胜任的任务提出在自己的前面，因为，在仔细考察时，总会发觉，任务自身只是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正处在发生的过程中的时候才出现。”［注：参阅《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Vorwort,S.S.Ⅳ-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Ⅳ-Ⅵ页。］[28]］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轻视嘲笑的态度来批评四十年代末那些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29],他们这些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并且向“民众鼓吹，说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里，民众不仅是一无所得，并且还会丧失一切”[3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学说是真正的“革命的代数学”，如像某个时候赫尔岑关于黑格尔哲学所说的[31]。所以他们同情“任何一种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热烈地同情使得俄国，如他们所说的，成为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的俄国运动[32]。 但是，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十分明确和没有歧义，而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却引起了许多误解。例如我们常常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俄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在西欧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从马克思的学说似乎得出这样一种可笑的结论，即是说，俄国必须通过与西方已经走过的完全相同的那些历史—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深信这一结论之不可避免性的影响下，已经不止有一个俄国哲学家，既不了解马克思，又不了解西欧历史，却奋起反对《资本论》的作者，攻击他的思想是狭隘和死板的。但是，不消说，这是对风车作斗争。我们的吉诃德先生们不了解，马克思只是把西欧的各种关系的历史看作是在这一地带已诞生并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史的基础。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历史观对现代西欧的关系，正如对希腊和罗马、印度和埃及的关系一样。它们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是在它们一般的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不消说，不论《资本论》的作者，以及他的有名的朋友和合作者（指恩格斯。——译者）都没有从自己的视野中排除这一或那一国家的某些经济特点；他们只是在它们里面寻求一切它的社会—政治和精神运动的解释。说他们不忽视我们的土地公社的重要性，从如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就是说，还在1882年1月他们就已经认为对于我们的土地公社的将来的命运不能做绝对的预言。在为我们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所写的序言（1882年，日内瓦）[33]中他们甚至率直地说，俄国公社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形式”。这些情况，据他们的意见，是与在西欧和在俄国的革命运动的进展有密切关系的。他们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俄国公社公共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共产党宣言》，参阅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怕很难有一个“民粹派”会想到否认关于解决公社问题的这种条件性。怕很难有谁会硬说，现代国家的压迫是有利于发展，或者哪怕是保存土地公社的。同样的，怕难有一个懂得现代文明社会经济生活的国际关系的人会否认，俄国公社发展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是和西方的工人运动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原来，这样看来，在马克思关于俄国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与很明显的现实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关于他的极端“西方化”的愚蠢成见，就失去了任何合理根据的影子了。 但是存在着另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和我们所关心的政治斗争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事业中的重要性问题是直接有关的，而且它是基于对马克思对人类文化发展中经济因素的作用的看法的错误理解。这一看法常常被许多人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就是：《资本论》的作者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是最不重视的，认为它是不值得注意的次要问题，它不仅不是目的，而且甚至也不是有益活动的手段。直到现在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正是根据这点忽视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他们说，经济关系是任何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些关系的改变是任何政治改造的原因。为了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必须注意的不只是后果，而且也要注意到原因，不仅注意政治的组织，而且也要注意社会的经济组织。政治的组织不会使工人离他们的目的近一些，因为当他们对有财产的各阶级的经济依赖没有被去掉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上的被奴役将一直是继续的。工人们所使用的斗争手段必须符合于斗争的目的。经济的革命只要通过在经济基础上的斗争才能达到。 在某种彻底性之下，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改变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社会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看法，是他们回到蒲鲁东的著名公式：“政治革命是目的，经济革命是手段”。同样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和那些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自动性的“保守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至少在理论上，大为接近起来[34]。这一社会主义最后的和聪明的代表罗伯图斯，过去不肯和拉萨尔合作，就是因为这一有名的鼓动家曾努力推动德国工人们走上独立政治活动的道路。不是马克思，而是罗伯斯图，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君主的社会主义否认工人阶级的“附在经济目的上的一些政治混合物”的意义。而保守党人很清楚地懂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但是那些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对“政治”的否认相调和起来的人们，那些向马克思暗中指点蒲鲁东的或者甚至罗伯斯图的实际倾向的人，明显地表明，他们不理解《资本论》的作者或者自觉地歪曲他的学说。我们说自觉的歪曲，是因为莫斯科教授伊万纽可夫先生的有名的书就正是这样自觉的歪曲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出来的一切成果，而不是别的[35]。这本书表明，我们俄国的警察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为了自己的反动目的甚至利用正进行着现代最革命的运动的那种理论。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人觉得有详细阐明现代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必要。我们现在正从事于这样的阐明，然而不是让自己陷入与像伊万纽可夫那样的先生们的任何论争，因为只须阐明这一或那一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已够驳斥对它的一些故意的歪曲。而且我们在这里所关心得多的是那些意图虽然十分诚恳，可是浸透了（或者这是不自觉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革命家，他们一心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只适宜于放在《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36]中的那些思想。对他们由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中所作出的一些结论的批评，合乎逻辑地把我们引到所谓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向我们表明那些把夺取政权认为是反对人类自由的观念的罪行的人们，以及那些相反地认为这一行为是整个社会—革命运动始终的人正确到什么程度。 我们且先看看，关于原因与结果的概念在应用到社会关系上时有怎样的意义。 假使我们用手或球棍触动台球，那末它就运动起来；假使我们用钢去击石块，那末火花会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很容易断定哪一个现象是原因，哪一个现象是结果。但是解决问题这样容易只是因为它是极端简单。假使不是并存的两个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过程，其中同时可以看到几个现象，或者甚至几种现象，那末事情就大大复杂化了。例如，燃烧洋烛，相对地说，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光和热。因此，好像我们可以把有火焰发出的热称做是这一化学过程的结果之一，应当没有什么错误了。它在一定程度内也是如此。但是假如由于某一种方法，我们巧妙地把火焰所生的热消灭，燃烧马上就会停止，因为我们所想知道的过程在通常的温度之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谁如果说热是燃烧的原因，他在一定的程度内也是对的。为了既不向这方面、也不向那方面离开真理，我们应当说，在现时是燃烧结果的热，在紧接着的以后一个时刻就是燃烧的原因。这是说，就连续几个时刻的燃烧过程说，热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原因，或者，换句话说，不是结果，也不是原因，而只是为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一些现象之一，而且这些现象自身又是它所必需的条件。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每一个，“甚至没有在中学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人的机体的所谓生长过程对于心理现象会起巨大的影响。精神的这一或那一情绪是有机体的这一或那一生理状态的结果。但是既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情绪，那末这些生长过程本身也常常在自己身上经历着它（即精神情绪。——译者）的影响，因此它也成为机体的生理状态的这些或那些变化的原因。即便在这里为了不在这方面或另一方面犯错误，我们必须说，机体的心理现象和它的生理生活是两种同时存在的过程，同时，其中的每一种都感觉到别种的影响。假使某一医生，根据人的精神情绪是他身体的生理状态的结果而忽视了心理作用，我们就要说学校的逻辑使他没有任何能力来当好医生。 社会生活的特点比个人的身体更为复杂。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更可看出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的相对性。据古典经济学的学说，工资的高度，在平均的统计中，是由工人的最不可少的一些消费品的水平来决定的。这是说，工资的某种高度是工人消费水平的一定状态的结果。但是，从消费者这方面看，这些消费只有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因为不这样，消费与工资水平的改变就没有充分的原因。因此，工资的一定高度是工人消费水平的一定状态的原因。我们是不能靠了原因与结果这些学校里的范畴来摆脱这一逻辑的循环的。而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学议论中却每一步都将陷入其中，假使我们忘记， “原因和结果是这样的一些概念，它们本身只在应用于个别的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们如果从其对于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上来研究这些个别的场合，那末这些概念就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在这中间原因与结果互相交替，所以现在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别一地方在别一时候就是原因了，反过来看也是如此”［注：参阅《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der Wissensch.》，S.6.［《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第6页。］］[37]。
在作了这一项保留以后，我们现在试努力确定，在哪种意义上应当理解某一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联系。 在这一场合，历史教导我们什么呢？它向我们表明，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只要经济发展过程已经引起社会中阶级的分化，这些阶级的利害矛盾就必然使得它们为争夺政治的支配权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而且也发生在一方面是这些阶级和另一方面是人民之间，只要后者处在哪怕是对于它的智力发展很少有利的条件下。在古代东方诸国家，我们看见战士与僧侣之间的斗争；古代世界史的全部戏剧性就是贵族与庶民，望族与平民的斗争；中世纪产生了城市人，他们尽力在自己公社的范围里夺取政治的统治地位；最后，现代的工人阶级同在现代国家内达到了完全统治的有产阶级进行斗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要说很久以前的事，只回忆一下“第三等级”的历史，这个阶级由于在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部门充满了光辉胜利，是可以骄傲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的一个阶级。很难有人会想到责备有产阶级在以最适当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缺少聪明和能力。谁也不会否认，它的意图具有完全确定的经济性质。新兴的有产阶级，有时拿着武器在手，有时通过和平的协定，有时候为了自己各城市的共和政体的独立，有时候为了加强国王权力，在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同封建制度进行了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以致在法国革命之前好久就能够对自己的敌人们骄傲的指出自己的成就。一个历史家说［注：参阅《Essai sur I'histoire du Tiers État》，par Aug.Thierry，P.33-34.［梯叶里：《论第三等级史》，第33-34页。］］： “城市人在反封建主们的伟大斗争中的机会是不同的，成就也不一样，不仅用暴力或者通过和平的协定获得的一些自由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在城市的同一政治形势中所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其程度常常互不相同”。
“然而运动的意义到处都是一样的，标志了第三等级社会解放的开始，和世俗、教会贵族的没落”［注：封建制度的拥护者们对于城市人们的那些目的与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的联系是理解得十分清楚的。吉贝尔主教说：“公社是一个讨厌的新字，它是意味着：必须纳贡赋的人们，对自己的主人应纳的租税每年只交纳一次。当他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们付给由法律规定的罚款，至于说到农奴们普通承担的现金租税，那末，他们是完全被免除了。”Laurent,《La féodalité et I'église》，P.546.［洛兰：《封建制度与教会》，第546页。］］。总地说来，这一运动使城市人得到了“市政的独立、选举一切地方机关的权力、各种税收的确定”，保证了在城市公社内部的个人权力［注：《流其法令》以如下的有力语言来规定住屋不可侵犯的原则：“贫民在自己的住宅中是国王”，Laurent,ibid.,P.548.［洛兰，同上书，第548页。］］，在“旧制度”的等级制的一些国家中给了资产阶级以较高的地位，加之一些经久的胜利，就使得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统治。资产阶级为自己规定完全确定的社会—经济目的（虽说有时候这些目的也变更），从自己已经获得的物质地位的一些利益中吸取进一步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方法，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达到的经济进步的阶段在法的上面表现出来，相反地是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每一政治成果在经济领域中获取新的胜利。还在不久以前时代，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的中期，英国的“反粮食法同盟”，依据理查德·柯布登的聪明计划，达到了加强自己在“伯爵辖区”的政治影响的目的，因为它（指“反粮食法同盟”。——译者）所恨的和显然只具有纯粹经济性质的那种“垄断”废除了[38]。 历史是最大的辩证主义者，而假使在其运动的进程中，如象糜菲斯托菲尔所说的，理智变成荒谬，而善行成为痛苦的来源，那末在历史过程中同样常见的是，结果可以成为原因，原因也可以成为结果。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由于是从与它同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其自身又成了而且也在成为这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现在，当资产阶级在走近自己历史作用的终结的阶段，和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中进步意图的唯一代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与上述的相类似的现象，虽然也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实现的。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先进国家中，在欧洲和在美国一样，工人阶级正在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它如果越自觉地对待自己的经济任务，它就越坚决地把自己形成为一个特殊的政党。我们在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的纲领中读到：“现时存在的政党既然永远是为了有产者们的利益，为了保卫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活动的，那末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一个大的工人政党，才能获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借助于它争得经济的独立，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来完成。”［注：Von Studnitz,《Nordamerikanische Arbeiterverhältnisse》,S.353.［封·斯图德尼茨：《北美工人状况》，第353页。］］法国工人政党本着这同一精神，而且完全依照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是这样说的，它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力求“用一切它所能支配的手段，包括把由迄今为止的欺骗工具变成解放工具的普遍选举权”，来达到经济的革命。西班牙的工人政党也是在努力“争取政权”来除掉那些横在工人阶级解放道路上的障碍［注：我们引证的这一纲领是根据马隆的诗《Le nouveau parti》，t.I,p.15.［《新党》，第1卷，第15页。］］。 在英国，从宪章运动[39]停止的时候起，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集中在经济的园地内，最近工人们的政治意图又开始活跃起来。不过是几年以前，德国的经济学家路易奥·布伦坦诺在自己的《Das Arbeitsverhältniss etc.》（《论劳动的条件等等》）一书中郑重地认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英国完全消失了，他并以真正资产阶级的自满情绪，深思地空谈什么“英国在现在正在重新组成为统一的民族”，“现代的英国工人正在重新成为伟大的自由党的一部分”，而不是意图夺取国家政权，以便借助于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造社会”（第110页）[40]。不久以前发表的英国“民主主义联盟”[41]的宣言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欢乐有点为时过早。民主联盟意图唤起被剥削者从剥削者的政治影响下脱离出来，号召这些“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即工人阶级。——译者）夺取国家政权，以便达到依照工人的利益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宣言说： “已经到了人民群众必须把有关自己的事务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现在是寄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那些人的垄断物。占有上议院和充满下院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只是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去掉这两个集团的有钱的寄生虫们，只指靠自己罢！”
宣言要求联合王国“全体成年的男女都有完全的投票权”并要求实现“只会表明这一国家的男女们是自己家内主人的”其他的政治改革。下面列举出——作为英国民主联盟的最近的要求的——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为发展“健康的、独立的和有严肃教育的后一代，为准备组织每个人的劳动去为全体人服务，而且，最后，为掌握不再有阶级的区分和特权的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机器”所必需的。 这样看来，连英国的无产阶级也重新走上好久以前其他的一些文明国家的工人们所已经走上的那种道路了。 但是正如资产阶级不仅是在已经存在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来同贵族斗争、而且也意图为自己的利益来改造这些关系一样，无产阶级也不把自己的纲领限于夺取现代国家这个机器。在无产阶级中间越来越传播着一种信念：“确定公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关系的每种事物的制度是与特殊的统治形式相适应的，而这种形式是在同一个时候实现和保护这种制度的手段。”［注：参阅《Soziademoeratische Abhandlungen》Von M.Rittinghausen,drittes Heft.《Über die Nothwendigkeit der direkten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S.3.［瑞钦豪生：《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札记》，第3册，《论直接人民立法的必要性》，第3页。］］然而正如代议的（君主的或共和的）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一样，无产阶级要求人民直接立法作为能实现它的社会意图的唯一政治形式。工人阶级的这一要求在所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占着一个首要地位，而且和它的纲领的其余各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参阅德国的和北美工人政党的纲领。英国民主党的宣言也要求“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实行直接投票”。］。不顾蒲鲁东的主张，无产阶级继续把“政治革命”看成达到经济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单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就应当引起我们有如下的思想：不是错误的理论而是正确的实际本能是各种社会阶级的政治倾向的基础。假使同自己的敌人们进行自觉的斗争的一切阶级，尽管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在自己的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开始努力为自己取得政治的影响，而后再达到政治地位，——那末，显然，社会的政治组织绝不是对于它们的发展不关重要的条件。而假使我们看见，除此以外，达到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忏悔自己对“政治”关心的动机；假使，相反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只是在他们取得了政治权力以后才达到自己发展的顶点，那末我们必须承认，政治斗争是一种社会改造手段，其适合性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任何一个学说，如果与这一历史的归纳相矛盾，就失去其一大部分的确凿性，而假使现代社会主义真是斥责工人阶级的政治意图，认其为不合目的，那末单就这一点说，它就不能称为是科学的。 我们现在试以演绎的方法来检查我们的态度，把马克思对哲学—历史的见解看作我们的结论的提前。 我们试设想一个社会，其中某一阶级已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它之达到这一统治地位是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根据我们的前提，为它开辟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其他成就的道路。作为统治的阶级，它，不消说，要社会组织产生最有利于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且从这些条件中，彻底地去掉一切足以这样或那样削弱它的影响的那些东西。谢夫莱说得对， “每一特定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它的法和习俗的创造者。它的成员们在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力求使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住它的时候，不过是服从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且这也是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剥削被压迫者所必需的……实体法中几乎没有一部分不享有来自某一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的尊敬；没有一部分不被推崇为‘永恒的’制度，或者甚至是社会的神圣基础，像巩固等级法权和保卫阶级统治的那一部分一样。”［注：参阅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Körpers》，B.Ⅲ，S.S.91 und 102.［舍弗利：《社会机体的构造与生命》，第3卷，第91和102页。］］
而当统治阶级还是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担当者的时候，它所创立的制度会满足社会发展的一切要求。但是只要某社会的经济史提出前进运动的要素的时候，只要它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上的语言来说——和生产力一直在其内部旋转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的话”，该统治阶级的进步作用也就完结。统治阶级从进步的代表变成了进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时，不消说，它将利用国家机器供自我保卫的目的之用。政治权力在它的手中变成了最有力量的反动工具。为了替社会生产力开辟自由的道路，必需去掉阻扰这种发展的一些生产关系，即使说，如马克思所说的，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只要立法权还在旧秩序的代表们手中，换言之，当它还保卫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这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革新者们，也就是说，被压迫的阶级或诸阶级的代表如果企图从自己的敌人手里击落这一可怕武器，并把这个武器指向反对他们，这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事物的逻辑本身推动他们走上政治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虽然他们所抱定的也是经济变革的目的。拉萨尔在自己的《既得诸权力的体系》一书序言中说： “凡法律的关系，在过渡到司法领域时，看来像是失去了和政治的任何联系，实际上，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是比在政治本身，还有更多的政治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关系那时候就是社会的因素。”［注：参阅《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Leipzig 1880，erster Theil，Vorrede，S.Ⅶ.［《既得诸权利的体系》，莱比锡，1880年，第1卷，序言，第Ⅶ页。］］
在实际生活中，当然，事情发生得远不像我们a priori（先验地）所假定的那样快。被压迫阶级只是逐步地明白自己的经济情况和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作用之间的关系的。它长时间地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全部经济任务。被压迫阶级的个别的人们为自己的日常的生存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甚至不想一下，是社会组织的哪几方面促成自己的贫困状况的。他们力求避开他们所受的各种打击，而不问问这些打击是从哪里来的和由谁指导的。他们还没有阶级觉悟，在他们反对个别压迫者的斗争中还没有指导的观念。被压迫阶级还没有自为的观念；它将来会是社会的先进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没有成为这样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自觉组织起来的力量对抗的只是一些个人的或者个人组成的个别集团的分散的、零星的努力。例如，即在现在工人特别仇恨厉害的剥削者，也不算稀有的事，但是他没有想到反对整个剥削者阶级的必要性和去掉人剥削人的可能性。 然而，慢慢地概括的过程产生了结果，被压迫者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把自己阶级地位的特点还理解得太片面，整个社会机构的弹条和原动力还没有为他们的智力所发现。他们认为剥削者们的阶级是一些个别企业家们的单纯的集合体，而没有被政治组织的诸线连结起来。被压迫者这个概念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正如在洛伦茨·斯坦因教授的头脑中一样，还不明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以为国家的权力是高踞在阶级对抗之上的，它的代表们似乎是敌视双方的天然的裁判者和调和者。被压迫阶级是充分地信任他们的，而当他们向他们请求援助的申诉没有得到回答时，他们就大为惊异。不必叙述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们只须提到，像这样对概念的混淆直到最近还可以在英国工人们中间发现，他们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力的斗争，而同时却认为有可能侧身在这一或那一资产阶级的政党中。 只是在发展的下一和最后一阶段，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被压迫阶级理解到，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哪样的联系，他们不再去向那代表那同一剥削的政治机关的人们申诉自己的剥削者们对自己的压迫了。它知道，国家是一个要塞，是保卫它的压迫者的屏障和防御物，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占有的要塞，可以而且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改造的要塞，但是不能信赖着它的中立而回避它。如朗格所说，被压迫者们只是在指靠自己时开始理解到“政治的自助是各种社会自助中的最重要的一种”。他们那时候力求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以便借着它改变现在的一些社会关系并使社会制度成为适应于自己发展和繁荣的手段。不消说，他们也不是突然达到统治地位的；他们只是逐渐地才能成为排除敌人头脑中的任何抵抗思想的威胁力量。长时间他们只是获得一些让步，所要求的只是那样一些不会使他们达到统治地位、而只是给他们以机会生长与成熟起来实现将来的统治的改良；这些改良只可以满足他们最迫切、最近的要求，只可以稍为把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国家的社会生活上。只有通过取得个别小块敌人领土的严酷的锻炼，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养成坚决战斗所必需的坚定性、勇敢和熟练。但是一旦被压迫阶级获得了这些品质，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敌人们看成已为历史所最后定罪的阶级；它就不怀疑自己的胜利了。所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长剧中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之将成为自觉的，只是因为它成为政治的斗争［注：［1905年版注］这几行是十五年以前在反对伯恩施坦先生扮演“马克思的批评家”角色以前写的。请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位“批评家”以及他的许多同志者们说我们这些“正统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为简单的、几乎是顷刻的“灾变”这一责备是否正确。］。 现在试问，社会主义者们如果根据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受它的经济的各种关系所制约的那种理由，来阻扰工人过问“政治”，这样做是否合理呢？当然是不合理的。他们就会剥夺了工人们所赖以进行斗争的据点，使他们没有可能来集中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打击对准他们的剥削者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要不是这样的话，工人们就只得同个别的剥削者们，或者，最多，同这些剥削者们的个别集团进行游击战，而国家的有组织的力量还始终是站在他们那一方面。所谓知识分子出身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有名的一些政治要求[42]，而他们责备它时（在《土地与自由》第4期上），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种子》杂志[43]，当向工人们推荐在经济范围内进行斗争以达到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等，甚至劝他们杀死特务、尤其是不为人喜爱的工长和企业家，而一句话也不说到俄国工人们的政治任务的时候，也是重复了这一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缺乏对革命思想和纲领的综合结论，不能不对他们的活动的结果产生最有害的影响。我们若把保存工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作为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急进主义之最重要的特征时，我们从而是对现代的专制制度给予了间接的支持。此外，在我们的纲领正在需要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作出政治总结的那个关键地方上，把它截断，我们就是在工人们的眼睛里缩小了这些纲领的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工人们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对个别的剥削者作散漫的斗争是毫无结果的。幸而，我们的工人运动很早就发展得高过了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对《土地与自由》编辑部的回答（见这个刊物的第5期）表明了，至少，这个协会的会员们比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更早些地理解到，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完全不合理性[44]。 所有这些都好极了，有的读者会说，但是您的论据没有击中目标。我们不否认工人阶级会觉得获得政治影响和把政治权力夺在自己手中是有益的；我们只是断定在现时，由于许多原因这对于它还是不可能的。你们引证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因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与在“旧制度”的一些国家中的第三等级的地位完全不同。马克思本人承认这一不相同，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如下： “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也如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资产者曾能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反之，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向上升进，而是愈益降到本阶级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更快。”[45]
假使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内每前进一步是有“相应的一些政治胜利伴随着”，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或别一阶级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是它的政治影响增长的结果。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是以它的财富增加为前提的，也正是这一事实，迫使人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看成是无希望的。越来越多的人变成“赤贫者”的时候，看来工人们一定要把他们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时所获得的一点势力，即是在“打击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们——君主专制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资产者”等等中所获得的势力丧失，所以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不适宜的，因为，由于它的经济地位，它是注定地不会成功的。 虽然这一反对意见本身是完全站不住的，但是初看起来它好像是这样的坚决以致不能对它缄默。这种反对意见是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信徒而又主张不干涉政治的理论的人的论据的最后根据［注：［1905年版注］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理论正是巴枯宁作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而表述的。这种说法的热烈拥护者巴枯宁是这样议论的：假如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以它的经济为基础，那末政治革命是多余的；它自身将是经济革命的结果。这一曾经当过黑格尔的学生，而且似乎应当是十分熟悉自己逻辑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成为经济的结果的不仅是任何一定的、现成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有任何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当这个政治运动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后，本身又是改造它们所必需的工具。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们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最严肃的论据都是建立在这一误会之上的。］。所以，如果把这一反对意见打消，不干涉的理论也将最后地破产，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也将显露出其真正的面目。 工人阶级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是在不断减少的，——这是一点也不可怀疑的。工人阶级不仅是日渐相对地、而且也是绝对地贫困，它的所得不仅不是同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所得一齐增加，而是减低了；现代无产者的实际工资（为他所得到的消费品的数量）是比五百年以前工人的工资要少些[46]——这是罗杰斯、杜沙特尔[47]和其他的人的研究所证明了的［注：［1905年版注］这是讲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的一些争吵所引起来的“贫困化理论”。关于这个理论，请看《曙光》第2册和第3册中我的论文《对我们的批评者们的批评》[48]。］。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时的经济条件比他们在十四世纪时要不利一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对一国经济条件作这样一种估计，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所得的分配，而且，主要地，应注意到产品之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交换的方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财富，而且也在于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推动资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和保证它的政治影响的增加的不是它的收入的增加，而是它所唤起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既做了这一社会的进步要求的代表，它就把这社会的一切不满意分子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去反对那一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仇恨的制度。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的状况给它（新兴的资产阶级。——译者）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即在那时候已经是相当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是为实现这一作用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必需是受什么决定的呢？首先在于它不可能没有居民中低下阶层的帮助就可以进行破坏旧制度的工作。在这里财富就帮了它的忙。财富使它（资产阶级。——译者）在那一应当为它的统治而作战的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有财富，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势力，而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战胜贵族，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所统治着、并由于自己的各种资本而得以号令的那一力量。现在试问，无产阶级能不能对于居民中的任何一个别的阶级发生这样的影响呢，而这种影响是否为它的胜利所必要呢？只需要这样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从任何一个懂得工人阶级的现代地位的人那里，听到一个坚决的回答：“不必要”。无产阶级对于下层的各阶级不可能起影响，像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对它所起的影响那样，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还更低；它是现代社会的最后的经济形态。而且它也不需要获得这样的影响，因为它同时也是这一社会人口中最多的阶层，因为它正是和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在一起，其干涉总是决定了政治争论的那个中介。我们说“人口中最多的阶级”，是因为一切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专为挽救他们这种中等阶级生存地位与灭亡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行将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为他们不是捍卫者他们现时的利益而是捍卫着他们将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抛弃他们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49]。
从前工人阶级胜利了，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胜利的，而工人阶级只是对那种几乎一切斗争的困难都落在自己身上，而几乎一切利益和胜利的荣誉都为它的同盟者所得的奇怪情况感到惊异。现在它不满意于当帮忙角色的作用了，于是把在某个时候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那种力量转而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现在这一力量是大为增加了。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资本集中和大生产扩张的那种规模而增长的，并且正在继续增长。此外，这种力量的增长也是按照被资产阶级自己提到社会活动舞台上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验积累的速度进行的。难道可以怀疑，某个时候曾强大到资产阶级领导下足以能破坏封建专制主义的无产阶级，有一天会强大到能主动地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吗？资产阶级之战胜封建制度只是由于自己的财富，无产阶级之战胜资产阶级正由于它的命运——“贫穷”——将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的命运。 但是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中，财富为它作了另一种、而且还是一种极大的“生产上的服务”，如一些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财富使资产阶级有了知识，使它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先进和最有教养的阶层。可是无产阶级能不能获得这样的知识，能不能够既是一切社会阶级中最贫穷的同时又是最发达的阶级呢？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没有这一条件，政治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 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自己开始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它关心无产阶级的教育，因为这对于同它的敌人们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它在认为有削弱教会的政治重要性的必要的地方，就破坏无产阶级对宗教的信仰；它在认为需要以“自然的”法来对抗等级国家的成文法的地方，就扩大无产阶级的法的思想。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经济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现在起的作用——如象一个聪明的德国人［注：［1905年版注］即罗伯图斯。］说的——是像十八世纪自然法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那样[50]。资产阶级在研究了劳动对资本的关系这一全部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时，愿意做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吗？它甚至不愿意担当这一对自己有利的任务，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意味着威胁到它的统治。而且它是否能像某个时候对待宗教和法制那样，来执行这一任务吗？不会的！它的博学的代表们由于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所迷惑，已经有好久失去了对社会各种问题的任何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能力。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现代没落的原因之秘密。李嘉图是最后的、虽说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还是相当智慧理解到劳动与资本的利益的完全对立一个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是最后的一个有相当感情、不是伪善地为这一对抗悲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大部分失去了任何科学的意义。为了深信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一下从李嘉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观赏一下巴斯夏，克里，勒卢阿—波里埃的，或者哪怕是现代讲坛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51]。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从和平的客观的思想家变成了资本的战士和卫兵，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用在改造科学体系使其适应军事目的这件事上面。但是，尽管有这些战斗的演习，他们还是不断地退却，把在某个时候为他们不受监督地统治着的那个科学领域放弃给了敌人。在现在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恶意煽动”意图的人们，也说工人们对于经济科学中的概念似乎“比任何一个普林斯·斯密或福赫尔还理解得”更清楚些。例如，一个其姓名在德国经济学家们中间有很大声望，但是对他们却满怀着轻视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这个人接着就说：“我们看工人们，就像看一些儿童，但是他们已长得比我们高出一头了。”［注：［1905年版注］我又是指的罗伯图斯。］ 但是他的话里有没有夸大的成份呢？工人阶级理解现代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抽象”问题，我们姑不说比那些受了几十年教育的人们要好些，但是能不能和他们一样的好呢？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它是人类某个有闲暇的好心肠的人的臆测，还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或那样遇到的一些同样现象的概括，是决定我们在参加生产品的生产、交换，或者仅仅分配的那些规律的说明呢？谁要按照最后的这个意义解答这一问题，那就是同意工人阶级有很多机会来正确理解社会经济的“最抽象的”规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抽象的原理。了解这一或那一科学的困难是由于不完全知道作为这些规律的基础的资料。在所谈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地方，在科学规律所概括的只是每一已知情况的地方，那里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不仅极好地了解理论的原理，而且有时也能教这些理论家们本人。试问一下乡村的主人关于遥远的市场对他的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或者土壤的肥沃对地租涨价的影响。试问一下工厂主，市场扩大对减低生产成本的影响。试问一下工人，他的雇主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您可以相信，所有这些人都知道李嘉图，虽然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书的封面。而这些是以极复杂和“抽象”的问题闻名的；而且为了它们，已经流了像海洋那样多的墨水，写成了卷帙浩繁的书籍，因此在着手研究经济科学时可能会被这一大堆的印刷纸张吓倒。而在一切里面，在社会经济的一切部门里都是这样的情形！试拿交换价值的理论说罢。您可以用两句话向工人解释，它是由什么决定和怎样被决定的；然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生们直到现在不愿或者不能理解这一极为简单的理论，而在关于它的争论中却陷入如此重大的逻辑错误，以致没有一个算术教员对犯这样错误的“小学生”给以最低分数，会感觉难为情的。所以我们也以为，我们所引证过的作家，当他认为现在，在对待迫切社会问题上，只有由无产者或者是抱有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所组成的听众，才是唯一聪慧的听众的时候是正确的。而他们一旦掌握了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已没有什么困难：在这里，工人将只是遵循着自己的实际经验的指示。事情的这一方面已为马克思本人阐释得极明白。我们在他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读到： “如果无产阶级宣告整个现在制度的解体，那末只不过是以此揭示出自己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解体。如果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那末只不过是把社会自身所已提升为它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任何协助，作为社会否定的结果而存在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注：参阅《Deutsch-Französische Jabrbücher》，1.u.2.Lieferung,S.S.81-85，［《德法年鉴》第1册和第2册，第81-85页。］］[52]
由此，我们看见，无产阶级不需要物质财富，就可以发展到理解自己解放的诸条件。它的赤贫，不是由社会的贫穷和野蛮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组织的一些缺陷造成的，这样的贫穷，不仅不增加对这些条件的理解的困难，而是把它变得容易。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分配的一些规律是对于工人阶级极为不利的。但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组织和交换形式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客观和主观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观，打破了他们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一切成见；它推动他们去斗争，是在增加他们的人数和提供给他们以组织劳动王国的经济可能而保证了他们的胜利。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强制的劳动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成员全面发展的阻碍，而是相反的，成为它的必须条件。同时，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为生产手段和产品的公共所有开辟了道路。股份公司，这一在现时工业企业的最高形式，清除了资本家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积极作用，把他们变成一些懒汉，他们的消灭，在这一生活进程中不会产生一点点的混乱。保守党人罗伯图斯说： “假使活动的族长们能在当年不费力地把懒惰寄生的王朝从宝座上推下来，那末为什么工人们（公司的职员就是熟练的工作者）的生气勃勃而有力的组织，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不能在将来消灭这些变为单纯收益人的所有者呢？……然而资本已经不能逃避这条道路，资本已经历了繁荣的时期，也将变成自己的掘墓人！”
我们也同样要问，为什么那个工人组织本身将能“消灭已变为单纯收益人的所有者”，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不能夺取国家政权到自己手里，由此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呢？须知第一件事是以第二件事为前提：“消灭”所有者们的只能是战胜了他们政治抵抗的那一组织。 但是还不止此；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将增加无产阶级政治胜利机会的现象。 “工业的进步将统治阶级中整个整个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大量的知识元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的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阶级。所以，正如先前有一部分贵族分子曾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经进步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53] 在北几里亚的黑人们那里有一个绝妙的传说。依照这一传说的说法， “上帝有一次呼唤人类第一对配偶的两个儿子到他面前。其中一个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上帝在他们的面前放了一堆黄金和一本书，命令黑色的哥哥从这些物品中任意选择一种。他选择了黄金，弟弟因此就得到了书。没有人知道的一种力量很快把弟弟同他的书一起带到辽远而严寒的国度里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书，他变成了学者和变得令人害怕和强壮了。哥哥依旧留在故乡，生活了相当长久，这才看见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
资产阶级某个时候也曾拥有知识和财富。它和黑人传说中的黑色兄弟相反，占有了金子，也占有书，因为人类社会的神、即历史，不承认未成年的诸阶级的权利，把他们交给他们的哥哥们去监护。但被历史待遇不公的工人阶级已经从童年长成一个大人了，资产阶级不得不与他平分家产的时候到了。他的手中还有金子，然而他的兄弟得到了“书”，由于有了书，尽管自己的地窖是多么黑暗和寒冷，现在已变得强壮和令人害怕了。渐渐科学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的一些理论从这本魔书的篇幅里排挤出去，并且很快无产阶级就在它里面读到怎样为自己争得物质幸福。那时候他将把资本主义的可耻的镣铐打碎，对着资产阶级证明，“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 三在第一章我们已尽力从历史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任何“政治”都是不相容的那种信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看到了，这一信念所依据的，一方面是蒲鲁东—巴枯宁关于国家的学说，另一方面是七十年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某种不彻底性。除此以外，这一信念还遇到了上述这两种倾向所由产生的那一背景的一般色调的支持。这一背景，如我们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各种创始人们的各种学说的混合物所组成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消极地看待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的，他们把这些运动看作“只是对新福音的盲目不信任”。这一对“政治”的消极看法同乌托邦主义者们的学说一道带给了我们。在稍为强有力的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好久，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准备——同四十年代末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一样（参阅《共产党宣言》，）——“因循惯例地去抨击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资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而完全忘记了，所有这一切攻击“所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诸关系和政治组织”，也就是说，正是在我们祖国所应当谈论和争取的那些条件［注：不过以上所说，与在日内瓦出版《人民事业》的那一集团，即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对“不干涉政治理论”的否定态度的集团无关[55]。］[54]。 由于这一切影响，就得到了认为除了狭隘的和庸俗的革命斗争以外，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适宜的一种坚定信念，因此我们是怀着成见去看待那些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因为它们认为，例如，选举的鼓动是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强有力的手段。一切通过这一鼓动而得到的政治和经济的成果，在我们认为都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是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魔鬼的极危险的勾结，等于放弃将来社会主义生活的幸福。我们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我们的理论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的绝境。我们认为土地公社是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而同时我们拒绝政治斗争，我们自愿地剥夺了自己用国家干涉这种方法来使这一公社免于遭受目前各种破坏影响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成为破坏那一基础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我们却曾打算在它上面建起将来的建筑呢。 然而，我们看见了，事变的逻辑把俄国的运动带到了另一条路上，迫使以“民意”党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力求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统治权，认为这是经济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的运动在走上这一道路时，是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各种各样的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竟对它是太狭隘和太不便利了。为俄国社会生活所特有的事物进程已和在我们的革命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程相冲突，因此唤起了新的精神潮流。 这一新的精神潮流，我们往下就要说，只要它还没有和无比地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现代社会主义潮流相汇合，就不能摆脱它现在所独有的那些矛盾。俄国的革命者应当抱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与各种“暴动派”的理论决裂，正如几年以前在自己的纲领中采纳新的政治因素时放弃“暴动派”的实践一样。如果他们努力掌握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政治方面的正确观点而且愿意应用这一新标准对自己的斗争方法和当前任务重新加以审查，这将是不难做到的。 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看见现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历史观的前提引起了一些多么荒谬的结论。《民意》本身，显然没有看到这些结论的错误性，而且倾向于“甚至替杜林的关于在社会制度中政治—法律因素对经济因素占有优势的社会学观点”辩护，如象彼·拉·拉甫罗夫在描述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最近思潮时所说的那样［注：参阅论文《对过去和现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109页。］。只有靠这一倾向我们才能解释载在《民意》第6期国内评论中的某些“反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直率的解释者们”的那一论争，这些解释者们的见解，如作者说的，“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有名的三段式”，而没有“别的归纳的材料”做自己的结论的根据，他们解释“黑格尔的规律，是根据下列意义：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注：［1905年版注］后来这一胡说为我们的“合法的”批评家们——如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伙伴们，用各种调子重复。一般地应当指出，这些先生们在和我们争论时，完全不能想出与不合法的文献中写出来反对我们的那些东西比较起来，有任何更新的东西。谁如果想相信这一点，请读一读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民意导报》的第2册中写的论文（《我们从革命期待什么》），并比较一下在好多时以后他们在自己的书中驳斥别尔托夫所用的那些论据[56]。我国的“不合法的”思想很早就跑到“合法的”思想的前面去了。］。只要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或法国集体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就能看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西欧信徒们，以及“直率的解释者”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俄国同志们，这些“解释者们”决不是“根据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这个意义”来理解“黑格尔规律”的，而他们只在研究德国哲学史时才利用“归纳的材料”，在德国哲学史里面这一规律占有极显著的地位，而且从德国哲学史里面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规律挖去，正如俗话所说的，不能把词从歌曲中删去一样。我们所引证的一处几乎完全是重复杜林的话，他责备马克思，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图案中“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起了——由于缺少更好的和更明了的手段——助产婆的作用，借助她，未来将从现代的内部产生出来”［注：参阅《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dritte Auflage，S.498.［《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3版，第498页。］］。但是这一狂语已从恩格斯方面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揭露了前柏林副教授的著作没有丝毫科学价值。为什么重复一些别人的错误，和在这样动摇的基础上对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和最革命的社会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呢？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某几方面，但远不是一切方面有革命的意义。同时革命运动将在自己里面含有一些连自己的参加者也不知道的反动的胚胎，这些反动的胚胎将在或早或迟将要临近的将来使它失去这一部分的意义，因为，海涅早就说过，任何一个人 在新的时候为新的事业
就需要新的服装。 须知最后，它，这一真正的新时代在我们的祖国也是将要到来的。 不过，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些或那些原理的不正确理解，还不是妨碍我们革命运动最后走上为西方工人阶级所已开辟的道路的主要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最密切的了解将向我们社会主义者们指出，他们如果拒绝理解和掌握“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的学说，就等于使自己失去一个多么有力的武器。那时候他们会相信，如果俄国的民粹派分子们和俄国的民意派分子们，最后，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最高的观点把我们的一切现有的派别（这些派别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对的地方，因为，它们虽然有自己的片面性，其中的每一个都表达了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定的迫切的要求）都调和起来的话，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不受丝毫损失，而且相反地，会赢得很多东西。 我们的运动如果按照刚才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话，也是有另一种阻碍的。这种阻碍就是，我们缺乏政治的观察力，由于这种缺乏，从运动的一开始，就妨碍了我们的革命者们使自己的当前任务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而缺乏政治观察力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们的政治经验不够。不论我们出发到民间去是为了推广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或者我们定居在乡村是为了组织我们农民中间的反抗分子，或者我们直接去同专制制度的代表们斗争，我们会到处重复这同一的错误的。我们始终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从没有完全充分地考虑到社会中间对我们将发生的抵抗，而且急忙地把环境造成的对我们暂时有利的行动方式认为是排斥了一切其他的方式方法的普遍的原则。我们的一切纲领，因为这样，就陷于完全不稳的平衡状态，连周围环境中的最小变化也会使它们失去平衡。我们几乎是每隔两年就改变一下这些纲领而不能站在什么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始终是停在某种狭隘的和片面的东西上的。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俄国社会，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学，已经经历过所有的文学派别，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还没有变成我们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已经及时地尝试了各种各色的西欧社会主义。 “民意”担当起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即在把我们的革命家们推到更广泛的活动道路上，在迫使他们企求创造真正的政党时，毫无疑问的，对消除小组习气的片面性，做了有力的帮助。但是，为了停止不断的更换纲领，为了摆脱一些政治游牧人的习惯，和最后，获得智力上的定居，俄国的革命者们必须把随着他们之间的自觉的政治倾向而开始发生的批评工作贯彻到底。他们必须以批评的态度来对待那个纲领本身，因为它曾对以前一切的纲领和理论进行过必要的批判。“民意党”是过渡时期的产儿。它的纲领是在使得我们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因而也是合于规律的现象的那些条件中产生的最后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在扩大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视野时，本身还不免有片面性。在这个纲领里也看得出缺乏政治的远见，缺乏使党的当前目的与它的真实或可能的诸力量相适应的能力。民意党好像是一个在真实的路上走，但是对于距离还没有概念的人，因此相信他“马上可以一走就是十万里，在任何地方都不休息”。实践，不消说，破坏了他的幻想，但是这一破坏可能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好让他自己反省一下，七英里一步是不是属于幻想的领域。 我们所说的七英里一步的步伐所指的是已讲过的我们所关心的纲领中的幻想成分，它在《民意》第2期上表现为对于未来立宪议会中的社会革命的（我们姑不说社会主义的）代表将占多数这个信念[57]，而在第8-9期上表现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夺取政权”的一些谈论[58]。我们深信，这一空想的成分对于“民意党”自身是极端有害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对“民意党”之有害，是因为它使“民意党”脱离了在俄国工人阶级中间的直接任务；作为担负我们解放运动主动者来说，它的有害是因为它永久会把许多为它在别的条件下能吸引的所谓社会中的人力和物力推开。我们试说得详细一些。 “民意”在同专制制度斗争中在求助于谁？可以而且应当求助于谁呢？我们在《民意大事记》［注：《党的准备工作》，第129页的注［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中读到： “把从农民中间的、与‘民意’组织有联系的个别分子吸收到组织里面来，当然，是始终被认为有益的事[59]……但是至于说到现实农民群众的组织，这在制定这一纲领的时代被认为完全是空想的，而假使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更进一步的实践也不能改变我们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方面的意见。”
难道，“民意党”不是依靠我们劳苦群众的前进阶层、也就是城市工人吗？它，确实极重视在他们中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认为，“诚实的劳动居民应当引起党对他们的严肃注意”。但是对这一事情的必要性的说明就表明——据“民意党”的概念——城市工人应当只是我们革命运动的因素之一。该文件向我们解释说，他们“对于革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无论就他们的地位，以及就其较大的成熟性说都是如此的，第一次攻击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工人和军队的行动”。这是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不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革命，但是工人们必须参加在其中，因为他们“对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有哪一些因素参加这一运动呢？我们已经看见，“军队”也参加在里面，而在军队里，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士兵中间的宣传是困难到这步田地，以致我们不能对它寄予很多希望。便利得多的是对军官阶层的影响：他们是更有教养的，更自由的，更容易受到影响的！”
当然，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暂不研究这点，我们要进一步论述。除了工人们和“军官”之外，民意党心目中也有自由主义者们和“欧洲”，对于欧洲“党的政策应当是力求使俄国革命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唤起欧洲公众意见对这一革命的同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必须让欧洲知道，俄国专制制度对欧洲文明的整个毁灭性的意义，使它知道党的一些真正目的，使它知道作为表现全体人民抗议的我们革命运动的意义”。至于说到“自由主义者们”，那末对于他们“应当不隐藏自己的急进主义，指出在各党现在规定的任务之下，我们的和他们的利益迫使着我们在反对政府上面采取共同行动”。 这样，我们看见，“民意党”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而且甚至主要地不是依靠这些阶级。它也注意到了社会、军官阶层，后者，实质上是和这同一社会“血肉相关”的。它要说服这一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人，“在各党现在规定的任务之下”，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做些什么，才可以使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产生这一信念呢？它印发，第一，“执行委员会”的纲领[60]，里面说：“如果是由自由、普遍选举所选出并接受选民训令的立宪议会，那么它将会很好地表达和执行民意”。在有名的“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执行委员会也要求“召集全俄国人民的代表来重新审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现有形式，并要求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改造这些形式”[61]。这样的纲领，确实是和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为了实现它，他们大概也会迁就“执行委员会”所不能不要求的普遍选举权。在这一切上面该委员会的纲领暴露了比在它以前的一切纲领所暴露的更为成熟的东西。但是，姑不说像要求集会、言论、出版和各种选举纲领的自由，只是“作为临时的措施”提出的这一重大缺点［注：参阅《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民意大事记》，第14页。］[62]。我们只须记着“民意”党的其他的一些声明。这个党的机关报急忙向读者预告说，立宪议会的多数代表将由急进经济变革的拥护者组成。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一信念不过是为了把民意派纲领中各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而想出的一种虚构。我们现在是从策略上的观点看看这一信念在出版物上怎样表现出来。试问，难道经济变革也是符合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吗？难道我们的自由主义社会同情——照《民意》上所说的——农民代表们所将争取到的那一土地革命吗？西欧的历史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凡是“红色的幽灵”稍一带威胁形式的地方，“自由主义者们”就准备着在不客气的军事独裁的怀抱里寻求保护。恐怖主义的机关报难道认为，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这一般规则的例外吗？如果是这样，它的信念是以什么为根据呢？难道他也认为，现在“欧洲舆论”如此充满社会主义的理想，以致会同情社会革命的立宪议会的召集吗？或者它以为，欧洲的资产阶级党在自己家里的红色幽灵之前发抖时，将为它在俄国的出现而欢呼吗？不消说，它没有想过这类事情，也没有忘记过这类事情。但是，假如是这样，为什么做这一类冒险的声明呢？或者“民意党”的机关报对于自己的预言必定会实现这一点，相信到认为必须唤起组织内的成员们采取适合于所期待的事件的重要措施吗？但是由于同一机关报宣布过在民间的活动是无结果的，我们认为，这一声明，宁可说是由属于安慰人心、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性质：人们是在期待着立宪议会中的社会革命的多数，尽管这种活动现在使人想起“但纳依的无底的桶”［注：“但纳依的无底的桶”系指没有完的和没有成果的工作的意思。——译者］。 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声明，就其本身说，是不重要的，尤其因为“民意”自己，显然是放弃了对于未来俄国制宪议会的过分乐观希望。我们这样想是因为第8-9期的社会中说到经济的变革，在民间缺少社会革命的主动性的场合，经济变革必须由“临时革命政府”在召集立宪议会之先进行。社论的作者完全正确地看出只是这样的变革才能保证“在已召集的等级会议中将出现人民的真正代表”。“民意”的从前的幻想，因此是完全消散了。但是，不幸的是，它的消失只是为了让位给新的、对于“民意”党本身的事业还更有害的幻想。纲领的幻想因素没有被丢掉，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现在被称为“临时革命政府夺取政权”，它应当使党有可能完成已叙述过的经济变革。不消说，这一新的“现在规定的各党的任务”无论怎样也不会使得俄国自由主义者们，也不会使得资产阶级的欧洲想到他们的利益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俄国社会怎样受压制，怎样受欺侮，但是它完全没有丧失自卫的本能，绝不会自愿地去迎接“红色的幽灵”；对俄国社会指出党的任务的这样“规定”——就是让自己失去它的帮助和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究竟多大，以致可以冒险推开这样的同盟者呢？我们的革命家们能不能真正把政权夺取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保持住它哪怕一个短时候呢？或者关于这点的一切谈论不是别的、只是剥一个不仅未被杀死，而且根据实际情况，还是不该被杀害的野兽的皮呢？这就是革命的俄国最近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应赶快再附带说一下。上面几页应当能使读者相信，我们不是在原则上反对革命政党夺取政权这样行为的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开始的政治斗争的最后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达到政治统治地位的革命阶级只有当它用国家政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打击反动势力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保持得住这一统治，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比较安全地避免反动势力的打击。浮士德说Den Teufel halte,wer ihn hält！［注：“谁擒住魔鬼，谁就不会放它”。］ 但是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像天和地那样远的。这特别可以用来说工人阶级的专政，它的任务，在现在，不仅是破坏社会的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是消除现实存在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并把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职能自觉地组织起来。仅仅理解这一任务就需要以有发展前途、具有政治经验和教育、从资产阶级的成见下解放出来，并能独立考虑自己情势的工人阶级为先决条件。这一任务的解决，除已经说过的一切先决条件以外，还需要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需要它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对胜利有信心，但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甚至最诚实的有善良心肠的人夺取政权的。不允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通过了自己的政治教育锻炼，抱着坚定的志愿，准备不论何时都可以完成这一政治锻炼，并作为独立的活动家出现在历史生活的舞台上，而不是永远地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过渡到另一保护人那里；不允许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保护是多余的，因为它自己那时也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允许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保护会是有害的，因为生产者们在生产组织的事业中的自觉参加不是阴谋家们的任何阴谋诡计、他们的任何豪迈勇敢和自我牺牲所能代替的。有一种思想认为社会问题除工人自己以外，不论谁都可以在实践中解决，这种思想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没有理解，完全不看抱这一思想的是“铁血宰相”[63]，或者是革命组织。已经理解了自己的解放条件和认定解放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把国家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为了在结束自己的敌人以后不再只给它带来新的苦难的ан-архия（无—政府）原则上，而是在让已成年的社会成员们直接参加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nан-архия（普遍的—政府）基础上建设社会生活。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到能解决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它的拥护者们的责任就在于加速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在于消除妨碍它的力量和它的觉悟增长的那些障碍，而不在于发明一些社会实验和活体解剖的方案，这些东西的结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我们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中夺取政权问题的。在应用这一观点于俄国的现实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不相信俄国最近有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 “民意”认为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是特别“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64]。我们同意，这种相互关系在俄国对于社会主义者比在印度、波斯或埃及要有利些，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拿俄国的和西欧的各种社会关系比较。而假使“民意”达到这样的信心，不是由于拿我们的制度和埃及的或波斯的对比，而是由于同法国的或英国的相对比，因此它就陷入了重大的错误。决定人民群众的愚昧和冷淡的乃是现代“俄国土地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些性质对于它的解放事业是有利的呢？“民意”以为，看来，这一冷淡是在开始消失，因为在人民中越来越“激发了对一些执政的特权阶层的仇恨，并坚定的努力于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但是这种努力又得出了什么结果呢？“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还是什么也没有证明：它并没有常常带来一点政治觉悟的光明。而且在现在，我们需要把阶层的觉悟和阶级的觉悟加以严格的区分，因为旧的阶层划分已经不符合俄国的经济诸关系，而且在准备让位给“法的国家”中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假使“民意”从农民的阶级和政治觉悟的发展观点看农民现在的世界观，那末它怕很难坚持，我们的社会因素是有利于社会变革事业的。须知“民意”根本不可能认为在农民中间流行的关于他们自己与政府作斗争的理由对于这一事业是“有利的”。不论这些理由多么有力地表现出“对统治阶级[65]的仇恨”，但是因为农民们认为革命运动本身是贵族和官僚们的农奴制阴谋，当人民“开始从自己的年代久远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那里争取经济平等的时候”，“临时革命政府”就会陷入大的危险中。我们所关心的那些因素的现在相互关系，那时候大概会暴露出对暂时胜利了的一些阴谋家极为不利的特点。而“争取经济平等”又是什么意义呢？ 为达到这一目的，难道剥夺大地主们、资本家们和企业家们，就算够了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难道不需要以一定的方式组织生产本身吗？假使说需要，那末现代的俄国经济关系对这一工作是否有利，或者换句话说，经济的因素使它有很多成功的机会吗？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而且有如下的理由。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一定的、为它的目的与组织特性的性质所规定的东西为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也需要有这样性质的一些经济关系为先决条件，它（即性质。——译者）会使这一组织变为从国家过去全部发展中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因此它就具有一种极大的明确性。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组织，正如任何其他的组织一样，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的俄国是没有的。人民生活的旧基础是太狭隘，种类太不相同而片面，除此以外，它还已经动摇得很厉害，而新的还只是刚刚在形成。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因此在生产者们自身中还没有建立这一组织的意图和能力：我国农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决这一任务。所以，“临时政府”要是它得到生产者方面的充分的服从，要是它不被人民运动的巨浪冲走，它所要做的就不是批准而是实行“经济变革”。 但是靠了法令是不能创造出与现代社会诸关系的性质不相容的那些条件的。“临时政府”只有迁就现在已有的东西，并拿现在俄国的现实所给它的那些东西作为它的改革活动的基础。而在这一狭窄的和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筑社会主义的组织，只有靠政府的手来建立，加入政府中的：第一，将是城市工人们，不过他们对于这样的困难的活动还很少准备；第二，是始终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我们的革命青年的代表们；第三，是经济知识极令人怀疑的“军官阶层”。我们不打算作关于和一切这些分子们在一起加入临时政府的，还有自由主义者们这一完全可信的假设，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同情而是会妨碍社会革命所“规定的各党的任务”的。我们请读者只衡量一下上述的一些情况，然后再问自己：在这些情况之下开始的“经济变革”，其成就会很多吗？现有的“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吗？说这一相互关系是有利的，这种信心难道不是属于从旧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派世界观中抄袭来的、而且会把完全不可能的极端带到新政党的纲领中的一种虚构吗？而党的“最近的直接任务”，正为这种虚构所决定，立即“夺取政权”的努力、吓唬我们社会和使得我们革命家们的全部活动带着片面性的努力正是以它为基础！ 或者有人会反对我们说，“民意”就没有想着在夺取政权以后从事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它所设计的“经济激变”的目的只是教育人民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试看看，这一假定是否可能，而假使可能，从它里面将得出什么结论？ 《民意》第8-9期的社论说到人民将“争来”经济平等，而如果人民缺少主动性的话，经济平等将为临时政府所建立。我们已说过，所谓经济平等只有在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才可能。但是我们姑且承认：《民意》认为在别的条件下经济平等也是可能的，据它的意见，经济平等在土地和生产工具过渡到成为劳动人民的财产这个条件下将得到足够的保证。这样的意见不是别的，不过是回到《土地与自由》的一些民粹派的旧理想，而且从经济的观点看，也许会暴露出这些理想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一些公社之间的个别的相互关系，公社社员们的劳动产品之变成商品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主义的积累会威胁着把这一“平等”变得极不安定！在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要求“作为经济和行政单位”的公社具有独立性，“一切公职由选举产生的广泛的州区自治”和“土地属于人民”实现的时候，中央政府将不致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这一平等，即使假定它会想出不仅废除俄国帝国的成文法、而且废除商品生产本身的一些规律措施。而且它也不会想到采取这些措施，因为它是由那一“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解放的人民”的代表们所组成的，它的理想，在最好的场合，不过如《土地与自由》的话所表达的那样，是不会对于任何一种国民生产的（我们姑不说国际的）组织给予地位的。 有鉴于这一危险，我们假定《民意》的“临时政府”是不把为它所夺得的政权交给人民代表们，而会把自己变成经常性的政府的。那时候它将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就是它对于为它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的缓慢的解体成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要就是它将不得不组织国民生产。解决这一难题，它将或者本着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是不论它自己的不实际性，或者是国民劳动及劳动人民自身的习惯发展到的现阶段都会妨碍它这样做的；要就是它将在“家长制的和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求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但是俄国人民即在现在已经是很进步的，不致于以在他们身上所作的这样一些试验的愉快结局来自慰。无疑地是，除此之外，在这样的监护下，人民不仅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教育，而且或者是完全失去任何再向前进步的能力，或者是由于经济不平等（消除经济不平等是革命政府的直接目的）的产生，而使这一能力得以保存。我们不用说国际诸关系的影响，也不用说甚至在十九或二十世纪的东欧的秘鲁式的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了。 不过，为什么关于我们革命家们夺取政权的一些结果要说得这么多呢？这一夺取是可信的吗，是可能的吗？依我们的意见，是非常不可信的；是这样的不可信，以致可以认为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已经做了很多事。他们动摇了专制制度，在社会中唤醒了对政治的兴趣，在我们工人阶级中间撒下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种子。他们正在从社会的上等阶级过渡到下等阶级，具有前者的教育和后者的民主主义本能。这一情势使得他们容易进行多方面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但是这同一情势使他们对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阴谋之成功不能抱很大的希望。为了这种阴谋，光有才能、毅力和教育是不够的；阴谋者需要有和社会的联系、财富以及有势力的社会地位。而这正是我们的革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他们只能靠与俄国社会上的其它不满分子的联合才能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假定他们的计划将得到这些分子的同情，我们假定，参加这一阴谋的，有富有的地主们、资本家们、官僚们、参谋和高级军官们。阴谋的成功那时候将可靠些，虽说这样的可靠性还是不很大的；我们只须回忆一下在历史上有名的一些阴谋的大部分的结局。但是对社会主义阴谋的主要威胁将不是来自现政府方面，而是来自它自己的参加者方面。参加阴谋的是一些有势力的和居高位的人，又是诚实的社会主义者，这只是一种“幸运的偶然”。关于这些人的大部分，没有任何保证说他们不愿意利用他们所夺得的政权来从事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而如果阴谋者们离开了阴谋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一阴谋对于国家的社会发展不仅没有益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因为不能由于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就去同情那些——如斯切普尼亚克在其有名的书中所说的——会想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阴谋的一些“现代赛扬们”的成就。由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抱着在最近将来夺取政权的目的所进行的阴谋，如果在有势力的人圈子内得到的同情越多，即是说，它的外表的胜利如果越可靠，它的结果就越可疑；相反地，这一阴谋的结果，如果谈到它的参加者们的意愿，也就是说，如果它的圈子越只限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话，它的愉快的结局将越发不可靠。所以这一切使得人不得不认为，在现在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阴谋更加有威胁的宁可说是第二类而不是第一类。 从所说的一切，我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的非空想的理想现在只能一方面是争取自由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培养一些准备组织未来的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分子。他们应当提出民主主义宪法的要求，这一宪法和“人的诸权利”在一起，会保证工人以“公民权”，而且会通过普遍选举权使工人有可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现在看来还很遥远的“红色幽灵”没有恐吓倒任何人的时候，这样的政治纲领将会引起一切不是坚决敌视民主主义的人们的同情；同着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会有很多我们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们在这一纲领下面签名［注：［1905年版注］“社会”的同情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而我们能——精确些说：我们有很多机会——获得它，一点也不改变我们的纲领。但是，不言自明，为了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必需有我们不是常常具备的机警。例如，有时我们任自己责骂《资本论》，所根据的正是——虽然，当然不完全是——它在“造反”这一理由。马克思从没有做过这样大的策略上的错误。他会觉得这种错误是与卡尔·格律恩和其他“真正社会主义者”相称的。］。虽然这一或那一秘密革命组织的夺取政权始终是致力于它的计划的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事情，可是为拥护这一纲领所进行的鼓动却成为整个俄国社会的事业，因为这一鼓动将在这一社会中加强为政治解放而作的自觉的努力。那时候自由主义者们的利益确实会“迫使”他们“同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政府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再不会在革命刊物中遇到说什么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样的断言。同时，自由主义社会的另一部分比较大胆的和比较清醒的人不会再认为革命家们是一些抱定空想计划的不实际的青年。社会上从前不利于革命家们的这种看法就会改变为不仅对他们的英雄主义而且也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性表示尊敬。逐渐地这一同情会转变为积极的支持，或者，更可靠地是，变成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最后，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就会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这一解放运动中会起一种极为光荣的和有利的作用。它的光荣的过去，它的自我牺牲和毅力会使社会重视它的一些要求，因此，它至少会有一种机会来为人民争取政治发展和教育这样的可能，和为自己争取公开对他们呼吁的权利，并进而开展自己的宣传和把人民组织为一个特殊的政党。 但是这还不够。更确实些说，如果不在同一时候和也在别的圈子里进行活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没有力量，就没有权利。拉萨尔说得好极了：任何一个宪法，都是适应或力求适应“存在国内的各力量的现实的实际关系”的。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关心的是，还在宪政以前时期就改变俄国社会诸力量的实际关系，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在相反的情况下，专制制度的垮台远不会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甚至民主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相符合。人民的要求，即使在宪政的俄国也可能完全不被注意，或者只在为了加强人民的纳税能力的范围内予以满足，因为人民的纳税能力现在几乎完全为国家经济的掠夺性质所耗竭了。为自由资产阶级争得言论和活动自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可能落到“特别”的情况中，如象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在政治上只是不可能期待别的比较严肃的东西的那种人，才期待昨日的同盟者们和现在的敌人们的感谢。 幸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他们能够而且应当首先依靠工人阶级。工人的力量，也正如任何别一个阶级的力量一样，顺便说说，是取决于它的政治觉悟的明确性，取决于它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正是它的力量的这些因素，才必定会受到我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在行将到来的解放运动中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对工人阶级说明它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培养工人阶级在俄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独立的作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初期，使我们的工人阶级能作为一个带有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特殊政党而出现。我们应当把详细拟定这一纲领的工作让给工人们自己作，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对他们阐明拟定工作的最主要诸点，例如，现代土地关系、税收制度、劳动立法的根本修正，国家对生产者各种组合的帮助等等。要达到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至少是通过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各阶层中间加强工作，通过口头的和文字的宣传和在工人们中间组织社会主义小组。诚然，这些任务始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政纲中占有或多或少的显著地位，而《民意大事记》可能告诉我们，即在同政府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它也没有被忘记（参阅《党的组织工作》第3项，城市工人）。但是我们向任何一个了解我们的革命运动的人建议，请他们回忆和比较一下，破坏工作耗费了多少力量和金钱，又有多少力量和金钱是用在为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上面的。我们不责怪谁，然而我们认为各种革命力量的分配是太片面了。不过我们如果以革命力量自身的特点，或者以他们根据自己的纲领而需要影响的那一工人中介的特点，来解释这一片面性，将是徒劳的。像《种子》、《工人报》[66]这一类刊物的出现及取得成就，表明我们的革命者们没有丧失宣传的倾向，而我们的工人们对它也不是漠不关心的。这类的刊物，当然免不了有一些错误，而且有时错误是极重大的，但是只有什么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主要的倒霉的地方就在于在所出版的这些刊物中看不出有像在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中进行宣传的那种毅力；在于没有新的印刷所起而代替已被封闭的印刷所；在于没有因为在俄国不可能进行出版工作，而把它迁移到国外，等等。在所有国外的杂志中（我们有不少这样的杂志），只有《工人》[67]以来自人民的读者为对象，这就是它的出版者的最大功绩。但是《工人》已停刊了好久，而我们关于这方面还一点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新的尝试，哪怕他们所拥护的是另一种更适合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的已变更了的见解的纲领。而我们除了《种子》、《工人报》以外，在俄国为工人们还出版了些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小书，没有一本小册子［注：［1905年版注］由此看出，通俗刊物的这一理想在我们的文献中完全不是新的。但是这事实，不言自明地，不过不妨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许多同志看作是危险的新鲜事物，那时候我几乎是“火星派分子”中这一思想的唯一的拥护者。现在这一思想已经得到实际的——多多少少成功的——实现。迟些做总比不做好些。但是，读者，假如你听到了，还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有哪些可惊的结论被引用来反对我刚说的这一思想，你会像浮士德一样地惊叹：Wie weh,Wie weh, Wie weh！［多么痛心，多么痛心，多么痛心！］。而这是在革命运动引起了人们对自己普遍注意的时候，而如饥如渴地打听一切谣言和结果的人民却惊异地问自己：这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在这以后，难道可以惊异人民对这问题由于没有更好的回答，而有时不得不满意于那些荒谬的回答吗？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但是我们劝一切人都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以便及时地予以挽救［注：我们在《民意的小刊物》第1期［1883年，第61页］的附言中读到如下的话：“在过去的一年，有一系列的罢工，但因为缺少工人的组织大部分都以失败而结束。”］。 这样，一方面是为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培养工人阶级去扮演它的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可能“规定的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像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这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但是这两个时刻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效法德国共产党人的好的榜样，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他们应去“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同时，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间努力培养尽量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像这样做时，共产党人是要使“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68] 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时情况和国际诸关系对每个文明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使人有权希望：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会很快跟在专制制度垮台后面发生。假使德国资产阶级“来得太迟”，那末俄国的还要来得迟些，而它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需要的只是俄国革命者们自身不要在开始着手培养工人阶级的事业上来得“太迟”，这在现在已经成为完全适时的和不可缓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做一个保留。我们不抱如下的一种见解——宁可说，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是强加于马克思学派的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的——，按照这一见解，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农民还没有成为无土地的无产者和农村公社没有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瓦解的时候，仿佛是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的。我们以为，一般说来，俄国农民对于凡是注意到所谓“土地国有”的任何办法，都是会寄以很大同情的。只要稍有可能在农民中间进行自由的鼓动时［注：［1905年版注］也就是说根据宪法。］，不消说，农民就会同情立刻在自己纲领中采纳这一要求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但是我们不夸大我们社会主义者们的力量，而且也不忽视他们必然在自己的活动中须顾及的那些障碍和环境的阻力。因此，而且只是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必须在开头的时期，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于工业中心。生活在落后条件下的现代农村居民，不仅自觉的政治主动性比产业工人差，而且对于为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所已开始的运动也不像工人那样容易感受。他们领会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比较难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那些诞生这些学说的条件是太不相似了。而且农民现在正经历着严重危机的时期。他们从前经济上的“古老基础”正在崩坏，“不幸的公社也正在他们的眼中失去威信”，甚至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民粹派机关刊物，如《星期》[69]（参阅该刊第39期N.Z.的论文《在故乡的许多地方》）也如此承认；劳动的和生活的新方式还刚在形成，而这个形成的过程恰好在各工业中心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如冲刷和破坏一部分土壤的水在别些地方组成新的雨雪和沉积物一样，俄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在破坏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古老形式和破坏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些新的社会形态在自身内部含有新社会运动的胚胎，只有这一个运动能结束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比农民受了更多的教育、有更高的消费能力和更广的视野的产业工人们，参加我们革命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以后，在达到政治自由后，就可以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农民中间开始经常的社会主义宣传。我们说经常的宣传，是因为在农民中宣传和鼓动的个别场合，当然，即在现在也不应被忽视。恐怕不再需要补充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农民中间发现了强有力的独立运动时，就应当改变在人民中间的力量的分配。 生活本身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所提示的“纲领”就是这样。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将能实现这一纲领吗？它是否愿意放弃幻想的计划和意图（这些，应当承认，是很动人的感情和想象）呢？现在对于这点还很难有把握回答。《关于刊行〈民意导报〉的发刊词》说明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70]，只是用一些最空泛的言语。《导报》的编辑部称这些目的是“完全确定的”，看来，是不认为有在自己的发刊词中有再确定它们的必要。所以令人担心的是，关于下列问题《导报》不认为有问问自己的必要：俄国现时的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条件”是不是符合于民意党的“完全确定的”一些目的呢？在这样的场合，新机关报对于我们革命文献的最迫切的需要，即批判地修正陈旧的纲领和修正传统的行动方法的需要，是没有作满意的回答的。而我们希望它将能消除我们的顾虑。我们似乎以为，新机关报将清醒地注意到我们革命政党将来的命运所系的那些任务。社会生活对待它的一些当代的幻想是和对待我们的“暴动派”和宣传家们一样的无情。最好是现在跟着它的指示，不要在后来以一些新的分裂和新的失望来偿付它的残酷的教训。 [1] 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在俄国用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思想作了批评，列宁曾称这部著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Первый profession de foi”（信仰的第一次公开声明）［《列宁全集》，第4卷，第264页］，这是《劳动解放》社第一次发表的言论。 普列汉诺夫是在1883年夏季打算写这本小册子的，它也为他在同时期写成，这是普列汉诺夫和民意分子之间的决裂已经成熟了的时期。 最初这一著作原是为《民意通报》杂志的第一期准备的，但是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普列汉诺夫之家”的信件以及发表在《事务与日子》杂志（1921年，第2期）的书信，都证明普列汉诺夫和《民意通报》的磋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民意通报》的主编们拉夫罗夫和吉荷米洛夫谢绝了刊印这一声明民意主义“是最无原则的思潮”的著作［见1883年8月3日列·吉荷米洛夫给彼·拉夫罗夫的信］——《劳动解放》，第一辑，1924年，第245页。《劳动解放》于1883年10月把这一著作印成单行本出版，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一册。 拉夫罗夫发表了对《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书评（《民意通报》，1884年，第2期，第64-67页），在这篇书评里对小册子的论战部分表示了极端的不满。这一书评曾在普列汉诺夫作为对《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序言而载出的给拉夫罗夫的信中有了详细的叙述［参阅中译本，第1-4页］。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在1905年被重印在普列汉诺夫的《两条战线》论文集中，同年被重印在日内瓦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卷［这是在那里出版的唯一的一卷］内，在里面添了一些新的注释，而在1906年又以小册子形式单独出版。在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被译成了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 本版中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是按照它的第一版和《两条战线》文集的原文，经核对后而印出的。 [2] 《土地与自由》——是从1878年2月到1879年4月为“土地与自由”组织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革命民粹派的杂志。一共出了五期：头四期是由C.克拉夫钦斯基和H.摩罗佐夫主编的，从第五期起普列汉诺夫也加入了编辑部。 [3] 《黑土重分》——是1880年初到1881年底由同名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出版的杂志。最初加入编辑部的有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德，雅·斯捷凡诺维奇和Л.杰伊奇。《黑土重分》的印刷所在彼得堡在印该杂志第1期时被破获，但是该期还是在国外出版了，那里也出版了第2期。其余的第3-5期都在明斯克出版。 [4] 这里说的热里亚波夫传，为列·吉荷米洛夫所写，188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匿名，书名为《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亚波夫》。 [5] 题词引自《共产党宣言》。 [6] 在库尔城（瑞士）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是1881年10月举行的。“俄国客人”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德。 [7]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列·吉荷米洛夫的作为社论刊登在1881年12月23日《民意》报第7号上面的论文，其中含有对巴·波·阿克雪里罗德［“俄国客人”］在库尔大会上演说的尖锐批评。 [8] 这是从弗·希勒著的《瓦伦斯坦之死》悲剧中引出来的话。 [9]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 [10] 参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1] “前进派”——这是彼·拉夫罗夫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信徒。他们是由于拉夫罗夫与1873-1877年在沮利赫和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日报《前进！》而得名的。一共出版了五期。拉夫罗夫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信；他和他的信徒们力求与欧洲的，其中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建立联系。 “巴枯宁分子”——是民粹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信徒，他们认为农民是天生的暴动者，宣扬立即暴动的恐怖主义策略，由此被称为“暴动分子”。 [12] 巴枯宁是第一国际（1864-1872年）的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进行了反对马克思的残酷斗争，于1872年在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13] 《La voix du peuple》［《人民之声》］自1849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蒲鲁东的报纸。 [14] 《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一个革命者的忏悔》］——是一本载有叙述蒲鲁东的世界观的书；在1849年印行。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下面所提到的一本书——《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écle》［《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叙述得最完备。 [15] 《经济诸矛盾的体系》的作者是蒲鲁东。 [16]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版，第735页。 [17] 恩格斯和民粹派理论家之一彼·尼·特卡乔夫的论证发生在1874-1875年。特卡乔夫用德文发表了《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Engels，Zürich 1874》（《一封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信，沮利赫，1874年》）［参阅《特卡乔夫选集》，第3卷，1933年，第88-98页］。恩格斯在1875年的《Volkstaats》日报的第36期及以后几期上写了一篇《Soziales aus Russland》回答了这封信。当1894年恩格斯重印自己的回答时，他添加了一个注释，里面说到特卡乔夫的信，说它不论就形式或就内容来说，都带有“通常的巴枯宁主义的印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1935年，第251页］。恩格斯嘲笑特卡乔夫的阴谋主义的幻想。他写道，“比这为更容易和更愉快的革命，我们是不能设想的。只需要在三四处地方同时开始起义，于是那里‘革命者的本能’，‘实际的需要’，‘自己保卫的本能’就会把一切其余的事情都办好。不过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是这样的异常容易，何以革命有好久没有发生，何以人民还没有被解放，俄国也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62页］。 [18] 《警钟》——民粹派的杂志，彼·尼·特卡乔夫主编，自1875年年底到1881年，最初在日内瓦，后来在伦敦出版。杂志主张成立以夺取政权和社会改造为目的的阴谋家—革命者们的战斗组织。 [19] 布朗基主义［起源于法国革命者—空想家奥·布朗基的名字］“期待着的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不多的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来使人类免于雇用奴役制”［《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0页］。 [20] 参阅席勒：《威廉·退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页。 [21] 参阅附注10。 [22] 在1879-1882年中的几年普列汉诺夫曾属于否认恐怖是政治斗争所必需的革命民粹派组织“黑土重分”社，而那时的“民意”组织却把恐怖的要求放在首要计划上面。 [23] “土地与自由”在沃罗涅日的大会上分裂为两个组织——“民意”和“黑土重分”。 [24] 冬宫的爆炸是由著名的革命者、“俄国工人北方协会”的积极分子、工人斯捷潘·哈尔土林于1880年2月5日执行的，他是被民意分子们吸引去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 [25] 小册子的第一版里是：“西方自由贸易的时期”。 [26] 引语是摘自《民意》报1879年10月1日的第1期，那里面说，“我们是自己主动地担任其反政府的攻击和政治革命，还是像鱼撞冰那样，我们将照旧地忽视政治活动，把一切力量用在人民的周围奋斗呢？” [27] 参阅Haym 《Hegel und seineZeit》,Berlin 1857.［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柏林，1857年。俄文节译本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圣彼得堡，1861年］ [28]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Ⅱ-Ⅲ页。 [29]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之一，风行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60-64页）中，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论文（同上书545-586页）中和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8页）中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都作了尖锐的批评。 [30]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页。 [31] 参阅阿·伊·赫尔岑：《往昔与思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1946年版，第219页。 [32] 这一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译本第一版序言中所使用的，序言标明的日子是1882年1月21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33] 普列汉诺夫译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被收入《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在日内瓦出版。这一译本是第一个正确的俄文译本，因为在它以前只有过一本1869年在日内瓦为“钟”印刷所出版的巴枯宁译得不好的译本。 [3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70页。 [35]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万纽可夫的书《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政策理论的基本原理》［莫斯科，1880年］，伊万纽可夫在这本书中也企图证明马克思是俄国革命的反对者。 [36] 这里所说的是蒲鲁东的书［参阅本书的注释13］。 [37]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38] 以理查德·柯布登为首的反粮食法斗争同盟，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进行了反对粮食进口税的斗争，它表达的是意图减低劳动人手价格和降低工资的资本家们的利益。 [39] 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40] 布伦坦诺是政治经济学中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学派的代表，鼓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和平”。他赞扬作为反对革命偏向的堡垒的英国工会。在本文提到的一本书《Ue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tung》，Leipzig，1876［《论工资与工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莱比锡，1876年］中，布伦坦诺硬说，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不仅对工人、而且对资本家也有利，因为它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41] 1881年在英国成立的“民主主义联盟”（自1884年改为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所鼓吹的一些观点是领会得不很高明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要求之结合。 普列汉诺夫所提到的宣言，这是由民主主义联盟创立人海因得曼为该联盟写的小册子《大众的英国》［H.M.Hyndman,《England for all》,London1881］。参阅弗·伊·列宁的论文，《海因得曼论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17卷，第275页。 [42]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1878年从工人们的小组中产生的。它有200名以上的会员，一直存在到1880年。协会的纲领说，就自己的任务来说，它是依附西方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它规定自己的最后目的是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自己的目前任务则是争取政治自由和人民的政治权利。 这一纲领在俄国民粹派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忧虑［参阅格·瓦·普列汉诺夫：《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全集，第3卷，第184页］。 [43] 《种子》——是秘密的“黑土重分”集团于1880-1881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报纸。一共出了六期：第1期是1880年10月25日，在日内瓦出版，第2-6期在俄国。报纸对于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的民粹主义的宣传予以特别的注意。 [44]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们以《给编辑部的信》回答了民意分子，这封信登于1879年4月8日《土地与自由》的第5期上，在信里面证明，他们的一切“要求仍然是要求”，如果他们不和专制制度斗争的话。信里面说，“……我们也知道政治自由能保证我们的组织免于当权者的专横和允许我们更正确些地发挥自己的世界观和更成功地进行宣传的工作……” [4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47页。 [46] 这一断语是普列汉诺夫从《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von Rud.Meyer,Berlin 1882［《罗伯图斯-雅格佐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卢得·迈耶尔编，柏林，1882年］一书中引出的。 [47]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历史学家托罗德·罗杰士，特别是他《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Oxford 1884［《六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牛津］一书和法国新闻记者和国事活动家及马尔萨斯主义者查尔里·杜沙特尔的著作：《Traité de la charit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état moral et le bienêtre matériel des classes inférieures de la société》，2-me èd.，1836［《关于慈善事业和社会的一些低层阶级的道德状态及物质情况的论文》，第2版，1836年］。 [48] 参阅格·瓦·普列汉诺夫：《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评家的司徒卢威先生》［《全集》，第2卷］。 [4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50] “自然法”——在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学说中关于法的概念，是从人的本性，从他的理性中发生的。 自然法的拥护者们认为国家和法是某些固定性的产物，即仿佛是不改变地属于人、而不以它属于以哪一阶级和社会发展为转移的一些属性的产物。 十八世纪卢梭、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其他的人赞成自然法的思想，并且利用它来反对封建制度。他们宣传封建制度是违反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是和人的天性及理性的一些要求不相容的。虽然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关于自然法的观念是有局限性的和形而上学的，但他们从自然法的一些原则却做出了一些批评的和革命的结论。 [51] 讲坛社会主义者（出自德文Katheder——讲坛）——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并团结了一群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们，他们以大学的讲坛来宣传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 [52]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467页。 [5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5页。 [5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页。 [55] 《人民事业》——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在日内瓦创立的机关刊物。除第一期为巴枯宁准备的以外，其他各期均是以前的民意分子、第一国际的俄国支部书记H·и·乌金主编的。《人民事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坚持他们在国际中的策略路线方面，在揭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者方面积极地帮助了他们。但是《人民事业》基本上仍然是站在民粹主义的立场上的，它把俄国农民公社理想化了，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56]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以别尔托夫的笔名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57] 在1879年11月15日《民意》报的社论里关于立宪议会说：“在这一议会里有90%的代表来自农民，而假使我们的党的活动是十分灵活的话，那末90%也就是来自于党。这样的议会能决定什么呢？极其可信的是，它会使我们得到我国一切经济和国家关系的完全革命……”。 [58] 关于革命组织夺取政权的问题，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8-9期的社论中有所论述。 [59] 在这里和在下面引证的普列汉诺夫的《党的准备工作》论文是纲领式的论文，登载在日内瓦出版的《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122-124页。 [60] “民意”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刊登在《民意》报的第3期上。普列汉诺夫所引的命题在B部，第2节［第6页］。 [61] “民意”给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是在1881年3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以后，立即用传单发表的。它被转载在《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9-14页上面。 [62] “民意”的执行委员会对亚历山大三世建议把所列举的一些自由“作为国民议会决定以前的临时措施”。 [63] “铁血宰相”是人们对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的称呼。 [64] 这一节所有的引语都是摘自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3页的社论。 [65] 第一版用的是“阶层”。 [66] 《工人报》——是一些工人［“民意”党党员］于1880年12月至1881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非法报纸；由安·伊·热里亚波夫主编。一共只出了三期，由于民意的组织被破坏而停止。 [67] 《工人》——巴枯宁主义方向的非法报纸，1875-1876年在日内瓦出版。一共出了十五期。报纸向俄国的“工作的人们”——工厂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号召反叛。 [68]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69] 《星期》——自1866到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周报。从1876年起转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手中，主持宣传“小事情”的理论，即是说，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于“文化工作”。 [70] 关于发刊《民意通报》的发刊词，是在1883年出版的该杂志的第1期上面刊出的。这一“发刊词”的头几行说：“《民意通报》想成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国外机关刊物，它怎样表现在完全确定的一些条件下为完全确定的目的而奋斗的民意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