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载1903年9月15日《火星报》第48期）

　　《火星报》的读者大概已经知道塔甘罗格军事法庭对我们那些参加3月2日著名的罗斯托夫示威的同志的案件作出了怎样的判决。现在不断有传闻说，这一判决减刑了，对布拉依洛夫斯基、科洛斯科夫和库克辛的死刑为各种期限的苦役所代替。假定这是真的，不能不指出，即使减了刑，这一判决也是很严酷的。如果被判决有罪的人中间现在没有人担心上绞架，那么他们中许多人将长年的流放、监禁、服苦役，——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比死还更坏 [1] 。军事法官先生们已经表明自己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完全合格的代表，这种制度一旦取得成功就会使整个俄国透不过气来，而且他们是……根据自由的雇用“忠诚地”为这一制度服务的。但是不管沙皇政府爪牙们的暴行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愤怒多么大，也不管我们对我国苦难同胞的同情多么大，我们对塔甘罗格的判决丝毫不感到惊奇，我们确信，将来对这类案件的判决还会更严厉。沙皇政府不可能采取另外的行动。它知道，——比别的旧式革命者更好地知道，——对它说来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是多么致命的危险，而且它总是不择手段地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一运动，或者哪怕只是使它延缓一下。今天它在秘密警察代理人的帮助下建立起“独立的”工人党，它的高尚使命在于腐蚀工人或在他们头脑中制造混乱；而明天它就唆使公开警察的匪帮攻击敢于坚决捍卫自己迫切利益的和平的罢工者。今天它们向无产阶级许诺沙皇的仁慈；明天它使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遭受屈辱性的惩罚。今天它制造对“犹太佬”的血腥屠杀；明天它把参加示威的人交付军事法庭。它同时力求蒙蔽、腐蚀和威吓俄国工人阶级。它认为这是自己得救的唯一途径。然而它也看到，沿着这条唯一途径走去将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困难。无产阶级无论人数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在发展。他们对上司的尊敬和恐惧正在消失，而代之以对自由的热爱和斗争的渴望。他们的先进阶层果敢地嘲笑警察关于沙皇陛下希望工人吉祥如意的童话，他们用齐声高喊“打倒专制制度！”来回答这种童话。而且这种喊声甚至在不久以前还完全漠视政治的工人居民的落后阶层中也受到同情。反政府的示威获得越来越巨大的规模，每一次示威都使群众产生最强有力的印象，从而为新的、更加巨大的人民运动打下基础。由于这一切，政府之采取极端措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旦革命者被揭发或者只是被怀疑帮助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落在他们身上的惩罚不得不变得越来越残酷。如果塔甘罗格军事法庭只是用绞刑架威胁我们的同志们，那么很明显，政府不局限于只是威胁的那个时刻就为期不远了。白色恐怖——这就是它回答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手段。革命无产阶级对白色恐怖又将给予怎样的回应呢？

　　下面我们刊登一位工人在塔甘罗格军事法庭最初判决的印象下所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极有教益的。它指出，我们提出的问题现在在政府的种种迫害使有觉悟的无产者产生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愤怒情绪的影响下很自然地会在这些无产者那里产生。我们在信中读道：“最近在俄国南方发生的事件在我的眼前消逝了。我清楚地听到遭毒打的受害者的呻吟和喊声，我听到子弹的呼啸和皮鞭的喧闹、沙皇制度强盗们粗野的高声大叫。我清楚地看到受重伤、遭毒打和被杀害的男女工人们……一整片一整片的血流。在这种情况下，在旋风般从我的头脑中飞逝的这一切景象之后，我读了上面提到的对我们的同志们的判决词。我浑身是恐怖。还有监狱、流放、苦役，还有死刑……在我的眼前站立着黑色的、使人惊恐不安的绞刑架，我们的同志们就吊挂在那上面，保卫人民幸福的斗士们就吊挂在那上面……极度的愤慨和复仇的渴望囊括一切有思想、有生气和有正直品格的人。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复仇！对，但怎样复仇，用什么手段复仇呢？”

　　这就是一年多以前卡楚尔通过枪击奥波伦斯基用自己的方式已经回答过的那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使得他对示威“感到失望”。

　　“示威曾经是我和我的同志们心爱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刊登于《革命俄国报》第10期上的一封信中说道，——这里就有斗争！这里直接面对敌人。但很快我就对示威感到失望，而且比对罢工还要更多地感到失望。我曾以为我们出去示威是进行战斗，而结果却只是我们把背送到皮鞭下，把头送到拳头和枪托下……我开始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开始为同志们感到羞愧。我们希望改变整个国家的制度，却像最不可救药的人一样让自己挨揍。我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出去斗争，那就应当像正直的工人认为的那样进行斗争。而且我们最先就应当这样行动，使朋友和敌人都尊重我们。不仅让敌人尊重我们，而且让他们感到害怕”。带着这个目的，卡楚尔便参加了一个所谓的“战斗组织”。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参加‘战斗组织’的缘故。我确信，它会成功地迫使政府不用鞭子和拳头同我们斗争；我相信它会力争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能够自由发展。为了这种事业，任何牺牲都不算大，即使需要我的生命，——我认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种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是自己的幸福！”

　　最后这句话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它前面的话却表明，写下这些话的这位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离开现代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再遥远不过了。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上。他相信只有靠一小撮恐怖主义者，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才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关于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以及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应当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的意识，对他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只有用缺乏这种意识才可以说明他对罢工和示威都“感到失望”并且开始从“战斗组织”那里盼望政治奇迹这样一种情况。应对这种天真的对政治奇迹的信念承担责任的自然是他加入的那个“党”，这个党对工人的主动性“感到失望”，而且它越不理解俄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现实条件和实践任务，它就越是喜欢使用响亮的革命词藻。卡楚尔的悲观情绪具体地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先生们对工人阶级影响的扩大，我们必然会得到怎样真正可悲的结果。另一方面，生活同样具体地告诉一切有眼睛的人，这种悲观情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卡楚尔曾得出确定的信念说，示威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当他产生这种信念时，示威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卡楚尔曾以为，同警察冲突，示威者只能“急忙逃之夭夭”；现在很明显，在适当条件下示威者可以给警察以极其重大的反击。在卡楚尔看来，示威“比罢工还要更多地”使我们的运动走进死胡同；现在一目了然的是，示威“比罢工还要更多地”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并引导群众走上反对现存制度的全民起义的舞台。在从卡楚尔写好这些信的时候开始以来的比较很短的时间内，群众运动在我国已经扩展到如此广阔、如此空前的规模，以致现在任何对运动未来的怀疑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些信的作者本人现在大概也不难看出，他把自己对俄国革命运动未来胜利的全部希望都跟“战斗组织”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何等严重的错误。以前他的悲观情绪还可以——勉勉强强——用他的阶级自我意识不开展来作辩解。现在这样的辩解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现在甚至不开展的工人也本能地感觉到自己阶级的伟大的社会意义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工人现在以这样的决心响应进行群众性抗议的革命号召的道理。使“顽固守旧分子”十分惊奇的是，群众性抗议目前成了我国社会生活首要的问题，因此很自然，在觉悟工人的头脑甚至不会对无产阶级靠自身的力量能够捍卫自身的事业产生丝毫的怀疑。现在觉悟工人在回答怎样才可以报复政府的问题时会毫不动摇地指出：加紧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因此，比如这位工人——即我们上面引证的这封关于塔甘罗格判决的信的作者——说道：“我们应当用公开的抗议来回答类似的亚细亚式的判决及其执行。我们应当在传单、报纸、小册子上、在街头大声宣布我们的愤怒，我们不能继续做旁观者。通过自己的抗议，我们将破坏我们的敌人立足的基础，我们将使俄国人民不信任和敌视我国专制残暴的政府。目前这是瓦解和粉碎一切敌视光明和正义的力量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该仅仅用这种方式即通过这样的途径进行复仇，也只有这样才复得了仇！”

　　对，同志，您完全正确。愤怒应当促使我们加紧在群众中进行鼓动。我们要使群众更热烈地同情受害者和强烈地痛恨刽子手，这事实上就是破坏我国反动政府脚下基础的唯一手段。当群众充满这些情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看出，这一时刻已经不远了，——那时，现在控制我们国家的、没有良心的和嗜血成性的匪帮，用拉萨尔的话说，只好从事占星术研究，以便根据星体来确定正是在哪一时刻注定他们灭亡。其他的复仇手段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其他手段，因为这种手段——而且只有这一种手段——使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并且从我们的双肩卸下“专制制度的沉重枷锁”。

　　如果白色恐怖是沙皇政府对群众性工人运动增长的自然回答，那么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新的和加倍的发展则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必然回答。

　　我们是在真正的意义下使用这些词的，此外我们还要说，现在真正的——红色的——恐怖分子不是加入这个或那个“战斗组织”以后谋杀某个彭帕杜尔【彭帕杜尔（Помпадур），意为昏聩无能、刚愎自用的大官僚。语出俄国作家谢德林特写集《彭帕杜尔列传》。——译者注】的生命的那种人，而是促进当代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运动即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人。其实，什么是恐怖呢？这是一系列的行动，其目的在于恫吓政治敌人，在他的队伍中扩散恐怖气氛。然而从所有为沙皇政府厌恶的现代俄国社会生活现象中任何一种现象都不会恰恰像革命意识在人民群众中的增长那样具有对沙皇政府如此危险的意义和使它产生如此的恐怖。要知道这个政府之所以力求用最高的惩罚措施来吓唬我们，因为我们的鼓动活动使它产生极度的恐惧。要知道它之所以威胁我们，因为它害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可怕力量。因此在群众中进行革命鼓动现在应该承认是最令政府惊骇的和对政府唯一的真正有危险的特种恐怖活动。

　　从前，执政者只是用或多或少感化的“温和措施和训诫措施”（从哥萨克的皮鞭到行政上的流放，包括逮捕）责怪示威者，这时旧式的恐怖主义斗争就成了最有危险的一种革命斗争，而着手进行这种斗争的人则享有最坚决和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动家的名望。人们似乎认为他们多半是英雄。现在，当示威转变为对当局的公开反抗，而这种反抗有导致士兵开枪或军事法庭判决“绞刑”的危险时，我们的老的恐怖主义就不再是特殊勇敢的斗争手段，而只有按其不适应现代合目的的革命策略的要求来说才能认为它是特殊的。现在，英雄主义来自广场：真正的当代英雄现在是领导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人民群众的那些革命者。

　　然而不言自明，这个简单的和明如白昼的思想并没有装进我国革命的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头脑，他们至今都依靠早已——可幸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代的种种印象生活。比方《革命俄国报》在其第30期上发表关于坚决的行动方式的好处这一全新思想时说道：“可是究竟谁还不懂得许多在马路上遭到猛烈扫射的手无寸铁的人会宁愿手执武器地——在巷战中或在街垒上，在队伍向队伍的公开进攻中或在英勇的单独搏斗中——死去呢？”

　　妨碍不幸的卡楚尔想到确定的阶级观点的这家党的机关报显然是用单独搏斗暗示我们称之为旧式恐怖主义的那种斗争手段。他在这种单独搏斗前面冠以形容词英勇的。《革命俄国报》“还不懂得”现在开始的工人阶级同沙皇政府的单独搏斗为各种英雄行为开辟了较之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最勇敢最“坚决”的事业更为广阔无比的领域。

　　历史上没有比把真正的提坦神祗们【提坦神（Titanes），希腊神话中老一代神祗。天神乌刺诺斯和地神该亚生有六儿六女。六个儿子和他们的儿子称为提坦神。六个女儿和她们的女儿称为提坦女神。他们是各种自然力的体现。在近代，人们把英勇的革命家、为新生活而奋斗的无畏战士、向不合理的罪恶世界提出挑战的天才的独立思想家称为提坦。——译者注】推上历史舞台并且作为“上帝的风暴”传遍法国、无情地摧毁“旧制度”一切残余的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更为可怕的恐怖主义。但是这种恐怖主义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从什么地方取得自己的巨大力量呢？它的拥护者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按照马卢埃公正的说法，它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攻占。它的力量就是人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它的拥护者们的策略的主要特点是无论如何都要支持和加强群众的革命主动性。这种恐怖主义的产生不是由于对群众运动的力量“感到失望”，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对这种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它的代表就是领导法国人民同欧洲反动派的联合力量进行英勇的单独搏斗的那些人。这种恐怖主义的历史对俄国革命者是极有教益的。然而它之所以有教益，正是因为它不断地向我们强调必须使我们俄国人民群众作好夺取我们全俄国的巴士底狱的准备。

　　再说一遍，对政府白色恐怖的回答应当是加强群众中的革命鼓动。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势必要遭受最残酷的迫害。在这条道路上要流许多血，身着警服的摩洛【摩洛（Moloch），一译莫洛赫。古代迈东各地所信奉的神灵，信徒以儿童为牺牲向他献祭。转义为惨无人道的屠杀暴力。——译者注】会从我们队伍中夺去许多同志。但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因为唯有它才会引向胜利。只要坚持走这条路，我们就会确信，我国革命队伍的力量将不断地扩大，在斗争的人民倒下去的地方将出现新的、越来越众多的自由战士，我们会报复沙皇政府，战胜它，并且彻底摧毁它的丑陋的建筑物。

[1] 当我们确信所述传闻是真的，即布拉依洛夫斯基死刑改为十年苦役，而科洛斯科夫和库克辛死刑改为五年苦役时，这篇文章己经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