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总”罢工

（载1903年8月15日《火星报》第46期）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各次国会选举期间赢得光辉胜利以后，欧洲无产阶级生活中最大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俄国南方各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总”罢工。我们这样讲，自然不是想说，后面这种现象哪怕是在大致跟德国选举热潮中出现的情况相同的规模上鼓动了欧洲社会舆论。完全不是！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社会舆论说来，迄今为止俄国始终是不大招人喜欢的“陌生人”，因而俄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很少得到西欧方面正确的评价。但是这种无可争辩的情况丝毫不妨碍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自己的客观逻辑和自己的历史意义。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国外勉强受到重视而且获得不良评价的俄国现实事件，酝酿着对整个欧洲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不久以前在我国南方发生的罢工，无疑也属于这样的事件。它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对俄国沙皇制度是一次新的和极为有力的打击。既然俄国沙皇制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是欧洲反动派的最后堡垒，那么明显的是，我们以下的说法丝毫不会犯反对真理的错误：不管西欧给予上述罢工的注意是多么的少，这些罢工按其意义说来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整个欧洲西部都是重要的。参加这些罢工的自觉的、半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工人们捍卫着自己阶级的迫切利益，同时为具有全欧重要性的事业而斗争。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成了文明的欧洲的进步势力之一。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可以引为自豪的光荣，这种光荣在我国既不会落到“豪迈贵族”身上，也不会落到“全俄商人们”身上。

　　我国居民中一切稍微有点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懂得南方罢工的巨大政治意义。自由资产阶级机关刊物《解放》杂志认为罢工是“革命寒热病的发作，这种寒热病成了俄国的一种慢性病，而且关于预防和制止犯罪及其一切附生现象的规章彻底地对它不再起作用了”。同一家机关刊物还作了一次有趣的比较。它说，“尼古拉二世政府不愿意改革：这就是说——它酝酿着革命和等待革命到来。从1895年1月17日起很多时间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顽固的缙绅贵族的‘无谓幻想’按其内容、口吻和情状跟巴库和敖德萨的罢工者的‘无谓幻想’比较一下，这种变化就会最明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尼古拉二世在1895年轻率地使自己的大船离开改革之岸以后，就听任以增长着的速度和看来坚定不移地推动他朝向……革命的潮流的摆布”。的确，沙皇这个小少爷的政府非常努力地为革命作准备，而且的确，顽固的贵族的“无谓幻想”无论按其内容还是按口吻或按情状都不像巴库、敖德萨或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们的“无谓幻想”。但这巨大的差别从何而来呢？它是否可以用拒绝停靠“改革之岸”的政府轻率的固执来解释，或者它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要知道我国无产者的“幻想”的“情状”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是轻率的尼古拉二世造成的，也不是他的反动政府造成的。这种“情状”是由俄国社会关系的整个结构，首先是我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跟“缙绅贵族”的地位很少相似，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无产者不会按照贵族的方式去“幻想”。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社会阶级，它——用现代社会主义者如此熟知的说法——如果不使压在它身上的全部巨大的社会上层建筑垮掉，就不能伸直腰杆，不能动弹。正在这时，俄国无产阶级开始动弹了；他们力图伸直自己弯曲的背，而由于这个年轻壮士的这些最初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极不自觉的运动，支撑在它那广阔的背上的那座剥削、无权、暴力和百般欺诈的丑陋建筑物就立即开始分崩离析了。“缙绅贵族”的运动根本不会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如此危险的鲜明棱角；任何时候任何东西都没有因为这些运动而崩溃过。然而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才能依旧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放心，直到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开始觉醒这个对沙皇制度有致命危险的时刻。

　　任何特定的政治势力只会对另一种政治势力让步，而我国的“缙绅贵族”从来都不曾是这样的势力。早在188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位代表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曾表示坚定地相信，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胜利。当时他的这番话甚至使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感到惊讶。现在任何人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在我国是一支最有影响和唯一的完全可靠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阶级的运动甚至把那些还在不很久以前十分坚决地否认这种运动在我国的可能性本身的人们的友善的注意力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因此，甚至像剥削者的理论代表那样一些敌视俄国工人的人，现在也急于把俄国工人“视为亲戚”……

　　诚然，我国自由主义的资产者们迄今为止都不大会容忍革命必不可免的思想，而且迄今为止宁愿幻想在尼古拉二世的率领下在“改革之岸”登陆该有多好。但是他们自己越来越多地充满着这样的想法：类似的登陆是他们一切“无谓幻想”中最无法兑现的幻想，因此他们中间最有远见的人现在开始用大量娓娓动听的词藻来谈论工人运动。他们懂得，革命运动是必然的，他们也懂得，革命运动在我们这里将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取得胜利，否则根本不会胜利。

　　怎么知道呢？也许我们很快会看到年轻人和自以为有献身精神的资产者到“人民中去”，以便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社会民主党不拒绝支持这种人，只要他们的宣传将促进无产阶级觉悟较低的阶层中政治意识的觉醒，——它的觉悟较高的阶层不需要他们的宣传，——不过它不会停止同时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资产阶级解放意图的狭隘和缺陷，如果什么地方表现出这种狭隘和这种局限的话。它不会停止提醒工人，既然革命运动在我们这里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那么无产阶级运动就只有作为在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下行进的运动才会获得最大的力量和成果。

　　但是暂时我国自由资产阶级不仅本身不会到“人民中去”，而且甚至不会支持在没有他们参加下发生的那些人民运动。例子不远。在巴库、巴统、基辅、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梯弗里斯发生的那些——用《解放》杂志的话说——拴住了俄国一切有思想和感觉的人的注意力的罢工丝毫不是“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分子给予工人以重大帮助的一次行动。《解放》杂志自己承认（通过它在敖德萨的通讯记者的嘴），为罢工者募集的金额“暂时估计不多”。这位记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募款开始进行得太迟了，“这时罢工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帮助受害的家庭”。它补充说，“部分说来这也可以用缺乏通向各个社会阶层的途径来解释：要知道募集不是公开进行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帮助受害工人家庭的事情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为此需要自由派解囊。而第二，这位通讯记者在指出缺乏“通向各个社会阶层的途径”时，显然想说，募集经费的社会主义者不善深入到这些“阶层”中去。然而究竟为什么“各阶层”本身始终没有动作呢？难道它们不能找到通向罢工者的“途径”么？要知道罢工运动的发生完全是“公开”的。不，问题就在于决心吓唬政府和用迅速增长的工人运动使自己振作起来的我国自由派不善于和不愿意对这一运动给予如果他们政治上较为明智的话他们是能够给予的那种支持。不妨记住这一点，作为不久以前罢工的教训之一。

　　且放下贵族出身和非贵族出身的自由资产阶级，转过来谈工人。极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次罢工期间，许多工厂的工人之所以常常起来反抗，不是为了本身希望从自己的企业主那里争得某些让步，而唯一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其他工厂罢工的同志们。这一点甚至合法报刊也是承认的。杜霍维茨基先生在《第聂伯河沿岸地区》中写道，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布良斯克工厂中工作的计件工资是原先的，是危机以前的，现在在所有其他工厂中已经是低的；而那里工人的物质状况则比无论什么地方都好，然而那里的工作却暂时停止了”。当发现这样的工厂，它的工人们根据不罢工他们也生活得不坏这样的理由而拒绝参加罢工时，罢工者就会对他们说：“唠，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可你们却支持别人。”这表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在某些西方国家称为同情罢工的那些罢工的性质。而它们的这种性质证明，甚至在我国无产阶级不大开展的那部分人身上阶级自我意识也在觉醒。某些工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伟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自己最迫切的利益是同这个整体相联系的，而且在同这个整体的关系上某些道德义务就是以这些利益为基础的。同时由于甚至使资产阶级报纸的通讯记者们高兴地感到惊讶的那种对自身力量的骄傲的、生气勃勃的和愉快的意识，他们心中充满着这种感情。《解放》杂志这位敖德萨的通讯记者写道：“有过一个时候，那时整个城市都处在工人群众的控制之下，他们融合成一体，畅行无阻地庄严地排成纵队行进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队伍的洪流吸引了所有在此以前还没有来得及走出自己的作坊和工厂的同人们。友好的祝贺、朝气蓬勃和满怀欣喜的呼喊、自由的歌声、乐观愉快的欢笑和戏谑在从早到晚相继通过整个城市的无数人群中间飞驰。情绪是最高昂的。愿意相信地上会建立起新的最好的生活。一幅富有感染力同时像田园诗一般动人的图画！”

　　类似的田园诗在我们的警察国家中自然是不会长命的。它们一旦同秩序的保卫者接触就会烟消云散。不过有趣的是，在这些接触中工人群众表现了很多的机智、沉着和勇敢。同一位记者继续道：“工人们一遇到军官和士兵，就小心谨慎地和消极地跟着走到一边，开始同他们谈论最明显的政治问题。而且——指出这一点是有趣的——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猛烈的驳斥，而大部分或者是轻轻地表示异议，或者用心平气和而又困惑不解的语调详细询问运动的目的”。另一方面，一旦受到攻击，群众就会保卫自己，用石头、棍棒，有时也用枪炮进行还击。两方面都流了血，而这些流血冲突自然更加增强了工人的不满情绪，而同时它们也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清楚地指明今后我们的示威应该是怎样的。在今年夏天大规模的运动以后，一小群人比方说几百人示威性的溜达会立即被警察驱散，只有在我们祖国落后的角落才会是适当的；在运动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地方，我们的示威应当成为像最近的罢工那样的群众性的运动。而正因为示威在那里应当成为群众运动，就不可能给它们——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内——安排一个预先规定的期限：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不能事先计算的情况。事先可以说的只有一点：我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将越来越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对于这种运动说来，情况是再有利不过了，而我们的同志们毫无疑问会善于利用它们的。

　　此外，现在，当工人群众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警察的殴打时，我们在我们的示威中是不难给予“秩序”的匪徒们以武装还击的。《火星报》早在一年半以前就指出还击的必要性。组织这种还击真正成了日程上的实际问题。

　　末了，夏季罢工的最后的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这样一个结论（可惜这个结论建立在最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基础上）：简直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正在成熟起来的我国工人群众毕竟还没有完全作好自觉政治行动的准备。

　　如果他们全部成熟到可以采取这种行动，那就不可能有对“政客”即对政治鼓动员的迫害，这种迫害在某些地方“独立人士”搞得不无成就。既然革命只能由群众完成，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经历的“革命前夜”具有比某些受到过分愉快的情绪感染的或者过分轻率的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东西延伸得更远的机会。为了帮助这种不可救药的人，除了我们如此经常地加以推荐的和同样经常地引起某些机智的人们机智的嘲笑的那种手段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鼓动和组织；组织和鼓动，以及再一次的鼓动和再一次的组织！迄今为止我们的力量组织得多么不能令人满意，这点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应当有勇气大声地和公开地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各个委员会远不是在所想望和必需的程度上领导“总罢工”。至于说到鼓动，任何人都会看出，进行鼓动的理由现在随时随地都遇得到，而且稍有理智的鼓动员的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即带来最丰硕的成果。

　　先前，我国革命运动是不大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运动，他们的全部力量被不大的游击队伍消耗殆尽，每一名单个的战士的死亡通常都在他的为数不多的同志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渴望。现在，无产阶级各个广大阶层都参加了运动，死亡的已经不是个别的人；现在血流成河，现在复仇的渴望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心中燃烧。然而随着我国运动的增长，复仇者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在提高。当局个别代表人物的灭亡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只有如此可耻地压迫着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系统的垮台才能满足他们复仇的渴望。而通向这一目标的只有一条路：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在为这种教育而努力。这是它特有的一种恐怖主义，而且这种恐怖主义，较之“第一种方式”的恐怖主义对政府可怕得和危险得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