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了

（载1903年5月1日《火星报》第39期）

　　现在，当基什尼奥夫流血事件把如何抵抗“反犹骚乱”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实际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回忆一下1881年差不多在整个南俄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是不无益处的。这次暴行不仅给许多犹太家庭造成了许多完全不公正的和不必要的痛苦，而且甚至在我国居民的这样一些阶层中助长了民族偏见的产生，以前这些阶层同这些偏见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81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所造成心理上的后果，在以后整个20年期间不断地危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光凭这一点（且不说社会主义者应该比“旧世界”的人们具有更强烈得多的那些自然的或必不可免的人道主义动机）就足以使我们党坚决地做出它所能做的一切来同反犹“暴徒们”进行斗争。

　　基什尼奥夫的洗劫是在警察亲切的参与下由各地的排犹分子组织的。反犹主义的病菌在警察所管辖的各个地段热心地培植起来。当政府及时地打开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个安全阀，从而阻止人民中正在兴起的革命动荡时，它显然是想让1881年的故伎重演。但是从那时以来的22年，异乎寻常地改变了局势。现在俄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有了较之那个时代多得无法相比的觉悟分子。这些觉悟分子善于给我国反犹主义者以坚决的回击。

　　一些刚毅果敢和有觉悟的革命者在同类似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自发运动的斗争中，是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情的。在1879年罗斯托夫骚乱时期，由于同警察斗殴而冲动和激怒的人群走过犹太教堂。孩子们开始向教堂的窗子扔石头。如果人群中没有传来坚决抗议这样做并号召打击警察的呼声，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群听从了这些呼声，并给警察上了绝妙的一课，使他们很久都忘不了：一些警察分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是一个可供效法的好榜样。

　　不知道我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我国一些“合法”报纸报道的那个事实：正当基什尼奥夫发生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时候，在日托米尔的一群人差点打死了在当地马戏院工作、出来观看节日游艺会的四名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要打死中国人呢？很清楚，只是为了给一种混乱的不满情绪找出路，这种情绪由艰难的生活条件所引起、却还没有为革命意识所净化。当警察发现群众中聚集了许多这样的不满情绪，他们自然要竭力把它从自己身边引开，使它去反对“犹太佬”、鞑靼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一句话，去反对最先碰到的外国人或非俄罗斯人。我们应当阻止他们去打开这个安全阀。对于“打死犹太佬”（或其他非俄罗斯人）的叫喊，我们应当用“打死警察！”的喊声来回答。现在群众的情绪是，这些喊声没有同情的回应就会消逝：我们觉得日托米尔那些准备打死中国人的人群会很愿意去干掉警察。

　　政府在玩对它很危险的游戏。它忘记了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无产阶级，现在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过去那些社会主义者。1881年在我国革命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派别还没有站在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上，因此它还不善于正确对待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它误认为这些暴行就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可以从它当时的出版物中清楚地看出来。

　　第6期《民意报》 [1] 内部评论栏给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提供了相当大的篇幅。用评论员的话说，在整个俄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已经忍耐够了，不过暂时这种意识只是偶然地表现出来。“只是在南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早一些，人民的不满情绪开始表现为由于当地的条件而带有反犹色彩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往下我们读到，现时期“作为占有阶级”的地主们在俄国南方乃是某种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人民已经不会注意他们，对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敌视，不如说是宽容。“实行自卫的人民全部注意，——评论员继续说，——现在都集中在商人、小酒馆老板、高利贷者身上，一句话，都集中在犹太人这个当地的资产阶级身上，这些犹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急急忙忙地和狂热地掠夺着劳动人民。……犹太人在掠夺事业上露骨的、有时是可笑的厚颜无耻是无法形容的。上一世纪的费加罗【“上一世纪的费加罗”究竟何所指？如果指“费加罗报”，首先是时间上不相符合，因为这家著名法国资产阶级日报创办于1826年，对作者说来应为同一世纪，而非“上一世纪”。如指博马舍两部著名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费加罗，那么，把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同19世纪末期唯利是图的资产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加了个问号（？）——译者注】（？）大概少一些乖巧而多一些良心。”评论员在证实自己的话时援引了著名的反动报纸《基辅人》，这家报纸在攻击犹太人时自然是无所顾忌的。后来评论员在对暴徒们的“革命”勾当作了一番震撼人心的描述以后说道：“对于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许多人关心的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革命者（sic！【Sic！原文如此！——译者注】）在类似的平民执行判决时为自己保留的作用。为了人道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答案本身是明显的。记得泰纳【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19世纪法国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名著《艺术哲学》有傅雷先生的中译本——译者注】书中关于法国革命的一个场面吗？一个杀人犯扑向刚刚被狂怒的人群勒死的女尸，撕开她的胸膛，挖出心脏，在狂怒中用牙齿咬住它不放。触目惊心的场面！然而难道罗伯斯比尔、丹东、圣·鞠斯特和德穆兰面对着为压迫所激怒的人民的极端行为就该放弃自己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和责任吗？革命运动的表现取决于一定阶级或一定社会的世界观，而革命运动的结果则由这个阶级或社会的觉悟程度所制约的，在这里指导力量就是先进的、更加果敢和更加自觉的革命团体。在法国，在革命时代，这样的团体是雅各宾派；在俄国则是执行委员会。我们不仅无权对纯粹的人民运动采取否定态度，甚至无权对它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必须表明所有公正地表示不满和积极地提出抗议的力量的一般纲领，并且有意识地指导这些力量，同时坚守他们的出发点。”——这几行字下面有一个注释说道：“作者这里只是重复执行委员会1881年8月30日致乌克兰人民的公告中说过的观点。”这个注释会消除一切可能的误解。我们所援引的对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观点不是随便哪个个别的民意党人的观点；在1881年它可以说是“民意党”的正式观点。

　　《民意报》引证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份公告正是图恩在自己的书中（参看我们的出版物第178页）所说的和号召乌克兰人“向地主复仇，抢劫犹太佬和杀死官吏”的那份公告。

　　我们这里不来证明8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以为反犹运动似乎类似于曾经结束了法国“旧制度”的存在的那个强大的革命爆发的想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了。证明这一点就会得罪革命刊物的现代读者。我们也不打算因为过去时代的革命活动家们的这个严重错误而责备他们：他们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然而我们之所以指出他们的错误，不是为了进行指责。我们只是想拿过去同现在作一比较，并且指出现在的形势跟20年前存在的那种形势相比不相同到何种程度。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不是那种样子了，社会主义者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因此我国政府那时能够奏效的手段，现在就行不通了。时代变了。

[1] 这一期的注明日期是1881年10月23日［《民意报》，俄国民意党的秘密机关报，1879—1885年于彼得堡出版，共出12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