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和奇吉林事件

（载1903年4月15日《火星报》第38期）

　　就奇吉林事件进行的辩论没有停止。在第20期《革命俄国报》上，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刊登了《致编辑部的信》，她在信中的一个地方说了以下的话：

　　“对于我们所有奇吉林事件同时代人说来，这个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充满痛苦的意外情况……在座的大多数人（除了本案的当事人，还有50号案件中未被放逐的人以及一些不大的单独案件中的许多人在座）都曾尖锐地发表意见反对斯特凡诺维奇【斯特凡诺维奇（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тефанович，1854—1915），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奇吉林密谋”的策划者之一，“土地和意志社”及“黑土重分社”社员。1881年起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3年被判处8年苦役。——译者注】的活动方式……知道斯特凡诺维奇的人都为他辩护，反驳对他个人的激烈攻击，有的战斗力强些，有的弱些，但是我熟悉的活动家中间没有任何人，也包括我在内，赞同过斯特凡诺维奇所使用的手段” [1] 。接着她引证已故的基巴利契奇【基巴利契奇（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1853—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土地和意志社”成员，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参与谋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4月3日在彼得堡被绞死。——译者注】的话，后者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道，他在基辅监狱里亲自结识斯特凡诺维奇以后，虽然“终于开始喜欢上了斯特凡诺维奇的个性”，但仍然“憎恨欺骗和诅咒金色的文件”。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的这个供述毫无疑问很值得重视。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拿它跟我们就同一事件拥有的其他材料作一比较。

　　首先我请读者回忆一下《革命俄国报》第12期上登载的彼·克鲁泡特金先生的信。信中我们发现以下几行文字：“无可怀疑，70年代俄国革命者对在奇吉林散发的、伪造的沙皇诏书的意见是受到赞同的。大多数柴可夫派【柴可夫派，1869—1874年彼得堡革命民粹派组织。他们是“到民间去”的发起人。成员们曾因“193人案件”受审。——译者注】分子反对这些意见；而在更有战斗性的小组中间，特别是在南方，捷依奇和斯特凡诺维奇有不少的拥护者”。

　　彼·克鲁泡特金先生的供述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的供述是矛盾的。用后者的话说，那时任何一个活动家都不赞成斯特凡诺维奇和捷依奇同志在奇吉林所使用的手段，然而彼·克鲁泡特金先生声称，当时许多革命者——特别是在南方——都同情这种手段。他又证实，对斯特凡诺维奇和捷依奇同志抱着无条件同情态度的革命者属于更有战斗性的小组（着重号是我加的）。这一点必需注意。

　　究竟怎样说明这个矛盾的供述呢？简单地引证偶然性对它也许是一种十分充分的说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谈的是她个人所了解的活动家。因此可以假定，她根本就没有机会遇见无条件赞成“金色文件”的人们。不过那时仍然得问自己，能不能给这个——初看起来很奇怪的——偶然性一个合理的说明？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可能的。不过，首先我也想告诉读者我本人所知道的70年代革命者对待奇吉林事件的态度。

　　1878年早春，在彼得堡的、属于组织的中央核心即属于所谓“土地与意志”社基本小组的“土地与意志社分子”中间绝大多数人在讨论最符合我们目的的策略问题时，不仅以充满同情的态度对待在奇吉林事件中使用的手段，而且坚持认为土地与意志社分子在伏尔加进行鼓动时应该采取这个手段。发言反对这个思想的只有基本小组的两个成员：我和另一位同志，“由于对强者的恐惧”我就不称呼他的名字了。

　　在我们两人看来，这个思想是跟革命党的任务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当这个思想变成所有土地与意志社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决议时，我们就决定立即退出该组织。我们当时把我们的这个决定通知了我们的彼得堡的同志们。我们同时提醒他们，在没有征求我们组织的外省同志的意见之前，策略上的任何变动都是不能实行的。因此我们的争论推迟到另外的时候才告结束。我记不得“土地与意志社分子”后来是否回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不能十分有把握地说，大多数外省“土地与意志社分子”也都赞成在奇吉林事件中使用的手段。而且仅仅因此，我在为图恩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指普列汉诺夫为A·图恩《俄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俄文版所写的序言。该序言后来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译者注】中谈到这个手段时表示了几分不确定的意见，找说：“我甚至以为，大多数‘土地与意志社分子’对它曾抱有完全赞同的态度”（第XVII页）。对那时外省“土地与意志社分子”的意见我只能作些猜测。从在这种场合下所有可能的猜测中，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外省大多数我的同志都无条件地同情斯特凡诺维奇和捷依奇。不过我现在且放下猜测，转过来谈事实。当1878那一年顿河哥萨克骚乱开始时，先于我们所有的人而深入顿河的同志，——的确在形式上他不属于“土地与意志”社，但是全心全意同情它，并接受它的纲领，——带着以沙皇名义签发的革命宣言希望投向“光荣的顿河部队”。在这里他打算冒充沙皇的使节。正是那个时候，我经常同他见面，——因为我本人参加了在哥萨克中间进行鼓动的工作，——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激烈的争论。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劝阻他放弃他的企图。

　　这种对斯特凡诺维奇和捷依奇的无条件的同情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于克鲁泡特金先生在日内瓦俄国侨民大会上捍卫奇吉林的鼓动者时（用他本人的话说）所列举的那些想法：“在全部俄国历史上可以看出，——他说，——人民自己怎样求助于种种伪造的沙皇谕旨、求助于关于沙皇诏书的传闻，甚至求助于僭称王，以便使因循守旧的农民群众振作起来。这样的传闻，就像关于正在解放农奴的任何一个加里波第的传闻或者关于出现在伏尔加河的斯捷潘·拉辛的传闻一样，始终都是人民自身中那些领头闹事的人喜爱的手法。但是这些人之利用关于沙皇谕旨和文件等等的传闻，不是为了欺骗，倒是作为失败时的一种防卫或辩护手段。大家知道，不仅是接近普加乔夫的人，而且俄国国内的农民都这样谈论他说：‘只要他能消灭地主和官僚，他就是魔鬼的儿子又何妨’。此外我还指明了1788年在法国东部开始的农民运动，这个运动在第二年7月导致了各城市的起义和攻占巴士底狱，并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全国政治革命，直到1793年。我在研究这个运动时发现一些明显的迹象：农民们经常总是在国王下令夺取领主庄园的影响下起事的，然后以国王名义焚毁各种法定文书（terriers【terrier，法文，指（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译者注】），和从领主手中夺取他们从村社夺去的土地，无论过去有过‘文书’，或者现在甚至有僭称者的踪迹——两年过去了，这些却都没有妨碍法国东部同一些农民拥护自己的代表投票处死国王和赞成共和国。”读者应该注意这些想法。虽然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民粹派没有可能详细了解法国农民运动史，但是俄国人民暴动的心理可以完全按照克鲁泡特金先生这里所说的用法国农民运动来解释。而如果这些民粹派分子决定求助于以沙皇名义签署的文件和诏书，——或者赞同这些诏书和文件，——那么他们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欺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发的农民暴动的革命逻辑，并认为这种暴动即使是以沙皇的名义进行的。其结果也必然是对沙皇政权的否定。对农民运动革命逻辑的这个信念自然一定会同民粹主义一起产生、巩固和破灭。而既然民粹主义（即捷依奇同志所说的那个独特的俄国社会主义）只是在70年代中期产生和发展的，那么，在前一时期、也就是民粹主义以前的革命时期的人们即跟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同时坐牢的那些人身上不存在这种信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所说的对奇吉林手段持否定态度在这些人中间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缘故。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否定态度是很自然的，就像他们的直接继承人——暴动派民粹主义者——很自然地无条件同情斯特凡诺维奇和捷依奇一样。如果我和其他一些土地与意志社分子没有这种无条件的同情，那么应该承认，我们当时的同志们比我们的推论更为彻底。

　　因此，整个问题可以很简单地用我国革命运动中思想的内容和更换来解释。关于各个时期俄国革命者的道德问题，在这里根本不相干，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提出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她这样做只是表明她绝对不应表明的东西，即表明她对自己忽然想要捍卫的那个“社会革命”党的历史太不熟悉了。而且她多么奇怪、多么笨拙地捍卫这个党啊！她说，“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以及它们的文坛先驱（‘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的一些声明的总和中，革命青年只能得出结论：俄国社会革命政党过去的一切工作是全盘错误的”。遗憾的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样的我们的“某些命题的总和”可以证明这个奇怪的推论。如果她仔细地对待我们的出版物，那么她自己就会看到，从其中不可能得出任何类似的结论。作为证明，我可以举出比方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第一本著作——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在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说道：“在民间工作和为人民工作的志向，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的信念，——我国民粹派的这一实际倾向，我还是同以前一样地珍贵。可是它的一些理论上的命题，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1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者注】。难道这样说就意味着断定“俄国社会革命政党过去的一切工作是全盘错误的”？我不知道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说的究竟是怎样的青年；不过我想，这个青年并没有失去起码的健全思想，而且因此他懂得，与某个党的“理论命题”不一致完全不等于“全盘”指责它的活动。况且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所指的那个“社会革命政党”本身远不是“全盘的”。其中也有不同派别，他们互相取代，并且没有批评是行不通的。民粹派不同意自己的先辈——宣传派；民意党人激烈地反驳民粹派。这是坏还是好？如果是坏，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为什么不谴责他们？如果是好，那么为什么在民粹派或民意党人允许自己进行批评的那种场合批评就是适当的和有益的，而当社会民主党人着手批评时，却变成不适当的和不道德的了呢？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把谁革出教门。我们只是敢于有自己的判断。同时一般说来，革出教门不符合那些进行批评的人即诉诸读者理性的人的习惯。情愿搞“革出教门”的是那些起来反对批评的人以及为了堵住反对自己的人的嘴、力图影响自己读者的情感或者通过诉苦打动听众的人。情愿干这号事的人多的是；我们不在此列。

　　如果有人被革出教门，那么被革出的就是我们，而且正是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的信中被革出的。这封信恰恰是用把违反教规者开除出自己的教会的神甫们和最高主教们说话的那种口吻写成的。我们自然不会被任何革出教门所吓倒。不过我要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指出，她本该把为“劳动解放社”和《火星报》以及《曙光》杂志准备的革出教门放到其他任何一篇文章中去。要知道她的信中谈的是捷依奇同志断言奇吉林事件中使用的手段得到俄国革命者的同情时他是错了还是没有错。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认为捷依奇同志错了。她本来应该简单地宣布这一点。但是她以为捷依奇同志想玷污70年代革命者的道德品质，因此她就决定反过来玷污捷依奇同志和他现在的同志们。她发火了，于是她的整个供述就都具有一种相当古怪的形态。它使人想起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又安静又柔顺》中以下一个片断：

　　“对于她是否知道这位女被告的问题，女证人回答道：

　　——怎么不知道，尊敬的大人，她到现在还欠我两卢布银币。我们很了解！

　　——关于孩子您有什么要说的？

　　——她把他淹死了，再也没有什么了！因此她有很不好的性格，尊敬的爵爷……她直到现在都不能把两个卢布给我，哪怕一月十戈比也好”，等等，等等。

　　格·伊·乌斯宾斯基所描绘的女市侩—女证人的做法会策略得多，如果不提到被告没有对她履行自己的义务；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的做法会策略得多，如果她对捷依奇同志和他现在的同志欠她的债表示缄默……不，是他们很不好的性格伤了她的心，不，是他们对旧的革命纲领和观点的批判伤了她的心。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1844—1934），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是组织者之一。1874—1896年被捕入狱，服苦役，被流放。参加1905—1907年革命。小资产阶级报刊称她为“俄国革命老太太”。1919年起为白俄侨民。——译者注】

　　【奇吉林事件。俄国“南方暴动者”小组原成员雅·瓦·斯特凡诺维奇、列·格·捷依奇和И·B·博哈诺夫斯基试图在基辅省的奇吉林县，通过伪造沙皇诏书，依靠秘密农民组织“秘密卫队”发动农民起义，结果失败。1877年8月，组织者和参加者均被逮捕。——译者注】

[1] 着重号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女士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