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望日

（载1903年3月15日《火星报》第36期）

　　据说三月望日对暴君不利。如果说科学没有彻底谴责占星术迷信，那么本来可以“根据”手中的事实证明，个体的暴君和集体的暴君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在三月望日而且在整个奉祀马尔斯【马尔斯，Mars，古罗马战神。罗马人把每年的第一个月（即公历3月）献给它，称为March（Март，即3月），纪念马尔斯的主要庆典就在这个月举行——译者注】的月份里浑身发抖。在三月，尤利安·凯撒倒下了；在三月，亚历山大二世毙命了；三月份，爆发了维也纳革命，结束梅特涅的丑恶制度；三月份，发生了反对奥地利枷锁的伦巴第—威尼斯起义，这场起义以英勇的米兰“五日”而著称；三月里进行了柏林革命，给普鲁士专制制度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三月里巴黎的无产阶级迫使可耻的“国防”政府逃到了凡尔赛。可以认为，与普遍流行的关于战争之神的见解相反，这位神祗对自由是很有好感的。然而即使把这种神灵的爱好问题以及献给它的月份对各文明国家内部生活的神秘影响放在一边，也不得不——不依任何迷信思想为转移——承认三月会使任何一个对政治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想起一系列这样的历史事件：它们过去是、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仍将是力求揭示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的学者们以及企图从中吸取实践教训的活动家们都十分感兴趣的。只要举出3月18日伟大的巴黎革命运动就够了，凡是想对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有清楚的概念的人，凡是想积极参加这一斗争，而且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希望知道这个阶级的力量何在以及妨碍它战胜敌人的感觉困难的革命起义的弱点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运动。

　　3月18日的革命运动，也就是著名的1871年巴黎公社，它光辉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构成现代社会主义者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它在由卡尔·马克思亲笔拟定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得到很好的表述，那就是“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3月18日运动主要地是无产阶级的运动。虽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法国首都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巴黎公社没有颁布过任何一个维护小企业主特殊利益的决议。恰恰相反，它采取的全部措施都充满了无产阶级精神。在3月18日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是在无产阶级红旗下行进的。

　　巴黎公社通过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决议，的确既不是数目上突出，也没有坚决果断的特点。决议不多，它们在解决劳动和资本之间长期争论的道路上是相当胆怯的。然而妨碍巴黎公社在这方面采取坚决行动的首先是外部条件：跟资产阶级反动匪徒的斗争，这些匪徒在凡尔赛得到巩固以后，就开始从那里对仍然处在工人控制下的巴黎发动连续不断和残酷无情的进攻。此外，——而且这是主要的，——无产阶级为了不仅能够确信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而且还会替自己制定彻底的实际行动纲领所必需的那种充分的自觉性，在3月18日运动中也不存在。对于还在不久前曾经责难我们，说我们夸大了自觉性在工人阶级革命行动中的作用的我国各种色彩的革命者说来，好好地思考一下3月18日运动将是有益的。它的历史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以为是能够把运动从一切困难中拯救出来的、强有力的肩负重任者的那个自发性，实际上是错误和失败的根源。无产阶级在自己同现存事物秩序维护者的斗争中成功的机会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自发性程度的丧失及其变为自觉性的程度而增长的。同时也是随着社会民主党对这一运动的影响程度而增长的，该党有计划的行动乃是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

　　自发性与革命党自觉行动的对立只有在这个党本身不善于站在阶级观点上，因而把自己的主观愿望与事物的客观进程对立起来的场合下才会有意义。在这种场合，思想的进程跟事物的进程是矛盾的，因此思想的进程就会失去任何创造力。思想超过生活，也就慢慢地失去对生活的任何影响。这样的场合在美好的旧时代的历史上可能会数出不少来，这时站在乌托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几乎唯一是在所谓知识分子的阶层中广为传播。那时以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比革命密谋家或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自觉努力有更多得多的实际成功的机会。然而这个美好的旧时代本身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现代革命运动史中的一个绪论。这个运动的继续发展导致自发性在这一运动中越来越让位于自觉性，自觉性正是在对事物客观进程的正确理解中取得了自己的创造力。思想与生活之间的矛盾那时已经解决；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的了，它已经变成了科学。

　　1871年巴黎公社以前那个时代的工人运动史，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切。40年代亲自在巴黎生活、很熟悉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道，就在七月革命以后不久，还在复辟时代秘密社团中接受过密谋教育的无产阶级，成了密谋者革命组织中的基本成员。秘密社团“四季社”——布朗基和巴尔贝斯在它的帮助下发动了1839年起义——已经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了。上述起义失败后建立的由阿尔贝斯领导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社团。然而尽管这些社团几乎纯粹由无产者组成，他们的措施和策略中却很少有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完全从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密谋者的时代抄袭来的。恩格斯指出：“不言自明，密谋家们不限于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在其中制造人为的危机，在还不具备革命所必需的条件的那个时候进行革命。”然而他们也不得不对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多加考虑，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恩格斯继续说道，——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1页。——译者注】埋头于自己的炼金术工作的密谋家们只追求一个最近的目标，即推翻现存的政府，他们以极端轻视的态度看待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的事业。他们通常都表现了不顾一切的勇敢精神和相当大的革命技能，他们建筑起了第一批街垒，抢劫武器铺，组织和领导了抵抗，简言之，他们是街头起义的指挥官，但是这些行动坚决的人，这些街垒战斗的英雄和各种恐怖主义（正如我们现在要说的那样）行动的富有牺牲精神的组织者那时已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未来，而是代表它的过去。随着无产阶级发展的向前推进，密谋家们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并且在那些工人秘密社团中遇到了危险的竞争，这些社团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的起义，而是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提高它的阶级觉悟。那时候的共产主义宣传，简直跟发生在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样，始终是法国旧式密谋家们很难了解的，就像当今我国捍卫70年代革命传统的人很难了解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派代表之间的争论一样。

　　据恩格斯证实，1847年路易—菲力浦政府发动的爆炸事件瓦解了最倔强的和最顽固的密谋家的队伍，并把跟着他们走的工人推上纯粹无产阶级运动的道路。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已经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派别。但是1848年运动淹没在6月战士的血泊中，而且在许多年的岁月里，由于自己的大失败而灰心丧气和失去一切政治权利的法国工人阶级都没有摆脱停滞不前的僵局。只是60年代的政治解冻才使他们的解放斗争得到了恢复。而现在这一斗争向前迈进了新的步伐。现在法国工人的先进代表们站在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旗帜下。虽然这些代表的大多数继续受到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不过密谋家们的老策略，连同他们的暴动主义、政治谋杀以及其他“炼金术”，并没有在他们中间得到任何同情。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成为当前的实践任务。这种培养毫无疑问会由于保存在当时法国大多数国际领导者头脑中各式各样的空想主义残余而大大地延缓下来。而且不能不承认，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乃是这些残余的有益的平衡物，光凭这种运动很少会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它就同空想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巴黎公社的措施中看不出空想主义的痕迹，那么这个道理在于伟大革命运动的客观逻辑比它的领袖们的主观逻辑更有力量，因此受空想主义感染的思想从属于社会生活的权威指示。这当然是很好的。不过，如果人们的主观逻辑不和生活的客观逻辑发生分歧，如果事件的自发力量不跟人的意识即跟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力量相离异和相对抗的要素发生冲突，而是在人的意识中得到密切的和明显的表现，事情就会发生好得无比的转变，3月18日革命就会更有成果得多。

　　从巴黎公社时期起法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正是在于事物进程和思想进程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由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越来越消失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同事物的自发力量是不矛盾的，总的说来同这种力量也是没有分歧的，它是这种力量的自觉表现。这些思想越是广泛传播，这种力量的胜利就越是接近。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说，他们夸大了自觉性的意义而对自发性力量的依靠太少时，他们只好耸耸肩膀的缘故。

　　在1871年革命爆发时期，事物的自发力量可惜还没有在人的意识中得到应有的表现。这也说明一方面革命无产阶级组织性薄弱，另一方面对遭到3月18日迎头痛击的敌人的追击不够坚决有力。利沙加勒【利沙加勒（Lissagaray，Hippolyte prosper Olivier，1838—1901）。法国记者，1871年巴黎公社参加者。他的名著《1871年公社史》（有中译本）获得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译者注】在自己的巴黎公社史中叙述说，这一天大约下午3点钟，由武装的无产者组成的几营国民卫队静静地通过外交部大楼，当时梯也尔【梯也尔（Thiers，Louis 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1871年2月出任法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年9月至1873年任法园总统。矮小丑陋的梯也尔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注】和他的部长们正在那里开会。如果革命者逮捕了这个“丑陋可怕的矮子”，这也许会预防出现未来的很多不幸。同一位利沙加勒说道，从3月18日夜到19日，维努亚【维努亚（Vinoy，Joseph，1800—1880）。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普法战争时任第13军军长，后任巴黎第2军团第1军军长和巴黎第3军团司令，1871年1月22日起为巴黎总督；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凡尔赛分子预备军指挥官——译者注】将军通行无阻地从巴黎撤出了正规军，并且从那里运出了许多武器、装备和弹药。革命者本来可以不费很大力气就使维努亚将军的士兵站到自己方面来，并且控制住他们的各种军需品。革命者没有这样做，这又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最后，本来必须跟踪追击所击溃的敌人，不让他们在凡尔赛站稳脚跟和重新组织起来。关于这一点看来谁也没有想到过。运动的伟大的自发力量在人们的意识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由此产生：缺乏集中化的组织，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不会利用有利的形势。

　　然而无论3月18日开始的革命运动有怎样一些缺点，它使自己的参加者赢得了流芳百世的光荣，并且表明法国工人自从不再迷恋于旧式密谋家以来走过了多么长的发展道路。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是真正巨大的。只有善于评价这一意义的人才会看到，同它相比，专制政权的任何个别代表，不管是生活在罗马还是生活在彼得堡，不管是称为尤利乌斯·凯撒还是叫做亚历山大二世，他们死亡的历史意义该是多么微不足道。

　　五月“流血的”一周标志着资产阶级对起义的巴黎无产阶级的胜利，它也使我们懂得，在力求使我们相信阶级斗争会采取越来越温和的形式的“马克思批评家们”的话里有怎样多的真理。事实上这种斗争的形式只有在它没有超出“合法性”界线以前才或多或少是“温和的”。而且即使在那种场合也可以指出含义极其深刻的例外。而一旦无产阶级超出“合法性”的界线，资产阶级马上就会忘记自己的思想家关于“温和性”的一切甜言蜜语，而暴露出连最野蛮的吃人生番也会感到羞愧的那种贪得无厌的嗜血成性。

　　梯也尔和他的帮凶们展示了自己敌视工人阶级解放意图的全部力量。革命的法国无产阶级很懂得这一敌视的社会意义。但是怪事！他们多少有点名气的代表中间谁都没有想到用任何“恐怖”行动来“报复”梯也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才从沙丁鱼罐头下面把装满火药的盒子放在他的铸像旁边，企图炸毁它。但是这个幼稚的行动，正像后来发现的那样，乃是在巴黎警察局长安得列的殷勤协助下完成的。为什么这个“丑陋可怕的矮子”惨无人道的残酷行为始终没有受到惩罚呢？难道是因为法国无产阶级中间没有一个勇于自我牺牲的人么？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自我牺牲精神在1871年公社以后正像1871年公社时期一样为先进的法国工人所具有。复仇的思想也是一刻都没有离开这些工人。但是复仇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推翻梯也尔及其战友所捍卫的那个社会秩序，意味着摧毁以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为基础的那个制度。任何其他种类的复仇都被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而没有受到它们的注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间没有人企图杀害梯也尔的缘故。法国的工人运动早已脱离了襁褓时期。因此它的先进代表们早已超越了过时的密谋家的心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俄国革命者可以向英勇的法国无产者学习很多东西。

　　【“三月望日”，Мартовские иды，古罗马的望日。按古罗马历，3、5、7、10月的15日，其余各月的13日，为望日。三月望日是凯撒被刺之日，今喻命中注定之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