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罗斯托夫罢工

（载1903年2月1日《火星报》第33期）

　　《革命俄国报》虽然认为利用罗斯托夫事件作为解决我国革命政党不同派别之间种种问题的借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经不住就这些事件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说几句含沙射影的话的诱惑。它刊登了一篇完全失实地描绘我们的顿河委员会的行动的通讯，而在社论中向读者发表了一番长篇议论，说明在类似罗斯托夫运动的运动时期不应当怎么行动。从这番议论中没有任何“问题”似乎本身就得出结论，不应当正如我们的顿河委员会行动的那样行动……如果相信通讯记者先生的话。

　　请您自己看吧。《革命俄国报》的一位通讯记者硬说，顿河委员会在自己的鼓动中没有超出纯粹经济问题的范围；社论作者则完全忘记了所有“派别间策略的暂时考虑”，而简单地希望说明他的同志们会主张怎样的策略，他写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工人说来，和平的‘纯粹经济’罢工的被压坏的道路现在是太狭窄了，如果工人们自己不离开它，警察就会出现，军队就会出现，并且会用强力把他们从这条道路上驱赶出去。”那位记者叙述说，在一次革命集会上，顿河委员会力图“使工人们克制，恢复充分的安宁和冷静”，而在那个时候，集会参加者的情绪“十分高昂，在随便什么积极的东西中寻找出路”；社论作者尽管决不想暗示任何什么人，却真的马马虎虎地随声附和道：“对工人群众说：举止要温和而安详，但要坚定，当你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尊重，就罢工，用这个去取得胜利！——现在不必要”。记者很不满的是，我们的顿河委员会没有领导工人进城去示威；《革命俄国报》社论作者很适时地说出这样一个普遍的思想：“局势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是和平的、平静的罢工，要么是激烈的、伴随冲突的示威”。请看，多么令人惊讶的微妙结局！社论作者没有指责在罗斯托夫进行活动的任何人。他只就应当怎样利用罗斯托夫这类事件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会怎样利用这些事件说出自己的意见。记者则描述罗斯托夫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样进行工作，并用顿河委员会这个或那个策略失误的例子来证实社论一般性地说明的每一个思想。而且它的证实完全是无心的。哪能呢！他同“派别间纠纷的暂时考虑”也是格格不入的。在那里，一方所描述的东西和另一方喃喃自语的东西之间，不过是一种契合，一种充分的和谐。而且这种和谐如此使读者惊讶，如此促使他去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和帮助他们的敌对者们，以致他叫喊道：“可惜呀，很可惜，顿河委员会对工人们的影响如此强大！遗憾呀，很遗憾，正是在如此需要社会革命党人的地方他们却引人注意地缺席了！”而心灰意懒的读者只是在读到下面一句令人快慰的话时心才平静下来：“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承担领导这一斗争的责任，因此我们在道义上应当不在工人们面前揭示虚假的、过分乐观地渲染的远景”。《革命俄国报》不仅认为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主动承担领导这一斗争的责任”。多么幸运啊！现在一切都开始好起来！

　　糟糕的只是《革命俄国报》记者对罗斯托夫事件所作的记述不符合真理，因此我们指出的那种令人快慰的和富有教益的和谐获得这样一种形态，似乎它是先定的——不过不是在创世时先定的，而是完全、完全不久以前，几乎几天以前先定的，而且不是由于造成莱布尼茨所发现的和谐的那些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因，而恰恰是由于“派别间策略的暂时考虑”。因此这种和谐所产生的印象也就获得完全不同的和完全不“乐观”的性质。凡是知道我们的顿河委员会事实上怎样鼓动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正是当《革命俄国报》的政论家们痛苦地翻白眼，拍着胸脯发誓说，他们不考虑除真理以外的任何东西时，他们主要是以“派别间策略的暂时考虑”为准则的。《革命俄国报》有一次表示了对a la Буренин【a la Буренин，布列宁式的——译者注】辩论的强烈厌恶的情绪。我们理解这家报纸。它宁愿以戈洛夫列夫光荣家族中一位光荣代表的精神进行辩论……

　　《革命俄国报》这位热爱真理而且很熟悉情况的记者报道说，当罢工在顿河委员会不知情的场合下已经开始时，该委员会“急忙干预”罢工。这是不正确的。不用说罢工之前就有顿河委员会大量号召工人们同他们的剥削者进行斗争的传单，应当指出的是，锅炉车间的工人们刚一开始骚动，顿河委员会就即时通过自己人知道了这一消息，并立即着手进行鼓动，以帮助所有作坊的罢工。如果它的鼓动并非始终不成功，那么，这原因就在于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同它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做事变的尾巴”的人们是这样行事的么？完全不是这样。然而这一切跟《革命俄国报》的记者有什么相干呢？这一切跟它的编辑部有什么相干呢？无论我们的顿河委员会怎样行事；无论它多年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多么艰难，在来自所谓社会革命党人阵营的“同志们”心目中，光凭它带着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称号这一点，它就总是有罪过的。社会民主党人总是要做“事变的尾巴”；他们总是充满着“无为主义”。这是俄国合法文献和非法文献所有掉了牙的老太婆都知道的。

　　“的确，在罗斯托夫没有我们党的委员会，——社论作者叙述说，——但是在那里，正如在任何地方一样，也有倾向于现在通常获得‘社会革命的’称号的观点和行动方法的分子们。在那里甚至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小组，它力图独立地干预罢工，并印行由‘社会革命党人小组’署名的传单。无论这个企图多么短促，然而其中显示出所有倾向——尽管有这些或另一些个性色彩——社会革命流派的人们和小组一个特殊的特点。”

　　在整个这段话中无可怀疑的只有一点：同情《革命俄国报》的“分子们”在罗斯托夫工人群众中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任何工作，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影响。因之，对于工人群众过去和现在什么时候动作，有什么动作和怎样动作，他们充其量只能“支离破碎地”知道一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革命俄国报》编辑部想给自己的读者关于罗斯托夫事件的可靠报道，那么它本该认真地对待那里存在着的严肃的革命组织即所有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所提供的资料。这一点之所以尤其必要，因为据《革命俄国报》自己这位记者本人承认，所有站在罢工者面前发表演说的人，至少从11月5日星期二起，都应当事先得到我们顿河委员会的认可，可见它的影响多么巨大！然而我们已经见识过的先定的和谐，以及按捺不住的、虽然是宽宏大量的“主动承担”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和任何其他斗争的决心，迫使《革命俄国报》采取另一种行动。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传单，在我们引证的这段话中显然是跟着记者瞎说的，这位记者写道，在11月5日罢工者的集会上，“在工人中间散发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小组署名的胶印传单”。可是在11月5日集会上，除了一个在通讯报道中用字母X为代号的人以我们顿河委员会的名义（但没有经过它的同意）所写的那份传单以外，没有散发过任何传单。这份传单，罢工者们甚至没有花费力气去阅读就把它撕毁了，因为它上面没有他们如此熟悉的顿河委员会的标识。正是这个事实曾使以字母X为代号的人相信，他一定要以同顿河委员会一致的面貌出现。 [1] 目击者、《革命俄国报》这个记者对整个这一事件的描述是完全不对的，——这是无数个其他目击的记者无数次发生的罪过。顿河委员会一位成员想改正这个记者的错误，就给《革命俄国报》写了一封信，说明传单事件的真相。然而这一修正破坏了先定的和谐，因此就出现了一位众所周知比鞑靼人【鞑靼人，讲突厥语的民族，有时指亚洲大草原或沙漠上的一些部落或游牧民族，包括蒙古人和突厥人。13—14世纪蒙古帝国侵占了现今俄罗斯的大片国土。俄语中Татарин（鞑靼人）有“野蛮人”或“无知的人”的含义——译者注】更坏的不速之客。编辑部对这位客人只是用小号铅字在最后一页上刊登了以下一段模棱两可的简短报道：“我们收到一封署名‘顿河委员会成员阿姆夫罗西依’的信。阿姆夫罗西依先生宣称，带有——用我们记者的话说——‘社会革命党人小组’签名的胶印传单是‘顿河委员会’签署的。我们的记者坚持自己报道的正确性。”很好！“记者坚持”。然而最好是弄清楚编辑部本身对他的坚持是怎么考虑的以及它自己是否“坚持”第15期社论上那个论断的“正确性”，在那里关于虚构的社会革命党人小组传单所说的恰恰就是坚持不懈的那位记者关于它所作的报道。遗憾的是编辑部对此一声不吭。“通常”极端夸夸其谈的编辑部突然变得非常不爱讲话。这也是容易理解的。阿姆夫罗西依同志的信反驳了“派别间策略的暂时考虑”，于是感到难为情的编辑部只得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洗手。【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据《新约圣经》记载，他主持对耶稣的审判时优柔寡断，虽然明知耶稣无罪，却屈服于要求杀死耶稣的暴民的压力，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不承担责任，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第27章）。——译者注】编辑部也在自己宽阔篇幅的最后的某一栏中很巧妙地举行了这种仪式。而在显著地位，摆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始终都是那位记者的同一个见证。而且仍然是同一个先定的和谐迫使读者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幸运的时刻，这时《革命俄国报》和它的同道们事实上，而不是仅仅在软弱无力的幻想中会主动承担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责任。

　　很好。但这个很好的故事有自己的寓意，不妨谈谈这个寓意。

　　《革命俄国报》编辑部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跟在我们顿河委员会后面大声地重述说，11月5日散发的传单是以顿河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不过未经它同意。这是这家编辑部的问题——它的逻辑、它的健全思想的问题。它对顿河委员会的证词的不信任态度可能产生对它不利的想法，而这并不构成真正的罪过。但是……但是，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朋友们，你们闹起了好一场风波！

　　当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跟在所谓“战斗组织”之后重复说巴尔马绍夫根据它的委托枪杀了西皮亚金时，《革命俄国报》最剧烈的舞文弄墨的歇斯底里就发作了，而同情它的“分子们”则开始拉开嗓门对“整个欧洲”怨天尤人地叫喊，说我们干了某种闻所未闻的勾当，用闻所未闻的方式犯下反对通常的革命法律的某种罪过。例如当问题曾涉及他们的同志们的证言时，他们就“气愤了”。而现在，看来他们全都发现，《革命俄国报》的行为中没有任何“令人气愤”的东西。公正性究竟何在呢？

　　《革命俄国报》这位记者十分抱怨顿河委员会不曾组织示威。顿河委员会并没有料到在罗斯托夫一连几天，而且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领袖们的干练和得当，会发生大规模的、在俄国还从未有过的示威。《革命俄国报》记者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古怪人，连大象也没有注意。然而使得人们竟致不会注意最宏伟的现象的古怪行为，也像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原因。在政治上它“通常”叫做判断力的幼稚病。一个人记住现象的随便一个什么外在的、完全非必然的特征，就以为问题正是在这个特征上面。在他看不见这一特征的地方，他也就认不出该现象，即使它正是其他诸现象中间真正的“大象”。《革命俄国报》记者也成了这种……“不成熟的思想的失误”的牺牲品。他记住了示威的诸外在特征之一——上街游行，一面高呼反政府口号，一面唱着革命歌曲——，就认定没有发生示威，因为罢工者没有走上街头，也没有唱歌（看来没有唱歌特别强烈地使他感到苦恼）。此外他听说主张政治斗争的人号召示威，于是认定，既然罗斯托夫没有发生示威，所以顿河委员会倾向于“经济主义”。《革命俄国报》编辑部乐于相信这一连串令人吃惊的三段论推理，因为它早就愿意“主动承担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责任。

　　我们顿河委员会究竟是怎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的读者从我们刊登的消息中己经部分地知道了；而从最近期间我们将登载的消息中他们对此还会有更多的了解。现在我们赶紧就我们在工人群众中鼓动活动的性质安慰一下《革命俄国报》。

　　先生们，不要不安，也不要匆匆忙忙“主动承担领导”这一阶级的解放运动的责任。根本没有任何使你们不安的东西，你们也根本不适合做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你们乐于而且时常重复说，我们做了事变的“尾巴”，我们阻碍运动，而不是促使它加快进行。你们还引证了我们自己的承认。而且在最后这个场合你们部分地说了实话。我们在批评自己的活动时经常说：“事变超过了我们；我们做了事变的尾巴”等等。然而这些——顺便说说——证明我们完全不是像你们把我们描绘成的那样的自满的教条主义者的自我揭露不仅不违背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它们是我们观点无可争辩的正确性的光辉的、不过是间接的证实。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怎样一些事变呢，而且它们在什么意义上超过了我们呢？这里说的是其总和为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迅速提高所制约的那些事变。这些事变的数目和意义增长得如此迅速，以致我们常常不能最充分地利用它们。所以，我们自然对这种情况感到很遗憾；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鼓励自己和别人从事新的工作，作出新的努力。俄国无产者群众中阶级觉悟这种迅速提高的事实本身表明真理在我们一边，而不在俄国革命那些老脑筋一边，他们还在最近前不久以执迷不悟的古老信徒派教徒的顽固态度反复地说，既然资本主义决不会在我国得到发展，那么把无产阶级看作俄国革命思想主要的和最可靠的体现者就是荒唐的。当我们对我国革命者说“到工人中间去”时，人们嘲笑我们，几乎把我们看成是疯子。还在1889年，日内瓦出版的《自由俄罗斯》【《自由俄罗斯》，俄国革命民粹派杂志，1888—1889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3期。——译者注】在反驳我们时写道：“即使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有相当政治力量的地方，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远不是光辉的，那么在我们这里自然就根本不能认真考虑我国工人将en masse【en masse，法文，大批地。——译者注】成为争取获得政治自由的积极的和自觉的斗士”。后来，它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又补充说，“甚至在某些有天赋的工人中间成功的宣传也抵偿不了需要作出的那大量的牺牲”。参加编辑《自由俄罗斯》的有弗拉·布尔采夫先生，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恐怖主义者和——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今社会革命党人的同道。当然，现今弗拉·布尔采夫先生早已不会赞同刊登我们引证过的那段话。然而他之所以不会赞同，只是因为其中所说思想的荒唐现在已经太明显，而且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对的。现在已经不敢向我们担保，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现在当我们说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比我们中间甚至很多人能够期待的要迅速些的时候，人们就企图抓住我们的话柄。毫无价值的企图！我们的论敌们不懂得，事变越是超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些事变对这些论敌的嘲笑就越是辛辣和无情。对，事变超过我们。但是，怎样的事变呢？就是我们早已认为必不可免而在你们和你们的精神祖先们看来则是不适合“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那些事变。你们没有看出，你们宣布为唯一教师的那个“生活”本身多么无情地嘲笑了你们。你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极端滑稽可笑，竟而表示想做你们以前不曾理解而且至今都不理解——你们竭力把“无产者”概念与“农民”概念混为一谈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历史意义的那个社会阶级的领导者的仁厚决心。不用说，你们中间会出现好的领导者。深受你们影响的卡丘尔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你们的领导会怎样影响工人们的自我意识。多亏你们，卡丘尔才完全忘记了构成现代社会主义者全部策略的基本原理的那个真理：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身的事业。取代对这一真理的意识，你们把对你们“战斗组织”的神奇力量的天真信念传给了他。越是这样影响工人们，就会越顺当地——用福音书的说法——把磨盘拴在自己的颈上，并跳下水去。这样的影响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对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俄国革命的无法补救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位同志在《曙光》杂志上的那个说法之所以极其正确的原因，它说，你们的党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具有“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双重称号：因为你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革命的，同时还因为你们的革命性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因此你们徒然以为你们和我们只是同一革命政党的两个派别：不，先生们，我们不能“认”你们作亲戚；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革命者”不能属于一个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第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第二个代表小资产阶级。

[1] 顺便指出：X可能被怀疑为同情社会革命党人，也许只是因为他曾稍许支持过爱·伯恩施坦。这种同情的其他证据现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