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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火星报》论文集
无产阶级和农民
(载1903年1月15日、2月1日、
2月15日、3月1日、5月1日《火星报》
第32、33、34、35和39期)
I
一点历史材料
在《革命俄国报》第8期“党内活动片断”一文中我们读到：
“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等省的大规模农民骚动在全体俄国革命者面前提出了，而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革命组织对农民的影响问题。现在，对这种影响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目的性已经不容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甚至以前绝对否定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可能性和合目的性的那些俄国革命社会上义思想流派，现在也开始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
不久前的农民骚动的确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者在俄国农村的实际任务这个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谁都不会争论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产生了新的兴趣，有必要好好地弄清楚俄国社会主义者以前是怎样解决它的。首先应当问一下自己，究竟哪些“俄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否定了在我国“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可能性和合目的性”。《革命俄国报》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呢?
它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者-革命齐的者和团结在其中的那些组织始终认为自己活动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的革命化和吸引农民参加共同的革命运动。这也是它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根本差别之一，这也是它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承认有计划的革命影响的必要性和适时性，经常使得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他们人数极少时实际上不可能加入他们始终不得不与之—道工作和一起厮混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只好分道扬镳和开始独立的事业。”
看来是清楚的。正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以前“绝对否定”在农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可能性和合目的性的那个潮流。把我们社会民主党同“始终”(《革命俄国报》加的着重号)对上述活动有不可克服的嗜好的社会革命党人区别开来的特点也就在这里。《革命俄国报》不放过机会提醒读者注意自己“党”的这一难得的特点，并且据说不断地嘲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轻视农民。
“不得不在其中开始和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它用同情的口吻叙述说，——是艰苦的。从上面，从理论和纲领的高度，大声地和坚决地声明，在农民中间进行任何革命工作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合目的的。1896年在伦敦代表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即组成代表会议俄国代表团的一些人[1]，在国际无产阶级代表面前庄严地宣布，在现今的政治条件下，俄国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去影响农村居民。俄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宣言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在农民中间工作的问题，好像农民根本不存在似的。这并不奇怪。因为1902年1月举行的南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可以说在俄国南方大规模农民骚动前夕就很根本不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工作纲领中提出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仍然好像这个问题不存在。”
《革命俄国报》在列举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农民的罪行以后指出：“这些例子充分清晰地表明，人们把农民看成是quantite negligeable【quantite
negligeable：法文：可以忽略的量，——译者注】，看成是政治关系中纯粹的零。充其量只是容许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而且还只是容许被环境的力量束缚在农村的那些人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革命俄国报》所列举的例子究竟有多么“清晰”。现在可以说，这些例子绝对没有“充分”说明俄国社会主义者对农民的观点。为了完整地说明事实，《革命俄国报》本应对过去看得稍微远一些，并且回忆一下直接先厂于我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个“流派”是怎样看待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既然它不知为什么不愿意或者不善于提供这一历史材料，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动手了。
早在1879年，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连影子也不存在的时候，第l期《民意报》【1879年8月在彼得堡成立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组织“民意党”。该党于1879-1885年出版了非法报纸《民意报》。共出12期。】(在俄国出版的，很著名的同一名称的政党的机关报)曾经极其“坚决地”发表了这样的思想：在当前我国政治条件下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无异于鱼儿撞在坚冰上。《民意报》当时宣称，它认为自己有义务坚定地重申这个思想，它赞同蒲鲁东这样的意见：重复是传播真理的不替代的手段：每当它必须表述自己对俄国革命者的实践任务的观点时，它的确也是“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思想。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民意党”的思想越是传播得多，对待任何企图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的否定态度就越“坚决”。凡是稍微熟悉我国革命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也是“民意派”书刊所证实的；”吸引农民中间个别能够靠拢组织的人参加组织，——《民意日历》说，——自然始终被认为是很合乎愿望的……然而一涉及现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会认为这在制订纲领[2]的时候乃是十足的幻想，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后来的实践未能在这方面改变我国社会主义者的意见”[3]
这几行文字“充分清晰地表明”，“民意党”把农民看成“是quantite
negligeable”，看成“是政冶关系中纯粹的零”。它们也表明，而且同样“清晰地”表明，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总是把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看作绝对无益地浪费革命力量（我们还会看到这个责难在何等程度上是公正的），那么在这种场合，它就同自己的先辈“民意党”完全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把这种观点仅仅归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理论”，乃是大大地歪曲了真理。《革命俄国报》正是醉心于这种歪曲。很可能，它这样做完全是无心的。但无知不是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引述的事实还“充分清晰地表明”，在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老民意派团体”的—位代表绝对不可能对在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工作是否适时这个问题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意见分歧，只要他仍然忠实于老“民意党”的观点。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位代表也许就这个问题说过另一番话。然而一个代表微乎其微的一小撮在国外生活的俄国青年人的观点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继续往下说。我们面前摆着第一期《俄国革命通报》【《俄国革命通报》，社会革命党秘密机关刊物。1901—]905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出4期——译者注】，在那里，在《我们的纲领>(请读者注意：纲领）一文中我们遇到以下几行有趣的话：
“我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应当是怎样的？不要忘记，‘民意’在它英勇斗争时期所取得的和它遗留给俄国运动的那些政治成果中有对待农村这个民主变革的出发点、这个有主动精神的革命力量的否定观点、‘民意’强凋农夫的村社理想，指出土地问题对俄国的巨大意义。但它没有想到革命活动能够按照往年的成例为自己在农村寻找出发点，和直接依靠农夫，而且按照我们的极端的信念，从那个时候以来这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新的现象使得我们放弃这一观点。”
《通报》编辑部承认，“农村知识分子的产生”使得农村更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它也不怀疑，“由知识分子和工人在各中心地区开始的民主变革”现在会受到农村更自觉的支持。但是它坚决地主张，变革的主动性应当来自“城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它认为，把在城市工作的革命力量分派到农村中去进行宣传是不适当的。这种分派“暂时还”是一种根本不利的、粉碎革命军队对专制制度合力突击的行动”。
这几行字也“充分清晰地表明”，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对“农夫”犯了过失(而这一点，再说一遍，将给我们提供新的历史材料)，那么他们的过错也同样是现在在“社会革命党”中占有非常突出地位的那些人的过错，对这个党说来回忆一下《镜子和猴子》寓言中熊的话将是很有益处的：
干吗费劲细数朋友呢，干亲家，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不更好吗?
【参看《克雷洛夫寓言》，江西人民出版社l97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革命俄国报》对南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很生气：这个代表大会“可以说在俄国南方大规模农民骚动前夕”召开的，它并不认为有必要研究农民问题。假定它的生气完全有道理，然而读者，你可记得《俄国革命通报》第一册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么?它出版于1901年7月，这也“可以说”在上述所有“大规模农民骚动前夕”。我们知道，《通报》编辑部在自己的纲领性文章中关于农民问题说过：它承认我们已知的“民意党”对农村的否定态度是—项政治成果，并且“坚决地”表示反对把现今在城市工作的哪怕是某一部分革命力量派到农民中去。这是非常清楚和十分明确的。看来《革命俄国报》不可能不理睬这一声明；看来它应该严肃地注意《俄国革命通报》从“民意党”那里继承的和这家刊物编辑部向当今俄国革命家推荐的“政治成果”；最后，看来只要它把自己高明的注意力放在这一“成果”上，就一定会把《通报》所表达的“潮流”算作“坚决地”否定农村工作可能性和合目的性的那些“俄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然而结果根本不是这样。《革命俄国报》在“嘲讽”社会民主党人时对《俄国革命通报》却不置一词。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它觉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不愉快呢?可能是的。不过在这种场合哪里有公道呢?
也许有人要对我们说，《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毕竟没有完全否定“在农村工作”的可能性和合目的性：要知道它“还是热烈地欢迎过由于自己的那个职业方式可以说固定在农村的那些成员在农村进行的宣传”[4]。大概是根据这种热烈的欢迎，《通报》编辑部甚至认为有可能说。，“它对农业阶级的态度，不是以否定农村中的革命活动为依据的”，不过“完全没有夸大在现今条件下它的结果”[5]。读者也许觉得，正是根据这一点《革命俄国报》才没有把《通报》编辑部算作如此这般的“那些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然而在这个场合读者错了。问题在于《通报》编辑部即使承认由于自己的职业而系结于农村的革命分子在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是适当的，也只是在1901年重复了l6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者“劳动解放”社纲领中说过的话。因此从这方面说《通报》的观点同“劳动解放”社的观点没有区别。既然可以宽恕《通报》编辑部，那也就应当原谅劳动解放社。而《革命俄国报》不仅不原谅后者，而是对它轻蔑地暗中讽刺，说被自己的“理论和纲领”弄糊涂的某些“潮流”充其量“只是”容许“被环境的力量束缚在农村的那些人”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因此很明显，这种容许在它的心目中甚至不是最小的起缓和作用的条件。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又饶恕《俄国革命通报》呢?是不是因为它宁愿“细数朋友”呢?很像是的!
的确，在第一册《俄国革命通报》问世的时候，这家杂志还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正式机关刊物。它之被宣布为这样的刊物只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后来该杂志编辑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告诉过自己的读者，编辑部改变了自己对”民意党”取得的“政治成果”的观点。因此不得不认为这个编辑部现在仍然很珍视这种观点。由此可以得出，直到现在为止，应当把它列入《革命俄国报》由于自己对待农村的否定态度而如此严厉地加以谴责的那些“潮流”。
这是相当有趣的结论。而还要有趣的是以下的结沦。《革命俄国报》说，“社会革命党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那些组织始终《革命俄国报》的着重点)认为自己活动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使农村革命化”。现在证明这是不对的，至少不适用于发起出版《俄国革命通报》的那个团体：这个团体显然任何时候(我们的着重点)都不曾把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列为自己活动的“基本任务”。人们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如果笔写的历史有时弄出某些古怪的事情，那么现实的历史有时走着完全不可思议的道路，正像已故的吉荷米洛夫在已故的《民意导报》上早已证明过的那样。
《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指出我们所知道的、“民意”取得的“政治成果”以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断言，直到现在为止，即直到1901年7月，“在这里(即在农村）没有发生过本质上新的现象使得我们放弃这一观点”，即放弃同一“成果”。它没有看出这个新现象，它以为分出一部分革命力量在农村进行宣传是不合目的的。而新的现象原来早已存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如我们从《革命俄国报》上所得知的，曾经积极地在农民中间工作过。“在许多地方，农民的丰富的同情心超过了革命者们最大胆的期望。”而且迅速“暴露出，在农村工作需要作更广泛的安排，这种安排已经不是个别的人和小组力所能及的”，因此”关于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不满意社会民主党对问题的提法的革命活动家集团所接受”。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恰恰对此一无所知!难道这不是令人惊讶的么?后来，当《通报》变成“社会革命党”机关刊物以后，该刊编辑部不认为有必要对以下一点公开表示忏悔：它甚至根本没有料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党的那些分子本身的活动如此卓有成效。难道这不是值得诧异的么?!
然而大家知道，无知完全不是证明。如果《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对证明无误的《革命俄国报》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间取得的真正不可思议的成功一无所知，那么这些成功毕竟是存在的，难道《俄国革命通报》敢怀疑这一点么？并且这些成功不是逐日而是逐时都在增长。从社会主义者一革命者联合为一个政党的时候起，事情就以真正巨大的步伐进行了。作为圆满结局不久前产生了“农民联盟”，它发表了一封极其出色的“告俄国全体革命社会主义工作人员”书，其所以出色，因为它是用《革命俄国报》社论的文体写成的。这个重要情况“清晰地”证明，这些社论对农民头脑不仅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产生简直不可磨灭的印象。这自然是美妙的。然而不好的是被自己党的不可思议的成功弄得头昏眼花的《革命俄国报》看来完全忘记了革命思想在俄国的历史。
我们之所以提醒它注意这段历史，因为它涉及“民意党”和开始出版《俄国革命通报》的那个团体。我们很快还要提醒它注意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农业阶级”的态度的历史。不过我们预先需要确定一下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样的说明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使我们有可能更确切地规定我们在农民中的实际任务。
II
“西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我们从“西方”开始。为什么?这一点，研究进程本身会作出说明。现在我们请读者暂时满足于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看法：西方国家比我们祖国更“发达”，而更发达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指明“落后”同家所面临的任务。
什么是无产者呢?这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因此不得不向土产资料拥有者、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必须从事雇佣劳动的生产者。
而什么是农民呢？这首先是土地所有者。不过普鲁士的容克也是上地所有者，可是谁也不把他称为农民。因此，占有土地虽然是被称为农民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必要特征，但还不是它的充分的特征。
它有哪些其他特征呢?先前，在那个旧日黄余时代，当时“西方”国家(就以同一个普鲁士为例吧）和我们称为落后的俄国一样落后，在那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在所有者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现在这种法律上的区别甚至在最“先进的”西欧国家里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因此在那里农民的土地占有只是按其规模而有不同罢了。
按照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康拉德所下的定义。这样的地段被认为是农民的；它大得足以使自己的占有者和他的家属运用全部劳力进行耕作，然而要使它的占有者可以不亲自参加耕种而只限于从事指挥和监督雇佣工人的劳动却又太少了[6]。
康拉德把农民和小块土地占有者对立起来，这种占有者不可能靠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取得的收益生活而不得不外出挣钱。(同书，第438页)
如果我们继续康拉德的这一对比(为了确切地分清概念，继续这样做是有益的)，那么，农民的土地占有在我国仍然是包括数量极不相同的地段。在德国，人们把2到100公顷(1公顷合0.9俄亩)以内的地段称为农民的。因此不能不同意A·托尔斯泰关于“有各式各样的农夫”的说法。拥有两三公顷的农民靠“自己双手劳动”过活，充其量也只是勉强湖口；而拥有100公顷的农民不仅享受着丰衣足食，而且——这对我们说来仍是主要的——经营时没有雇佣劳动者是对付不过去的。因此他属于企业主阶级、剥削者阶级。
然而这两类农民之间有许多使得它们之间的一个向另一个过渡几乎难以辨认的中间阶段联结起来。同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农民本身参加他们的劳动，这就使他不同于仅仅指挥和管理“生意”的大企业主。因此有雇工的农民具有两重性的特点：这样的农民不仅是剥削者，他也是生产者。
他雇的工越多，通常他亲自参加他们的劳动就越少，而他的性质中剥削者的特点就越多；反之，他的雇工数目越少，他本人就不得不更多地参加劳动，因而也就更加接近独立的小生产者。
既然他的性质取决于这两个特点，那么为了理解这一性质应当对以下两点有清楚的观念：(1)什么是剥削者；(2)什么是独立生产者。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很懂得什么是剥削者。对这个问题作详细讨论是多余的。因此我们直接来说明什么是独立的小生产者。说明这个问题对我们其所以更有益，因为大部分农民完全属于这一类，他们靠自身的力量耕作自己的土地，根本不用购买他人的劳动力。
首先我们这里碰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否有权把”独立的小生产者”概念和“无产者”概念混为一谈?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把它们混为一谈，那么我们能不能至少把它们统一在一个普遍的、更广泛的概念比如“劳动居民”概念之中?
又行又不行!这里一切都取决于观点。
如果我们站在道德观点上，并且在宣布剥削他人劳动为不道德的同时按照现代文明社会的成员是否靠这种剥削过活来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得出，无论是当雇工的无产者，还是没有雇工的手工业者，或者是靠自己的劳动耕种自己田地的农民，都属于一个社会阶级，即没有犯剥削自己同胞的罪过的生产者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在我们这里是同剥削者阶级对立的。
然而我们能否满足于道德观点呢?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答说：又行又不行。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迫切要求。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完全满足于道德观点。这个时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后来社会主义者们不再满足于道德观点而转到科学观点上来了。于是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时代[7]。
科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力求科学地理解现象和对现象进行科学的分类。而对现象的科学分类建立在现象的属性或现象的起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对现象作出的那些道德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尽情地责备狼和赞扬狗。这并不妨碍动物学家把它们归为一类——canis。
从科学的观点事情该怎样看呢?为了理解这一点，应当首先解决现代社会科学中所谓阶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最后一章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里他是这样表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呢？这一章始终没有完稿，因此没有作出充分的回答。但是甚至那里说过的话也足以确定作者的思想，如果不是从肯定的方面那么就是从否定的方面确定作者的思想。这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只是初看起来似乎这里(在上述分类中)事情在于收入和收入来源的同一性：进一步分析会导致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怎样的呢?看来永远弄不清楚了，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第3卷手稿中断了。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至少不是社会收入的分配，即不是社会收入之分成工资、企业主利润和地租，决定着现代社会之划分为三大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因此收入的分配不可能成为这种分类的科学基础。
如果这是对的，——我们现在就认为这的确是对的，——那么有些人根据独立小生产者的收入不超过、有时还低于无产者的收入或者根据大资本不仅剥削无产者而且也剥削小生产者这样一种考虑就把农民或一般说来把独立小生产者同无产者划为一个阶级，就显然是大错特错了。人们这里指出的事实常常是完全不可争辩的；但是这些事实所具有的根本不是通常人们赋予它们的那种社会意义。
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资本论》另一章即倒数第二章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从该章作出的一个普通的结论，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表达：特定的分配关系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反映。
然而反映以被反映的东西存在为前提。因此特定的分配关系，即特定的产品分配方式，以一定的土产关系为前提。不仅逻辑上而且历史上也以它为前提。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是很能说明分配关系的事实。雇佣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其他阶级：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是生产关系领域内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工人获得的只是工资，即只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他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分配关系反映生产关系。不过它们不只是反映生产关系，而且也为生产关系所制约。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会有它所固有的分配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人类经济史中的一个时期。生产关系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也将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消逝。准要理解等待着现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如果只知道其中产品的分配是怎样进行的，他就一步也不会接近自己的目的；只有在他懂得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相过渡的、暂时的意义以后，事情对他才会是清楚的。
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社会阶级。这是不同程度的大规模的人群等级，这些人在对其他等级的关系上处于相同的生产关系中。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是由社会中现存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解决独立小生产者和无产者是否属于一个阶级的问题时应当注意这些关系。
从生产关系的观点看，无产者完全不同于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双方都从事劳动：这是对的。但是一个为自己劳动，另一个却为主人劳动：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小生产者为自己而不是为主人劳动，那么这种状况不是由于他的劳动，而是由他的、一定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地位。这种地位构成这类生产者的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
谁以为无产者概念应当融合在更“广泛的”劳动者概念之中，他或者根本不理解现代社会主义，或者为了跟“劳动者”真正解放事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点的某种实际目的而故意制造理论混乱。
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该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它固有的产品分配，这些生产关系还决定着一切伟大的社会运动的方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这样一种情况：无产者如果不完成社会革命，就不可能扔掉自己身上的枷锁。因此无产阶级现在是主要的革命阶级。小生产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之拥有生产资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他们经济独立性的保障。因此他们的生活利益要求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如果说生产关系使无产者变成革命者，那么它们就使小生产者变成保守分子。
不用说，这个保守分子远不是始终满于自己的地位。他也可能抱怨和骚动。不过，只要他的不满还充满着保守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动的精神，他就会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他就会努力地保卫或恢复对他说来重要的生产关系：这种不满的矛头不是指向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指向妨碍他把这种所有制的利益据为己有的那个东西。他想阻止或倒转历史车轮。而这一点，“守旧派”先生们早已清楚地意识到了。比如我们已经引证过的康拉德关于农民说到：“农民过去始终是国家的最保守分子：他们始终顽强地坚持旧东两和用最大的毅力保卫旧东西。对财富的重要意义的观点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们成为城市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的天然反对者和对抗社会民主主义意图的坚强堡垒”(同上书，第439页)。这种对农民保守性的乐观期待，其他西欧国家的“守旧派”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作为例子我们举出法国经济学家苏尚的一本书[8]。
的确，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文献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表示坚定的信念，说可能和应当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而且不只一家欧洲刊物表达过类似的信念。新近不久。在芝加哥出版了一本叫《The
american Farmer》[9]的书，它的作者，美国社会民主党人萨蒙斯认为，小农场主观在是工业无产者的天然盟友。不过萨蒙斯的这个意见并不违反我们的思想。只是应该恰当地理解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扩大自己在当代各先进国家中的统治范围。生产关系统治范围的这种扩大，使得小生产者的地位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变得越来越不稳固、不独立和艰难。萨蒙斯列举了许多有趣的例子，说明美国的小农场主常常被资本的罗网团团围住。因此北美的社会民主党在小农场主中间也可以找到和应当去找自己的拥护者。不过为了使小农场主在它的旗帜下行进。绝对必须有一个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小农场主应当相信，小土地占有过完了自己的时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应该让位于生产社会所有制。换句话说，他应当放弃小生产者的观点而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在这一条件存在的场合下，社会民主党自然有责任接纳他参加自己的队伍。况且社会民主党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帮助他转到新的、他不习惯的观点上来。然而只要这种转变没有发生，只要农场主需要采取措施像小生产者一样来保证他的生存，只要他追求的不是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某些社会改革，以阻止大资本的胜利前进或者限制大资本侵袭的范围，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如果社会民主党忽然想要支持他的这些追求，那么他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同自己固有的根本任务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任务完全不在于阻止资本主义的发陡，而在于利用这一发展来促进社会革命。
我们知道，在整个文明世界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现在有“一些同志”用另一种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如果着手捍卫农民本身的利益，它丝毫不会背叛自己。不过这些先生的这些论据只是暴露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不清楚和不彻底。
圣贝尔纳在跟断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耶稣学说相同的人们争论时激动地说：你们证明的不是亚里士多德是基督教徒，而是你们自己是异教徒。
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评论那些向西方社会主义者推荐对待农民的“新策略”的“同志”中的许多人：他们所证明的不是他们提出的措施将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这个胜利完全不是他们、即我们的所谓同志们所需要的。
该结束了。在同读者告别，直到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请求读者牢牢地记住，我们暂时只讲到“西方”，关于俄国我们以后再谈。
Ⅲ
“西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续)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社会之分为阶级是由社会中存在着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从生产关系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和独立的小生产者(手工业者或农民)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就不难解决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的话中有多少真理了，他在《作为经济制度范畴的农民和工人》一文中肆无忌惮地硬说，马克思在对农民的观点中距离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要比距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更为接近得多。[10]维·切尔诺夫先生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在小农手中土地是生产工具。他不理解，在《资本论》作者的心目中，正是拥有生产资料这一情况构成不允许把农民以及一般说来小生产者同无产者算作一个阶级的特征。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小农手中的土地不仅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在他们手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农民的劳动和资本的必要活动场所。维·切尔诺夫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个他讨厌的名词——“资本”，——而指出该名词说明大资本怎样能剥削小农，对他将会是有益的。马克思清楚地懂得这一剥削的事实，但他同样清楚地懂得这种剥削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大资本巧妙地利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农民身上夺走作为生产所必需的动产和不动产的拥有者、作为“小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在另外的、较有利的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那个剩余价值。[11]这就是为什么受到这种剥削的农民——，正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按指《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的第二节。——译者注】中说过的，——不起来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只反对妨碍他利用自己私有者地位这个优势的那些不利于他的条件的缘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倾向于社会革命，而倾向于社会改革的缘由，这种改革会限制大资本的权力，而且一般说来会延缓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地位不是使他成为革命者，而是成为保守分子、甚至反动分子的缘由。他只有在对捍卫或恢复自己的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而转到无产者的观点上来，并力求不再维护小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取消私人对这些资料的侵占的时候，才会成为革命者。
我们指出的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这篇文章刊登在纪念尼·米海洛夫斯基[12]先生创作活动40周年的论文集《在光荣的岗位上》。因此，文章似乎是“非物质关系的物质表现”。而且，我们承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切尔诺夫先生的思想：他把对马克思的虚伪引证作为文字礼物送给这位过周年纪念日受庆贺的人。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该得到与事实相符的评价么?的确，要维·切尔诺夫先生不搞虚伪的引证是不可能的：他的理论立场确实太软弱了。然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抽出工夫读一读《资本论》第3卷，——不过我们觉得这是很难想象的，——那么他自己自然就会看出虚伪来，而且大概会为此很痛心：它一定会再一次提醒他，他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地维护的事业，实质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输掉了。让德高望重的受贺人去搞这种没有乐趣的思考是否恰当，是否礼貌呢?
我们且把切尔诺夫先生留在他那虚伪引证的“光荣岗位”上，回头讨论我们的题目吧。我们力求用几个个别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般论点。
首先拿手工业者这些在加工工业领域中小生产的典型代表来说吧。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正如在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大资本毫不留情地从他们那里夺走一个又—个的阵地。他们不满意；他们发牢骚；他们想为自己争取到较好的未来。然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力求延缓经济发展进程。他们的社会政治纲领浸透着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精神。为了不扯到“久远的时间”，就以从1882年起即存在的“全德手工业者联盟”的纲领为例：它带有中世纪的特色。另一方面无可争辩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不少手工业者。不过这些手工业者已经不是捍卫小私有制的利益，他们已经放弃了独立小生产者的观点而转到无产者的观点上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农夫们。北美的农场主早已感觉到，他们的处境并不很顺利，并且早已企图在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很有意思的和当时相当有影响的农场主组织就是所谓“patrons of Husbandry”或“Grange”[13](“农场主”或“农夫”)联盟。这个组织看来在1876年左右达到了自己繁荣的顶点．那时它就有了5艘汽船、32架吊车和22处存放商品的仓库。它情愿称自己是工人组织[14]，并且同所谓“劳动骑士”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它的纲领本身甚至不包含对排除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暗示。相反，它断然地说：“我们不是资本的敌人，但我们起来反对垄断的专制。”[15]这是容易理解的：大资本不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而是在产品流通过程中以及在信贷领域使农场主从属于自己。因此“农夫协进会会员们”的努力，不是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关系，而仅仅是指向涉及信贷、商品的运输和贸易的某些资本主义“垄断”。伊利希望，“乡村同城市”的接近会使工人运动具有“健康的保守精神”[16]。就以下的意义说他是对的：只要农场主不放弃小生产者的观点和不转到无产者观点上来，他们同工人的接近就会延缓社会主义的胜利。北美合众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们古老的欧洲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马克思的“批评家”先生们热心地反复说，西欧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同马克思的“教条”有尖锐的矛盾。我们看一看这—点在适用于作为整个我们这篇文章的基础的绝对“正统的”教条时是否正确。
比如德国“农民协会”怎样行动呢?它们的纲领是怎样的呢？它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呢?这些协会在商品流通和信贷领域也同资本的“垄断”作斗争，同时全力捍卫私有制的“垄断”。它们的社会政治倾向在以下的情况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它们中间许多都不允许犹太人和无产者参加。[17]
那么法国呢?在这里农业辛迪加很流行，它们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农民。而且这些组织，除了我们的“教条”容易说明的微不足道的例外，都反对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想法，即反对消灭资本主义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任何想法。从这方面看它们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温和态度和保守的审慎精神的典型。因此法国的守旧派把它们看成反对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堡垒。[18]
然而在西欧是否有这样一块幸福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呢?难道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农民不是同意社会主义者的意见么?而且难道尤里·加尔登宁先生没有告诉我们，意大利农民和匈牙利农民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彻底粉碎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的“教条”么?[19]
尤里·加尔登宁先生的确告诉过我们某种极有教益的东西。可惜的只是这某种东西不是反对我们的“教条”，相反，它反对的是他本人和他的同道们。
就让我们看一看匈牙利吧。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占有极少的一块土地，因此他们不可能靠自己土地上的收入生活。匈牙利的农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大地主。用我们已经知道的康拉德的术语说，他们不应当称为真正的农民，而应当称为小块土地的占有者。可是既然小块土地的占有者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就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变成了无产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般说来他要完全转到无产者的观点上来就容易得多。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他只要失去对改善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地位的希望，并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捍卫自己作为劳动力出卖者的利益就行了。而一旦他转到了无产者的观点上，斗争的逻辑本身早晚会使他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亦即使他走向社会革命。匈牙利小块土地[20]占有者的例子以惊人的清晰性证明着这个道理。
1890年匈牙利计有l，440，000农民。他们的土地都不足5约赫[21](一约赫等于半俄亩多一点）。不过那里的农村经济条件很差．甚至十约赫也不足以养活一个中等农民家庭。匈牙利农民，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按其经济地位说是半无产者。这些半无产者从大地主那里租佃土地以便取得一份收获或者为了做工还债，或者受雇去搞土方工程以调整河水的流向。但是土地租佃的条件在最近几十年间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农民。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消灭了农民和大地主之间旧有的半宗法制的关系，使得从前不会划箅的大地主学会了精打细算：劳役制变得越来越沉重，而落到农民手上的那—份收获不断减少。[22]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也就产生了那种有时是很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极其有力地促进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农民中间的深入传播，我们看到，在这一切中间暂时还根本没有任何违反我们“教条”的东西。然而主要问题在于匈牙利的半无产者在自己的斗争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的特征决定着他们的运动的整个性质。而这些要求已经由两次农民代表大会很确切地表达出来了，一次是1897年1月31日至2月2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另一次是在同年2月14日至16日在切格列德召开的。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提出了双重性质的要求：其中的一些要求涉及匈牙利农业工人的法律地位(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罢工自由；迁徙自由；取消雇佣女仆的条例等等)；另一些要求关系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缩短工作日；扩大保护工人利益的立法，和把这种立法延伸到农业；任命农业视察员等等)。在这两种场合，小农代表们都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且他们全部行为中根本没有任何会稍微动摇马克思“教条”的东西。恰恰相反：当这些代表在结束自己的要求的清单以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毫不动摇地完全承认他们是自己的“正统的”同志。
对切格列德的代表大会也不得不说同样的话。在那里参加会议的小农代表中间，至少某些人看来部分地传染上了无政府主义，甚至反犹主义[23]，然而这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却表明自己是叫以支持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空想意图为出发点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要求是为了作为无产者、而不是作为小业主的农业工人的利益。这一点从切格列德代表大会关于设法挽救小土地占有的一切方案都是空洞的诺言，或者充其量是软弱无力的权宜之计的坚决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代表大会宣布自己同社会民主党是团结一致的，正是因为它相信不可能阻止小土地占有的崩溃。[24]作为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本文笔者很希望他所捍卫的“教条”更经常地被驳倒，就像匈牙利的小农在布达佩斯和切格列德代表大会上驳倒它那样。
不过，为什么局限于这两次代表大会呢?所有以后的匈牙利农民运动正是朝着在布达佩斯和切格列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个方向进行的。毫不奇怪，他们在自己往后的代表大会上善于保持无产者的观点。作为例子且举出第二次布达佩斯代表大会(1897年12月15日——27日）和特梅施瓦尔南部匈牙利农民和农业工人代表大全(1898年1月)。[25]
尽管有这一切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米尤·加尔登宁先生仍然企图通过引证匈牙利来为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有假定这样两种情况中的—种：或者这位放肆的作者既不理解他争论的东西，也不理解他引证的东西，或者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读者的轻信上。无论这两种假定中哪一种更接近真理，无可怀疑的是他的论文使他自己丢了脸，而完全不是使马克思“教条”的拥护者们丢脸。
IV
“西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续)
现在我们转到意大利来，看一看那里农民运动的情况怎样。
我们从拿破仑·科拉扬的—本很有名的著作中知道(第19页)，西西里工人协会的“正式”纲领就是“意大利工人的纲领、马克思学派的纲领”。我们希望，即使机灵的尤·加尔登宁先生也不会利用这种情况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借口。但是要知道这里说的是正式纲领：很明显，按照科拉扬的意见，还有某种不为运动领袖所承认的别的纲领，不过这种纲领也许因此就更适合西西里农民的观点和意图。这个纲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科拉扬用某个埃涅依·卡瓦拉尔的话来解释它，卡瓦拉尔说，西西里的Fasci[26]实质上是类似英国工联那样的“抵抗协会”(第2l页)。然而英国国联又是什么呢?这是目的在于改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地位的一种组织。如果属于这种组织的工人，其意图并没有超出这一目的，那么这就表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阶级的真正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决定的革命的社会任务。可以也应当承认这些工人是眼光狭小的人；而且不应该把这些眼光狭小的人完全不具有的那些意图硬加在他们身上：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小生产的捍卫者。“纯粹的工联主义者”站在无产者的观点上，不过由于他固有的近视，他仍然没有能力用自己的眼光扫视那里展现开来的整个宏伟的前景。因此，即使科拉扬是对的，即使“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只为西西里协会的首领们所承认，而群众并没有超过独特的工联主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教条”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那时我们仍然保有允分的权利重申，在现代社会，农民运动只有在农民放弃小业主的观点而转到无产者的观点上来的时候才可能是进步的。
总之必须记住，西西里的运动只有在很有限的意义下才能称之为农民运动。除了从马尔萨拉经巴勒莫和墨西拿到卡塔尼亚，又从卡塔尼亚到埃特纳这样一段不大的以小土地所有制和对分佃耕制占优势的沿岸地带以外，在这个“富饶的半岛”的一切其他地区都是大土地占有制占统治地位，而农夫乃是真正的无产者。[27]还请注意，在对分佃耕制和小私有制占优势的地区，协会的广泛分布比无产者地区要少得多(同上，第59页)。这种有趣的现象看来也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加尔登宁先生大概就根据这个原因不认为有必要把它告诉自己的读者。
意大利半岛上的所谓农民运动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纯粹生产者的性质：在那里农民协会经常是力求保证农业工人得到可能更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的抵抗组织，作为证明我们引证伊万诺埃·波诺米和卡尔诺·维参尼的小册子【《曼托瓦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米兰1901年】和乔万尼·蒙特马尔丁尼的小册子【指《波河对岸地区农民改良联盟》——译者注】。“农民”协会经常也被称为“改善”(雇佣条件)的协会【《改良联盟》——译者注】。
尤·加尔登宁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这一切都绝口不谈，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也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哪怕是说—句无关紧要的话。在这种场合沉默使他们变得滑稽可笑，这是应该指出的。
尤·加尔登宁先生想用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那个“立场”来羞辱我们，他指出1901年末举行的波洛尼亚农村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他引证的该决议的一段文字：
“考虑到，尽管农业工人——工资劳动者、取得部分收成的劳动者、小佃户和小农所有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所有的农业工人都受到私人和国家两方面同样的剥削，
“考虑到，只有全体被剥削者以团结一致的人道原则和文明原则为基础的活动，才能给劳动阶级的精神解放、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事业提供足够的力量和影响，
“农村工人代表大会主张，必须把所有合作的和职业的社团结合为一个全国联盟，即把依据阶级斗争囊括所有下列劳动阶级在内的那些工人的组织结合为一个全国联盟：农村的长工和杂工、实物分成制农民、小佃户和小农，如果后者亲自耕种自己所有的或租佃来的土地的话。”[28]
这里初看起来似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有尖锐的分歧：小生产者本来就应当同无产者结合为—个联盟。但这只是初看起来似乎而已。
第一，加尔登宁先生没有引用波洛尼亚代表大会决议的全文。全文中还有下列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至于小佃户、实物分成制农民和私有者，那么他们之被接受加入农业工人的某些组织，应该取决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关心这些组织所努力从事的那些改革工作”。【《前进报》，1901年11月26日】
实际上结果必然是这样的：存在着捍卫作为劳动力出卖者的农业工人的利益的组织；而参加这些组织的不仅有农村无产者，而且也有小佃户，实物分成制农民和私有者，只要他们关心这些组织的斗争，即只要他们自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力气。这是完全自然和必然的。然而提出这个决议的那些人即波洛尼亚代表大会的报告人绝对没有把小农概念同无产者概念混为一谈。如果他们犯了这种混同的过错，他们就不会提出我们所引证而加尔登宁先生由于他固有的沉默态度而予以疏忽的补充说明了；他们不会说小私有者等等之被接受只是因为如此这般。
第二，加第所提出的和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所通过的补充意见规定，小私有者的消费组织尽可能和农业工人组织团结一致地、但却是独立地活动。[29]无论加尔登亍先生，也无论《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都丝毫没有谈到的这个补充意见，十分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很好地懂得以无产者为—方和以小农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是何等巨大。
他们在何等程度上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从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辩论中可以看出来。在辩论期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恩利科·费利直接要求，根本不接纳小私有者参加工人组织，而右翼领袖菲立普·屠拉梯坦然起来反对这个要求，但唯一的原因是，用他的话说，小私有者一半是鱼，—半是鸟，有时其中一种性质占主导地位，有时是另一种性质占主导地位，而在每一个特定场合是哪一种性质占主导地位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30]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比较接近屠拉梯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完全符合我们的”教条”。例如我们论西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恰恰是：当农业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资料保障他的经济独立时，他就是“鱼”，而当他不得不有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就部分地变成”鸟”。这就是说，随着他在怎样的程度上进行独立生产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他不得不从事雇佣劳动，他身上时而是“鱼”的性质，时而是“鸟”的性质占主导地位。谁懂得这个道理，他就决不会说，——像我国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那样，——小农和无产者属于一个社会阶级。而正是这一点“需要证明”。
力求把小生产者和无产者等同起来的政党．乃是妨碍无产阶级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资产阶级“立场”区分开来的政党。而妨碍无产阶级这样做，意味着为小资产者的利益工作和损害工人阶级。因此……然而甚至对于因《火星报》称我国“社会革命党人”为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感到惊讶的那些人说来，结论也是清楚的。
V
“西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完)
西欧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们、所谓的马克思批判家们，现在关于农业合作社写了和说了许多话。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农村居民可能由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道路。在他们某些人的心目中，这条道路有这样的优点，即农村居民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不仅会避免资本主义，而且也会避免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成功地由阶级联盟所替代。[31]这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前景相当有意思，所以我们认为讨论一下上述合作社问题将不是多余的。
大家知道，在各种农村会社中间，就人数和流通量而言，<信用合作社几乎到处都占首位。比如到1901年7月1日德国所统计的15，054个会社中间就有：
信用合作社 10，487
共同采购协会 1，294
乳品合作社 2，047
其他 1，206
【这四项加起来，其总和为15,034，不是15,054.——译者注】
德国信用合作社的流通额大约等于l，750，000，000马克。同情任何种类的“协会”和知道它们在我们祖国的处境不妙的俄国读者，对这种数字可能感到甚至轻微的头晕。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数字是极其可观的。然而农村信贷合作社发展的经济后果可能会怎样呢?
这类合作社大大地帮助农民开展借贷业务，而没有借贷农民常常根本无法耕耘自己的土地。农民对货币的需要常常被榨尽他的血汗的高利贷者所利用。农村的高利盘剥远不是新现象。相反，按照马克思的意见，高利贷资本同自己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起，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很久即已产生而且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中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32]但是这种古老的形式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1887年根据“社会政治研究协会”的倡议所作的研究表明，高利贷者甚至在现代德国农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当然不会认为现在他在德国农村中的统治地位已经完结；但我们觉得，他的权力已经随着农村信贷合作社的扩展而动摇。而且这样的合作社成立得越多，德国农民就越容易避开高利贷者的圈套。在这个意义上信贷合作社的作用是很富有成果的。不过它们这种富有成果的作用完全没有使它们变成一座能使农民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它使生产者破产和沦为奴仆。但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仍然不变；高利贷者的影响仅仅表现在生产过程将在越来越对生产者不利的影响下进行。因此从农村中消灭高利贷者，意味着为农村开辟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为农村开辟这种道路并不意味着阻止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相反，农村沿这条道路行进得越快，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就越迅速。资本古老形式的消灭将导致资本最新形式的繁荣。
由此我们看到，农村信贷合作社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由以形成的——用“批判家们”的话说——那些“基层组织”的出现。如果这些合作社导向社会主义，那么恰恰是通过资本主义和凭借阶级十争。我们继续往下讲。
在许多西欧国家里，供采购农夫所必需的材料和工具以及供销售农产品的合作社开始起相当大的作用。在德国，这种合作社的交易总额1900年达到了l亿。这自然远不是我们在信贷合作社中所看到的，而且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还应当指出，将来这些合作社显然还会有很广泛的发展。其利益威胁着这些合作社的高利贷者的“孪生兄弟”——商人，现在已经因为合作社弄得非常不安，并力求阻止它们的成功。商人们从自己的角度说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形态的合作社可能给商业资本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它会大大限制它起作用的范围[33]。不过限制商业资本起作用的范围并不等于消灭资本主义。完全不等于。合作社使得经纪商人失去他们在此以前在上述物品的生产者和这些物品的消费者之间所起的那种作用，这样就有助于减少中等阶级的人数，从而加宽了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之间的鸿沟。的确，经纪人—商人的消失可能由转入中等资产阶级队伍的某一部分农民财富的增长所补偿。然而这种转入将意味着农民群众的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同它相联系的阶级斗争之渗入农村作了准备，而这大概不可能被承认是避免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可靠途径。
对此应当补充说，联合和可能联合在上述合作社中的仅仅是独立的生产者。雇佣劳动在这里是无事可做的，因此农村雇工根本不参加这些合作社。埃·库帕完全正确地指出，把合作社成员互相联系起来的团结精神乃是私有者的团结，这种团结不是仅仅农业居民所固有的某种东西：它在工业中同样经常地遇得到。[34]
就是说，我们这里不得不作出我们上面已经作出的结论：如果合作社把农村引向社会主义，那么它们这样做无非是加速农村通过资本主义的转变。
然而生产者的合作社呢?谈到这些合作社时，首先应当记住，其实在农业中它们现在是为数极少的，其结果，就是最坚定不移地支持“合作原则”的人也几乎不对它们抱任何希望，或者甚至对它们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35]从事加工某些农产品或畜产品 的合作社，例如干酪制造厂、牛乳厂、奶油厂、磨坊、面包铺、酿酒厂等等，具有大得无比的意义。这类企业无疑会带给自己的参加者有时很大的利益，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基层组织”，原因很简单，它们比其他种类的农村合作社还要更加坚定地清扫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相信我们不需要出发去“西方”，看看俄国人集体经营的干酪制造厂和奶油厂就足够了。下面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1896年沃洛格达省阿尔苏菲沃村成立了一家奶油厂，参加这个厂的有53人，他们拥有250头母牛。这些人中间4个土地所有者有124头母牛，2个神甫和2个诵经士有15头母牛以及来自阿尔苏菲沃周围10个村庄的45个农民有1ll头母牛。[36]如果奶油厂搞得好，那么参加该厂的农民大概现在过的生活会比过去强许多。但是要知道他们以前就不属于农村贫民：他们中间每一个人平均几乎都有二又二分之一头母牛。如果这些农民现在生活得比过去好许多，那么使他们同农村贫民拉开的距离就会大大增长。这也就是如此有力地促进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那种农村居民阶层分化。同时不要以为，阿尔苏菲沃的劳动组合是什么特殊现象。不，就所考察的方面而言，它不仅同俄国而且同国外所有其他劳动组合企业完全一样。再单一个例子。1891年在西里西亚的文齐格成立了一家磨粉烤面包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有23家农户，集资8万5千马克。这在每一个股东平均算来都是远非每一个农民能有的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因此参加文齐格劳动组合的只是当地的农民“贵族”。如果这个劳动组合搞得好，这个“贵族”将比合作社建立以前在生活富裕方面更加超过自己的同村人。而这个劳动组合是搞得非常之好的，结果磨粉烤面包的合作社在西里西亚其他一些地区也开始出现了。1893年例如在古拉乌也成立了类似的“劳动组合”。在这种“劳动组合”中计有60家农户过着不同程度的富裕生活。它用了155，101马克来装备自己的企业。[37]这又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本，农村的“民主派”未必可能想到要去参加“劳动组合”。如果企业赢利了，它就在古拉乌居民中间扩大了不平等。而这就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促进那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步骤。
不仅如此。这类劳动组合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靠雇佣工人“劳动”，这就已经使它们直接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例子，我们举出荷兰人的从事加工奶制品的合作社。
最初这些产品住荷兰sans phrases【法文：直接。——译者注】由资本家加工。然而很快农民们看到这种生意带来怎样巨大的利益，于是他们着手开办集体经营的奶油厂。第一家集体经营的奶油厂1887年出现于瓦尔加，到1900年1月l日这样的奶牛厂已达68家，而参加奶油厂的人数则超过400。它们的生意很顺手，而且它们带来的利益在经济上对农民是一个相当大的补贴。因此看来可以说，在牛奶加工方面荷兰资本主义遇到了农民的劳动组合这个所向无敌的竞争者。不过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原来农民的奶油厂本身就剥削雇佣劳动，因此它们本身就应当归入资本主义企业一类。
用卡里斯贝克的话说，合作社在农民心目中只有这样一个优点，就是利润落到资本家手中以前先放进农民的口袋。“农民之加入合作社是为了拿自己的商品去换取尽可能多的价钱。他的企业具有纯粹资本主义性质。他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是同工人的利益相敌对的；他力求付出尽量少的工资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他在阶级斗争中起着资本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作用。”[38]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摆脱开资本的：把它赶出大门，它又从窗口飞进来。
最后我们指出，就是在合作社内部资本也善于为自己找到位置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王德威尔德说，他在访问西佛兰德一家最繁荣的劳动组合工厂时，在那里看到以下的情况：“这家合作社建立于]880年。现在有465个成员。他们属于最不相同的农村居民阶层：这里既有每人入l头母牛的工人，也有每人入2头或3头母牛的小农，又有每人入到50头母牛的大农场主。向同一农村富有的地主借贷来的资本早已偿还。合作社的所有成员都参加全体大会；他们选举管理委员会：看来我们这里是一个最充分的民主世界，然而实际上土地耕耘者对大土地所有者的依赖是如此之巨大、如此之无条件，以致他们中间谁也不敢放胆发表意见和运用章程明文给予他的那些权利；整个事务都是(不过极其巧妙地)由章程创立者来处理。”[39]
而且这完全不是例外。王德威尔德补充说，在没有自己的资本的合作社中，穷苦的成员还更受资本家的奴役。[40]“所有那些做大生意和使用贵重机器的合作社都没有自己的资本。自然，当事情涉及没有机器的小奶品铺时，农民可以相当容易地互相收集必要的资本或者在当地合作社里借到这种资本，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使用蒸汽机的大奶品铺在一切方面都比小奶品铺有利……为了建立用蒸汽发动的奶品铺必需有数目相当可观的资本：至少3万或4万法郎。因此常常——且不说始终——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个有钱人——地主或大农场主借出这笔资本，根据契约或者由于事物本身的发展，对整个企业的最高控制权就属于他了，同时大部分利润在利息的形式下也归他所有。[41]
似乎是为了同资本作斗争才开办的企业，却给它创造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于是资本急忙奔向他的这个新舞台。1900年3月，在“比利时大奶品店中央办事处”的招牌下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匿名公司，其主要目的正是贷款给“合作企业”。这一步骤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有组织的比利时农民开始骚动起来。列文“农民协会”决定，合作社的人不得同上述办事处发生任何往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办事处的成功。王德威尔德说：“现在已经可以预见，一旦出现危机，许多没有足够资本的小奶品铺将会消失，让位给有蒸汽机器的奶品铺，后者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商务方面都显然胜过前者。”[42]
然而在乳品业中比利时合作社的牛意毕竟要比其他农产品加工部门好一些。如果为了开办有蒸汽机器的奶品铺，至少需要3万或4万法郎，那么为了开办一个有很好设备的制糖工厂就必需有80万以上。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制糖工厂有时也有合作社商标，但它们实质上具有纯粹资本主义性质。[43]关于酿酒厂、啤酒厂等等也必须说同样的话。鉴于这一切，早在几年以前为了让我国民粹派大开其心就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金婚》的学术报告中发表过农业合作社可以使农村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信念的王德威尔德，现在得出了相反的观点。目前他深信比利时农村中正在增多的农业合作社“或者将在萌芽形式中打发日子，或者在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将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44]。这恰恰就是我们这些“马克思教条”的“狂热的”拥护者们所说的意思。
诚然，王德威尔德认为，如果从事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农业合作社同人数众多的消费合作社牢固地联合起来，它们的命运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他举出比利时农民社会主义者的某些奶品铺，它们向城市工人的消费合作社销售自己的产品，因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不过第一，在这里“未来的前景”在他看来似乎是相当有限的。[45]第二，——而且这是最重要的，——这里关于农业合作社可能的作用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这—点比利时的例子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是无益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可能——仍然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把规模不等的大部分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同时一刻也不放弃自己的阶级观点，这一点也不可能有怀疑了。最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对农民的影响中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消费合作社，这是我们毫不动摇地采取的观点。但这一切仅仅证明：作为赤贫化的公社成员被抛出农村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回到农村中去。这一点最迟从“劳动解放”社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问世时起我们就知道了。而当我们的论敌把农业合作社看作农村可能沿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路而不必经历阶级斗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他们所说的根本不是完全依赖无产者支持的这些农民合作社。他们硬说，农村合作社自己内在的逻辑将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在这里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逻辑导向资本主义。
记住这个结论对我们将是有益的。它会帮助我们分析俄国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纲领：他们把同样巨大和同样没有根据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合作社身上，正如他们的亲兄弟、西欧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们把这些希望同农业合作社联在一起那样。
[1] 《革命俄国报》在注释中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者联盟的一位代表当时没有被他们允许参加代表会议，而‘老民意党人团体’的一位代表离开了会场，以示对这种排挤的抗议。”这个说法不真实：“老民意党人团体”的一位代表离开会场完全是由于另外的原因；至于“社会上义革命者联盟”的一位代表．他是拿着仅仅由几个国外的俄国学生签署的委任书去出席的，而他之所以没有得到代表会议，而不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允许，正是因为他不代表任何严肃的组织．关于这一点，参看格·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的进军》。
[2] 指”民意党”纲颂。
[3] 日历，参见129页注释。
[4] 《通报》第一册，上述文章，第12-13页。
[5] 同上，第13页。
[6] 《Handworterbuch d．Staatsw．》[“国家经济袖珍字典”——译者注]，第2卷，第437页。
[7]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指出，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懂得道德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力求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寻找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的分析不可能走得远。
[8] 《La propriete paysanne》[《农民所有制》——译者注],巴黎1899年。
[9] 《美国农场主》。——译者注。
[10] 无须乎补充说，在维·切尔诺夫先生看来，福尔马尔的观点很接近于我国主观主义者和民粹派分子对农民的观点。在土地问题上，这些先生的全部同情都属于福尔马尔们、伯恩施坦们、赫兹们和其他机会主义祭司们。[维克多·米海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和理论家之一——译者注]
[11] 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分册第339页和34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5卷第908—909页。——译者注]
[12]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学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杂志的编辑之一。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的拥护者。19世纪70年代未接近民意党。19世纪90年代从小资产阶级农业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译者注
[13]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农夫协进会，1867年美国成立的全国性保护农民利益的田庄农民秘密组织，正式名称是“保护农业社”，又称（Grange（格兰其）)。——译者注
[14] M．R．Ely，《The labour Movement in America》，[M．R．伊利《美国工人运动》。—译者注]纽约，第178和73页。
[15] 同上书，第74页。
[16] 同上书，第73-74页。
[17] Georges Blondel，《Etudes sur les Popuiations Rurales de e’Allemagne》。[乔治·布隆代尔：《德国农村人口研究》——译者注]，巴黎1896年版第239，241页。
[18] 《Les syndicats agricoles et leur oeuvre》．par ie Comte de Rocquigny[《农业辛迪加及其工作》，Rocquigny伯爵作。——译者注]．巴黎1900年版，392页。
[19] 参看他的论文《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给我们什么教训》，载《俄国革命通报》第二集。
[20] 法国人把很小的一块土地称为“Hocohou naavob（手帕）。
[21] 约赫，古代中欧土地面积单位，在德国等于56.03公亩，在瑞士等于36公亩，在匈牙利等于43.16公亩。
[22] 《Zwei social-Demokratische Bauerakongresse》。[《两次社会名著主义农民代表大会》——译者注].《新时代》第15年度卷，第811页以下。
[23] 《Von der Bauernbewwgung in Ungarn》[《论匈牙利农民运动》——译者注]，《新时代》，第16年度卷，第691页。
[24] Paul Engelmann，l.c..[保罗·恩格尔曼，上引书——译者注]第817页。
[25] 《Von der Bauernbewwgung in Ungarn》，第691页。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第二次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
[26] Fasci sicihani.西西里协会，19世纪90年代在西西里建立的工人和农民组织。这些协会反映了下层阶级日益增长的社会觉悟。保守势力对他们的各种要求采取抵制方针，从而导致暴力行动的爆发。——译者注
[27] Colajani，《Gli Awenimenti》[科拉亚尼，《大事件》——译者注]，第28——65页。
[28] 《俄国革命通报》，第2册，第207——208页。
[29] 《Avanti>[《前进报》——译者注]，1901年11月25日。
[30] 《Ma sezione separara da essi》。
[31] 参见A·诺西格博士的《Die moderne Agrarfrage》[”现代农业问题“——译者注]柏林-伯尔尼1902年版，第480页及其他许多页。
[32] 《Das Kapital》[《资本论》——译者注]，第3卷第2分册第13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5卷第671页]
[33] 参看埃利·库帕的有趣的著作：《Le mouvement syndical et cooperatif dans l’agriculture francaise》[《法国农业中的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译者注]蒙彼利埃，1898年。
[34] 《法国农业中的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第60页。
[35] 比如达维德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社会主义和农业》——译者注]一书中说过(第700页）这样—-个思想：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取得政权以后按理也不应当着手组织真正的农业合作社。在对待原来意义下的农业的态度上，达维德是最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困难的只是第一步。我们且看看，这位马克思“批评家”是否停留在这—步上面。
[36] H·帕霍莫夫，《俄国牛奶业现状概观》，莫斯科1900年版，第22页。
[37] F·米勒博士，（Die geschichtliche des landwirtschaftlichen Genossenschaftswesens in Deutschland》，[《德国农业合作制的历史发展》。——译者注。]，莱比锡1901年版，第449页。
[38] 《Die geschichtliche Molkereien in Holland und ihre Arbeiter》[《荷兰合作制乳酪厂及其工人》。——译者注]，《新时代》，1902年10月18日号，第91页。
[39] 《Essais sur la question agraire en Belgigue》。[《试论比利时的土地问题》——译者注]，巴黎1903年版，第177-178页，创立者也就是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
[40] 王德威尔德，同上，第178页。
[41] 同上，第179页。
[42] 《试论比利时的土地问题》，第179页。
[43] 参看上书，第189页
[44] 同上，第194页。
[45] 同上书，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