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

（载1903年1月15日《火星报》第32期）

　　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新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在我国革命队伍中引起关于策略问题的新争论。这是十分自然的和很好的。说它自然是因为工人运动的新步骤为我们提供新的“生活的教训”，而这些教训迫切需要恰当的解释。说它好是因为策略的争论有助于这种解释，从而至少使我们避免某些实践错误，避免必然随着实践错误而来的严重失望。“实践”是伟大而无可替代的东西。但是它本身什么也不教导。为了利用它的暗示，应当善于觉察和理解这些暗示。

　　对不久前罗斯托夫事件，俄国革命者现在有许多热烈的争论我们衷心地为这些争论而高兴，不过我们要指出，评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回事，对它说三道四却是另一回事。说三道四本来就是无益的。它不仅说明不了任何东西，而且相反，甚至还会把一开始就清清楚楚的事弄得模模糊糊。遗憾的是对罗斯托夫事件，许多人恰恰不是评论，而是说三道四，这非常非常可惜，因为这些事件应该受到最严肃的关注。

　　针对我们顿河委员会提出的那些指责也是说三道四的结果。这些指责有时真可笑。例如有个（看来极其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就公开（即在革命者大会上）指责该委员会没有支持曾唱着革命歌曲出席罢工工人最初某次集会的青年人组织。对这些指责可以不加考虑。任何一个实干的革命者都不难理解，往往有这样的情况：鼓动者根本顾不上唱歌。但是有些指责具有比较严肃的假象。

　　某些拥护政治鼓动的人认为顿河委员会干得蠢，没有利用罗斯托夫工人群众的骚动来举行示威。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根据这一点硬说它倾向于臭名远扬的“经济主义”。对这种指责却不能置之不谈，因为它不仅不正确，而且会散布一连串最危险的策略误会。

　　它的不正确在于它对事情作了完全错误的描述。罗斯托夫示威，场面很壮观，持续时间也特别长。它开始于11月7日，星期四，直到下一周的星期四，即举行最后一次露天群众集会的那一天才结束。参加这一壮观而且特长的示威的人数，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过尽管有各种波动，它还是很多的，有时达到2万，甚至3万。这样的示威，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罗斯托夫事件构成我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时代的缘故。只有那些根本弄不清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从事鼓动工作的意义和任务的人才会不理解这一点。

　　现象的外观使得指责者们犯了错误。他们习惯于认为街头游行是示威的必要标志，因此当他们听说罗斯托夫没有街头游行时他们就得出结论说没有发生过示威。然而这种游行完全不是示威的必要标志。190l年喀山大教堂前举行示威时就没有游行，1876年12月在同一个大教堂前示威时也没有游行。人们是否会对我们说，那时并没有示威呢？最后，如果罗斯托夫露天举行的民众集会不是真正的示威，如果人们向我们证明，把这些集会称为——比方——表达人民不满情绪的群众大会更为正确，那么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莎士比亚在某个地方说，无论我们怎样称呼玫瑰花，它都不会失去自己的气味。关于罗斯托夫集会，我们说，无论我们给它什么名称，我们仍然要承认，它们对罗斯托夫工人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具有极大的影响。而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正是我们的鼓动力求达到的伟大目标。如果顿河委员会不采取示威行动就达到这一目标，它的功绩不会因此有所减损。指责者们说，顿河委员会本来应当带领在“活动小屋”里聚会的工人到市区去。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当整个市区都走进“活动小屋”时为什么要从“活动小屋”走向市区呢？为什么甚至在大山本身正向穆罕默德走来的情况下，穆罕默德却非得要向大山走去呢？有各式各样的鼓动。有一种鼓动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看来是富有成果的，还有一种鼓动从另一些党派例如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自封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观点看来是有益的。向聚集在“活动小屋”的罗斯托夫工人发表政治演说的人们是鼓动。利用工人们第一批郊区集会以便带领他们到市区去的人们也是鼓动。然而要知道“活动小屋”里的大会乃是对罗斯托夫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极好学校，市区的示威运动却可能以同武装力量的冲突而告终，这种冲突可能消耗当时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的全部能量，这种冲突不仅不会促进群众的觉悟，反而会长期阻止群众觉悟的提高。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这种冲突会是有害的。当牺牲有益于事业时我们应该不怕牺牲。但是，当牺牲不会给事业带来好处，或者甚至像在上述场合下那样使事业倒退很远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避免牺牲。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关于革命者们的特定步骤会怎样影响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我们作判断时不变的准则，那我们就不会这样议论了。我们就会反复强调：“应该到市区去”。而如果到市区去游行以流血而失败，我们就会说：这是示威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新证明。恐怖万岁！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治自由的“战斗组织”万岁！（比较《革命俄国报》刊登的卡丘尔的信。）依照自己的观点来说，我们可能很合乎逻辑，但是我们的逻辑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逻辑不会有任何共同之处。

　　强大的罗斯托夫“活动小屋”里的集会不仅就其总和说是能够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的示威，而且证实：我们的政治鼓动现在能够和应当进入一个新的必要的和富有成果的阶段。

　　在这以前我国的示威活动中通常暴露出“英雄”同“群氓”的分离和疏远，这种分离和疏远同时既是我国革命运动弱点的结果，又是这种弱点的原因。“英雄们”慢慢地走在“群氓”前面，高喊“打倒专制制度！”，挥舞着红旗，尽可能地击退警察局的匪徒们。“群氓”倾听着“英雄们”“煽动性”的高谈阔论，读着红旗上的词句，或多或少强烈地对警察的兽行感到愤慨，并且或多或少高声地表示自己对示威者的同情。然而这以后事情就没有进展，或者很少有进展。常常是“群氓”依然故我，“英雄”也依然故我，而且正因为“英雄”依然故我，他们才不得不可耻地在警察一开始郑重地猛烈攻击时作出让步。这就使他们怀疑示威作为鼓动手段的有效性。他们、或者至少他们中的某些人，对自己和别人说：“为了在最短暂的反抗之后躲开警察的拳头和哥萨克的马鞭，是否值得走上街头呢？对最横蛮的沙皇军警进行单个的反击不是更好么，不是更有效么？”许多人开始觉得这样做的确会更好更有效。一旦他们得出了这种信念，他们就开始把所谓的（实际上谁也吓唬不了的）恐怖看成是最实际的革命斗争手段，而认为示威只具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恐怖注定要导致“英雄”同“群氓”更大的疏远，导致“英雄”力量更大的削弱。因此，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整个进程必然会把我们引入如下的矛盾：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本应采取示威行动；而一旦采取示威行动，和一切预料相反，我们就在革命队伍中增强了一种情绪，其结果就会出现事实上放弃对群众的直接影啊。要解决这个矛盾，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即消除使得示威者的力量削弱的那个原因。而既然这个原因在于示威不是“群氓”的事业，而仅仅是一些“英雄”的事业，所以必需使“英雄”不再作为脱离“群氓”的单独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说，必须使示威具有群众性。对于这种必要性，我们早已在我们的机关报的第14期上指出过了。

　　可见，罗斯托夫事件表明了关于“英雄”同“群氓”融合的思想本身丝毫没有无法实现的东西。去年11月顿河畔罗斯托夫既没有任何“英雄”，也没有任何“群氓”，只有成千上万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可遏止地奔向新的自觉的生活，并且决心奋不顾身地同自己的压迫者和毒害者作斗争。“英雄”消失在“群氓”中，“群氓”同“英雄”融合起来了。“群氓”本身充满了英雄的自觉性，并因此不再是“群氓”，变成了国际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军队中一支有觉悟的队伍。

　　一旦出现了这种变化，大家马上就会明白：现在警察局的匪徒们完全不像从前那样强大和可怕。演说者中间有一位向聚集在活动小屋的工人们问道：“我们怕不怕哥萨克的头头？”工人们齐声回答说：“不，不怕！”他又问道：“那么我们就继续开会，怎么样？”全体群众像一个人一样回答说：“对，继续开会！”于是会议在惊慌失措的警察“制度”的匪徒们的注视下继续进行，这些匪徒如果还没有完全丧失理解能力的话，当时本应该懂得，俄国社会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强大的力量。

　　如果事情发生了这样的幸运而且意义重大的转折，那么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它归功于我们的顿河委员会的机智、慎重和适度，这个委员会善于避免策略上的片面性，善于从事件中汲取尽可能汲取到的最多的教益，以便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它给我们的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对这种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是迅速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传播开来，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加清楚地懂得，那些判断力很差而说三道四的要求却很强的人或者甚至整整一些流派，纷纷加在顿河委员会身上的种种攻击 [1] 是何等的没有根据。

　　是的，罗斯托夫事件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群众性示威的时代。走在“群氓”前面的“英雄们”的示威已经过时了，失去了自己的意义。现在示威应该是群众性的，不然就根本不要搞示威。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群众运动不可能按照这个或那个革命组织的任意而发生。它们是社会发展整个进程造成的。然而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人们可以促使运动加快。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地方，因为它的活动是使无产阶级变成先进社会力量的那个不自觉的社会过程的自觉表现。一旦我们相信现在开始了群众示威的时代，我们就应当按照这一信念安排自己全部有准备的鼓动工作。《火星报》已经指出，在大学生中间进行鼓动就是这样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鼓动的榜样。最近几年学生“骚动”以前通常都有系统地进行了准备工作，这种工作说明了正在开始的斗争的作用和提出的要求的意义。大家知道，甚至这种系统的工作也没有使大学生们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在他们中间总有一些人对运动不同情，或者干脆漠不关心。这不奇怪：这样的人随时随地都找得到。但重要的是由于对运动作了系统的准备，所有按照自己的智力发展和按照自己的精神属性能够参加运动的大学生都参加了运动。由于这个原因，学生运动团结了它能够团结的最大数目的人群。因此要对付它曾是如此困难。然而应当吸引所有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分子的那种政治运动，迄今为止只吸引了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阶层，而它的其他阶层却仍然没有动静，虽然他们中间已经聚积了不少的革命能量。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号召没有达到他们那里，因此他们对这些号召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这一点必然决定了我国政治运动的弱点。为了消除这个弱点，我们要像先进的大学生在求学青年中酝酿自己的“骚动”那样勤奋地酝酿自己的示威。我们要号召工人群众中所有已经能够参加斗争的那些分子进行斗争。在这种场合，“煽动性的呼吁书”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善于——而我们一定要善于——把这些呼吁书真正广泛地传播开来。最后，我们必须帮助那些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打瞌睡而尚未苏醒的无产阶级分子得到发展。这是我们未来的同志。今天他们还害怕“政治”，因此不愿意听从政治鼓动员。但是很快——也许不出明天——他们就会懂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乃是他们自己迫切而明显的阶级利益的政治，——那时他们将会用充满激情的“乌拉”来回答我们的政治性演说。而为了使他们理解我们的“政治”的意义，我们在对他们进行鼓动时应该正是从那些迫切而明显的利益出发，同时千方百计力求揭示这些利益同现存制度的利益的矛盾。罗斯托夫事件也表明了，只要举措得当，这里等待我们的就是可靠而迅速的成功。而成功在这种场合不多不少意味着新鲜的、越来越密集的、越来越众多的队伍将不断地加入革命的部队，而由“革命的霉毒”肇始的政治斗争将越来越变成群众运动，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

　　许多繁重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也好嘛！不花代价任何东西都得不到，我们的繁重的工作会迅速地使我们接近我们伟大的目标。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愉快的！

[1] 当我们收到提供这些没有根据的攻击的突出典型的《革命俄国报》第15期的时候，本文已经些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