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恐怖主义”的逻辑不是我创造我向往的，而是我做我不向往的……

俄国“恐怖主义”的逻辑不是我创造我向往的，
而是我做我不向往的……

（载1902年10月15日《火星报》第26期）

　　我们面前摆着一本由“革命社会主义的”“自由”社出版的第2期《自由》杂志。我们本来想详细地同读者谈谈这本“为工人出版的杂志”，然而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情推迟到能够清楚地确定杂志的倾向并且可以看清出版《自由》杂志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同出版《革命俄国报》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分歧究竟何在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否会很快到来。现在，当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考察的只是《自由》杂志的某些思想。我们从所谓恐怖主义思想开始。

　　在《用鞭子……巩固基础》（关于维尔诺的残酷折磨）一文中，我们读到以下几行文字：“既然政府在监狱中实行鞭答、屠杀，对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的运动进行百般的污辱，作为斗争的武器，我们不管是否愿意都只得遵循‘恐怖主义的行动方式’。如果冯·瓦尔的举动是失去理智的沙皇鹰犬个人的卑劣行为，我们就根本不必谈论反政府的恐怖主义斗争的任何组织了：在工人群众中总会找到奋不顾身的列凯尔特的，他会为同志们的受到侮辱的荣誉进行报复，并迫使政府的代表们克制自己野蛮的习气。不过这里表现出政府事先已经决定的观点，野蛮的和丑恶的行为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对计划只得回答以计划——组织恐怖主义的义勇兵团，对政府进行报复和惩罚。”

　　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斗争，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斗争，这无非是一种系统的恐怖。

　　“自由”社先前也完全不是没有系统恐怖的思想，不过先前它把这类斗争的意义想象成另一种样子。所以，例如小册子《革命精神在俄国的复活》就主张把恐怖活动只看作“刺激”（《зксцитативное》）手段。按照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的意见，恐怖活动之所以必要，本来只是为着在群众中激起加倍的政治鼓动。“一旦群众中加倍的、有力的鼓动开始了——恐怖的刺激的 [1] （возбуждающая）【“刺激的”，原文为зксцитативная，是借用自英文excitative的外来词，在规范的俄语中很少使用，故有下面原著注释中的那些话。——译者注】作用发生了，那时它是否仍然是真正的恐怖或者该立即让位于对政府权力进行一系列群众性的武装进攻，——局势会作出决定，生活本身会作出决定”（第1版第68页）。

　　什么是真正的恐怖？按照健全的推论可以得出真正的恐怖就是其活动符合恐怖一词的语源学意义的那种东西。众所周知，这个词意味着恐惧、可怕。因此不得不假定，按照小册子《革命精神在俄国的复活》的作者的意见，现在只具有“刺激”意义的恐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获得吓人的意义。然而这个自然的、而且可以说必不可免的假设跟同一位作者关于恐怖完全不可能具有吓人意义的那个意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说：“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我们那里缺乏对恐怖的吓人作用的信心，因为对错觉的这种信心在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被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所粉碎，其结果可能是最没有出路的和筋疲力尽的悲观情绪。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完全否定恐怖的吓人作用，而提出它的зксцитативное（刺激的）意义”（同一本小册子的第64页）。

　　在这一断然声明之后简直不可能维护这样的假设：即——按照“自由社”的意见——真实的恐怖是吓人的恐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神秘的恐怖呢？不知道。这很遗憾；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这位作者设想在我国这样的革命斗争时期有可能到来，那时恐怖应该让位于群众同政府斗争的极端形式。于是，《自由》——出版上述小册子的那个自由社“为工人”出版的刊物——大概认为这样的时期不可能到来。至少它没有任何一句话暗示它所鼓吹的系统的恐怖活动后来可能发现是不适当的。怎么解释这种差别呢？人们说，差别在时间上：第2期的《自由》刚才出版，而小册子《革命精神在俄国的复活》一年半以前已问世。这是对的；然而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相信《自由》，那就应该说，政府对革命者的态度变了。《自由》说，在冯·瓦尔的行为中表现了政府事先已经决定的观点；因此对计划不能不用计划来回答，即用恐怖主义的义勇兵团组织来回答（第178—179页）。

　　我们暂且假定这是对的，即暂且假定这种义勇兵团组织确实是必要的。但是难道“自由”社只是现在才确信我国政府“将接二连三地采取卑鄙的行动”么？难道它没有像一年半以前那样曾经天真地对此表示怀疑么？

　　或许它会回答我们说，尽管它一般说来任何时候也没有怀疑过俄国政府卑鄙下流，但它不可能预见像体罚示威参加者这种令人憎恶的行动。然而细心的读者对这样的回答不会感到满意。第一，在1901年，当小册子《革命精神在俄国的复活》出版的时候，“自由”社可能知道、而且本来应当知道，早在1894年政府已经采用了体罚来镇压塔吉尔工厂的“骚乱”。而第二，请看一看在《革命精神在俄国的复活》问世时似乎本来就不可能预见政府卑鄙计划的这同一本小册子给我们描述了什么样的前景：

　　“现在政府对有‘不端行为’的人进行分类，它把工人中对它不恭顺的分子划入一类，对他们诽谤中伤，并使他们在流放中注定要过极其饥饿的生活；它很快就中止对罢工的法庭审理……然后用蝎子代替鞭子，用смерчи Вселенские（！）【смерчи Вселенские，意为“世界性的旋风”，用词奇特，语义含混，所以普列汉诺夫在此处加了个惊叹号（！）——译者注】代替简单的恫吓，任性地到处宣布戒严，这种任性甚至对俄国诸制度（Sic【Sic，原文如此——译者注】）来说也是令人吃惊的。它提高惩罚的所有等级，开始毫不含糊地把任何唆使工人群众搞政治动乱的人都长期苦禁在监狱里。它将用死刑进行惩罚……它逼迫所有的人，压制所有的人，这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这也不会有任何威胁！俄国政府既然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必不可免地会要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最有煽动性的手段起来反对为自己开辟政治道路的工人运动……”（第15—16页）。

　　如果这不是“计划”，那我们就真不知道什么才叫计划。而如果这是“计划”，那为什么“自由”社只是现在才确信对政府的恐怖“计划”必须用革命的计划来回答呢？这也是不清楚的。

　　现在由于警察的恐怖活动似乎变得如此必要的那个恐怖主义“计划”，其意义依然笼罩在更加浓密的——已经根本不可窥测的——无知的云雾中。这个有计划的革命的恐怖活动是否将只有“刺激”意义，抑或跟“自由”社关于恐怖的恫吓意义是空洞的和有害的幻想、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严重失望的意见相反，它将恫吓政府呢？

　　连篇废话的《自由》对此没说过任何一句哪怕最简短的话。为什么？因为它自己对恐怖的观点就没有做到首尾一贯。它想要恐怖，而且在一切适当的场合和不适当的场合都鼓吹恐怖，然而究竟为什么要恐怖，对此它自己也不怎么清楚。杀吧，但要真正弄清楚杀死谁，以及为了什么：为了“刺激”，为了恫吓，还是为了别的某种需要。

　　在同一期《自由》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著名的巴统大屠杀的有趣的通讯。编辑部以自己固有的议论对这篇通讯作了补充，补充特别明显地证明通讯一般说来对现代俄国工人运动，尤其对恐怖的观点，是多么的混乱与矛盾。

　　“巴统工人，——它说——按照高加索人的习俗，随身带着（？！）武器；他们出面要求释放同志们的时候，留在家里的不仅有左轮手枪和匕首，甚至还有小折刀……这个事实是巴统人觉悟多么高的光辉证明。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巴统人是懦夫的想法，因为最近的事件说明了完全相反的东西。而如果他们不是懦夫，不是由于惧怕同政府发生冲突才把武器留在家里并保持最温和的态度，这意味着他们由衷地懂得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巨大意义……。在对全部人性的看法的这种影响下，我们在这位通讯作者的下述言论中找不到任何令人忧虑的特征：“他们，作为俄国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人，不管运用什么手段都是允许的”。“这种本身就冒险的信念并不是有害的，如果人们经常保持充分的觉悟的话。没有这种觉悟，焚毁安塔泽的房子，谋杀魏因舍得特的性命就都可能是极不适宜的，甚至有害于事业。代替有组织、有意识的工人斗争，只不过是几个人对几个人的复仇，虽然这种复仇也是大家都赞同了的！——实质上这样做对革命事业的好处并不大，因为明天会出来另一个安塔泽，他将对没有觉悟的群氓干同样的事……然而群氓稍有觉悟时，它就会作为整体来思索和行动。千千万万的人都明白，压迫他们的是制度，他们在进行反对这种制度的斗争，如果说必然性迫使他们在这一斗争中干掉几个恶毒的衣冠禽兽，一般说来是由于他们的卑鄙行为才惩罚他们的，——这种情况是作为工人斗争的一种表现发生的，丝毫不会有把斗争本身转移到杀人放火的方面去的危险。所有的人都在生活，所有的人都在行动，只在万一不得已时，似乎是根据最有觉悟的群氓的判决才组织少数人去专门教训某个魏因舍得特和安塔泽”（第216、217、218页）。

　　读者，请不要抱怨我们长篇地摘录：它的冗长为它的大有教益所抵消而绰绰有余。实际上，请注意——按照《自由》编辑部的意见——其存在对于使“恐怖”活动无害于工人运动是必要的那个根本条件。这个条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高度发展。如这个条件还不具备，那时恐怖活动对工人运动就会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会导致工人阶级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单纯复仇”所代替。很好！也很坚决！现在请问：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达到了阶级觉悟的高度发展没有呢？凡是懂得阶级觉悟一词意义的人都会说，虽然俄国工人的觉悟现在正取得极其迅速的成功，然而尽管这样，只有轻浮的和渺小的献媚者才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相信他们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阶级觉悟了。不言而喻，“自由”社并不属于这些轻浮的和渺小的献媚者。小册子《革命精神的复兴》的作者斩钉截铁地宣布（第14页），在我国工人队伍中“政治斗争的思想处在萌芽状态” [2] 。

　　《自由》在重申《火星报》说过的关于示威时组织对警察力量的反击的必要性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示威发自大多数居民，那么工人战斗队仍然会是有益的……这样的队伍提供的帮助现在怎么评价也不算高：因为绝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围观者，都是看热闹的人，常常完全是偶然来到的人，他们暂时还来不及在应有的程度上充满对政府的敌对感情，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义务是给它以接连不断的打击”（第2期，第95—96页）。

　　工人群众还未参加示威。这是完全的、虽说很可悲的真理。然而这个事实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抑或证明可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呢？

　　同一期《自由》的另一个地方说道，“我们” [3]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幸还不大会引起工人群众的注意……在党牢固地掌握并且构成党的基础的思想中，许多还没有成为俄国工人们的财产”（第133页）。这也是完全的、虽说极其痛苦的真理。但不是这个痛苦的真理使我们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它所证实的恰恰是还未达到这种高度。

　　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们那里暂时还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用《自由》编辑部很合理的话说，——这种条件之所以必需，是为了使“恐怖”活动不致危害工人运动，为了使它不蜕化成——按照同一个编辑部巧妙的说法——几个人对几个人的单纯复仇。由此得出结论，《自由》本来应该坚决表示反对现在搞这种斗争的那些人。如果它希望和善于讲求逻辑，就本该如此。然而它既不善于也不希望讲求逻辑。它没有注意到自己固有的矛盾，也没有看出，“恐怖主义”斗争和其他任何斗争一样，都有自己固有的逻辑，这种逻辑必不可免地和确定不移地导致战士们有时完全意料不到的那种结果。请看一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形吧。

　　《自由》一方面劝告我国革命者走上系统恐怖的道路，一方面仍然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应集中于对工人群众的鼓动工作，与此同时，较为彻底的人们则得出了另一些结论。

　　卡尔波维奇从狱中给自己的朋友们写道：“组织将存在，生活本身会迫使它进行政治斗争即同俄国政府的直接斗争。否则它将分解、融化，在没有出路的死角落里发霉腐烂。我不知道会有别的斗争像恐怖主义斗争一样” [4] 。

　　显然，对于除“恐怖主义”斗争外“不知道别的斗争的”人们来说，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简直不可思议，至少在现代俄国条件下是如此。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自由》编辑部的这种看法：迷恋于“恐怖活动”丝毫不会使我们受到阻止革命力量大批涌入工人群众的威胁。不，很有威胁。如果所有“恐怖分子”在这个问题上都满怀卡尔波维奇的观点，并且所有革命者都成为“恐怖分子”，那么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就要真正听任命运的摆布了。

　　是否可以担心卡尔波维奇的观点在我国“恐怖分子”中间广泛传播呢？很可以，因为它现在已经在他们中间传播得非常广泛了。巴尔马绍夫在侦讯时曾声称，由于俄国政府在同革命者斗争中采取的那些镇压手段，“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5] 。鉴于“恐怖分子”通常把“和平的”工作理解为除手持武器的个人的（其实是“恐怖主义的”）和群众的斗争之外的其他任何斗争，不得不承认，巴尔马绍夫也像卡尔波维奇一样认为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在现时我国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是对《自由》所持观点的新驳斥，也是对迷恋“恐怖活动”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威胁的新说明。

　　任何人都有权不讲逻辑。“自由”社也没有失去这一权利。然而生活不会在人们的主观逻辑的失误面前止步。生活有自己的客观逻辑，这种逻辑给予特别沉痛打击的正是那些没有较多逻辑才能的人。它每一步都会给这些人提供种种极不愉快的意外消息，并迫使他们今天恰恰去做不过是昨天才宣布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那种事情。

　　正是这些人可以用《圣经》上的话对自己说：不是我创造我向往的东西，而是我做我不向往的事情……

　　当社会运动客观逻辑的规律仍然是这个运动的拥护者中的某些个别人所不理解的时候，“不成熟的思想的失误”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可笑。但是当这样或那样参加运动的人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想和不能理解这些规律时，就不得不承认，严重的失败威胁着进步事业。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鲜明地证实着这一点。70年代我国有过一个时期，那时革命者们确信恐怖主义斗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们坚信，“恐怖分子”能够而且应当仅仅成为革命党的“卫队”，“革命党的主力应该到民间去”。他们曾像《自由》——而且可惜不止是一个《自由》——现在推论的那样进行推论。他们的这个观点很准确地表达在《土地与意志》杂志第一期社论中。如果那时有什么人对我国革命者说，他们的“卫队”会很快消耗掉他们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从而结束他们“到民间去”的活动，那么他们只会耸耸肩：“要知道我们非常明白，——他们说，——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革命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但是在上述机关刊物第一期出版后刚刚过去半年，“恐怖主义”思潮就在“土地与意志”组织中占了上风，这种思潮的拥护者们热情地论证，在现代俄国条件下在人民中间工作，无异于“在困难中徒然挣扎”（参看《民意》杂志）。人们坐在斜面的顶端，希望在那里坐稳，满怀信心地重复说，滑向它的底端就意味着自杀，即毁灭整个革命事业。然而既成局势的客观逻辑把他们推向下方，他们自己却没有看出来，而且看来也违反他们那仍然要留在顶端的坚定的决心。这对现今我国拥护“卫队”、“刺激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的复仇”之类的人来说，是一种avis【avis，忠告、警告、通知等等。——译者注】。

　　我们再次重申：“恐怖主义”也像任何其他种类的斗争一样，有自己固有的逻辑。谁今天“承认”恐怖活动只是自卫的手段或“复仇”的方式，他明天或后天就会像卡尔波维奇或巴尔马绍夫那样认为它是我国唯一可能的革命斗争形式。那时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近期战胜政府的任何多少有充分根据的希望也就没有了。那时整个问题都归结为——用《自由》美妙的说法——“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复仇”。复仇者牺牲了。取代他们位置的暂时是越来越没有经验的一小群人（“义勇兵团”）。这样的斗争毕竟不能不是没有希望的。对复仇者的打击将越来越稀少，他们的力量将越来越微弱，而幸灾乐祸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对他们的死亡兴高采烈，将——用同一家《自由》同样恰当的说法——像过去的作法一样，研碎没有觉悟的群氓……Caveant consules！【Caveant consules！当心啊！——译者注】

[1] 这个奇怪的、确实拙劣的术语的意思，可以像作者本人在括弧中正确地说明的那样，用возбуждающее这个俄语词很好地表达出来。

[2]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3] “自由”社有时把自己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有时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第99页）；而有时又把自己的党说成是“革命社会主义党”（《革命精神的复兴》，第48页），而且它认为我国革命史上“革命社会主义”意向最鲜明的历史表现就是“民意党”（《革命精神的复兴》，第19页）。

[4] 参看小册子《卡尔波维奇和巴尔马绍夫在法庭上》，柏林1902年版，第27页。

[5] 同一本小册子；着重号也是我们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