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读者“朋友”的谈话

（载1902年9月15日《火星报》第25期）

　　我们收到一封由第23期《火星报》关于警察镇压示威者的社论引起的署名“读者朋友”的来信。作者对我们那篇介绍“所有受到体罚威胁的人的绝望的反抗”的社论表示愤慨。

　　下面是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在刑讯室里受到凌辱的人们是在街上示威时被捕的，人们残酷折磨他们，因为他们追求自由，表现出阶级觉悟，同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及其机关团结一致。他们的事业就是整个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政党的事业；对他们的凌辱就是对整个无产阶级、整个社会民主派的凌辱”。因此“对‘怎样报仇’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把复仇的责任交给行动着的组织，而不是一定要交给遭受苦难的同志”……“《火星报》就是没有看到行动着的组织干预的必要性。至少它一句话也没有谈到仍然自由的同志们如何行动。复仇和保卫自己人格的全部重担都落在被囚禁者本人身上”……“先生，要知道这可是几近嘲弄啊！须知对由四打警察看守的囚犯谈论‘自卫’是可笑的。如果《火星报》没有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积极的组织干预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在这个有深刻悲剧意义的问题面前它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那么就算它是真诚的，就算它说了几句关于‘英勇自卫’、关于‘斗争’的漂亮的、但在这种场合却毫无价值的话，这时任何人都会清楚，从《火星报》对问题的提法中作出唯一的合乎逻辑和符合心理学规律的结论将是：受到体罚威胁的那些人应当用自杀手段……进行反抗！”“有一些问题，先生，虽然这个或那个组织在这个时刻无力作出满意的回答，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有道义上的权利用随便什么破布去塞这种漏洞。让被捕和被残酷折磨的工人们把事情办完，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只会给革命这个上帝的名望增加光彩，过去只能是利用他们的绝望的斗争这一事实来达到鼓动和教育的目的，而现在恰恰是用破布堵塞这种不甚光彩的漏洞”。

　　这封信使我们特别惊讶的是这位信作者用极其马虎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思想。从“朋友”那里我们本可以期待更多一点的注意。

　　我们说过，如果甲今天在警察管辖的一个地段上受到侮辱，而乙在明天、后天或者概言之在以后杀死侮辱者，那么甲未必会觉得自己是复了仇。我们引证了博戈柳博夫的例子，他的沉重的精神状态不曾而且也不可能由于维拉·查苏利奇的枪声而消散。由此我们自然而然得出了这样的实际结论：通过谋杀来报仇无异于选择效果最少的复仇方式。

　　如果我们的“朋友”发现我们的符合心理学规律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他应该说明并证明这一点。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很马虎地——完全不按“朋友方式”地——对待我们的论断，也不理解论断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再次把我们“朋友”的注意力引到这一点上来，并且请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警察管辖的一个地段上他受到鞭子的残酷折磨，后来又听说他的同志们把下令进行残酷折磨的那个或那些人杀掉了，他是否认为自己是复了仇呢？

　　我们想，对这个问题只能给予否定的回答。我们确信，就是我们这位容易生气的“朋友”本人稍加思索以后也会给它以否定回答的。而如果我们这位容易生气的“朋友”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他不可避免地将要采取我们的观点，而且……也不会生气了。

　　其次，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这位容易生气的“朋友”受到警察鞭子的威胁，那么我们确信，他不再指望仍然自由的同志们的任何下一步行动了，他会对自己说，现在他剩下的恰恰是、而且仅仅是《火星报》曾经指出的那条路，即反抗刽子手，无论如何要反抗，反抗到最后一点力量，最后一口气。只要他这样对自己说，就会比任何时候更远得多地离开嘲笑自己的任何想法。相反地，对自己人格的意识以及对维护这种人格的必要性的意识，那时在他身上就会达到最明确的程度。

　　我们的“朋友”以为反抗是不可能的。他所以这样想，因为他不了解我国运动的历史。

　　维拉·查苏利奇在《曙光》杂志第1期上谈到的我们被捕的同志们对监狱当局的恣意妄为所进行的那种反抗、那种《狱中斗争》，就是我国历史上最好、最鼓舞人心的一页。嘲笑同志们的不是主张继续这一斗争的那种人，而是大谈其不可能的那种人。难道几根鞭子就足以摧毁俄国革命者的毅力么？

　　嘲笑同志们的不是对他们说“你们有出路；你们可以通过坚决的斗争维护自己的尊严”的那种人，而是对他们说这种话的人：“你们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自卫；但是你们会发现处在自由状态下的、奋不顾身的同志们在为你们报仇”。

　　消极的、顺从地躺在鞭子下面的“群氓”和奋不顾身的、对这些鞭子进行复仇的英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党的组成情况，如果这位信作者说对了的话。而既然历史不是由个别人创造的，那么这种场面就很少会有引人入胜的东西。幸好我们的作者大错特错了：勇敢的情绪不再是个别人的私产；群众变得越来越积极，而且他们那些被警察逮捕的人会在警察管辖的地段保卫自己。

　　我们说到过施吕瑟尔堡的囚犯们，我们说过，可以杀死他们，但不能用鞭子进行惩罚。我们这位“朋友”可以不同意我们，然而他没有权利用沉默回避这个论据。为什么他回避它呢？他没有仔细思索过它的意义，他马马虎虎地，——再说一遍，完全不是按照“朋友方式”，——阅读我们的社论。而且仅仅因为他读得马虎，他才认为《火星报》觉得自己无力解决警察鞭子的问题。哪有这样的事呢？我们的“朋友”显然充满了我们的反对者们的观点：他以为，如果我们不建议采用恐怖手段，那就意味着我们干脆不建议采用任何手段。然而早就该摆脱这种观点了，因为如果这种极其狭隘的观点成了我国革命者大家共有的东西，那么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走向胜利。

　　仍然自由的同志们该怎么办呢？其被捕的代表们不得不在警察管辖的地段保卫自己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口气”的那些组织，该怎么办呢？

　　他们应该做他们迄今做过的那些事：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因此也就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群众运动既向广度也向深度发展；用他们拥有的全部力量加快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一听到被捕的示威者在警察段里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就足以使愤怒的工人群众起来围攻警察匪徒的这些巢穴；加强自身的党组织，使它能够引导这些愤怒的群众走向胜利。

　　我们这样说，就在我们对“怎样报仇？”问题的答复上——为我们这位马虎的“读者朋友”——作出了准确而清楚的解释。被激怒的“朋友”没有理解这个答复；我们现在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想法，同时在和他告别之前，我们怀着最大的信心对他说：上述复仇方式是属于严肃政党而非组成单纯的相互复仇的社团的那些人应当采取的唯一方式。

　　据说布加乔夫在军队里履行自己的哥萨克人的兵役时，根据首长的命令受到了鞭刑，这种屈辱第一次使他产生了造反的念头。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真实；想必这是一个单纯的虚构。然而Si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假设不真，也得想巧妙）。布加乔夫à la【à la，法文，“之类”的意思。——译者注】的复仇比列凯尔特à la的复仇要可怕得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