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旧《火星报》论文集

总论策略，
部分地论尼古拉的列阿德将军的策略，
特别是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

（载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期）



　　策略一词是政治活动家从战争艺术理论家那里借用来的。大家知道，战争艺术就在于使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于他追求的目的。至于策略一词的本义，人们把它理解为调遣部队来作战并在会战时指挥部队的艺术。这个概念较之同政治策略一词相联系的那个概念要狭窄得多。政治活动家常常把军事理论家称之为战略的东西叫做策略。但是不论怎样，任何人部不难承认：政党或军事长官所追求的目的是一回事，使这个党或者这个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这一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对目的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手段的巧妙运用。谁出发去作战时以为他只要知道为什么打仗便足够了，他就有遭受惨重失败的危险。
　　对这个公理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文献中表现为党的原则和它的策略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彼此一致的人们可能在这个或那个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试问：是否可以把策略分歧算作其存在会使某些政治活动家可能不再属于同一政党的那些意见分歧呢？
　　如果用粗心大意的态度看问题，也许觉得这个问题除了否定之外不能有其他回答。策略问题不应该导致分裂；如果人们原则上彼此一致、如果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么他们就是同志，而已应该始终如此；出于次要的局部问题而分裂对他们说来是有罪过的……
　　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人通常都这样说。而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一知半解使他们看问题粗心大意。他们以为，策略问题同原则问题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这种鸿沟不存在，这就说明为什么策略分歧越过某种界限会变为原则分歧。
　　要证明是不难的；只须举出法国就够了。饶勒斯过去和现在都确信，他只是在策略问题上同盖得、瓦扬和其他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有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是对的。如果把原则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例如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应当消灭、为了消灭剥削必须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等原理，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饶勒斯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些原则。然而，任何人现在都明白，盖得和瓦扬不可能同饶勒斯走在一起。在这些老战士和冯·米勒兰男爵阁下 [1] 能说善辩的朋友之间存在的策略分歧，无疑现在达到了已开始成为原则分歧的程度。
　　问题在于，除了上边列举的表述和论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那些原则之外，还有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策略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对后边这些原则彼此看法有分歧的人，不管他们在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上有多大的一致意见，也不可能走在一起。譬如就拿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最大的灾难，硬说完全停止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解放首要的实际条件。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当自己在确定最终目的上同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时，也不会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前边我们说过，对目的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善于运用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我们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最终目的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看成是将实践的战士团结在一个政党的旗帜下的充分条件。
　　诚然，饶勒斯及其同伙宣布自己同盖得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样，都是阶级斗争始终不渝的和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的例子比任何别的例子都更好地表明，不是任何承认某种原则的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都遵循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所以不能认为那些把不仅不会提高这种觉悟、而且直接使这种觉悟变得模糊的策略强加给工人政党的人是阶级斗争的真正拥护者。在这里，为什么正是这些人坚持这种有害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在欺骗自己，还是因为他们想欺骗别人，几乎都一样。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企图把无产阶级运动拉向后退。革命社会民主党同这些人——饶勒斯主义者无疑也在其中——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为了使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或组织，或派别，或政党）能够联合起来有利于事业，因此，除在对待最终目的方面意见一致之外，必须使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坚持可能会使另一个团体（或组织，等等）觉得不利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的那种策略。这是不可以也不应该越过的界限。两个团体之间的策略分歧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分歧便具有原则性的意义。那时分裂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阻止分裂意味着危害事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观点未必可以承认是正确的。大家知道，我们是沾染了“教条主义”、被盲目信仰弄昏了头脑、而且犯了一大堆滔天大罪的宗派主义者。因此，听听一个由于造物主没有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他而有充分权利感谢造物主的人的话，对我们将是有益的。此人就是波·克里切夫斯基；
　　他在第10期《工人事业》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原则、策略和斗争》。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同《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在阐明过程中，被他提到首位的是这样的问题：“原则和策略之间的正确的和正常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要如何理解策略的本来意义”（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着重点）。这恰恰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且听听克里切夫斯基的话。
　　他说：“正确的策略是指明运动的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此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5页，着重点是克里切夫斯基加的）。
　　克里切夫斯基给了我们这个定义之后补充说，他所谓的策略这里是指“活动的总的指导精神，活动的哲学，可以说，它不同于活动本身，不同于实践活动的一般性质意义下的策略，因而更不同于作为技术的策略，不同于活动的一些个别的方式和手段”。
　　就是说，我们有3种类型的策略：（1）哲学策略；（2）活动策略；（3）技术策略。且把“技术”放在一边不予考虑，我们仔细看看前两类策略。
　　从“哲学策略”开始。根据克里切夫斯基给出的定义的意思可以得出，（党的）活动哲学，它的指导精神是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以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既然完全有权可以把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称为指导原则，又既然这些原则显然无非是指导党的活动。因而也就成为这种活动的指导精神，那么我们就得到以下意义深刻的论题：
　　（党的）活动的指导精神，这种活动的哲学，是活动的指导精神和这种活动得以进行的那些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什么是A呢？A是A和B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不知道读者您怎么样，不过我们不是这种“哲学”的爱好者，我们以为，如果波·克里切夫斯基不妄谈“哲学”，而是简单地表达他想表达的那个简单的思想，即如果他说：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应该不仅决定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而且也决定于周围现实的特定条件，那他就会做得好得多。这种表达方式会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优点，即它完全不会有……“哲学的”胡言乱语“成分”。当然，它也会有巨大的缺陷，即它会导致“活动策略”同“哲学策略”完全融合，那时我们就只会有两种策略。然而波·克里切夫斯基能容忍这种尴尬局面，令人宽慰的是他还备有两种类型的策略，计划策略和过程策略。
　　我们的作者宣称：“计划策略自然只能建立在诸原则的基础上，还建立在活动的最一般条件的基础上，例如在俄国就建立在专制制度存在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策略是不适合的，它归根到底会导致有害的动摇。波·克里切夫斯基确信，当李卜克内西拿计划策略同当年维也纳的参谋会议主席（Ober—Kriegsrat）给正在同法国人打仗的奥地利将军制定的那些计划相比较时，他很中肯地评价了这种策略。李卜克内西说：“这些计划从某种意义看是无可指责的，但它们不适合于这个场合，法国的将军们没有可爱到根据维也纳参谋会议主席的设想行事，于是战争就按照艺术的全部规则失败了。”
　　波·克里切夫斯基根据这一切最坚决地谴责“计划策略”。他声称：“总之，看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倾向于把策略看成是预先制定的和不变的活动计划。我们就在策略中看到同党一起增长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第11页）。
　　同党一起增长的任务的增长过程！波·克里切夫斯基这里说的是怎样的任务呢？显然是策略任务。由此可见，按照他的观点，策略是同党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策略就在于策略任务的增长。这真是无与伦比！简单的头脑永世也想不出来！
　　我们这位策略家——看来他并非命中注定同党一起增长——拿李卜克内西做挡箭牌完全是白费气力。为了给这种策略找到根据，他本应首先指明，这位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按其实践观点是同他接近的。然而要使我们相信这一点是困难的，我们清楚地记得，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德国报刊上所说的关于法国社会党人策略的某些见解如何激怒了李卜克内西。因此我们就不去管李卜克内西，而来讨论我们的作者。
　　李卜克内西的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他以为同奥地利将军作战的法国将军轻视计划，而且也像他一样局限于这样一种深思的见解：策略是与战役进程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增长过程。然而克里切夫斯基不妨看一看例如拿破仑一世著名的Commentaires【Commentaires，回忆录。——译者注】：他会从中看到，那位使奥地利（而且不止一个奥地利）遭到最惨重失败的法国统帅如何细心思考以及如何认真制定自己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计划。拿破仑不仅不敌视“计划策略”，而且坚决主张在认真制定计划时应该事先采取防止各种各样偶然事件的措施 [2] 。如果当年有某个深思熟虑的克里切夫斯基忽然想使他相信，“计划”是小事，成功的主要保证在于策略是发展着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等等，那么这位专制的科西嘉人大概会迅速地用他那通常的士兵式的无礼态度粗暴地打断他。
　　从战争历史上的所有英雄中，我们只知道一个人多少接近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理想。这就是尼古拉的列阿德将军，即被认为是列·托尔斯泰伯爵写的著名诗歌中利普兰季所说的那个列阿德：

　　　　不需要聪明人到那里去，
　　　　您派个列阿德吧，
　　　　我看……

　　看来列阿德完全鄙视“计划策略”：

　　　　列阿德突然无缘无故地，
　　　　带领我们直奔桥头，
　　　　喊着乌拉冲锋！
　　　　正当我们“乌拉”声在喧哗，
　　　　后备队却没有跟上……等等。

　　一句话，胜利不愿意向玛尔斯【玛尔斯——战神，是和朱庇特等并列的最重要的古罗马神祗之一。——译者注】的天真无邪的儿子发出微笑。假如波·克里切夫斯基记得他的不光彩的历史，他也许不会写出从此以后有名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就是真正的列阿德式的“喊着乌拉冲锋！”
　　为什么波·克里切夫斯基认为，“计划策略”只能以诸原则以及最一般的现实条件为根据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我们根本不理解由于什么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当考虑的只是“专制制度的存在”，而不是俄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发展的程度，不是本身的组织性（或者无组织性），以及最后，不是它们钱柜里“富余现金”的数量。根据我们肤浅的看法，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切——十分“具体的”——条件，更可能得多地被读过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著作因而轻视“计划”并且硬说“策略是发展的任务增长的过程”等等的那种人所忽略。我们确信——而且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更加巩固了我们的信念——如果谁注定要不断“动摇”，那正是这号才智水平的聪明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断言，《曙光》杂志和《火星报》迷恋着不变的行动计划。他想引用第4期《火星报》社论来证实这种看法。社论说，只有系统地和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活动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然而坚定不移地实行通常的计划完全不意味着决心在任何时候也不改变汁划。这一点从波·克里切夫斯基引证的社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它的作者直率地说，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不过他不无挖苦地同时补充说，只有讲究策略的人才能改变策略，没有坚强组织因而没有统一行动的政党是谈不上策略的。他的这些看法也是对波·克里切夫斯基的嘲笑。因为克里切夫斯基暴露出可以“在24小时内”仓卒改变策略的轻率意见和企图掩饰自己对待李卜克内西的权威的幼稚的轻率态度。上述社论的作者指出，“《工人事业》杂志之借用李卜克内西的名义自然是徒劳的。24小时内可以改变关于某个专门问题的鼓动策略……然而不仅在24小时内，甚至哪怕在24个月之内，要改变自己对于整个说来是否始终和绝对需要战斗组织与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看法，只有没有任何原则的人才有可能。”这个意见击中了克里切夫斯基的要害，他看到自己可笑的失误之后，马上开始关于策略的“不宜说出口的”议论，以便想个什么办法向广大读者掩盖自己论点的难处。
　　《工人事业》杂志的策略家接着说：“过程策略——这是根据原则永远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像任何人类探索一样，都会有错误，然而它是运动向前增长的唯一保障。人们早就知道，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不要说漂亮话！”永远探索新道路，而且还是在原则的光照下探索，不用说是好事情。但是只有当“探索者”找到某种真正新的东西时，它才是好事情。当他“永远”发现着早已发现、可他却由于自己极其无知而怀疑其存在的那些美洲的时候，那么他的“永远的探索”只是意味着同样“永远”没有能力弄明白较有经验的人向他所说的话。那时这种“永远的探索”决不是什么“高尚的作风”。那时它应该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严厉的谴责。
　　根据以上所述，读者自己已经能够对波·克里切夫斯基所介绍的几种类型的策略的优点作出应有的理解。不过为了印象完整起见，他应当再读一读下面的几行话：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通过自己的自觉工作来加速客观的发展，而不是取消这种发展，或者代之以主观的计划。《火星报》理论上知道这一切。然而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赋予自觉的革命工作的巨大意义，由于《火星报》对待策略的教条主义观点，使得该报在实践中低估了发展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因此不足为怪，《火星报》由于接受了计划策略，也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接近于阴谋家对待革命‘准备’的观点，也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最后行动中把客观的或自发的过程放在次要地位上。”
　　很好。波·克里切夫斯基“指明”（我们已经知道他怎样指明的），“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只好着手分析著名的“过程策略”或同样著名的“活动策略”。而当我们发现认清这种策略的内容是不无裨益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家就“拿起自己的章程”傲慢地对我们重复说，这种策略在于同党的增长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如果我们不满意这种回答，那么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中了教条主义策略观点的流毒。这真是妙哉论证！
　　该放弃“计划策略”了，何况我们本应给予“客观过程”以较之我们迄今都很重视的“主观计划”更多得多的地位。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又是极端深刻的见解。只可惜我们的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叙述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那里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试用别林斯基的说法，擎着诗的火炬进入问题的黑暗处。我们以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哲学用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俄国诗人A·K·托尔斯泰（1817—1875）、A·M·热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兄弟合署的笔名。19世纪50—60年代，他们用该笔名在《现代人》杂志和《火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个笔名的讽刺形象寓意思想上的停滞不前、政治上的安分守己、文字上的陈陈相因。——译者注】的诗《面向尘世》可以很好地说明：

　　　　我常常站在岩石上：——
　　　　让我投身大海吧……
　　　　命运会送给我什么：
　　　　欢乐还是悲愁？

　　　　也许他困惑，
　　　　也许他不怨恼……
　　　　瞧，鸟禽在跳跃，
　　　　而往何处去——他却不知道。

　　这首诗很久以来之所以受到我们的喜爱，因为它对“自发的客观过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而对“计划策略”根本不予重视。
　　à la【à la，法文，像“……之流”的意思。——译者注】卡列耶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把人们的主观计划同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过程对立起来，并且谴责这些计划ad majorem gloriam【“以便以更大的光荣赋予”。拉丁成语：ad majorem Der gloriam，意思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最后这句话应译成：并且为了客观过程的更大光荣而谴责这些计划。——译者注】客观过程。根据这一点，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者鼓吹无为主义。人们揭穿了“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人们曾向他们指出，从《资本论》作者的观点看来，上述对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的主观计划是客观发展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期望，“主观主义者”所臆想的对立至少在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的著作中不会出现。现在，这个期望原来是没有根据的。波·克里切夫斯基出现了，并且在根据自己的“策略哲学”修正和补充了“主观主义者”陈旧的臆造以后又重新使这种臆造振奋了精神。如果卡列耶夫先生有幸拜读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大作，他会满意地发现，“主观主义者们”的错误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尊重人们的主观计划；而根据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言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承认那些力图预见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方向并且据以制定计划的革命者是自己哲学上的同志。C'est tout comme（这完全一样），可以不无根据地大声说：“一个老讲废话的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深信，他的策略观点是“把马克思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之一运用于党派斗争”。我们打赌，读者您猜不着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原理”。听我说出来您会惊讶的。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谓著名原理就是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像人类一样，——克里切夫斯基说，——在我们的时代代表前进运动的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一个接一个的策略任务是以产生完成这种任务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第26页）。
　　这句话中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竟然站在人类的范围之外。的确，它“代表”人类的前进运动；然而从它模仿人类，“像人类一样”行动中可以看出，它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位“类人的”策略家只是忘了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站在人类的哪一方面：它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最后要指出，波·克里切夫斯基还遗漏了一种类型的策略，即废话策略。这种非常重要的类型的策略照样可以看成：1）计划废话，2）过程废话和3）技术废话。我们可以同意，如果我们从计划废话和过程废话的观点来看类人的波·克里切夫斯基的文章，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篇文章具有全新的面貌。


[1] 大家知道，米勒兰不久前被奥地利皇帝授予男爵头衔。
[2] 请波·克里切夫斯基注意，拿破仑事先制定的不仅有策略计划，而且有战略计划，也就是说不仅有个别战斗的计划，而且有整个战役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