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新酒
（载1901年6月《火星报》第5期）
“党应该及时利用这些有利情况的每一种会合，但是它在自己的准备工作中则不应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些会合上面。党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它应该这样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以便即使在最恶劣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会有辱使命。这一切本来是很好的，聪明的和合情合理的。然而任何人都会看出这完全是密谋家的行动纲领，如果俄国革命思想中真正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机关报所“预言”和赞成的转变，那么社会革命党人也会向我们提供多少巧妙地适合于密谋的行动纲领。然而他们的宣言提出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把在工厂工人中进行鼓动活动提到首位，并用以下的方式规定这一活动的任务：
这些最不利的条件正是表现于这样的场合，即党不得不独自开始起义，而没有跟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这时也没有任何有助于第一次进攻的异常有利的偶然机会。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也应当作好准备。党应该有力量为自己创造有利的行动时机，开始工作并把它进行到底。巧妙地完成一系列同时消灭十至十五个人——现政府要人——的恐怖行动，会使政府惊慌失措，失去行动的统一性，同时鼓舞着人民群众：即创造进攻的合适时机。事先集合起来的战斗力量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起义，并力图占领最主要的各政府机关。这种进攻可以容易地以胜利而圆满结束，如果党保证自己有可能推动或多或少相当大量的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去帮助自己的先锋队的话。为了胜利，同样必须使自己在各省处于相当牢固的地位，以便一听到革命的消息就把他们发动起来，至少是使他们保持中立。同样应当事先使起义不会由于欧洲列强对政府的援助而受到危险，等等。总之，党的准备工作应该完成为甚至在没有任何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即类似俄国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局势下党发动的起义获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切。”
“社会主义政党应该主动担当起领导的作用，把人民不满情绪的个别爆发和纯粹自发表现统一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它应该利用这一斗争来达到鼓动的目的，从而强调和表述事变的进程本身所提示的结论，并经常扩大它的新的政治性要求和法律性要求的范围”。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作者们如此经常地指出其必要性的那种政治鼓动 [2] ，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以十分明显的成就——现在可以不怕夸大其词地这么说——所从事的那种政治鼓动。这种活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极为高兴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正向它这方面“转变”。
“我们确信，——宣言的作者们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党领导的示威、抗议、罢工和整整一系列对现存社会关系的集体不满的其他表现，在逐渐地增强，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动摇着警察官僚制度的国家，并使之彻底垮台”。如果这种信念是“向民意时代原则方面转变”的标志，那么无疑，这种转变早已由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完成了，它从1883年自己刚一诞生起就不断地证明，只有越来越波澜壮阔的人民群众运动才能结束俄国专制制度的存在。民意党人指责“劳动解放社”，说它的宣传同民意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社会革命党人显然认为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专制国家里，——宣言说，——由于事物的进程本身，社会主义团体应该力求成为按其构成和人数都是有限的、党的隐蔽的和严格秘密的核心组织”。这是正确的，然而这里没有“向民意时代方面转变”的任何东西。俄国革命者们在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俄国革命者们在“民意原则”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党的隐蔽的和严格秘密的核心组织”的必要性。为了不致扯得太远，且举出70年代“隐蔽的”、“严格秘密的”和集中主义的组织“土地与意志”。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么应该说实话：他们中间许多人迄今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类组织有益到何种程度。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弱点之所在，这个弱点妨碍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它有权扮演的那个角色。痛苦的经验每天和每时都告诉我们，必须完全和坚决地排除产生我们相对的弱点的这个根本原因。而且我们当然能够克服这一弱点。但是当我们把它克服掉的时候，那些以为我们回到“民意时代的原则方面”的人是很错误的，因为隐蔽的、严格秘密的和集中主义的组织对于现今俄国条件下坚决斗争着的任何革命政党说来都是必要的；这种组织不能视为这些政党中任何一个政党的特殊的特点。
“我们确信，没有（农民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工厂的工人阶级以及整个工业的工人阶级就不能摧毁俄国政府的实力和争得任何一种政治自由，更谈不上对社会的经济改造了 [3] 。而且我们应当承认，在农民中间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这个阶层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些像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关心于消灭现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人数众多的团体。”在“民意原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革命者们的议论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吸收能够参加组织的农民中间的某些人加入组织，自然总是被认为合乎愿望的，——关于“（民意）党的准备工作”……的—篇短文说，——但是说到现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那么在起草（民意党）纲领的时期，这种组织被认为是十足的幻想，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往后的实践在这方面不可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难道宣言的作者们看不出，这里他们是在离开民意主义原则。而不是“转向”这些原则“方面”么？
“无论农村中的革命活动多么重要和必要，——他们说，——我们现在，按照纯粹策略的考虑，将努力把自己在城市里现有力量集中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人居民比农村居民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这种环境中有较大的工作效率。”这很像“劳动解放社”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草案提出必须开辟“使工人政党同农业居民相接近的广阔道路”的一系列要求，草案同时指出，革命者的工作“应该首先放在较为开展的劳动居民阶层即工业工人上面。”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20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至于能够在农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人员名额本身，我们认为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某—部分按其个人生活条件不得不经常在农村生活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这样一些工业工人，他们从各个城市转到设在农村地区的工厂和工场，或者虽然经常生活在城市，同时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或多或少时常去农村访问。”“劳动解放社”提出的纲领草案表示希望：
“作为公社的贫穷了的社员而被抛出农村的无产者在适当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回到农村。”谈到按其个人生活条件不得不经常在农村生活的人时，草案说：
“不言而喻，甚至现在和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们也会以自己在他们中间的活动给予俄国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帮助。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仅不要推开这些人，而且要尽一切力量使自己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同他们协调一致。”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20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译文有改动。——译者注】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宣言中说，虽然资产阶级按其利益的实质本身是同他们敌对的，但是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关于政治自由的问题乃是社会主义政党同“第三等级”的先进部分定到一起的共同基础，跟他们说的几乎所有的话一样，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们不是像民意党人那样说话，而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说话。为了确认这一点，他们不妨读一读巴·阿克雪里罗得论策略问题的小册子，并把其中所捍卫的对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观点同在《民意公报》第二册上刊登的文章《我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中所说的观点加以比较。
“因为任何协会和组织，无论它们产生在什么基础上，都会造成作为成员加入其中的那些民众集团的利益的某种共同性，因而它们也就会成为有利于影响这些集团的条件。”首先，这很不清楚；其次，这同宣言关于现今俄国农村状况所说的一切相抵触。实际上，宣言的作者们本身就已指出农民现在分裂为三个集团：（1）农村无产阶级，（2）“在自己的经营中经常剥削雇佣劳动”的农村小资产阶级，以及（3）耕地少的农民。我们完全同意说最后这个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法律利益”“完全符合（正像宣言现在所说的和劳动解放社过去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法律利益”，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公社在剥削农村无产阶级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成为其剥削对象的无产阶级之间会造成什么样的“利益的共同性”。在这一点上社会革命党人考虑得还很不清楚；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做到自圆其说；而且在这里不能说他们在“转向”民意原则。不，说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不知道农村群众分化的民粹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则较为正确。
[1]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2] 关于这种鼓动，参看例如格·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社会主义者在同俄国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日内瓦，1892年。
[3] 我们觉得，甚至在各工业小心。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和应当囊括的也不只是一些“工业工人”，而是一般说来这些中心的全体无产者、全体劳动者和被资本剥削的全体居民。因此我们认为，那些谈到一些工业工人的人说得不对，因为他们这样说，就赋予很广泛的思想以比较狭隘的表达形式。
[4] 我们说：称呼自己，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按现在的方式即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甚至称呼自己是民意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下定决心。而在这种场合，他们关于向民意主义方面“转变”的言论就会失去最后一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