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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
彭述之
（一九五二年五月）
将最近收到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材料加以分析，并重新检讨关于南斯拉夫及东欧缓冲国的演化情况后，我觉得我以前的《中国局势报告》中有关中共及其政权的分析和评断，必须作一简略的补充和修正，以便将来执委会议讨论此等问题时获得更多的一些真实材料作参考。
关于中共的性质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和我们中国托派以前根据中共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完全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而转入农村，专门从事农民的游击战，大量吸收农民入党，因而判定这个党已由工人的党逐步堕落而变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政党。但国际间某些同志似乎对此颇为怀疑，甚至有人说，即使托洛茨基有此判断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觉得对这一问题首先有引用一些事实加以解释的必要。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判定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是根据两个基本因素：党的组织成分和政治倾向。如果组织成分是以工人占多数，而领导的政治倾向又是真正代表多数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的，便可以称之为健全的或革命的工人党。如果其组成分子以工人占多数，而其领导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我们仍可称之为工人党，但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或堕落的工人党；如果组成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而其政治领导又是机会主义的，不管它仍以工人党自居，那我们只能称为小资产阶级性的党了。因此我们判定一个党是否工人的党，其组成分子是具有决定性的。
如就中共的组成基础的演化说，可以作出如下的图画：当第二次革命的末期，像一九二七年四月召开的第五次党大会上的报告，党员人数约六万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外，该团团员人数大约多于党员人数）其组成分子大产业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八。但自这次革命惨败，再经过多次的盲动，尤其是经过广州的大冒险惨败之后，大多数的工人党员不是被牺牲，就是自动脱离了党，所以一九二八年工人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一九二九年则降至百分之三（见周恩来《论组织问题》），一九三〇年三月降至百分之二•五（见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红旗》），同年九月份为百分之一•六（见周恩来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公开承认：“党员的工人成分已降至零点以下”。经过一九三二年上海多数工人支部转入左派反对派（托派）之后，所以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三日的《红旗》报曾发出党在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已没有一个真正产业工人支部”的怨言了。但在同一时期内，据说党员人数已增至三十余万人，这就充分证明中共的党员成分几乎全是农民了。正因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说：“中国斯大林派……在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中国社会革命党还是革命时代所担任的任务”。“党在事实上和它的阶级脱离了”。“那些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环境，都是使这些冲突极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的任务的内容，不但不允许那依靠武装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命令无产阶级，并且要预备和获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见托氏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三日《致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及同月廿六日写在该信后面的附录）。
中共被迫由华南逃至华北延安后，因环境的更为落后，工人党员的成分只有比以前更少，可能增加的工人党员也仅仅是乡村的手工业者，因而这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气氛便压倒一切，以致正式形成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主义论”。他在其《论新民主主义》中公然宣称：“斯大林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毛称自己的新民主主义为继承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以别于蒋介石等所继承的“假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由毛泽东这段话充分证明：中共不但在党员的组成上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完全表明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了。
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在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不但在宣传上强调阶级合作的必要，而且在实际上公然主张“工人应增加生产协助政府抗日”，反对工人阶级对民族资本家的“过火要求”，特别攻击托派的“阶级斗争政策”为“卖国资敌政策”，因而大事污蔑托派为“汉奸”。所以在实际斗争中，中共总是站在民族资本家方面反对甚至破坏工人的合理要求的，同时尽量引诱较积极的工人分子离开城市去参加乡村游击战。正因此，这个党在抗战期中虽然大大地增加它的农民武装，但在城市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是极为微弱的。
在抗战停止后，中共虽然重新参加城市的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吸收党员，建立组织。但其主要目的是获得工人的支持，以便迫蒋介石促其与他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所以在这时期内，它对工人的政策总是引导工人群众对民族资本家谋取妥协，意在通过民族资本家迫使蒋介石与他完成妥协的目标，因而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还是微弱的。
最后，当中共被迫对蒋介石进行总反攻，占领各大城市时，它不但绝对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起来进行任何斗争，而且还极力抑制它们的活动。其唯一的号召就是命令他们“保护生产，不让蒋匪破坏”。迄至占领城市后，中共对工人群众的自发的活动和组织都加以严厉的压抑。甚至对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武装保产队”也毫不犹豫地解除其武装。至于工人群众因减低工资举行罢工及因其他的压迫而进行反抗时，更是残暴地施行压迫，甚至屠杀了。如天津某数厂的罢工工人被逮捕和枪决，上海申新九厂工人（该厂有工人八千）因反抗迁移，致被机枪扫射而死伤三百余人。河北省井刑煤矿工人因反抗苏联顾问和专家们的横暴，*中共竟开去大批军队镇压，结果死伤二百余人，致被解职而充军至东北或西伯利亚者近千人（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发生的事）。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毛党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仇视，甚至屠杀的程度。这便已部分地证明了托洛茨基远在十八年以前的预见和警告了。假使当时城市工人群众有较强的团结，并在另一革命力量（如托派）领导之下，中共极可能以内战手段来打击工人群众，即托洛茨基所谓“他们是要以武装农民来打击先进工人”（见上引信附录）。
*因该矿生产最优良的焦煤，可供炼钢之用，故苏联派有特别顾问和专家控制该矿，以便将该矿生产之煤全部运至苏联。
从上面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究竟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对中共性质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可以让怀疑的同志们去重新检讨和纠正。假如人们有充分的事实和正确的理论证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过去对中共性质的估量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惜放弃我们的判断而接受新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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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应当指出：中共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虽然在组成上逐级堕落成了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授权给农民”的“理论”。但由于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共产国际的支部）经过第二次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某些工人阶级的传统，以及与国际斯大林党（虽然是堕落的但还是工人的党）的紧密联系，和一般地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专政，共产主义的前途等，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即在它已堕落成农民党时，它内部还隐藏着某种程度的工人倾向，不过这种倾向在长期农村游击战的生活中被损害被压迫而已。但这个党一旦进入城市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触之后，尤其是当这个党感到迫切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抵抗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时，党内隐藏而被压抑的工人倾向，便获得机会抬起头来向党的领导层施行压力，要求将党的基础由农民转到工人方面去，并向群众的要求作某些让步。近两年来的事实，尤其是最近半年来的事实，确已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
首先是中共暂停吸收农民入党而着重地加紧吸收工人入党。《人民日报》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在纪念中共廿九周年的社论中，特别强调改善党的组织成分即强调吸收工人入党。并称在过去短时期中，天津增加的六，六四八个党员中，工人的成分占百分之七三，北京的三，三五〇新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强。根据这两个事实的推测，在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和矿区及上海武汉等城市，中共近两年余来所吸收的工人党员一定相当的大。当然，就整个中共的组织基础说（据上引《人民日报》同一社论中宣称：中共已有党员五百万人）工人的成分还是很微弱的（中共中央东北分局书记高岗在本年一月十日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演说时承认：“我们党内工人阶级的成分甚为微弱”。并以此解释该党右倾而趋于腐化的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共这一着重吸收工人入党企图改变其组织成分的转向，无疑地对于该党的性质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这一“转向”，在中共实施土改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出来。依照中共与各党各派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政治协商会议”上所通过的土改计划，是特别强调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政务院的指令并严厉禁止贫农对地主富农的“过火行为”。所以在实施土改的初期，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不但一般地被保护，而且在许多地方还分得了更多和更好的土地，甚至继续支配地方的权力机关（如农会及村公所等）。但随后，当贫农群众在运动中逐渐觉醒起来时，许多下层干部在贫农的要求与压力之下，都大大地修改了土改计划，甚至违反了它。这就是说，不少地主与富农的工商业财产不但被侵犯，而且地富本身亦遭到了贫农方面的严厉惩罚呢（最近中国报纸关于土改的报道中常常透露出这类的事实）。中共领导机关这次对下级干部违反其领导路线，自行迁就群众利益的此种“左倾“，不但没有表示任何严厉的指责，反而完全予以默认了。虽然中共对“保护地主富农工商业财产”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该党有一种拥护或同情贫农利益的倾向，在它的某些下层干部和党员中确是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注意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工人倾向更明显地从中共内部反映了出来，这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国家机关、军事机关、群众团体，特别有关财经经济的工商业与合作社负责的干部，却普遍地发生了极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那些干部们不但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盗用公款以自肥，任意浪费公款以度其奢侈生活，而且与他们有关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盗卖商情、盗卖资财、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伪造帐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产阶级追逐暴利。资本家为了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以资贿赂”（同见上面引的高岗的报告）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各种机关在财政经济上受了巨大的损害，同时又引起了各种群众，尤其是工人和下层党员群众的愤懑（请参考方兴同志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因此迫使中共的领导层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便不得不发动这个运动排除某些过分腐化的干部，同时打击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因而借以缓和党内和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愤懑。
至于中共各级干部之所以形成如此腐化堕落，其主要原因系在于它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及其违反工人阶级民主主义的官僚作风。在这次三反运动中，中共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既没有任何的根本改变，且是用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当然这个党的腐化倾向绝不会因此阻止或根除，只是稍被抑制而已。虽然如此，但在这一运动中，中共内部反资产阶级的倾向确已加强起来，因而在这次运动中不但口头强调“必须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和党员的右倾思想的危险”。“依靠资产阶级，就是丢掉工人阶级，就是丢掉人民大众，就是亡国亡党”（见同上引高岗报告），而且实际上也已接受了工人群众的控诉和要求。例如在国有财产中，工人群众所受中共干部压迫和剥削的情形，在以前极少被披露或禁止披露的，现在不仅在许多报章上公布出来，并且被中共的舆论认为必须加以改善了。
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说：中共在其社会的组成基础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虽仍然占压倒的优势（占现在五百万党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两年余来确已增加了工人党员的成分，并在土改和反贪污等运动中加强了工人的倾向。因此，我现在认为中共的性质是含有双重性的，就其组成倾向说，即就其有计划地加紧吸收工人党员而停止农民入党说，这个党是在走向工人党的一个过渡阶段中。
如果就意识形态说，我们可以在中共内部看出三种倾向：代表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的右派，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左派，以及上层领导层在前两者之间所代表的中派。当然，这三种倾向，尤其是向右的和向左的倾向，是模糊的，还远没有形成或结晶化的。但在未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中，向右和向左的倾向势将逐步结晶起来，因而形成组织上的分化。最后，在国内外达到严重的决定阶段时，这个党便将趋于分裂，甚至不可免地要走到分裂。
关于新政权的性质问题
如果我们重新认定中共的性质是带着双重性的，则这个党所控制的新政权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双重性的影响。再将大部分产业国有化这一重要因素配合起来则新政权的双重性便更显得明白。
当然，中共所控制的新政权，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所称谓的那种双重政权或古典的双重政权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势下形成起来的特殊的双重政权。这与南斯拉夫及东欧缓冲国家那种过渡时期那种双重性是颇为类似的。因而中共所建立的双重政权也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形式，将来不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便要回到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但就现时的趋势看，它是向着变态的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的前途的估计还是同以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