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回忆片断）（爱琳娜·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

（回忆片断）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奥地利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篇回忆卡尔·马克思的文章，这真是给我出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但是，奥地利的工人们如此出色地在为卡尔·马克思毕生从事的事业而奋斗，使我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就零零碎碎地随便写一些吧。

　　关于马克思，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传说，有的说他有“几百万”（当然指的是英镑，绝不会是指小额辅币），有的说他在国际期间在柏林时常去找俾斯麦，从那里领取津贴。

　　有人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情乖张、刚愎自用、难以接近的人，简直就像那个不苟言笑，凛然独坐在奥林帕斯山上的雷神丘必特。对熟悉马克思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可笑的了。把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愉快活泼的人，一个幽默风趣、笑声里具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的人，一个在同伙中最和蔼可亲、最温文有礼的人描绘成那样，这无疑将使所有熟悉他的人感到荒唐和可笑。

　　他对家里的人，对朋友、熟人，都一样亲切友爱。有一次，一个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一个非常讨厌的老头，东拉西扯地缠住马克思，整整占用了他的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最后有人告诉他，马克思的时间很紧而且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就回答说：“亲爱的马克思，我原谅你！”

　　就像对这个讨厌的人一样，马克思对待任何一个他认为诚实的人总是非常耐心的，无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要停下来。往往有人也就利用这一点。他的本领很令人吃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都能和他们交谈，使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也都感兴趣。一些不同职业和不同身分的人常常表示惊讶，说马克思对他们甚至对他们的特殊爱好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认为你是真想学点什么东西时，他的耐心是无限的，这时他感到没有任何问题不值得回答，也没有任何论点是过分幼稚可笑的。

　　然而，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才显出马克思性格的最可贵的一面。孩子们再没有比他更好的游伴了。我记得，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摩尔（这个老绰号我总是脱口而出）把我扛在肩上，在格拉弗顿坊我们的小花园走来走去，还把牵牛花插在我棕色的卷发上。摩尔真是一匹出色的马。我听说，我的姐姐们，还有我的哥哥（他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死了，这是我父母一生中最伤心的一件事）把他“套”在几把椅子上，自己坐在上面让他拉着走。事实上，就是他在索荷区第恩街写《雾月十八日》中的几章时，他也被三个孩子当作拉车的马，他们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不停地用鞭子驱赶着他。而我自己，也许是因为没有年龄相近的姐妹，更喜欢把摩尔当马骑。我骑在他肩上，把手伸进他那略带斑白，但当时仍然乌黑浓密的“鬃毛”里，在我们的小花园里来回飞跑，在当时尚未兴建房屋的空地上奔驰。现在，再谈谈“摩尔”这个名字。我们一家人都有绰号。“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了。不仅我们这样叫他，所有亲密的友人也都这样叫他。大家知道他还叫“恰理”（大概是来源于查理，查理也就是卡尔）和“老尼克”（魔鬼）。我们总叫母亲“妈咪”，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海伦·德穆特原先有很多名字，后来叫“尼米”。丽娜·舍勒尔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她叫“老鼹鼠”。从1870年起，恩格斯成了我们的“将军”。我的大姐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和“狄”，二姐劳拉叫“霍屯督人”和“白鹦鹉”。我叫“中国王子古古”和“矮子阿尔贝里希”（源出《尼贝龙根之歌》），后来叫“杜西”，这名字至今仍在用。

　　摩尔不仅是一匹出色的马，他还有更大的本领，他真是一个少有的讲故事的能手。我常听姑母们说，摩尔小的时候对姐妹们简直就像一个可怕的暴君，他把她们当作驾车的马，驱使她们从特里尔的马可山上飞奔下来。更糟糕的是，他用一双脏手把很脏的生面团做成“饼子”，一定要让她们吃下去。她们毫无怨言地一一照办，于是卡尔就给她们讲故事作为奖励。很多年以后，他又给自己的孩子们讲故事了。他一边散步一边给姐姐们讲故事，我当时年纪还小。这些故事不是以章节而是以里程来分段的。两个姑娘要求说：“再给我们讲一里吧！”摩尔给我讲的无数奇妙的故事片我都爱听，最喜欢听的是《汉斯·勒克勒》。这个故事一月一月地继续讲下去，因为很长很长，总也讲不完。汉斯·勒克勒是一个象霍夫曼笔下的魔术师一样的人物。他开了一个玩具铺，欠下不少债。他的铺子里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木头做的男人和女人，巨人和矮子，国王和王后，师傅和徒弟，飞禽和走兽（数量很多，就像在挪亚方舟里那样），桌子，椅子，车辆和大大小小的箱子。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魔术师，他手头总是不富裕，所以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把他那些宝贝玩意儿一件一件地卖给魔鬼。经过许多奇遇和周折，这些东西又重新回到了汉斯·勒克勒的铺子里。其中有些场面就像霍夫曼的小说描绘的那样惊险恐怖，有些又非常滑稽可笑。整个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着离奇的幻想和幽默感。

　　摩尔还为孩子们朗读。像对我的姐姐那样，他也给我朗读完了荷马的全部作品，全部《尼贝龙根之歌》，《古德龙》，《唐·吉诃德》，《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们全家的必读之书。我六岁的时候已经能背诵莎士比亚剧本中许多场的台词了。

　　在我过六岁生日那天，摩尔头一次送给我一部小说——一部不朽的名著《莽汉彼得》。后来他又送给我马利亚特全集和库伯的作品。我父亲和我一起读完了这些书，并和小女儿认真讨论这些书的内容。小姑娘为马利亚特的航海故事所激动，她说她也要当一名“舰长”，并且问她父亲，她能不能穿上“男孩子的衣服”，应征入伍到战舰上去，父亲告诉好说，这完全可以，不过在计划尚未完全成熟时，不要走漏风声。然而，还未等计划成熟，我又热中于阅读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了，听说自己与可恨的坎伯尔家族有点亲戚关系而感到十分厌恶。这以后我们又计划搞苏格兰高地革命，重演“四五年事件”（1745年）。我应该再补充一点，马克思经常反复阅读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对这位作家赞叹不已。他熟悉司各脱就象熟悉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一样。当马克思向他的小女儿谈论这些书籍并指点她哪些是精辟的地方时，他总是教她怎样思考和理解，但又不让她觉察是在教她。

　　这位“严厉”的人还用同样的方式和他的孩子们谈论政治和宗教。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曾经一度产生过宗教感。我们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听过美妙的音乐，这音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然我也告诉了摩尔。摩尔心平气和地给我讲解得非常清楚，使我此后再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还给我讲过富翁杀死木匠儿子的故事，这故事讲得浅显易懂，没有谁能讲得像他那么好！我常常听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完全能够原谅基督教，因为它使孩子们学会了爱。”

　　马克思常说：“让小家伙们上我这儿来吧！”因为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些孩子围着他。无论他坐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离我们旧宅不无，在伦敦以北的一片开阔地带），还是坐在某一个公园里，马上就有一群孩子围住这个长头发、大胡子、长着一双善良的褐色眼睛的大人。在街上常常有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走到他跟前，截住他的去路，好像这些小家伙对他十分信赖。记得有一次在梅特兰公园，一个完全陌生的十来岁的男孩毫不犹豫地挡住这位“国际领袖”，要同他swop knjves〔交换小刀〕，他向马克思解释说“swop”用小学生的话说，就是交换的意思，于是，双方都掏出小刀比一比。小孩的刀只有一面口，马克思的却有两面，但是非常钝。这笔生意经过讨价还价以后终于成交，双方交换了小刀；由于这位“厉害的国际领袖”的小刀太钝，他还要拿出一个便士作为补贴。

　　当美国战争的故事和蓝皮书一时排挤马利亚特和司各脱的作品时，摩尔总是那么耐心，那么温和地回答我提出的一切问题。我整天在琢磨英国的政府报告和美国地图。在摩尔埋头撰写他那部伟大著作的时候，我在他身边问这问那，肯定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但他从不抱怨我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且也从不让我感觉到我这样做会妨碍他。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坚信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如果没有我的建议就难以维持局面，于是我给他写了几封长信，这些信当然必须摩尔看后才能付邮。许多年以后，他把这些非常幼稚的信拿给我看，我一直保存了那么久，因为这些信使他太开心了。

　　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摩尔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朋友。在家里我们都是很好的伙伴，而他始终是最慈祥最有趣的人。即使在痈病折磨他的那些日子里，甚至在临终前，始终都是如此。

　　我已经谈了关于马克思以及他同孩子们相处的情况。他对动物也同样喜爱，要是有时间和篇幅，我还能讲许多关于我们的梅特兰公园动物园里的猫、狗、鸟和乌龟的故事。

　　如果我不谈谈我的母亲，这些片断的回忆将会有所欠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互相取长补短。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长得非常美丽，海涅、海尔维格和拉萨尔也曾赞叹不已。出众的美貌，绝顶的聪慧和机敏，使她成为一个非凡的女人。

　　年幼时卡尔和燕妮一道游玩，年轻时（他十七岁，她二十一岁）就订了婚，正象雅各娶拉结一样，马克思娶燕妮之前，也耐心地“伺候”了她七年［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9章。——编者注］。在以后那段急风暴雨的日子里，在流亡、贫困、诽谤和斗争的岁月里，他们两人与他们忠实的朋友海伦·德穆特英勇顽强地同世界搏斗，永远坚守他们的职责岗位。他真的可以用白朗宁的诗句来描述她：

　　她永远是我的妻子，我的爱，
　　环境不能改变，时间难以磨灭……

　　有时我以为他们对工人事业的献身精神就象一条纽带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饱满的乐观情绪，谁也不像他们那样爱开玩笑，爱说俏皮话。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需要保持严肃气氛的时候，他们两人却笑出了眼泪，使那些本来为这种不拘礼节而皱眉的人，也不得不跟着他们一同大笑。我还常常看见，他们彼此不敢面对面地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俩竭力忍住笑，不看对方而看别的东西或人，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这些回忆是多么珍贵啊，就是给我“几百万”，我也不愿失去它！经过了各种痛苦和斗争，他们始终是快活的一对。“凶恶的雷神丘必特”，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臆想。在那些战斗的岁月里，他们经受了不少失望的痛苦，他们获得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朋友。凡是知道马克思名字的地方，也都知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凡是熟悉马克思家庭情况的，也都还记得海伦·德穆特这个名字。

　　马克思既是一名战士，同时又是一位仁厚的人，这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人类性格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知道，正因为他有着深挚的爱，所以才有这样强烈的恨；他之所以能像但丁那样用犀利的笔把一个人永远送入地狱，也正因为他的忠诚和温厚；他的讽刺的幽默具有强酸一样的腐蚀力，但也正是这种幽默足以滋润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心田。

　　我母亲在1881年12月去世。十五个月以后，那个同她终生不离的人也随着去世了。经受了生活中的重重忧患，他们与世长辞了。她是一位理想的女性，而他是：

　　一个男子汉，
　　总之，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载于《1895年奥地利工人历书》第51—54页

译自《摩尔和将军》1970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269—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