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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404〕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
  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1]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漠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暂停。
  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它们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405〕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406〕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407〕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2]。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408〕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409〕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365〕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410〕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411〕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3]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轮租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412〕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惕和脚锢,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 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杜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戚。边界夺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409主持村社的祭祀。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土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克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4]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冒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413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5]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1]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

[2] 见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12卷第134页)。——编者注

[3]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页。——编者注

[4]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5]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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