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二卷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127〕
1870年第二版序言〔128〕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对刚刚得逞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16〕杂志第5—6两期合刊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希望重印这部著作，于是我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1]他那部书屋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真实的史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后来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129〕的最优秀代表之一。[2]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指明那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n（争论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部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相反，就当时来说，这部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730，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1525年革命[3]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将其忽略。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
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
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4]
由于1866年的战争，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还不善于统治，它在一切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旦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迅猛增长，财政赤字不断公布，国家支出逐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据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且是，他们驾驭国家的权力何在昵？还在几个月以前，当财政赤字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准许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131〕
我并不想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 “〔132〕。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些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始终刻骨铭心地牢记着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133〕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134〕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强硬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意志的属地？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始终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掩盖。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135〕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种狭隘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德国的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几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等，全都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些改革甚至没有获得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136〕。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就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份证等各种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尽管这些进步还赶不上英国以至法国在同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真正地、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军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如今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己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了。
与先前所有的统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恰恰在于：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统治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都只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5]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并且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5〕已经向德国资产阶级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将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父。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串通一气并达成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137〕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等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期间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斗争之后则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 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的发展也还没有超出1525年的水平。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已经取得胜利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柏，他们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些社会渣滓极易被人收买，非常厚颜无耻。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上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徭役。既然资产阶级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把这些人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这些人的情况多半与爱尔兰的情况相同。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大都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因而就像倒农依附地主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能获取很少一点劳动报酬，而且这种劳动报酬由于年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有益于工业工人的措施，也必定有益于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38〕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转变为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着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进行的经营，而且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存在着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人国会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比他们更加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前后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39〕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137〕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 740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147〕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整个德国西北部地区几乎都归普鲁士管辖。姑且不谈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134〕而在道义上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君主政体的重心确实已经显著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增加：首先有400万德意志人被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142〕被间接兼并进来。〔143〕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144〕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越出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界限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大厦的整个基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从1840年起日渐腐朽的君主政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是君主政体维持着这场斗争中的均势。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势必会彻底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政体。关于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6]）已经进行了分析。在那篇著作中，有一点我没有必要加以强调，而在这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不得不下决心清除自己的无数封建残余，并牺牲容克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缓步前进！”[7]的旋律中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145〕它废除单个容克在其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乡绅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这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808—1813年，并在1848年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世界保持宁静，而我们大家又能长寿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将在1900年亲眼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废除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146〕
废除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就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微小让步都描绘成为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才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向政府作某些让步。而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全部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小邦分立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经营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听任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政府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便使旧的警察权力仍然十分有效地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物。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渐进的社会解放。当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显示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从1869年以来，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编篡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的德国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147〕的隆隆炮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其重要性远远不及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曾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即波拿巴主义的战争挑衅〔148〕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激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人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149〕，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战争的荣耀，还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壮丽辉煌”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始终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出色地经受过这样严峻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迫害。《人民国家报》〔150〕通常总是有三四个编辑同时被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党内每个稍微著名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查抄、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这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人们随后就会举行两个新的集会，横暴的警察常因人们坚韧顽强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源源不断地给它招来了新的战斗力量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身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斗争，必定会取得伟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151〕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形势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现在还无法预先断言。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着这个地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构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仍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或者重大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7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3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产生过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国人民也曾表现出韧性和毅力，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韧性和毅力会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自从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即在奥登林山、黑林山和西里西亚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期德国的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取代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工业，并且已经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从事生产。粗毛呢和亚麻布的织造这时已经成为固定而又分布很广的工业部门；就连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经在奥格斯堡织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那些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工艺品生产部门，例如金银加工业、雕塑和雕花业、铜版雕刻和木板雕刻业、武器锻造业、奖章制作业、旋工行业等等，也都蒸蒸日上。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8]和印刷术的发明。商业也同工业齐头并进。汉撒同盟〔152〕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从15世纪末起，汉撒同盟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已经开始急剧衰落，而且当时已经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但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以及黎凡特的一切产品的庞大的集散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富饶繁华的中心。原料开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而且种植了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作物，对这些作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国境内，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南部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同北部毫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的全部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隆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一些较小的城市远离内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继续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艰难度日，很少需要外来商品，也很少输出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同外界保持较为广泛的接触，才会产生新的需求；农民群众从来不曾逾越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他们的视野也从来没有超出与此相应的地方范围。
在英国和法国，工商业的高涨促使各种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在一起，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德国，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结合成利益集团，因而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维系整个帝国的纽带松散了，直属帝国的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直辖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同诸侯或皇帝对抗。帝国当局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失去信心，它惶惑不定地摇摆于帝国的各种势力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153，除此之外一无所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最后赢得胜利而且稳操胜券的人，就是在四分五裂局面下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在地方和省区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即诸侯。同这些诸侯相比，皇帝本人日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
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且已经掌握大部分主权。他们自行宣战与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邦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吞并其余的帝国直辖市和男爵领地。他们对这些城市和男爵领地实行集权，而对帝国当局却主张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经十分专横，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收赋税和搜刮钱财；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即使在等级会议执行这种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通常也总是依靠骑士和高级教士这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而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和宫廷耗费日增，由于要供养常备军，还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而对钱财的需要日益迫切。赋税重担有增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而免去了这个负担，于是整个赋税的重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既落到诸侯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到农奴、依附农以及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骑士的佃农身上。〔154〕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就实施间接税 F财政上用尽心机巧立名目，以期填补国库亏空。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愿意借贷，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值，一切都以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拿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来做交易，然后又强行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把反对派的任何一种图谋都用来作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和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诸侯通常谋取收入的财源。甚至连司法也是诸侯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看的货色。当时的臣民除了承受上述负担之外，还得满足诸侯属下的官吏的私欲，总之，他们实在尝够了这种”慈父般的”政府所赐予的恩泽。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中层贵族不是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降入下层贵族的行列。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没落。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陷于贫困，只靠从军或担任文职为诸侯效力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还有较少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手工业者一样，骑士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了多余的人物。骑士等级对金钱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毁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城堡里的生活变得日益奢侈，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竞相炫耀豪华的风气越来越盛，武器和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骑士和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根本没有增加。专为掠夺和勒索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尚勾当，都日渐变得十分危险了。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杂捐和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同诸侯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加刁钻。农奴们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依附农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目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摇役、地租、土地税、接租费、死亡税〔155〕、保护金〔156〕等等，都不顾一切原有契约的规定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专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农民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出来。
下层贵族和其余各个等级也同样不能和睦相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贵族企图使自己直接从属于帝国，直属帝国的贵族则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同诸侯不断发生冲突。僧侣当时表现得高傲狂妄，他们在骑士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羡慕僧侣拥有大片庄园，羡慕他们由于坚持独身和遵守教规而积累起来的财富。〔157〕骑士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向城市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抓获人质、收取赎金来维持生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在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这部分僧侣从此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日益变得无所事事、愚昧无知。但是，这些人越是显得多余，其人数也就越是增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僧侣中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教权等级构成了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教士。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在其他诸侯手下以封建主身份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手段。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还玩弄一切宗教上的刁钻伎俩，除了用严刑拷打来威胁，还用革除教籍和拒绝赦罪来威胁，此外还利用忏悔室来玩弄形形色色诡谲的花招，总之是要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经常乐于使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了通常的封建贡赋和地租以外还要征收什一税〔158〕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其他各种手段，通过制造灵验的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符，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物，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只要他们还直属于帝国，他们就总是诸侯前进的障碍。脑满肠肥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他们的修道士走卒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贵族的忌妒，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种生活的耗费，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的封建教权等级，不能分享教会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大有人过问；虽然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却远不像兵营内的修道士警察活动那样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报酬就少得多，其薪俸多半都很菲薄。他们出身于市民或平民，生活状况同群众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为僧侣，还是保持着市民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间只是例外，而在传教士中间却很普遍。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平民和农民的代表，并为此而牺牲在断头台上。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指向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159〕，即帝国税一样，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用教会税去支付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德国由于僧侣人多势众，因此这种教会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征收得更加认真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后新任者要向教皇交纳上任年贡〔160〕时，就更是如此。随着需要的日益增长，搜括钱财的新花样也相继发明出来了，诸如贩卖圣徒遗物、收取赎罪金和庆祝费等等。大宗钱财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加的沉重负担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感情，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感情，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关市民〔161〕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城市贵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他们独自操纵市政当局，并占据一切城市官职。因此他们不仅管理，而且也侵吞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世代沿袭的、得到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不仅用各种方式剥削城市公社，而且也剥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谷物和钱币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强行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城市森林和牧场的一切权利逐步取消，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谋取私利；他们擅自在大路、桥头和城门口设置税卡，还征收其他捐税，他们利用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和司法权做交易。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恰恰相反，城市派往乡村的官吏，全都出身城市贵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表现出贵族的残酷和贪婪，还带有官僚制度下的精细苛刻作风。通过这类手法聚敛的城市收入，竟听凭这些人极其随意地掌管。市政财务账目纯粹是官样文章，草率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要想了解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权阶层，在当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私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48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数不胜数的侵吞诈骗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城市贵族处心积虑地取消城市公社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权利。直到后来，当这些老爷的欺诈行径变得穷凶极恶时，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期至少要掌握监督市政管理的权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个行会之间争斗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受到帝国以及同他们结盟的各个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出身于城市贵族的市政会成员便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期，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新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在城市中，反对城市贵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农民战争中态度都十分鲜明。
市民反对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比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部分小市民的人数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机构（扩大的市政会、公社委员会），去监督市政管理并分享立法权；其次，他们要求对城市贵族任人唯亲和少数家族独揽大权的状况加以限制，这种状况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也日益明显了。此外，市民反对派至多还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在市政会里担任几个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城市贵族中的心怀不满和潦倒没落的团体参加进来。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个行会中，这个反对派都占大多数。而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绝对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 “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了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一模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就。〔162〕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的奢靡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劣行径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的独立审判权和免税权，并且限制全体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以及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早期流氓无产阶级。一般说来，流氓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而正是在当时，由于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崩溃，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就大量增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一种行业、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是无数特权把持的禁地。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从来都没有像16世纪上半叶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一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第一部分参加了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第二部分参加了农民秘密结社和农军，在这里，他们随时都在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第三部分参加了城市派别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当时基本上还保持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开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刚刚崛起但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陷入贫困境地的行会师傅，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还同当时的市民社会秩序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驱逐的农民和被辞退的侍从人员，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没有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在当时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在行会特权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最接近无产阶级自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市民师傅。因此，这个由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人群，其党派倾向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农民的起义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派别，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和行动仍然几乎处处都以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紧紧依赖农村的一个明显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他们就要求确立城市手工业在农村的垄断地位，就不愿意免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反动的，他们为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支配，从而为最近三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揭开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集团都暂居上风。这段插曲构成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最高潮，它的中心是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托马斯·闵采尔，可是这段插曲为时极其短暂。城市平民集团势必垮得最快，同时，他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也必然表达得极其含糊，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缺乏牢固的基础。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这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做一件东西看待，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如果他们是农奴，那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们是依附农，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在一天天加重。他们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动；而他们在少量的自由时间里的劳动所得，还要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土地税、财产税、远征税（战争税）、邦税和帝国税〔159〕。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结婚，连死也不行。除了常规徭役以外，农民还要为老爷采集干草、草莓、越桔、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主人享有初夜权。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法官等着一样，当时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163〕中的那些含有惩戒意义的条款提到了“割耳”、“割鼻”、“剜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这些尊贵的老爷或保护人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农民。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权贵、僧侣、城市贵族或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从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因此，我们在中世纪可以找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遍及各地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却一次也找不到。与农民对峙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互结盟，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就不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昵？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民族中遭受所有其他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即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这种状况远不像当时那样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竞造成了怎样的混乱，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意图纷纭错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二
德国农民战争一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集团。这种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出现的。赞成或者反对这些思想的各个等级（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把全民族集结成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或反动营垒、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革命营垒。这次全民族大分化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是相同的，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暂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过去几年常常有机会在德国见到这类十分相似的事实，因此，在16世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各个等级和阶级之间看来混淆不清的现象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意识形态家实在轻信，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38〕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4〕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 德国农民战争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他们或者是以神秘主义〔164〕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派同它有着很深的依赖关系；就连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至于各种异教，其中一部分是实行宗法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势力侵入他们生活的表现（韦尔登派〔165〕）；一部分是越出封建制度的城市同封建制度对抗的表现（阿尔比派〔166〕、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167〕等等）；一部分是农民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保尔〔168〕、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169〕等等）。韦尔登派的宗法制异教，同瑞士人的暴动完全一样，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来看，都是阻碍历史运动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不必多谈。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看到，早在1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大规模对立的先兆，农民战争后来就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归于失败的。这一对立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末期。
城市的异教——这是中世纪真正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对他们的豪富殷实和政治地位进行抨击。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廉价教会。市民异教同所有把教会和教条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一种蜕变的异教一样，从形式上来看是反动的，它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规，要求取消自成一统的僧侣等级。实行这种廉价措施，就会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教士，取消罗马教廷，一言以蔽之，就会取消教会中一切耗费钱财的东西。这些城市虽然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但它们本身已经是共和国，它们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是共和国。这些城市之所以对一系列教条和戒律如此敌视，一部分可以由上述情况来说明，一部分也可以由当时城市的其他生活条件来说明，例如，为什么这些城市要如此激烈地反对独身制度呢？其中的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说得更清楚了。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170〕，在波希米亚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171〕。至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教会封建势力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经被承认为等级，它们已经能够运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以足够的力量去反对世俗的封建势力及其特权了。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无论在法国南部，还是在英国和波希米亚，绝大部分下层贵族在反对僧侣的斗争中和从事异教活动时都加入城市一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下层贵族依赖城市，也是由于在面对诸侯和高级教士时，下层贵族和城市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会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的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同起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规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要求承认这种关系也是市民间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市民平等的结论，甚至已经部分地得出有关财产平等的结论。它要求贵族同农民平等，要求城市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市民同平民平等，它要求取消摇役、地租、捐税、特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极其悬殊的贫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被说成是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必然结论。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同市民异教相区别，但是到了14和15世纪，它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截然不同的派别见解了，这时，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同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172〕的传教者约翰·保尔。又如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博尔派〔173〕。在塔博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的掩饰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平民代表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在一起，例如鞭答派〔174〕、罗拉德派〔175〕等等的狂想就是如此。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排斥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没有特权，又没有财产，他们甚至不如农民和小市民，连一点带着沉重税负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既没有产业又没有权利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同当时的公共机构毫无直接关系，这种公共机构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可能仅限于反对封建制度和享有特权的城关市民〔161〕为什么这个集团——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刚刚萌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必然对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公共机构、观点和看法提出疑问。原始基督教中的锡利亚式狂想〔176〕同这类想法就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超越不仅超出了现在，甚至超出了未来，因此，它只能是武断的、空想的超越，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结果出现的只是原始的慈善团体；意义模糊的基督教平等，至多只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废除一切官厅，最后变成了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这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预见。
这种武断的、但是很容易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中得到解释的对于未来历史的预见，最初出现在德国，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和他那一派中。诚然，在塔博尔派那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用这种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来，民众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出现这种思想，直到它渐渐同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况，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同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集结了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势力，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而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者势力，即大量的下层贵族、市民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希望通过没收教会财产中饱私囊并想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组成了革命派，其要求和理论都由闵采尔作了极其鲜明的表述。
路德和闵采尔，无论就其理论来说，还是就其性格和行动来说，都不折不扣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派别。
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开始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还根本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排斥任何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因为在最初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的异教去同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他们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衷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在他活动的最初阶段，以无比激烈的方式表现出他那强健有力的农民本性。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逞凶肆虐，我以为只有请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毒害整个世界的恶人，
不用语盲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除此而外，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来遏制这种暴虐行径。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用绞索惩治杀人犯，用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不
运用一切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教人作恶的丑类，以及罗马罪恶城中的所有奸邪之徒，并
用他们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双手呢？”
[9]
“我不希望人们
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圣经来征服的，教会是靠圣经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圣经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用暴力而取得一切，同样，他们也将在不施暴力的情况下自取灭亡。”
[11]
路德如今公然成了市民阶级改革的代表人物，他鼓吹合法的进步是有他的理由的。当时多数城市已经倾向于温和的改革；下层贵族参加温和改革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随声附和，另一部分诸侯则举棋不定。至少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温和的改革可以说已经稳操胜券。如果形势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挡温和反对派的进逼。但是，任何激烈的动荡都必然促使温和派同激进的平民农民派发生冲突，必然导致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退出运动，其结果不是市民派被农民与平民所压倒，就是参加运动的所有派别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势力所镇压，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进步的手段周旋于革命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178〕。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也屡见不鲜。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种变动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市民阶级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它越是明显地脱离平民和农民群众，便越要落在改革派诸侯的控制之下。路德本人已经日益变成了诸侯的奴仆，而民众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办，他们说，路德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了诸侯的仆人自民众还在奥拉明德追击路德，向他投掷石块。
当农民战争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时，路德企图采取调解的态度。他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政府，认为起义是由于他们施行苛政而引起的，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而是上帝本身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起义当然也是亵渎上帝、违反福音的。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实行和解。[12]
但是，这种好意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还是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席卷了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革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取得一些进展，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陷入重围，人们也许就会手持长矛驱逐他这个叛徒，市民阶级的改革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垮。在这种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79〕。路德大声疾呼：
“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应当
用秘密的或者公开的方式，去
戳碎他们
，扼死他们
，刺死他们，就像必须打死
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来刺死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么你将无比荣幸，死得其所。”
[13]
“圣人说：驴子需要的是吃草、负重和挨鞭。而农民需要的是吃糠咽菜，他们不听圣经，十分愚蠢，所以必须让他们听听鞭声和枪声，他们活该如此。我们应当为他们祈祷，使他们俯首听命，如果他们竟敢违抗，那就不必再讲什么慈悲。
让他们尝兽枪林弹雨的滋昧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15]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而现在路德竟把这一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了真正的赞美诗去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当权者，这是任何一个舔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唯命是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在这方面，不仅农民起义，就连路德本人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反抗活动也被全盘否定；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资产者最近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这些难道还要一一列举吗？现在让我们把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宗教改革家路德作一番对比。
托马斯·闵采尔大约在1498年180生于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相传他的父亲死在绞刑架下，成了施托尔贝格伯爵淫威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哈雷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16]，并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在当时神学领域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哈雷的一个女修道院神父助手的职位。在这里，他已经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根本不朗诵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的祷词，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17]。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雅敬撰写的论述锡利亚教义〔176〕的著作。在闵采尔看来，约雅敬所宣告和描绘的千年王国〔181〕以及对堕落教会和腐败世界的末日审判，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遍及各地的风潮而即将来临。他的布道在周围地区受到了热烈欢迎。1520年，他作为第一个宣讲新教教义的布道者前往茨维考。在那里，他遇到了狂热的锡利亚教派中的一支，这个教派在许多地区秘密地坚持活动，过去，他们一度做出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姿态，以掩盖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而现在，随着鼓动工作不断加强，他们已经越来越公开而顽强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了。这个教派就是再洗礼派〔182〕，其领导者是尼克拉斯·施托尔希〔183〕。他们宣称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的实现己为期不远，他们能够“见神、通神并且传达神谕”。不久他们就同茨维考市政会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相反，倒是这一派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仍然出来保护他们。市政会采取坚决行动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闵采尔也同他们一道离去。这些事发生在1521年底。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同胡斯运动的余部取得联系，力图在这里立足。他发表了宣言[18]，但结果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担任布道者。他在这里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经付诸实施。他完全不用拉丁文，而且在规定宣读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宣读这两部分而是宣读全部圣经。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施泰特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民众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当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所攻击的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像路德当时所做的那样，提倡平心静气的辩论与和平的进步，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种激烈的布道继续下去，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说过：我不是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下了命令（见《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不要有这种浅阻的看法，认为此事应靠主的力量去完成，而不需要你们手持刀剑予以协助，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鞠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消灭掉，而不予任何宽赦，就像希西家、居鲁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以利亚消灭侍奉巴尔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恢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芳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而去侍奉其他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
[19]
他的神学一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攻击整个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同近代的思辨观点〔184〕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是理性，这种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他认为，如果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那就意味着以经文扼杀圣灵。因为圣经所宣讲的圣灵并不是我们身外的存在物，圣灵本来就是理性。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必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人世间建立起来。既然无所谓彼岸的天堂，当然也就无所谓彼岸的阴间或地狱。同样，也就没有什么魔鬼，有的只是人的邪念和贪欲。基督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过他是先知和师长，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纪念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并没有加入任何神秘的佐料。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以基督教辞令作掩饰，闵采尔宣讲上述这些教义也大半是以同样的基督教辞令为掩饰。但他的著作到处都流露出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闵采尔对这件圣经外衣的态度远不像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样郑重。然而在闵采尔与近代哲学之间却相隔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人间建立天国，建立早已预言的千年王国，其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同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机构。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认为，当时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整个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具有更加激烈、更加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以外，他还以同样慷慨激昂的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实行社会共和平等的千年王国同当时的压迫加以对比。与此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他本人则留在阿尔施泰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捣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梅勒巴赫的圣母教堂，这是按照圣诫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人民。”（《申命记》第7章第5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施泰特去平息这次骚乱，并且把闵采尔传唤到城堡里去。闵采尔在那里宣读了一篇布道词，这样的布道词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个“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闵采尔对路德的称呼）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闵采尔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要杀掉那些把福音书当做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为此，他援引新约作为根据。他说，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生存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封建主就是盘剥、偷盗和掠夺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己有。然后他们却向穷人们宣讲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而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架，这时那位撒谎的博士[20]就对这一切析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封建主，这是封建主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消除骚乱的根源，年深月久，局势怎么会安定呢？啊！亲爱的封建主，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那该多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戚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布道词付印了，他在阿尔施泰特的承印者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而被驱逐出境，闵采尔本人的一切著作都必须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21]拿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究竟是哪些权贵亵渎神明，把上帝变成画像上的小人物。”
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将是一场较量，它将使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使卑贱的人翻身。”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经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今天已经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根除、破坏、击横、颠覆，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道抵御君主、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经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22]
“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再等待和踌躇了，时机已经到了，夏天已经来临.请不要同不敬上帝的人为友，他们在阻挠圣经发挥全部力量。请不要对你们的诸侯阿谀逢迎，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这些温文尔雅的人士，幸勿见责，我实在不能不如此。”
[23]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印行以后，路德就以告发者的姿态公开出来反对闵采尔了。他印发了《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称闵采尔为撒旦的工具，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讲邪恶教义为满足，还号召人们起来暴动，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不得不在魏玛宫廷的诸侯面前就指控他密谋作乱一事进行答辩。人们揭发了一些事实，使他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经被发觉，他同矿工和农民的组织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就有人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他刚刚回到阿尔施泰特，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引渡他；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走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该城，市政会就会把他引渡过去。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的鼓动热潮日益高涨，使得闵采尔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闵采尔把再洗礼派争取过来，作为宣传工作的极宝贵的代言人。这个教派本来没有确定成文的教义，他们只是通过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共同立场，通过再洗礼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力修苦行，在鼓动方面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日益紧密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由于遭受种种迫害，他们居无定所，在整个德国到处漂泊，到处宣讲新的教义，因为闵采尔在这种教义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自身的需要和愿望。他们当中有无数的人遭受刑讯，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坚贞不屈；在人民的激情迅速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取得了无法估量的成就。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现成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帮助。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185〕。约在一个月以前，该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起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那十分大胆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没有绝对约束力，圣礼〔186〕毫无价值可言，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对上帝的亵渎。路德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没了，那个来自阿尔施泰特的妖精！”[25]闵采尔把他的答路德书[26]在纽伦堡付印。他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指责他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被市政会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阿尔萨斯和瑞士，然后再回到黑林山南部。这个地区早在数月以前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他的再洗礼派密使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次起义的进程。闵采尔的宣传旅行，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显然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这次旅行中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进行诱导；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坦率地同他们畅谈自己的最终目的。闵采尔当初在图林根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现在，闵采尔已经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从萨克森和图林根，到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直到阿尔萨斯和瑞士边境，他都建立了组织联系，德国南部的鼓动家，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里森的汉斯·雷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厄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都成了他的弟子和同盟的首领，这些人大多是革命的教士。他本人多半逗留在沙夫豪森边境的格里森，由此出发巡游黑高和克莱特高等地区。惶惶不安的诸侯和封建主到处对这个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反而使平民派的反抗精神更加昂扬，使他们的团结更加巩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近五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这里亲自领导起义，详情后面再谈。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两派首脑人物的品性和行为是如何忠实地反映出本派的立场，路德的动摇不定的态度，他在运动发展的严峻时刻所怀的恐惧心理，以及他投效诸侯的卑劣行径，如何同市民阶级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完全合拍；闵采尔的革命气魄和果断精神如何在最先进的平民和农民集团中得到发扬。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路德只满足于表达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借以在本阶级内部沽钓极其廉价的声誉，而闵采尔则相反，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就在德国农民中间显出了最初的征兆。[27]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管区出现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个早已被胡斯战争”被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和监禁等等”[28]弄得一贫如洗，而又不断遭到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伯海姆，人称吹鼓手小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于陶伯河谷。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灵；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伴奏，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洗刷自己的罪过，戒除尘世虚浮的欲念，抛弃一切浮华的饰物，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摒弃一切人生享受和娱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针对统治阶级而确立斯巴达式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底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底层要展示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处于敌对的地位，要使自己集结成一个阶级，就必须一开始就彻底抛弃自己身上还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一切：就必须放弃那些使深受压抑的生活有时尚堪忍受的一点点乐趣，放弃连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的一点点乐趣。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粗矿狂热形式来看，还是就它的内容来看，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的清教徒〔187〕（不同于独立派〔188〕和更激进的各教派）所鼓吹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此外，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将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而失掉其革命性质：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加，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另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革命化，无产阶级本身也就日益革命化。这样一来，这种禁欲主义就将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这种禁欲主义的教派分子那里，它也直接演变为市民阶级的吝啬之风，或者演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骑士式的道德规范，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行会手工业者式的鄙吝习气而已。无产阶级群众既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割舍，那就无须再对他们进行什么禁欲的说教了。
吹鼓手小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是从这种说教开始活动的。事实上，只有猛烈地振臂高呼，只有突然抛弃习以为常的整个生活方式，才能把没有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是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在布道时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皇帝，也不应该再有诸侯、教皇以及其他教会或世俗的权贵；人人都应该是兄弟，人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东西。一切地租、土地税、徭役、关税、赋税以及其他杂捐和贡赋都应该永远废止；各处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该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福音。这位预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扬四方。一批批朝圣者从奥登林山，从美因河、科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和莱茵河地区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创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祷，就像向圣者析祷一样；人们争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乱的绒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护身符。僧侣出来反对他，把他的目睹神灵的本领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信仰者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这个造反的牧人的礼拜日布道竟吸引了4万多人齐集尼克拉斯豪森。
吹鼓手小汉斯一连几个月向群众布道。但是，他的目的并不限于布道。他同尼克拉斯豪森的教士秘密交往，还同两个骑士秘密交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担任计划中的起义的军事首领。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吹鼓手小汉斯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了信号。在布道结束时，他说：
“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圣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请你们把妇女、小孩和老人都留在家里，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朋友都约请来，越多越好。但你们来时不要拿朝圣手杖，而要全副武装，一手拿朝圣的蜡烛，一手拿剑和矛或辙。到时候，圣母将要向你们宣告她希望你们做什么。”
[29]
在尼德兰导致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猛涨，于1493年在阿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一个秘密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还有地道的市民反对派中的人物，甚至一部分下层贵族也或多或少地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施塔特、苏尔茨、丹巴赫、施托茨海姆和舍尔韦勒等地区。这些谋反者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和现在都一贯通过高利贷榨取阿尔萨斯农民脂膏的犹太人，要求举行一次把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的欢乐年，要求取消关税、杂捐以及其他各种负担，要求撤销教会法庭和罗特韦尔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把僧侣的薪俸限定在每人50—60吉尔登，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要求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独立的、通过自行选举组成的法庭。谋反者的计划是，一旦力量足够强大，就袭击城防坚固的施勒特施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从该城发难，在整个阿尔萨斯发动起义。预定在起义时刻打出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系着长长的皮带的农民鞋，这就是所谓的鞋会［Bundschuh］，从这时起，到以后20年间，农民在密谋造反时都以此为标志和名称。谋反者常常在夜间到僻静的洪格贝格山上集会。人会时要举行极其秘密的仪式，并且规定，如有背叛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在1493年复活节前一周，正当谋反者准备向施勒特施塔特发动攻击的时候，事情还是泄露了。官方马上采取行动；许多谋反者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人被肢解或斩首，有的人被砍掉双手或指头，驱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受这第一次镇压之后并没有被消灭。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地继续存在，而且，许多散居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流亡者 德国农民战争都变成了密使，他们到处都发现同样的压迫激起了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扩建鞋会组织，使它遍布于现今的巴登全境。德国南部的农民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1493年起，他们就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他们克服了分散居住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于建立人数众多而集中的联合组织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在无数次遭到镇压和失败以及首领被杀之后，仍然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包括布鲁赫萨尔区在内的施派尔主教管区已经出现了秘密的农民运动的迹象。鞋会在这里实际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组。大约有7000人加入了鞋会组织，总部设在布鲁赫萨尔和魏恩加滕之间的下格龙巴赫，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一带，溯河而上则直达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他们的条款规定z不再向诸侯、贵族和僧侣缴纳任何息金、什一税、赋税或关税s废除农奴制度，没收寺院以及其他教会财产分给人民，除皇帝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
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这两项要求。从这时起，这两项要求经常由比较先进的农民和平民集团提出，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分配教会财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会财产以利于实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并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为止。
再度兴起的鞋会同原先的鞋会一样，也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人会的仪式，有鞋会的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高于一切！”它的行动计划同阿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加入鞋会的布鲁赫萨尔，要在那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且把这支军队派去作为周围各诸侯领地的一个流动性的集合中心。
有一个谋反者在忏悔时把上述计划告诉了教士，于是，这个教士把计划披露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阿尔萨斯的各帝国等级和士瓦本联盟〔189〕对此都深感震惊，由此可以看出鞋会组织分布之广。当局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极其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的闻所未闻的行动。农民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反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毕竟不能持久。谋反者有的被处死刑，有的逃跑了；但是因为严守秘密，所以大部分谋反者，甚至包括首领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者邻近的封建主的领地，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再次遭到失败之后，阶级斗争似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平息。而实际上，斗争仍在悄悄地继续进行。早在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就已经在士瓦本建立了组织，它显然同被驱散的鞋会会员有联系；在黑林山地区，鞋会以单个小组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十年以后，出现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农民领袖，才把分散的线索重新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不宁的时期，这两个密谋组织相继开始进行公开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同时掀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动。
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重建者是下格龙巴赫的约斯·弗里茨，他在1502年密谋失败后逃亡，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超群出众的人物。他逃亡以后，在博登湖和黑林山之间的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城附近的莱恩定居下来，甚至在那里当了土地看守人。关于他如何以那里为据点对组织进行改造，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人物吸收进组织，在法庭侦查案卷中都有极其有趣的翔实记载。这位典型的密谋家具有外交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各个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批地吸收到鞋会中来，其中有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和农民；他很可能还组织了各种层次不同的密谋活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他都极其审慎而又练达地加以利用。除了让立场坚定的密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于全国各地之外，他还让一些流浪汉和乞丐去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约斯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人数众多的流浪汉统统掌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在他的密谋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物：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到处漂泊，诡称女孩的脚受了伤，从而沿街乞讨，他的帽子上有八个以上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圣奥迪莉娅、圣母等等，他留着长长的红胡子，拿着一根带匕首和钉子的多节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廷的名义要求施舍，拿着香料和苦艾向行人兜售，穿一件铁褐色长外衣，戴一顶红色四角帽，帽上有一个特里安的小娃娃，身边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挂着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他一些乞丐头子则故意露出伤疤，也都穿着类似的古怪服装。在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十个人为了获取2000古尔登的报酬，奉命将在阿尔萨斯、封疆伯爵领地巴登和布赖斯高这三个地方同时放火，并在察伯恩区的教堂建堂节那一天至少带着他们手下的 2000人到罗森城去，在曾任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的指挥下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中间，建立了一处又一处联络站，约斯·弗里茨同他的主要密使——弗赖堡人施托费尔经常骑着马在各处巡回，并在夜间检阅新招来的兵员。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林山地区的分布情况，法庭侦查案卷中有充分材料可资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的形貌特征。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一些贵族、僧侣（包括莱恩本地的僧侣），以及失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成员中可以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下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组织的分支遍及阿尔萨斯全境，遍及现今的巴登，一直到符腾堡和美因河畔。在偏僻的山上有时举行较大的集会，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讨论鞋会的事务。首领们集会时往往约请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集会都是在莱恩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举行的，也正是在这里，通过了鞋会的十四条款；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撤销罗特韦尔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能裁决宗教事务；凡所付息金巴同本金数目相等，则不应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僧侣每人以领一份薪俸为限；没收教会财产和寺院珍宝以充鞋会军费；废除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持久和平；采取有力措施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牢固设防的城市弗赖堡作为鞋会的中心；一侠鞋会队伍集结起来，就开始同皇帝谈判，如果皇帝拒绝，就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一致通过的各项条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确和坚决，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温和怯懦分子作出相应的让步。
原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举事。只是鞋会会旗还没有置办，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隆去让人绘制会旗。会旗上除了各种徽记图案之外，还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写着一行字：愿上帝保佑神圣的正义事业。但是，当约斯·弗里茨离开驻地的时候，其他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弗赖堡，而且事前走漏了风声，加上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疏忽，致使弗赖堡 德国农民战争市政会和巴登的封疆伯爵[32]发现了线索，最后，由于两个谋反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计划终于暴露无遗。封疆伯爵、弗赖堡市政会和恩西斯海姆的帝国政府立即出动密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逮捕，受刑讯，被处死；可是这一次大多数人，特别是约斯·弗里茨都逃脱了。瑞士各州政府这一回十分凶狠地迫害逃亡者，甚至还处决了许多人。但是，瑞士各州政府同它们的邻邦一样，也无法阻止绝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那些逃亡者后来甚至又渐渐地回来了。最疯狂的是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153〕，它竟下令将很多人处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的莱茵河畔，但他常常到黑林山这一边来，而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瑞士人这一次之所以要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其原因从第二年即1514年在伯尔尼、索洛图恩和卢塞恩、爆发的农民起义[33]②就可以看出。那一次起义彻底扫除了贵族政府和城市贵族。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得了一些特别的权利。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还远不如德国。农民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的有组织的大军击败了，而这种大军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在符腾堡形成的第二个密谋组织与巴登的鞋会同时存在，而且显然与该鞋会有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就已经存在，因为自从下格龙巴赫人遭到镇压以后，使用鞋会这一名称过于危险，所以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麓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人民中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里希政府的无耻压迫以及有力地促使1513年和1514年运动爆发的连年饥筐，都使加入该密谋组织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征收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吉尔登每年要交一分尼的资本税，导致了运动的爆发。绍恩多夫城的刀匠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首领的集会地点，他们计划先夺取该城。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名农民（一说是5000名农民）开到城下，但又被公爵的官吏用种种动听的诺言劝退了。乌尔里希公爵在答应废除新税之后就带着80名骑兵匆匆赶来，这时他发现，由于他已经许下诺言，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邦议会来审议一切申诉。但是，密谋组织的首领们深知乌尔里希只不过是在向人民玩弄缓兵之计，一旦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它们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行征税。因此，他们就从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从”穷康拉德总部”发出邀请，要求各处派人前来参加同盟代表大会，并且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促进这一工作。雷姆斯河谷第一次起义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告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符腾堡各地区派了很多代表参加了5月28日在下蒂克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尽快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那里使起义向四面八方扩展。当代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动员施瓦本山的居民加入组织的时候，起义已经在各地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遭到袭击并被俘虏，可是巴克南、温嫩登、马克格勒宁根等城市却都落入同平民结盟的农民手中，从魏恩斯贝格到布劳博伊伦，从布劳博伊伦到巴登边境，整个地区都掀起了公开的暴动，乌尔里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开邦议会，一面却写信向周围地区的诸侯和自由市求援以平息起义，信中说起义危及帝国境内所有诸侯、官府和名门望族，还说起义“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邦议会，即各城市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邦议会上享有席位的农民的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高级教士还没有到会，骑士根本没有被邀请。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莱昂贝格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邀参加了议会，会上通过下列决议：把公爵手下三个可恨的顾问朗帕尔特、图姆布和洛歇尔撤职查办；由四个骑士、四个市民和囚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发给公爵固定的年律，没收修道院和寺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里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对抗这些革命的决议。6月21日，他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蒂宾根，高级教士也跟着他赶到那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那里去，市民们也就照办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继续召开没有农民参加的邦议会。在那里，市民们慑于军队的威胁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蒂宾根协议，规定公爵所负的将近100万的债务均由本邦居民偿还，而公爵本人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洞的词句搪塞农民，并且还用严禁暴动和结社的惩治法令对付他们。至于农民在邦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就只字不提了。农民们声讨这种叛卖行径；但是，自从各等级为公爵承担了债务以后，公爵又借到了钱，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34]，也派来了援军。这样一来，到 7月底，蒂宾根协议就被整个邦所接受，人们又重新宣誓，表示效忠于官方。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亲自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在卡躏尔山扎下了营寨。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因缺乏口粮而自行散去，剩下的人也因同几个邦议会议员达成一项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各自回家了。这时，各城市都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疯狂地反对农民，它们自愿派队伍去增援乌尔里希的军队，于是乌尔里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那里的城市和村庄洗劫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被斩首，其余的大多数人被判处苛重的罚款，归人乌尔里希的金库。很多人长期被禁锢狱中。当局颁布了严厉的惩治法令，禁止农民重建组织，禁止农民举行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联盟以镇压一切起义的尝试。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在这期间幸而都逃往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陆续回家。
与符腾堡运动同时，在布赖斯高和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也出现了新的鞋会反抗运动的征兆。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过起义的尝试，但立即被封疆伯爵菲力浦击溃，其首领巴斯蒂安·古格尔在弗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同一年，即1514年，也是在春天，匈牙利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人们正在进行有关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的宣传。人们同往常一样许诺说，农奴和依附农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获得自由。将近6万人参加了军队，由盖尔盖伊·多扎任指挥；他是塞克勒人〔190〕，曾在以往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封号。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不愿意进行这次十字军征讨，因为这次征讨势必要使他们失去财产和农奴。他们追赶各支农民队伍，采用武力和残暴的手段夺回他们的农奴。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怒不可遏。劳伦蒂乌斯和瓦尔纳瓦这两个最热忱的十字军传教士发表了革命讲演，使十字军对贵族的仇恨变得更加强烈。多扎本人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多扎亲自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多扎同他的农民队伍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科什原野。他们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同贵族方面的人员发生冲突，于是就开始了敌对行动，不久就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最后，农民对落入他们手中的所有贵族都采取了西西里晚祷〔191〕那样的行动，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统统烧光。宫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进行第一次人民审判时，多扎就进一步采取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五路。两路被派往匈牙利北部山区，以便在那里掀起全面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罗什·萨莱雷什指挥，留守拉科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在多扎和他的兄弟格雷戈尔率领下向塞格丁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汇集于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略求援。在萨莱雷什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以后，贵族便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科什的军团。大批俘虏都被残酷地处决，剩下的俘虏则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扎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而向乔纳德进发，他在击溃了伊什特万·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乔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流血的镇压，以清算他们在拉科什犯下的严重罪行。多扎在乔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由人民行使主权，然后向巴托里据守的泰梅什堡进发。但是，在他围困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并得到由安塔尔·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的增援时，匈牙利北部的两支军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而约翰·扎波略则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扎进击。农民遭到扎波略的袭击而溃散了，多扎本人被俘，并被放在烧红的铁椅上炙烤，在他一息尚存时，敌人强迫他的部下来吃他的肉，并规定只有吃了他的肉的人才能免受极刑。溃散了的农民由劳伦蒂乌斯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后来又一次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几千具农民尸体高高挂在路旁，或者挂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村庄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竟达6万人。贵族们费尽了心机，要在下次邦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家的法律。
这一时期在“温迪施边区”（即克恩滕、克赖因和施泰尔马克）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类似鞋会的密谋团体组织的。这个地区受到贵族和帝国官吏敲骨吸髓的盘剥，惨遭土耳其入侵者的蹂躏，饱受饥懂之苦；早在1503年，这里就成立了上述密谋团体，并且举行了一次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在1513年又举起了stara prawa（旧权利）的战旗。然而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案，1514年，当他们以更大的声势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解散了。鉴于上述情况，一再受骗的人民就在1515年春天掀起了一场来势更猛的复仇战争。同匈牙利的情况一样，各处的城堡和修道院都被捣毁，农民陪审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刑和斩首。在施泰尔马克和克恩滕，帝国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很快就把起义扑灭了。在克赖因，敌人偷袭了赖恩城（1516年秋），接着又采用了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径如出一辙的无数奥地利式的残暴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遭受一连串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在经受贵族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德国农民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悄无声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并没有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重返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地区，1517年，鞋会在黑林山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本人一直把1513年的鞋会旧旗藏在怀里，随身携带，此刻他又奔走于黑林山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同四年前一样，人们又预定在克尼比斯山上集会。但是由于人们没有严守机密，政府了解了有关情况，于是便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能干的会员，包括约斯·弗里茨在内，都不得不逃走。这一次，约斯·弗里茨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鞋会的第四次密谋活动在黑林山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出了行将席卷各个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提出的论纲就像闪电击中火药桶一样，引起了大火。〔192〕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讽刺诙谐作品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使他们团结起来。这个由一切反对派分子仓促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它却使运动的惊人力量突然地显示出来，而且更迅猛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然而，正是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猛，运动中潜在的分裂萌芽也就势必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鼓动起来的群众中，那些由于自身的整个生活地位而相互直接对立的部分，势必又相互分裂开来，重新回到平常那种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围绕着两个引力中心的形形色色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并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反对派。不过这时的运动已经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立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出版物中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就企图反对诸侯和僧侣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究竟有多大分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德国贵族在16世纪初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正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到，随着他们的没落，帝国政权也在没落，整个帝国正在解体，分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领地。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没落必然要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同步发生。这里还要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属贵族，由于他们担任的军职以及他们相对于诸侯所处的地位，他们是最能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大，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大。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对德国可怜的政治地位感到不满；对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感到不满，而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而日益加深；骑士等级对外国列强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感到不满；对德国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也感到不满。所以，贵族的各种要求都必然首先归结为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使诸侯和高级僧侣成为牺牲品。进行这种归纳总结工作的人就是德国贵族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冯·胡登，同他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还有贵族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很明确、很激进地提出了改革帝国的要求。这种要求无非就是要废黜一切诸侯，把僧侣诸侯的领地和教会财产全部收归俗用，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致就像从前的波兰共和国在鼎盛时代所建立的那种贵族民主制。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建立起贵族的即主要是军人阶级的统治，只要废黝那些分裂国家的罪魁即诸侯，只要取消僧侣的权力，使德国摆脱罗马教权的统治，就可以使帝国重新走向统一、自由和富强。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各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实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后来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要建立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贵族民主制已经不可能建立，因为当时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强大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的下层贵族同城市的联盟。在德国，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而在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193〕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且为资产阶级出身和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在德国，农奴制依然存在，贵族的收入来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被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收入来源是资产阶级性的：地租。最后，专制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从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同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行不通，因为在德国，实施全国性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尚未具备，或者极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是致力于实际推行他的理想，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让步，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同诸侯较量，日益显得元力，可见贵族光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唯一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颇有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对贵族早就领教够了，不会再去信任他们，不肯再去同他们结成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死敌。而那些理论家不是站在市民、诸侯一边，就是站在农民一边。既然帝国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提高贵族的地位，那么，贵族又怎能保证市民和农民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很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向市民指出：为了自身的利益，市民们在即将来临的诸侯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也应保持中立。胡登只字不提废除农奴制以及取消农民向贵族缴纳捐税的问题。
当时德国贵族对农民的态度，同波兰贵族在1830—1846年暴动中对本国农民的态度完全一样。同现代波兰起义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使运动获得成功。但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这种联盟恰恰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落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放弃对农民行使封建特权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笼统而又渺茫的希望就同贵族结盟，也就是同压迫他们最厉害的那个等级结成联盟。同1830年波兰的情况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农民才可能同贵族联合。但是，贵族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根本不愿意自动放弃特权，放弃自己的整个特殊地位以及绝大部分收入来源。
因此，当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到头来是独力对付诸侯的。诸侯在过去200年间就不断地夺取贵族的地盘，这一次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贵族。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道组成了一个以六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同盟，声称目的是为了自卫。济金根一方面靠自己筹款，一方面靠同附近的骑士实行联合，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组织了募兵和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里尔选帝侯大主教[35]①宣战，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驻特里尔城郊的时候，他的援军由于诸侯迅速出兵干涉而被截断了自黑森邦伯[36]和普法尔茨选帝侯[37]③都驰援特里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施图尔城堡。胡登及其战友虽然竭力求援，可是，与之结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竟置济金根于不顾。济金根本人身负重伤，放弃兰施图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几个月后就死在苏黎世湖中的乌弗瑞岛上。
随着这次斗争的失败和两位领袖的去世，贵族势力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就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效劳并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进一步置身于诸侯直接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也不愿意同解放了的农民结成公开的同盟去打倒诸侯和僧侣。
五
路德对天主教教阶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了起来，从此以后，农民没有一年不起来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年到1523年，在黑林山和上士瓦本，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就都带有系统性了。同年4月，马希塔尔修道院管区的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贡赋；5月，圣布拉辛的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因海姆的农民宣布拒缴什一税以及其他杂费；7月和8月，图尔高的农民举行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联邦实行残酷镇压，处死了很多人，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邦伯领地施蒂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可以看成是农民战争的序幕。
施蒂林根的农民突然拒绝向邦伯[38]交纳贡赋，他们结成强大的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率领下，于1524年8月24日向瓦尔茨胡特进发。在这里，他们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市民之所以很愿意促成这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153〕对他们的传教士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进行宗教迫害，此人是托马斯·闵采尔的朋友和弟子。兄弟会规定，每星期要交三个克劳泽的会费（就当时币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阿尔萨斯、摩泽尔、整个上莱茵以及法兰克尼亚等处吸收农民人会，宣告兄弟会的目标是要废除封建统治，摧毁所有城堡和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以外的一切统治者。会旗就是德意志三色旗〔194〕。
起义迅速蔓延到现在的上巴登全境。上士瓦本的贵族惊恐万状，当时他们的军队几乎全都在意大利同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通过谈判拖延时日，以便筹款招兵，待到力量足够强大，便以“烧杀掳掠”去惩罚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直辖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189〕出面斡旋，但是并没有向农民保证要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农民仍然继续行动。从 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林山到达乌拉赫和富特旺根，把他的队伍扩充到 3500人，并率领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离施蒂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力量不超过1 700人，而且这些人都相当分散。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后来确实也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了协议。贵族答应同农民订立友好的条约，或者由双方直接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贵族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理农民提出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一概解散。
经农民一致同意，拟定了十六条款，要求施托卡赫法院批准。条款都很温和。农民要求废除狞猎权和摇役制，要求取消苛重的赋税和全部领主特权，要求保证不受任意逮捕，要求保证不受法庭任意作出的不公正判决的侵害——此外别无他求。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马上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全部尚有争议的贡赋，直到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农民当然拒绝这一要求，他们让贵族老爷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又再次爆发。农民又聚集起来，诸侯和贵族老爷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了布赖斯高，深入到符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阿尔瓦的角色，他率领军队监视农民，袭击各路援军，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有时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院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贵族却宣读了一篇皇帝的诏书〔195〕作为对农民的答复。审理旷日持久，而贵族、诸侯和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备战。这时，斐迪南大公除了统治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以外，还统治着符腾堡、巴登的黑林山和阿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拘捕农民，严刑拷打，杀而勿赦，随心所欲地消灭他们，烧毁他们的家产，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逐出家园。由此可见，诸侯和老爷究竟是怎样实行停战的，他们所说的善意调停和审理农民申诉究竟意味着什么。斐迪南大公向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家族借来一笔钱，迫不及待地扩充军队；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三期募齐款项和招满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是托马斯·闵采尔在南部高地〔196〕逗留的五个月中发生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间接地完全得到了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者大都是他的弟子，他们都拥护他的思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南部高地农民的书简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拟定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给造反的农民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197〕。
与此同时，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力实现他收复本邦失地的阴谋。他从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的确是事实。在1520—1524年间，黑林山和符腾堡地区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都同他的名字有所牵连，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维尔城堡出发直接袭击符腾堡。不过，他只是被农民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取得农民的信任了。
当年冬季就这样过去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步骤。诸侯老爷已经销声匿迹，农民起义却得到了发展。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和莱希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骤起。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林山—黑高农军同符腾堡的乌尔里希一道密谋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农军参加了乌尔里希发起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徒劳行动的时候（1525年2—3月），农民于 2月9日在乌尔姆城南边的里德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里，竖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7000名上阿尔高农军在舒森河集结，因为传闻官方军队将开来对付这里的不满分子。肯普滕人民在整个冬季都同他们的大主教[39]争执不休，他们也在2月26日集结起来，并同上阿尔高农军联合在一起。梅明根和考夫博伊伦这两个城市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这两个城市在斗争中的暧昧态度，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来了。3月7日，梅明根十二条款在梅明根被上阿尔高全体农民接受。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高农民的消息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博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扩大了。司令部设在贝马廷根。
在下阿尔高，在奥克森豪森和谢伦贝格地区，在蔡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的领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而且早在3月初起义就爆发了。这支下阿尔高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扎在武尔察赫附近。
这四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梅明根条款比黑高农军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明显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农民有时也有一点果断精神，但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即在他们对敌人的花招有了体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正面河畔创建了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瑞沃特的整个地区，从伊勒河、罗特河、比伯河这几条河的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这里安营扎寨。15个地区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赶来了，从117个地区派来了援军。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里希·雪恩，他的传教士是莱普海姆的教士雅科布·韦厄。
所以，在3月初，上士瓦本六处营寨约3万—4万名起义农民都武装起来了。按性质来说，这些农军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支农军中只占少数。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各处都成为农民营寨的核心和骨干。农民群众希望用威胁手段迫使贵族让步事只要贵族保证对农民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同贵族达成协议的。可是当事情一拖再拖而诸侯军队又日益逼近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厌战情绪，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点财产的农民，多半都会跑回家去。此外，当时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帮人败坏纪律，瓦解农民斗志，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到处采取守势，而且各营寨士气普遍低落；这些情况还说明，即使撇开农军战术不精和良将奇缺这两点不谈，他们也绝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
还在农军集结期间，乌尔里希公爵就带着招募来的军队和一些黑高农民从霍恩特维尔向符腾堡进击。如果农民这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士瓦本联盟〔189〕就溃败了。但是，由于农军只采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高农军以及湖军缔结停战协定，准备进行谈判，并确定在鸠迪加礼拜日〔198〕（4月2日）了结此事。在这期间，他得以进攻乌尔里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里希公爵于3月17日再度撤离符腾堡。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付农民，但是，他自己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叛乱者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他把军队开往乌尔姆，在那里集结了新的援军。他派了一个警戒营留守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士瓦本联盟终于腾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由各方派出的兵员。于是它抛开了自己的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199〕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地遵守了停战协定。为了准备鸠迪加礼拜日的谈判，他们拟定了自己的要求，即著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全体教徒选举和罢免神职人员，废除小什一税，把大什一税158中除支付教士薪俸之外的全部余款均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权和死亡税，限制苛重的徭役、赋税和土地税，归还从教会和个人那里夺去的林地、牧场和特权，消除司法和行政部门的专横跋雇。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占很大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筒》中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封向全体农民发出的公开书简要求农民参加“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用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绝罚”威胁所有拒绝参加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参加就把谁排除于社会活动之外，完全隔绝他与同盟成员来往。所有城堡、寺院和教堂也都要按照世俗绝罚的要求加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自愿离开这些地方，同其他人一样搬进普通住宅，并参加基督教同盟。这篇激进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天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彻底战胜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绝罚”的规定所涉及的只是压迫者和叛徒，以及城堡、寺院和教堂；按照这种规定，必须把压迫者和叛徒处死，把城堡焚毁，把寺院和教堂没收，并把那里的财宝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把他们的十二条款提交给被指定的仲裁法庭法官之前，他们已经得到士瓦本联盟毁约和军队逼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高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1f农民在盖斯博伊伦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四支农军合在一起，改编成四个新的纵队；农民还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变卖其中的珠宝以充军费，并焚毁各地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准则，而原定缔结和约的鸠迪加礼拜日就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层出不穷，六个月来黑林山的起义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莱希河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一切足以说明，在德国三分之二的地区为什么农民起义会接连不断地迅速发生。此外，各处起义同时发生这一事实，也证明领导运动的人就是通过再洗礼派〔182〕以及其他密使去组织运动的那些人。在符腾堡地区，在内卡河下游，在奥登林山，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下半月就已经出现风潮；各处事前都已经指定4月2日这个鸠迪加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进行决定性的出击，举行群众起义。阿尔高农民、黑高农民和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通过敲起警钟和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把全部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入营寨，并且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采取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六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了起义。这时在讷德林根城附近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在农民的帮助下，以安东·福尔讷为首的城市革命派占了优势，福尔讷被任命为市长，该城同农民采取一致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一7日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在罗滕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经拿起武器，罗滕堡城名门望族的统治于 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贡赋恰恰是该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的、暧昧的。在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200管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举行了起义；在班贝格主教管区内，总暴动在五天之内就迫使主教[40]屈服。最后，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安下了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营寨。
在奥登林山，革命派的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亨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贝格的小店主。在这里，3月26日就已经掀起了风暴。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河。从罗滕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参加了行动。所有援军会合以后，就在格奥尔格·梅茨勒率领下于4月4日向亚格斯特河畔的申塔尔寺院进军，内卡河谷的农民也在这里同他会师。内卡河谷的农民是由海尔布隆附近的伯金根的小店主耶克莱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鸠迪加礼拜日在弗莱恩、松特海姆等地宣布起义，而文德尔·希普勒则率领一批密谋者奇袭厄林根，并把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在申塔尔，有两支联合成“华美军”的农民军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组织向各城堡和寺院发起攻击。华美军约有8000人的兵力，装备了火炮，还拥有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了华美军并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罗滕堡和厄林根的后备军中征集来的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
驻内卡苏尔姆的符腾堡地方长官路德维希·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发起了进攻。由于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由于刚刚传来了关于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厄被杀以及特鲁赫泽斯施行残酷手段等消息，农民们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逃往魏恩斯贝格，他在那里遭到攻击，城堡受到了弗洛里安·盖尔猛攻。经过长时间的鏖战，盖尔终于攻下城堡，路德维希伯爵同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即4月17日，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共同审讯这批俘虏，并强迫以黑尔芬施太因为首的14名战俘穿过手持梭镖奋力刺杀的士兵行列。过去黑尔芬施太因就是用这种最具有侮辱性的方式来处死俘虏的。占领魏恩斯贝格的行动以及耶克莱恩对黑尔芬施太因采取的恐怖报复手段，对贵族们起到了震慑作用。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亨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立过功，他们马上送来了必需的火炮和弹药。
首领们商议是否要拥立葛兹·冯·伯利欣根为领袖，”因为他可以把贵族拉到这一边来”。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但弗洛里安·盖尔从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了反动的苗头，于是就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独自行动，最初走遍了内卡河流域，后来又在维尔茨堡地区活动，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剩下的农军先是向海尔布隆进发。在这个强大的帝国直辖自由五市，和几乎所有地方一样，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反对派和革命反〈对派。革命反对派同农民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在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农民的领袖们带领自己的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被吸收加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古尔登现款，还提供了一个中队的志愿兵。只有僧侣和德意志骑士团〔201〕成员的产业遭到了洗劫。22日，农民留下少数驻防部队就撤走了。海尔布隆被指定为各地农军的联络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了代表，商议农民的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以及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同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这时又在这座城市占了优势，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登林山进发。4月24日，葛兹·冯·伯利欣根（此人在这以前的几天内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41]，然后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这时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担任华美自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的总指挥。可是，他同时又是农民的俘虏，农民十分警觉地监视着他，并责成他按首领们的意见行事，未经首领同意不得擅自行动。葛兹和梅茨勒率领农民群众通过布亨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那里从4月30日驻扎到5月5日，并在整个美因茨地区掀起暴动。各地的贵族被迫参加暴动，借此保全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遭到焚烧和洗劫。这时农军士气明显下降；最坚决果断的人都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一道离开了队伍。罗尔巴赫在农军占领海尔布隆以后已经离队出走，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不可能在一支想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久留。迫不及待地想同贵族取得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农军士气低落的标志。此后不久，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前来应募的雇佣兵，不要像以往那样，每个月都征召新兵、遣散老兵，从而使兵员不断更新，而应当使这支武装起来的、多少受过训练的队伍保持稳定。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忘乎所以，竟把整个战争看做是一种聚众掠夺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就不可能合乎他们的心意，而且，他们一旦填满私囊，就会随心所欲地返回家园。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海尔布隆的市政会成员汉斯·贝林竟说服农军的首领和顾问通过了《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删去了十二条款中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改成了恭顺的请愿语言，并且硬说这些语言出自农民之口。这一回，农民对事情忍无可忍了，他们纷纷发出强烈的呼声，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而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这期间，维尔茨堡地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当农民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主教[42]就退守到维尔茨堡附近的坚固设防的弗劳恩贝格，并驰书各方求援，结果徒劳，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邦议会，出席会议的也有农民代表。但是，会议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查获了一批信件，证实了主教的叛变阴谋活动。邦议会立即散去，造反的市民和农民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德堡；第二天，弗洛里安·盖尔及其黑军就来到了维尔茨堡，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河农军，这支军队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罗滕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葛兹·冯·伯利欣根也率领华美自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贝格。
在林普格地区以及埃尔旺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势如破竹，把整个地区都卷入暴动，烧毁了许多寺院和城堡，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中；农军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随队伍行动，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包括林普格的酒店老板在内，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准备袭击符腾堡，但经过别人劝诱以后撤退了。当时，德意志小邦分立的割据状态也同1848年一样，使各邦的革命者很难采取共同的行动。盖尔多夫农军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这支队伍在当地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势必自行瓦解。他们同格明德城达成了协议，只留下500名武装农民就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建立了农军。他们破坏了许多城堡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了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而在此以前几天，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渡河，迫使施派尔城缔结协定。冯·哈伯恩元帅只率领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召开一次邦议会以解除农民的负担。
最后，在符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山，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经结成了反对僧侣和领主的同盟，3月底，布劳博伊伦、乌拉赫、明辛、巴林根、罗森费尔德等地的农民都举行了起义。盖尔多夫农军在格平根附近，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袭击符腾堡并策动农民举行起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风潮。普富林根在 4月6日就已经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43]的政府狼狈不堪。它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和各城堡的形势极其危急，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佩格也几乎毫不设防。
政府企图集中各城市的后备军去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一时遭到了失败。4月16日，博特瓦尔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愿前往斯图加特，而进入博特瓦尔附近的温嫩施泰因山，他们在那里成了市民和农民营寨的核心，而这个营寨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同一天，察伯高也爆发了起义；毛尔布龙寺院遭到了抢劫，不少寺院和城堡都被摧毁了。援军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支持农民队伍。
温嫩施泰困山上的农军首领是马特恩·费尔巴哈尔。费尔巴哈尔是博特瓦尔市政会成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他是不得已才作出妥协跟农民走的。在这期间他仍然持非常温和的态度，阻止在各城堡执行书简条款，总是试图在农民与温和派市民之间进行调解。他阻挠符腾堡农民同华美自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符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因而曾于4月19日被撤职，但第二天又被任命为首领。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于22日带着200名坚定分子前来援助符腾堡农民队伍时，也毫无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继续留任，而自己只能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同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民进行谈判。农民坚持要政府接受十二条款，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达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6000之众的农军进驻比蒂希海姆，并威胁斯图加特。该城的市政会成员大半都已经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主持行政工作。当地的市民，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都分裂成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派三派。革命平民派于4月25日给农民打开了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符腾堡的起义农民已经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完成的；对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制订了严格的规章。托伊斯·格尔伯带领了一个中队的斯图加特军加入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绍恩多夫附近侵入符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他把整个地区都吸收入同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这样防止了他自己的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同无所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混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力量而危及他本身。他在得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绍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 5月1日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以上我们描述了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详尽地陈述其他各批农军活动情况（图林根和黑森、阿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特鲁赫泽斯的进军情况，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在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下，消灭了这第一批起义农民。
关于特鲁赫泽斯，我们在上文叙述了他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此后就一直没有提到他；3月底，他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留下一支由迫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包括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援军在内，总共近1万人，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能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路援军向乌尔姆汇合的行动极为缓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爆发起义的各邦很难征募兵员，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政府缺少经费，另一方面还由于各地要留少数部队坚守要塞和城堡，绝对不能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动的部队究竟少到何种程度，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介绍。所以，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能 德国农民战争否取得成就，将决定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这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摧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向这支农军发起攻击。农民们在联盟军队逼近时立即退却，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进入施瓦本山的峡谷和森林。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力的骑兵和火炮对农民们是无可奈何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停止追击，转而进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有5000人驻扎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驻扎在明德尔河谷，有6000人驻扎在伊勒蒂森附近，他们在整个地区掀起暴动，毁坏寺院和城堡，准备调动所有这三支部队向乌尔姆挺进。然而，这里的农民看来也有点士气低落，所以，农军在战斗中已经没有任何把握，原因就在于雅科布·韦厄从一开始就谋求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经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向农军主力发起进攻，结果彻底击溃了这支队伍。雅科布·韦厄和乌尔里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区几番追击之后，整个地区也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抢劫和额外加薪而再次发生哗变，这件事又一次打乱了特鲁赫泽斯4月10日以前的军事行动。在这以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原来在此期间，这支农军侵入了他的领地瓦尔德堡、蔡尔和沃尔夫埃格，并围攻了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发现农民是四分五裂的，于是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先后完全击溃。农军残部在教士弗洛里安率领下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使布赫霍恩（肺特烈港）和沃尔马廷根这两个城市加入了兄弟会；这支湖军于13日在萨莱姆寺院召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决定迎击特鲁赫泽斯。于是，各处立即敲响了警钟，在贝马廷根营寨集结了1万人，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来同他们汇合。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交战并获得胜利，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战中孤注一掷，而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高农军和黑高农军也逼近时，就更急于谈判了。因此，他于4月17日在魏恩加滕同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项从表面看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高农军代表也都接受这项协定，然后开往符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那些软弱、狭隘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不善于愚弄那些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000—30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湖军农民信守协定，以致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黑高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高农军也在他们的首领指使下卷进了这种背叛活动，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了这一行动，可是在这期间却使特鲁赫泽斯摆脱了险境。
黑高农军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魏恩加滕协定，可是紧接着却干了一件带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乡土观念的事，结果断送了整个农民战争。在特鲁赫泽斯同他们谈判一无所得而向符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且继续驻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从未想到同符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采取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符腾堡农民和内卡河谷农民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远离他们的家乡时，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撤回并且向弗赖堡开去。
我们已经叙述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符腾堡农民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而由特鲁赫泽斯留下的交给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则从这里向乌拉赫返回的情况。费尔巴哈尔在企图攻取乌拉赫失利之后即转往尼尔廷根，并写信向邻近所有的起义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符腾堡平原地区和戈伊相继开来了大批援军。特别是戈伊农民，他们在一直撤退到符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的周围集结起来，并且使内卡河谷和纳戈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布林根和莱昂贝格的整个地区都掀起了暴动；戈伊农民分成了两支强大的农军，于5月5日在尼尔廷根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布林根附近同联合起来的农军遭遇。农军的人数、火炮和他们的阵地使特鲁赫泽斯为之震惊；他重演故技，立即开始同农民谈判，并且同他们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他刚刚借此骗得农民的信任，就于5月12日在停战期间袭击农民，迫使他们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直到伯布林根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而落人特鲁赫泽斯手里为止。农民左翼因此失掉了根据地，遭到袭击和包抄。于是结局已定。缺乏纪律性的农民陷于混乱，随即狂奔逃命，凡是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纷纷丢掉武器仓皇逃回老家。“华美基督教农军”瓦解了，整个符腾堡的暴动也随之完全平息了。托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耶克莱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戴上镣铐押送到内卡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那里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用火慢慢地把他活活烤死，而特鲁赫泽斯本人则同他的骑士们在一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骑士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内卡加塔赫侵入克赖希高，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撕毁同农民缔结的协定，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庄，占领了布鲁赫萨尔。与此同时，特鲁赫泽斯还袭击了埃平根并俘虏了当地运动的首领安东·艾森胡特。选帝侯下令立即把艾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赖希高就这样被平定了，还被搜刮了将近4万吉尔登。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在以上各次战斗之后只剩下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则剩下了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登林山农民发起了攻击。
伯布林根失败的消息到处流传，使起义者感到恐惧。处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直辖自由市一下子都松了一口气。海尔布隆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同士瓦本联盟〔189〕妥协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海尔布隆设有农民办公室，各路农军代表在这里进行协商，准备以全体起义农民的名义向皇帝[44]和帝国提出建议。这些协商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提案，但协商过程再次表明：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等级已经发展到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革新整个德国局面的程度，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形势很快就表明，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争取贵族，尤其是必须争取市民阶级。这样一来，文德尔·希普勒就掌握了协商的领导权。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中，文德尔·希普勒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最正确。他不是像闵采尔那样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像梅茨勒或罗尔巴赫那样代表农民的人物。他那多方面的经验，他那对各个等级相互间的态度的实际了解，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某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完全处于当时正式社会联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初期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形势的推动下已经预感到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正如闵采尔一样，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一切进步成分中起中介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也已经预感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必将实现。诚然，他所主张的原则和他所提出的要求都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但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正在出现的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农民一旦决心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就不能不接受他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农民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就在海尔布隆采取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农民对中央集权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以及在废除境内关税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简言之，这类规定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十分明显地维护城市市民利益而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所以，当时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接近现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被概括为一种“帝国改革”方案以后，即使不从属于市民的当前要求，也必然从属于市民的最终利益。
当人们还在海尔布隆对这一帝国改革方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贝林已出城迎接特鲁赫泽斯，准备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同他商谈有关交出该城的问题。城里反动派的活动支持了这一背叛行为，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一起逃走。他前往魏恩斯贝格，企图在那里召集符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了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逼近了，他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当时已经征服了整个内卡河地区，迫使农民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庄，刺死或绞死了所有曾经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为了给被杀的黑尔芬施太因报仇，他们把魏恩斯贝格烧成了一片焦土。
这时，在维尔茨堡近郊汇合的农军包围了弗劳恩贝格，并于5月15日在缺口尚未攻破之前就向堡垒发起勇猛的冲锋，但没有成功。城壤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其中有的阵亡有的负伤。两天之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这里，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贝格郊外，同时，可以在特鲁赫泽斯视线之内调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主力部队，前往亚格斯特河畔克劳特海姆附近安营扎寨，所有援军都可以到那里去集中。这个计划非常出色；只有通过团结群众并依靠人多势众才有希望打败当时已经拥有13000人的诸侯军队。然而，农军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情况过于严重，已经无法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葛兹·冯·伯利欣根在此后不久就公开成为叛徒，他当时可能也曾竭力阻碍农军的行动，因此，希普勒的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而农军却像往常一样陷于分裂状态。直到 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应尽速接应之后才开始行动。26日，驻扎在维尔茨堡的封疆伯爵安斯巴赫各中队在接到封疆伯爵已经对农民开始采取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队的残部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费尔德附近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已经放松了战斗的准备。许多人在这里听说他们的村子当时已经宣誓效忠于特鲁赫泽斯，也就以此为借口各自回家了。农军继续向内卡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遣使者到法兰克尼亚、阿尔萨斯和黑林山一黑高农军驻地要求火速驰援。葛兹从内卡苏尔姆撤回厄林根。德国农民战争农军的兵力日益减少，葛兹·冯·伯利欣根也在行军途中不见了自他骑着马回了家，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里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同特鲁赫泽斯谈妥。在厄林根附近，由于误传敌人逼近的消息，突然使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感到惊恐万状；农军秩序大乱，四散逃走，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很大力气才集合了大约 2000人，再次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名战士来到这里，可是由于葛兹显然为了叛变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泰因到厄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并没有同华美军相遇，就开到内卡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华美白军的几个中队占领的小城遭到了特鲁赫泽斯的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经看见联盟军队营寨的火光，但是，农军首领们不敢进行袭击，而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华美白军残部。内卡苏尔姆既无援军解救，就于29日向联盟军队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杀害了13个农民，然后追击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整个内卡河谷、科赫尔河谷以及亚格斯特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的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同一些农民相遇，这些农民由于受到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发动的攻击，被迫向陶伯河畔柯尼希斯霍芬撤退。农民总共有8000人，拥有32门大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在丘陵和森林的掩护下悄悄逼近农民，命令几个纵队迂回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农民尽管以几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一直战斗到深夜，但结果还是被彻底击溃了。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农民的死神”即联盟军队的骑兵也充当了消灭起义军队的主力，这支骑兵在农民遭到枪炮和梭镖的进攻而感到惊恐之后便猛冲过去，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杀死。特鲁赫泽斯究竟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的战争，曾参加农民军的300个柯尼希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就可作证。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被杀得只剩下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用这种办法镇压了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的农民之后，便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从而平定了整个地区，然后就向维尔茨堡进发。他在中途获悉，由弗洛里安·盖尔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正驻扎在苏尔茨多夫附近，于是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攻。
弗洛里安·盖尔在猛攻弗劳恩贝格失利以后，主要致力于同各个诸侯和各个城市，特别是同罗滕堡城和安斯巴赫封疆伯爵卡齐米尔就加入农民兄弟会问题进行谈判，但柯尼希斯霍芬失败的消息突然打断了谈判。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联合在一起。这支农军是新建立的。卡齐米尔封疆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即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借以控制其境内的农民起义。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的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设法把农民的仇恨主要转移到教会机构上去，并企图通过最终查抄这些机构来中饱私囊。同时他不断扩充军备，伺机而动。伯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其境内的造反农民采取敌对行动，掠夺并焚毁了许多村庄，下令绞死和屠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地集结起来，在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指挥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在追击他的时候，从处境困难的奥登林山农民那里传来了求援的消息，农民立即向海丁斯费尔德进发，并从那里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在这里，他们一直得不到有关奥登林山农军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派4000人尾随其他农军开去——其余的人则都散去了。他们听信了说传的关于柯尼希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深感安全，不料就在苏尔茨多夫附近遭到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骑兵和雇佣兵照例屠杀农民，以致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集合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因戈尔施塔特村。200人占领了教堂和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队跟踪追击，一支1200人的纵队攻占了该村，并放火烧毁了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统统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队在年久失修的城堡墙垣打开缺口，企图发起冲锋。但两次冲锋都被隐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了，普法尔茨军队轰倒了这第二堵墙，然后发起第三次冲锋，这一次终于得逞了。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同最后的200人一起逃出险境。但是，他的隐匿处第二天（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就被发现了；普法尔茨军队包围了他所隐匿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斩尽杀绝。在这两天之中，普法尔茨军队只俘虏了17人。弗洛里安·盖尔同很少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去投奔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当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却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散去了。他还力图把离散在森林中的农民集结起来，可是在6月9日，他就在哈尔附近遭到了官军袭击，在战斗中阵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柯尼希斯霍芬获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贝格的被围者，此刻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会已经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夜里就把该城连同驻扎在城内的5000个农民包围起来，并于翌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了由市政会自行打开的各个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了武装，所有首领统统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的形形色色的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五堡，其中有维尔茨堡本地的主教[45]本人，有班贝格主教[46]，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封疆伯爵。这帮显贵分别承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贝格主教一起进军，这个主教立刻撕毁了他和当地农民缔结的协定，让联盟军队的兵痞在他的领地上路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卡齐米尔封疆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地。代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这个封疆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下令将18个造反者斩首，在马克特贝格尔下令将43个造反者斩首。他从那里开往罗滕堡，当时罗滕堡的名门望族已经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逮捕了斯蒂凡·冯·门钦根。以前，罗滕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极其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以任何援助，他们生d性狭隘自私，为了城市行会的利益，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只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勉强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贡赋中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封疆伯爵下令将他们当中的16个人斩首，门钦根当然首当其冲。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管区进行扫荡，到处掠夺焚烧，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者，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将13个维尔茨堡市民斩首以庆祝大功告成。
在美因茨地区，当地的地方长官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没有遭到抵抗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平静。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高本来也发生过骚动，可是，大家早就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里希的堂兄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谋反头目，于是莱茵高就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巨大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会的退让，后来则靠征集军队控制住了局势。在莱茵普法尔茨，在选帝侯毁约以后大约又有8000个农民集结起来，再次烧毁寺院和城堡；但是，特里尔大主教[47]得到冯·哈伯恩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了农民。随着惨案不断发生（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随着魏森堡于7月7日被占领，这里的起义就最终结束了。
这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没有被征服：黑高一黑林山农军和阿尔高农军。斐迪南大公曾经利用这两支农军进行阴谋活动。就像卡齐米尔封疆伯爵以及其他诸侯企图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地产和诸侯领地一样，斐迪南大公也企图利用起义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权力。他曾经和阿尔高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和黑高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进行谈判，要求他们俩说服农民宣布站在奥地利一边g这两个首领虽然都是可收买的人，可是，他们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使阿尔高农军和斐迪南大公缔结停战协定，并对奥地利保持中立，仅此而已。
黑高农军在从符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封疆伯爵境内争取到了一些援军。5月13日他们向弗赖堡进军，18日开始轰击该城，23日该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进入城内。他们从这里开往施托卡赫和拉多尔夫采尔，并同两城守军进行小规模持久战，但并没有取得战果。这两个城市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市都根据魏恩加滕协定向湖军农民求援，而湖军中营日的造反者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实在太严重了。只有 600人拒绝战斗，他们想加入黑高农军，结果被杀害。然而，在卖身投敌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策动下，黑高农军放弃了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散去了。农军的残部借助于希尔青根的狭窄而陡峭的山间小路以自卫，7月16日，他们在当地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若干城市出面为黑高农军斡旋而缔结了一项协定，然而该协定最终并不能使汉斯·弥勒幸免于难，他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但仍在劳芬堡被捕并被斩首。在布赖斯高，弗赖堡这时（7月17日）也背叛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但由于诸侯军力单薄，也于9月18日在这里缔结了奥芬堡条约〔202〕，松德高也一同签署了该条约。黑林山的八路联军和克莱特高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这时为冯·苏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举行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林山农军被迫签订条约〔203〕，12月6日，上莱茵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了。
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阿尔高农军又向各寺院和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有力的报复。他们遭遇的官军为数不多，这种军队只能进行零星的小规模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农军。6月间，在一向恪守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由于偶然碰上了几路能及时赶来支援名门望族的联盟军队，才被镇压下去。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仑。农民奔往城郊，正想轰击城垣，这时他们获悉特鲁赫泽斯正从维尔茨堡朝他们逼近。7月27日，农民兵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上金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进逼。可是，士瓦本联盟却命令特鲁赫泽斯向农民进攻，只是不许纵火；然而特鲁赫泽斯非常精明，即使他能够驾驭那些一贯在博登溯到美因河一带逞凶肆虐的雇佣兵，他也决不会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与洛伊巴斯河为掩护设防，他们约有 2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用11000人面对农民阵地布阵。两军阵地都很坚固。骑士在那样的地势下发挥不了作用。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都比农民强，而阿尔高农军却有大批久经战阵的士兵和经验丰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性能良好的火炮。7月19日，联盟军队开始连续炮击，20日，双方继续炮战，但不分胜负。21日，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3000名雇佣兵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伦茨贝格认识农军中的许多军官，这些军官在远征意大利时曾经是他的部下。于是他就同他们取得联系，进行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倒戈阴谋却奏效了。瓦尔特·巴赫和其他许多军官和炮手都被收买。他们竟让人将农民的全部库存弹药统统毁掉，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刚离开原来的坚固阵地，马上就陷入埋伏，这是特鲁赫泽斯在同巴赫和其他叛徒串通以后，为对付农军而预设的埋伏。农军的首领已经成为叛徒，这些人借口进行侦察而离开了队伍，并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就更加无法进行自卫了。两个农军纵队全被击溃，只有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率领的第三纵队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个纵队在肯普滕附近的科伦贝格山重整旗鼓，却遭到特鲁赫泽斯的包围。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了农军的补给线，并下令放火焚烧周围大约200个村庄，企图以此来瓦解农军的斗志。农民们忍受着饥饿，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焚毁，终于被迫投降了（7月25日）。有20多人立即被处死。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中唯一不举降旗的领袖，他逃到了布雷根茨，但是在那里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以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地区的那些早期运动爆发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从2月底或3月初开始定居于帝国直辖自由市米尔豪森，这里是他那一派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掌握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掀起风暴，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这里群情万分激昂；由于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广泛传播，特别是由于被压迫农民物质生活十分贫困，邻近的各邦——黑森、萨克森以及哈茨山区也都具备了发动总起义的条件。尤其是在米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的群众都已经被争取到闵采尔的激进路线一边，并且急切地等待时机，以便凭借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同不可一世的名门望族进行较量。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保持冷静；然而他的弟子、在米尔豪森领导运动的普法伊弗却已经动手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使闵采尔无法再延迟起义的地步。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米尔豪森就已经发生了革命。原有的城市贵族市政会被推翻了，政权掌握在新选出来的“永久市政会”手中，而永久市政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204〕。
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他做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种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我们在最近还看到过这样的事例；只要回顾一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205〕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的处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们本身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在有了二月政府——姑且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政府〔206〕——的经验以后，谁还指望获得官方地位，那他必定是目光短浅到了极点，再不然就至多是口头上的激进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米尔豪森永久市政会首脑所处的地位，要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执政者所处的地位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当时的运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也都没有达到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的成熟地步。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宣讲的关于基督教平等以及按照新教精神实行财产公有的教义；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当时已经宣布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政府机构都应取消。可是，实际上米尔豪森仍然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仅仅略带几分民主色彩，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监督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存社会就惊恐万状；而所谓推翻现存社会，事实上仅限于进行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其目的就是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
闵采尔本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同他所直接面临的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的天才观点在他的大批拥护者的愚钝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条鸿沟就越明显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投身于扩大和组织运动的工作；他向四面八方发出信件，派遣使者和密使。他在信件和传教中流露出一种革命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甚至同他本人的早期著作相比也令人震惊。闵采尔在革命前所写的小册子中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幽默情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那种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先知；他不断激起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激发狂放不羁的热情，所用的完全是旧约中的先知表达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激烈的语调。从闵采尔这时努力追求的文风就可以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米尔豪森的示范作用和闵采尔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远近各地产生了影响。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山，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和富尔达，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烧毁城堡和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米尔豪森始终是运动的中心。这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粹市民阶级的运动获得了胜利，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一派一直对农民采取暧昧的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面对农民一开始也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就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况一样。直到4月的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一支军队——这个邦伯就是菲力浦，新教和资产阶级有关宗教改革的史籍对他的虔诚盛加赞扬，而我们却要在这里简要地揭露他对农民采取的卑鄙手段。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很快就平定了他的绝大部分领地，然后招募新兵，侵入直到当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48]的领地。5月3日，他在弗劳恩贝格击败了富尔达的农军，平定了全境，并乘此机会不仅摆脱了修道院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他是准备日后再把这些教会领地变为世俗领地。然后他就攻下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察，并同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攻起义大本营米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大约8000人的军队，并配备了一些大炮。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部分农军在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装备很差，纪律松弛，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级领导者都非常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尽管如此，诸侯还是认为在这里适于采取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胜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但后来却在停战期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他的人马驻扎在今天仍称为战斗山的阵地上，以车垒〔207〕为掩护。农军士气日益低落。诸侯许下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并且把他献出来，就可以得到宽赦。闵采尔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并让大家讨论诸侯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教士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喝令把他们俩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果断有力的威慑行动受到了坚定的革命者的欢呼，农军又略为稳住了阵脚；但是，如果后来不是有人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定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绝大部分农军最后还是会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垒后面迅速摆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经向自卫能力丧失殆半而又不习惯于作战的农民飞来，雇佣兵已经冲到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垒防线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整个队伍都被击溃了。他们四散奔逃，愤不成军，结果就更容易落入包抄过来的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农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渠。8000个农民中有5000多人被杀；剩余的农军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同时进了城。该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米尔豪森也宣布投降；一直留守该城的普法伊弗逃脱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捕。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遭到严刑拷问，然后被斩首。他毕生英勇果敢，在走向刑场时，依然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弗也被斩首，此外还有无数人也遭到杀害。在富尔达，那位上帝的虔诚信徒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察杀死41人，在弗兰肯豪森战斗以后杀死300人，在米尔豪森杀死100多人，在格尔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廷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被打成残废的、受刑较轻的，以及城市村庄被洗劫被焚毁的事，就更不在话下了。
米尔豪森不得不放弃帝国直辖自由市的权利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达的修道院辖区被并人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率军穿过图林根林山，这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这里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烧毁了许多城堡。诸侯军队同农民会战于迈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向城中撤退。迈宁根城突然关闭城门，并威胁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同盟者倒戈而陷入困境，只好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溃散了。比尔德豪森营寨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和上法兰克尼亚的起义者最后的残部就被消灭了。
阿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的农民临近4月中才开始起义，接着，上阿尔萨斯和松德高农民也揭竿而起。4月18日，一支下阿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托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埃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尔比斯河谷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下阿尔萨斯农民大军，并筹划攻占城市和村镇、捣毁寺院。各地都要求每三个男人就要征召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比士瓦本一法兰克尼亚农军的条款要激进得多〔208〕。
下阿尔萨斯农军的一个纵队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该城而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各地市民的赞同下，于5月10日占领了贝格海姆，13日占领了拉波茨韦勒，14日占领了赖兴魏尔。在此期间，第二个纵队由埃拉斯穆斯·格尔伯率领踏上征途，试图袭击斯特拉斯堡，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个纵队就向孚日山脉进发，捣毁了毛尔斯明斯特寺院并围攻察伯恩，该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与边境毗连的公爵领地上发动起义，同时还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农军在萨尔河畔埃比泽姆附近和诺伊堡附近建立了庞大的营寨；在萨尔格明德附近有4000个德意志的洛林农民构筑了防线，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孚日山脉的科尔本农军在斯蒂泽尔布罗恩附近，一支是克莱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阿尔萨斯农军的驻地。
上阿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相继于5月10日、5月12日、5月15日迫使苏尔茨、盖布韦勒、森海姆及其附近地区同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由于力量太弱，无法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用说进攻他们了。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以外，整个阿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但是，这时官军已经逼近，准备镇压奋起造反的阿尔萨斯农民。这些官军是法国人，他们在这里复辟了贵族统治。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队伍出发了，这支队伍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埃蒙特、伦巴第、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5月16日，安东公爵在卢普施泰因附近同4000名农民遭遇，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农民打败了，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察伯恩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毫无防备的农民遭到了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阿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阿尔萨斯农军进攻。上阿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察伯恩支援下阿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韦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的全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由于敌人拥有极大的优势——3万人对7000人，由于一部分骑士，特别是赖兴魏尔城的地方长官[49]投敌叛变，所以他们虽然以巨大的勇气拼死抵抗，但结果仍然遭到挫败。上阿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惯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阿尔萨斯全境。只有松德高没有受到公爵的蹂躏。奥地利政府于是扬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胁迫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了恩西斯海姆协定。但是过了不久，奥地利政府就撕毁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鼓吹者和领袖成批绞死。农民于是再次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一直到松德高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下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战争还需要加以介绍。自从恢复旧权利运动以来，这一地区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管区始终都在反对政府和贵族，这里也是广泛传播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的支持下，从1522年以来就因该城的城市特权和宗教事务而同大主教[50]发生争执。1524年底，大主教命令招募来的雇佣兵袭击这座城市，用城堡上的大炮进行威胁，并迫害异教的传教士。同时，他还征收新的苛捐杂税，从而激起了全城居民的极大愤慨。1525年春，就在士瓦本一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爆发的时候，整个萨尔茨堡地区的农民和矿工也突然举行起义，组成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的农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同德国西部农民一样结成基督教同盟，并且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这里的条款有十四条。
在施泰尔马克、上奥地利、克思滕和克赖因，新的非法的赋税、关税和规定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于1525年春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一些城堡，并且在哥伊斯附近打败了曾经镇压过恢复旧权利运动的老将——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采取欺骗手法招抚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多数人仍然保持团结，并同萨尔茨堡农民实现了联合，这样一来，农民和矿工就控制了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和克赖因的绝大部分区域。
在蒂罗尔，改革的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曾在这里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为明显。斐迫南大公也在这一地区迫害新教义的传教士，并且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同其他各地一样，这里也在1525年春爆发了起义。起义者的最高首领盖斯迈尔是闵采尔派，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起义者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对僧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尤其在南部，在埃奇河地区更是如此。福拉尔贝格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高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了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者作出让步，可是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企图用烧杀掳掠的手段消灭这些造反者。他召集了各世袭领地的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同农民缔结了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集结力量，以求尽快地用另一套语言去教训这些奋起造反的人。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实施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由于耗尽了钱财，便开始在公爵领地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扎尔族部 德国农民战争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泰尔马克人民再次举行起义，在7月2—3日的夜间，他们在施拉德明袭击步兵统领迫特里希施坦，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早晨，农民组成陪审法庭，把俘虏中的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判处死刑。这些贵族立即被斩首。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五个公爵领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蒂罗尔，议会的要求也得到批准，因而北部就被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仍然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直到12月，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处决了一大批落到他手中的暴动策划者和领袖。
8月，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1万名巴伐利亚士兵向萨尔茨堡开来。由于这支强大军队的到来，加上农民之间出现了纷争，这就促使萨尔茨堡起义者同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大公也对此表示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增补了足够的兵力以后，便立即撕毁协定，因而迫使萨尔茨堡农民再次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坚持了一个冬天，春天，盖斯迈尔来到他们这里，并同来自各方面的官军展开了战绩辉煌的较量。在1526年5—6月间，他在一系列出色的战斗中先后打败了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并且阻击了各路敌军，使之久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了围攻拉德施塔特的机会。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团团围住，他被迫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穿过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的密谋活动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个国家卷入对奥战争，如果成功了，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在洽谈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51]就不得安宁。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于1527年杀害了这位危险的造反者。[52]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境内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再度遭受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各地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农民承受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而且一时还受到加倍的压迫。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起义遭到镇压而更加恶化。凡是贵族、诸侯和僧侣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的东西，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同现代无产者是一样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了产，大批依附农则被迫去充当农奴，公社的整片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由于社会动荡而被迫流浪，或成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那个时代习以为常的现象，而且一般说来，农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到极点，以致不可能通过增加赋税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下去。接踵而来的历次宗教战争，以及最终爆发的那场一再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口锐减的三十年战争〔209〕，使农民遭受灾难的深重程度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生产力，同时又摧毁了许多城市，从而使农民、平民和破产市民长期陷入一贫如洗的苦难深渊。
遭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走，不是卖给外国，就是入炉熔化了，他们贮存的物资都耗尽了。他们在各地的抵抗力最薄弱，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完全集中在他们身上。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看高级教士陷入窘境成了众矢之的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普遍推广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利农民的做法，而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在新教各邦中，高级教士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名门望族手中。甚至连僧侣诸侯的权势也已受到侵犯，世俗诸侯则很善于从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例如，我们看到，富尔达修道院院长[53]①是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又如，肯普滕城竟强迫拥有诸侯封号的修道院院长[54]把他在该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该城。
贵族也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一些极其显赫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为诸侯效劳来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疑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重要地位而处于诸侯的统治之下。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得到巩固；市民阶级反对派很久都不能复原。城市贵族旧时的陈规惯例一直沿袭到法国革命时期，使工商业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束缚。诸侯们认为，市民派或平民派在斗争期间只是靠了城市才得势于一时，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一些原先就隶属于诸侯领地的城市（例如弗兰肯豪森、阿恩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遭到了残酷的敲诈勒索，这些城市的特权被剥夺，面对贪婪专横的诸侯，只能任其摆布；另一些帝国直辖市（例如米尔豪森）则被并入诸侯领地，或者像法兰克尼亚的许多帝国直辖市那样，至少要由毗邻的诸侯兼管。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从农民战争的结局中捞到好处的是诸侯。本文一开头就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通过集权构成一个国家，这种发展状况只能造成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因而在分裂状态下代表这种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势力的诸侯，便成了从现存社会政治关系的每一次变动中都必然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如此低下，同时各省区的发展水平又是如此参差不齐，致使在世俗诸侯领地之外，还有行使主权的僧侣管区、城市共和国以及拥有主权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并存；但是这种发展尽管十分迟缓无力，却不断地推动省区的集权，也就是说，它迫使其余的帝国等级屈从于诸侯的统治。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才能从中得利。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被削弱而得到相对的好处，他们还从其他所有等级那里夺走了主要战利品［spolia opima］，从而得到绝对的好处。教会财产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变成了世俗财产；一部分接近破落或完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来的金钱都源源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城市特权，他们在财政措施上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德国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剧和巩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不仅分成无数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国家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都分裂为多层次的等级和等级集团。除了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所有这些等级的利益即使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是怎样缓慢地、勉强地、因地而异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却还是违背现存条件给国家发展所规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开展自己的运动，因而不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最后势必遭到失败。济金根起义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整个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也没有采取共同行动，而是互相掣肘。我们也已经看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零散，因而使革命运动遭到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断送了整个运动；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和平民都没有采取过集中的全国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在每个省区都各行其是，从来不愿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斗中相继被官军歼灭，而官军人数往往不到起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阐述中看得一清二楚。某些农军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无异于对共同事业的背叛，而唯一能使各路农军实现联合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而在于使他们吃了败仗的各种各样的敌人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形最鲜明地说明了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心的毛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在这里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运动相似的情况。在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无法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阶级的要求服从它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它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而且总的说来，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决不会再把资产阶级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国的多数群众，即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同伴（即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暂时还是他们的天然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革命；在某些地方，他们又被无产阶级所抛弃，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够先进；而他们自己中间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显的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即使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却也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
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德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而欧洲四分五裂的状况就更为严重。1848年的革命并不是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狭窄范围之内。可以说，曾经作为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这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秋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
[1] 指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2] 在《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第三版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3] 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4] 见本卷第 318—319页。——编者注
[5] 见本卷第319页。——编者注
[6]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99一302页。——编者注
[7] 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8] 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编者注
[9]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 364—365页。——编者注
[10]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11]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6页。——编者注
[12] 马丁·路德《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编者注
[13] 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 713页。——编者注
[14] 马丁·路德《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编者注
[15] 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4页。——编者注
[16]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17] 《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 55页。——编者注
[18] 托·闵采尔《布拉格宣言》.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 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 64—67页。——编者注
[19] 托·闵采尔《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暴特宫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编者注
[20] “撒谎的博士”是闵采尔对马丁·路德的蔑称。——编者注
[21] 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编者注
[22]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一78页。——编者注
[23] 托·闵采尔《1522年3月27日给菲力浦·梅兰希顿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6页。戚美尔曼错把日期写成1524年3月29日。——编者注
[24] 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页。——编者注
[25] 马丁·路德《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81页。——编者注
[26] 托·闵采尔《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编者注
[27] 我们在纪年上沿用了威·戚美尔曼的材料，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国外缺少足够的资料，而戚美尔曼的材料也已经能完全满足本书的要求。
[28] 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 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18页。——编者注
[29]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21—122页。——编者注
[30]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编者注
[31] 弗里斯兰农民起义于1500年爆发。“1497年前后”是恩格斯从威·戚美尔曼的著作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32] 克里斯托夫第一。——编者注
[33] 这次起义最初于1513年爆发。——编者注
[34]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35]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36] 菲力浦一世。——编者注
[37]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38] 鲁·冯·苏尔茨。——编者注
[39] 塞·冯·布赖滕施暴因。——编者注
[40]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41]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42]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43]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44] 查理五世。——编者注
[45]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46]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47]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48] 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49] 乌·拉波尔特施奉恩。——编者注
[50] 马·朗格。——编者注
[51] 马·朗格。——编者注
[52] 米·盖斯迈尔于1532年4月15日被杀害。一一编者注
[53] 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54] 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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