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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52〕



　　 科隆，12月11日。当三月的洪水〔53〕——一场势头很小的洪水——消退以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陈旧货色，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54〕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些拥有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曾提出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一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埃尔伯费尔德的托利党人〔55〕，才与莱茵省保持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不过与它的初衷不符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通过一次同王权的和平交易取得的，而是通过一场革命取得的。它本来不应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上帝赐予的一道屏障，可以用来掩盖它自身的尘世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式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狂热地向往立宪君主制。所以，虽然二月革命4及其在德国的可悲结果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感到高兴，因为这场革命使国家的权柄落到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手中，但是这内场革命同时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统治权，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而是一个受取得了胜利的人民的委托来保护人民自身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
　　康普豪森倒也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处境的难堪之处，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便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而汉泽曼的特权却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卑鄙。是否脸红，就是这两个油漆匠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53〕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贵族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革命仅仅以1648年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至少就欧洲来说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则仅仅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等级集团，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层。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好闲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立宪君主制，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统治。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确立立宪君主制，在事实上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它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意志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卡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以及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而1848年柏林革命的抱负，则在于造成时代错乱。这次革命的光芒就像某些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些星体消逝了10万年以后，才到达我们地球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只是缩小了规模，就像它在一切方面都缩小了规模一样。它的光芒是一具早已腐烂的社会尸体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看到，不仅有一个阶级在它后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它前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者——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而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经从属于旧社会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重新出现的那些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作为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迫使它前进；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怨恨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从未显露的岩层，由于一次地震而被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剩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1]——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翻译




[1]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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