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只是革命政党的一些非革命成分［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页）。——编者注］；陷于灭亡的是造反的政党［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政党”（同上）。——编者注］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多少带有非革命性质的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主要由于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造反的政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成真正革命的政党。”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的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矿山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工业资产阶级本身愈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毫无成果的起义[76]之后［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各次起义被血腥镇压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编者注］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所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阶级［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小市民阶级”一词。——编者注］，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为数可观［注：“为数可观”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乔治·赫德逊［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编者注］——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77]。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社会［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资产阶级社会”（同上）。——编者注］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这种形式的满足，在这种形式下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最后，两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使普遍不满情绪的爆发发展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5年和1848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民中的普遍激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7页）。——编者注］1847年的那个接近于饥荒的局面［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7年的物价腾贵”（同上）。——编者注］，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许多流血的冲突。这边是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边是人民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79]，而在巴黎贵族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编者注］，就是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英国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法的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行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在法国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资产阶级中的反对派在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中联合了起来［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编者注］，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在巴黎，商业危机［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工业危机”（同上）。——编者注］迫使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国外市场上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开设起大的零售公司，使大批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表现出了革命性。”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9页）。——编者注］，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云云。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战斗权的篡夺。”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和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二月共和国首先只能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全面，即让法国的一切有产阶级都获得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摆脱了1830年革命［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七月王朝”（同上，第400页）。——编者注］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给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这一广大阶级（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家，因为土地已经抵押给他们了）［注：“土地”、“这一广大阶级”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显露出来了。正如在1830年的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1830年的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1848年的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从共和国那里［注：“从共和国那里”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争到手了。”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而是“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编者注］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工业的那种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将成为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最后根蒂［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物质根蒂”（同上）。——编者注］，从而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注：下面恩格斯略去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2页）。——编者注］。但是二月革命首先反对金融贵族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还没有在法国占据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注：在马克思文章中接着是：“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同上）。——编者注］现代工业为自己的产品夺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国内市场的范围［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国内市场的范围”，而是“国家的境界”（同上）。——编者注］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保护关税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他们只是集聚在里昂、利尔、牟罗兹、卢昂［注：这几个地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样几个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因此，充分发展的和决战式的反资本斗争［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编者注］，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抵押制，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一句话，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在革命进程把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即既非资产者又非无产者、构成法国国民大众的农民和小资产者［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编者注］发动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并迫使他们参加无产者行列［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同上）。——编者注］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工人们才能够不是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宣布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并把它作为与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相反的利益加以维护。[80]工人们只能用1848年6月可怕的失败做代价走向［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来换得”（同上）。——编者注］这个胜利……
　　于是，并非在现实中，而是［注：“并非在现实中，而是”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否认有互相敌对的［注：“互相敌对的”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君主制［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君主立宪制”。——编者注］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注：接着删去了：“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伪善的词句里”（同上）。——编者注］，——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和阶级利益［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阶级和阶级利益”，而是“阶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编者注］的这种在想象中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一切现存的阶级对抗，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尘世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互相斗争的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要求成立一个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最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着手解决这一任务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就已经瘫痪，商品流转已有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当然又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财富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编者注］、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末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本身——无产阶级的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这里指卢森堡委员会。——译者注］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寒暑表。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傲然自信的精神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银行［注：这里和以下几段中不带有任何定语的“银行”，英文原文是“the　Bank”，马克思文章中的德文是“die　Bank”，显然是指法兰西银行。——译者注］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私人信用［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商业信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6页）。——编者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私人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象洪水泛滥一样立刻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不是也一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吗？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象皮特在1797年那样，中止现金支付［注：“象皮特在1797年那样，中止现金支付”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把银行券规定为法定货币。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金融贵族的权势［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银行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7页）。——编者注］！”

　　“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并宣布为统一公债。这就激起了小资产者［注：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原已处境困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6页）。——编者注］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领到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公债券，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而他们进行二月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些高利贷大王！！
　　……四十五生丁税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使它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等于这项可恨的税收，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一切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注：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为了使资本不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编者注］首先就对这个阶级［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农民”（同上）。——编者注］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现任财政部长，高利贷银行家富尔德曾向赖德律－洛兰提出过这一补救方法，而这位公民，如他自己在国民议会所述，对这样一个建议则严辞驳斥，其义愤填膺之状人们记忆犹新。［注：“现任财政部长……”这句话，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编者注］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注：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在伊甸园中有一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因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而禁止人们摘食。——译者注］！！！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受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旧账，反而陷进了被逼着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资产阶级社会［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8页）。——编者注］，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才能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词句——都已成了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是不断反对恢复信用（以绝对承认现存的阶级对抗［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同上）。——编者注］为基础的信用）。所以，一定要一劳永逸地把工人干掉才行。”［注：“一劳永逸地”是恩格斯加的。在5月号的《民主评论》上登到这里为止。——编者注］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二十四营别动队，每营一千人，主要由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特点［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文化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编者注］不同而有所不同，［注：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的特点”（同上）。——编者注］处在临时政府征募他们时的青年时期，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鄙的盗匪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用每天一法郎五十生丁薪饷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共和国牺牲的高调把他们迷住了。人民就把这二万四千名刚刚离开街垒的健壮、蛮干的青年士兵当作自己的军队，当作与旧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相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卫军。［注：恩格斯用这句话代替了下面一段话：“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蛮干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同上）。——编者注］他们的错误是有情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十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十一个半便士）一天［注：“（十一个半便士）一天”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干枯燥、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之类的活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整个工人阶级［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工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0页）。——编者注］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要求建立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谣传［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同上）。——编者注］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巴黎资产阶级、法国和欧洲的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注：有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同上）。——编者注］，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一下子把他们的全部仇恨和不满都发泄到这些国家工厂的头上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消耗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注：接着删去了：“而毫无得救希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编者注］的小资产者，巴黎小店主［注：“巴黎小店主”是恩格斯加的（同上）。——编者注］了。这样，正当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每天都收到激动人心的新的革命消息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把所有的优势，所有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把社会的各个中间阶级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或者从意大利，或者从德国，或者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欢欣，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同上）。——编者注］”

　　“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只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同一观点、同等智力的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法国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中各个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跟着现在又［注：“现在又”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走。然而，普选制虽不如自欺的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中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页）。——编者注］阶层迅速地一步一步［注：“一步一步”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从幻想走向失望；它一下子就把资本家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过去在君主制下所戴的骗人的反对派假面具［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损害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的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蒙上反对派的荣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413页）。——编者注］。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唯一合法的”（同上，第413页）。——编者注］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相反地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明确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此处还有：“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第414页）。——编者注］。它从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做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建立［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争得”（同上）。——编者注］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因此必须在巷战中战胜和镇压这些无产者……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些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力量解决这个任务。《通报》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共和国可以屈从他们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他们的失败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他们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那是毫无希望的［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编者注］……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迫使它一下子现了原形［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同上）。——编者注］：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不可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注：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同上）。——编者注］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靠拢无产阶级。”

　　“……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配之下。
　　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注：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这个舞台才能允许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自由地发展［注：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同上）。——编者注］。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