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革命战争中的纷乱现象可惜日益增长。直到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把他的大本营迁往珍珠市的前几天，他和军队的主力一直处于守势，而叛军则把他们的全部兵力投到我们战线最薄弱的那些地方，骚扰我们的独立兵团，使他们常常受到严重威胁。在其他部队按兵不动时，塞尔维亚人却不同它们采取统一行动，自己占领了伏伊伏丁那和别的地方。由于战略上完全被忽略的特兰西瓦尼亚暴露在贝姆的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下，普赫纳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刻，不得不请求俄国人前来保护特兰西瓦尼亚的这些仍然忠于皇帝的萨克森人的城市[142]。这位年迈的军人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及其部队的一切勇敢行动都不能把叛军首领逐出这个不幸国家的边境，而这个叛军首领却能随时随地把在匈牙利多余的叛军部队召来增援自己。”

　　“埃尔巴赫伯爵受施利克将军派遣，仅在一名龙骑兵的护送下前往文迪施格雷茨元帅处，遭到一支马扎尔叛军队伍的袭击并被俘去。他被押送到德布勒森，从那里写来不少封信。他受到很好的待遇，许多老同事友好地接待了他。他的这些信件比间接报道更能使我们对匈牙利人的活动获得有益的概念。”

　　“佩斯的犹太人教区的首领们曾去元帅军营申诉，因为要他们用二十克劳泽币[84]现金缴纳欠缴的十一万佛罗伦宽容税[135]，并强迫所有匈牙利的犹太人教区为其每个成员所犯的叛国罪负连带责任。公爵用极不客气的说法拒绝了这些申诉，据说对菲施霍夫和戈尔德马尔克这两位代表使用的言词尤为激烈。——已经达到七十万人战时编制的军队，其费用之巨大，在核算时很容易被指责为夸大；但是，这笔费用除非用特殊办法筹措，确实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的财力所及。当时，只有农民阶级因摆脱了个人束缚和土地负担是健康的，而所有其他阶级都毫无例外是病弱的。如果加课新税，又会使农民幻想1848年9月7日的法律[188]，因此，经费的唯一来源只有借款以及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种种征兆看，还要发行更多纸币。大银行家们不断收购黄金和白银，然而收购前者，主要是选择兰德杜卡特和索维林多尔[189]。匈牙利纸币危机不可能使所说的纸币变成一文不值，而相反，昨天在维也纳和普勒斯堡·五佛罗伦和一百佛罗伦纸币分别以百分之八十六和九十兑换。[187]因此，在佩斯，一份通告（见下面）就使局面稳定下来，同时也使几乎完全用匈牙利纸币进行交易的农产品销量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对已发行的纸币还没有实行监督，这就使科苏特还有可能制造自己的纸币[176]。显然，必定是有充分的理由才使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在匈牙利和在奥地利各省相反，采取如此宽容和谨慎的作法。”

　　泽姆林2月24日。本月15日在泰梅什堡举行的议会上，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的内务行政机构组成如下[190]：地方长官管区行政官兼主席：约瑟夫·拉亚契奇总主教，副主席约西普·鲁迪奇，巴洛尔·福加拉希和斯特雷特科·米哈伊洛维奇；各部门的长官：（1）教会事务：修道院长谢·卡昌斯基，配有四名顾问；（2）教育：欧根·久尔科维奇，配有四名顾问；（3）外交事务：雅柯夫·齐万诺维奇，配有四名顾问；（4）内政事务：马尔库斯·波波维奇，配有五名顾问；（5）财政经济事务：约翰·舒普利卡茨，配有五名顾问；（6）司法：泰奥多尔·拉多萨夫列维奇，配有三名顾问。——国务秘书兼办公厅主任：约翰·斯坦科维奇；地方长官管区秘书：阿列克赛·施托亚科维奇。——最高法院：院长，卡尔·拉蒂诺维奇；副院长，约瑟夫·米蒂奇和十二名成员；财政经济部：主席，格奥尔格·瓦尔赞；司库，伊奥西朴·约万诺维奇；副监察官，弗兰茨；会计师，柯拉罗维奇，配有四名顾问；第一国民事务官，米歇尔［注：原文这里错了，应为尼古拉。——编者注］·克雷斯蒂奇；代表：科斯塔·约万诺维奇、斯韦托扎祖利蒂奇。——从这次公正的选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的代表无愧于他们的选举人。他们消除了任何民族仇恨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为鲁迪奇、福加拉希、施泰因、斯特明格尔、瓦赫特勒尔都不是塞尔维亚人，是天主教徒，在选举他们时只是认真注意了当选者执行被委任职务的才能，还看到他们力求在伏伊伏丁那建立各民族的平等关系。除了上述各部门的长官之外，还把塞尔维亚各区的议员召到基金达，他们要在那里“在总主教的主持下”为伏伊伏丁那的宪法奠定基础，起草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将这份文件提请奥地利内阁批准。

　　（《劳埃德氏报》）

　　“阿格拉姆。我们十分惊奇地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报纸［注：《塞尔维亚报》。——编者注］上看到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通讯，其中说，2月7日，奥地利的使节[191]施蒂尔默伯爵同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注：阿里－帕沙。——编者注］举行会谈，并且问他：‘如果奥地利斯拉夫人起来反对帝国政府，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态度？’答复是，土耳其政府将保持中立。然而，提出的问题要比得到的答复更引起我们的深思。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国大军是否也与帝国皇家政府的类似问题有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