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出境的事件接踵而至，而且不幸的是全都如出一辙。当我们还在等待听几句关于驱逐亚当先生的解释的时候，同样的措施就又落到两位德国公民身上。这两位公民真单纯，竟然相信了比利时宪法给予每个外国人的保护。是的，这种保护在宪法条文中确实存在；直到几天以前，它还从装点民族宫庭院的那个小巧玲珑的立宪纪念碑碑面上放射出光辉。但是，全国节日[39]的狂欢刚一过去，统治我们的自由党人就迫不急待地收起了他们大飨本城和外省好奇的公民们所用的漂亮言词。布鲁塞尔已恢复正常：警察一如既往地执行着自己美妙的使命——以其横暴粗野的作风弥补我们欠明智的立宪理论的豁达大度。
　　恩格斯先生和德朗克先生已在本城逗留了几天。两位都是一家民主派报纸《新莱茵报》的编辑，他们离开科伦是为了避免被捕，当局由于他们在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几次演说。而发出了逮捕令。他们来到比利时，不是为了肆意利用比利时的极少表露因而十分可贵的好客态度，不，仅仅是等待去巴黎所需的旅费。他们离开之后科伦发生的不幸事件，更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意图。普鲁士政府自从效仿比利时走上立宪的康庄大道以来，景况一直不错：它先是找到一位象卡芬雅克那样下令戒严并查禁报刊的将军［注：凯泽尔。——编者注］，继而又找到一位同意象阿贝尔和巴魏那样使用精神同犯这一概念的总检察长［注：茨魏费尔。——编者注］。可是恩格斯先生和德朗克先生忘记了：谋事在旅客，成事在警察。
　　前天，他们来到布鲁塞尔的消息刚一传出去，立时就有一名巡官带着人来到他们的旅馆。当对他们正在吃午饭。巡官把他们带到市政厅，从市政厅又带到小修士监狱，几个小时后他们被送进囚车又从那里送到南火车站。可见，警察方面纯粹是在行使处理‘游民’的权力，而我们的政治流亡者也确实没有完备的证件。虽然他们身边带有科伦当局签发的通行证，说明他们是科伦市民自卫团[40]的成员，况且3月以前他们在布鲁塞尔逗留过，有朋友可以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警察对他们的根底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宁愿把他们按游民对待，而不肯等待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并非游民。
　　如果可以把这种作法说成是冥顽不灵，那至少不是盲目的冥顽不灵。
　　照目前这样驱逐出境，我们相信，本报在今后几期很可能还要登载此文的续篇，除非各国的自由之友已深深懂得：在周游全球的旅程中，万万不可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现在明白了，对我们如此赞叹的德国都是些什么人。原来这个德国就是鲁文的沃尔弗斯先生，是被罗日埃先生雇来用德文为《科伦日报》炮制盛赞比利时的文章的。鉴于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厉行节约，我们觉得，大可把我们付给欧洲所有记者的这笔赞美费取消。在布鲁塞尔、在外省、在巴黎、在伦敦，甚而远至布加勒斯特，我们正以高价购买赞美词。这笔钱节省下来，数量会相当可观。例如在伦敦，为《泰晤士报》和《新英格兰报》撰写赞美比利时文章的那个比利时人，我们的大使馆就不得不从自己的八万法郎经费里拨钱给他。一俟利涅公爵出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就还得向某位罗马记者支付赞美费。”

　　“我们时常指出，《比利时独立报》上标明系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私人通讯’，同《科伦日报》（撰稿人沃尔费斯）上的文章，如同两滴脏水一样相似。该《日报》星期日不出版；而《独立报》星期一也不登私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