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4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今天答复你3月30日和4月25日的两封来信[100]。欣悉你们美满地度过了银婚，并产生了对未来欢庆金婚的憧憬。衷心预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在我——用德骚老人［注：列奥波特，安哈尔特-德骚王。——编者注］的话来讲——被魔鬼抓走之后，我们还长久地需要你。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7]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华而不实的文章[45]，只不过表明他对这个批判心怀鬼胎。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根据这个合并纲领[34]的腐朽的特点，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只同你一人讨论这个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尔·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时就能谈妥。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说，你也必须征求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而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也是清楚的。或者是文件不能发表，或者，如果我仍然把它发表的话，那就要发生公开争吵，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而且和你也要争吵。我并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以证明：你是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那显然是有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文件，而这只能是李卜克内西干的。但是，你为了和睦相处竟允许他散布谣言，说你因为坐牢而没有看到这个文件。[101]同样，为了避免在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这个文件发表以前，看来你也得考虑李卜克内西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也注意到，我考虑了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刚才又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也许再删去一些也无碍大体。但可删的肯定不多。当时的情况怎样呢？草案一经你们的全权代表通过，事情就已成定局，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譬如我查到的1875年3月9日《法兰克福报》所了解的差。因此，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拯救良心，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李卜克内西大肆宣扬的“绝对不行”[102]只不过是夸口而已，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既然你们在推选你们的代表时疏忽大意了，继而为了不损害整个合并事业又只得吞下这个纲领，那末你们确实也不能反对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把你们在最后决定以前得到的警告公诸于众。这样做，既不会使你们成为蠢人，也不会使你们成为骗子，除非你们奢望你们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
　　诚然，你没有读过这一警告。而且报刊也谈到过这一点，因此，比起读过这个警告而仍然同意接受该草案的那些人，你的处境就非常有利。
　　我认为附信[34]十分重要，信中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的试行期间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唯一能使你们避免拿原则做交易的办法。但是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令人诧异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做出更大的让步。他早就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接受了地地道道的合并狂，并且一直抱住不放。
　　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严密组织”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因此，李卜克内西以拉萨尔分子牺牲了他们的严密组织为理由——事实上他们已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来替自己全盘接受拉萨尔信条进行辩解，这是很可笑的！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40]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确认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象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至于谈到对拉萨尔的攻击，我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34]。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圆满的胜利，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用来赞扬拉萨尔的歌功颂德的押韵词句［注：雅·奥多尔夫《德国工人之歌》。——编者注］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38]实施的十三年内，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迷信当然没有任何可能。但是，这种状况必须结束，而我已经着手进行。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迷信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对它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迷信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情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一样。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妒嫉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芝加哥《先驱报》（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在整个德国还要多）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却是他那个了不起的纲领促成的！）并使他们如此紧密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哎！这些烦人的往事似乎已经说完，现在可以谈谈别的了。在你们那里的上层人物中好象出现了一些趣闻。[103]这倒不坏。国家机器普遍紊乱的形势，对我们是会有利的。但愿由于对战争结局的普遍恐惧而使和平得以维持！而目前，随着毛奇的死去，肆意调换指挥官以致使军队陷于瓦解的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消失了；今后，胜利会一年比一年渺茫，而失败的可能则越来越大。我虽然毫不希望再来一次色当，但也不期望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获胜，即使他们是共和派，而且有理由对法兰克福和约[104]表示不满。
　　你们在修改工商业条例方面所付出的力量没有白费。这是再好没有的宣传了。我们曾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对那些成功的演说[105]感到高兴。我不禁想起了老弗里茨的一句话：“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还有哪一个政党在拥有同等数量议员的情况下，能从中推选出这样多坚定的、善于战斗的演说家呢？好啊，年轻人！
　　鲁尔的矿工罢工[99]，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轻率的、自发的罢工，——这在目前，正是新的广大工人群众靠拢我们的通常的途径。我觉得《前进报》对这一情况在论述时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106]李卜克内西总是走极端，——在他看来，要么全是黑的，要么全是白的；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党并没有挑起这次罢工，甚至还进行过劝阻，那这些可怜的罢工者就倒霉了，他们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关心，以便使他们尽快地靠拢我们。不过，他们终究是要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顺便问一下，《前进报》出了什么事？我这位李卜克内西足有两天没有露面了，使人颇感寂寞。想必是他外出了。今天，5月2日，他又精力充沛地出现了。

　　5月2日

　　矿工罢工大概很快就会沉寂下来。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有限的、局部性的罢工，而绝不象代表会议上所宣称和保证的那样。这倒也好。我毫不怀疑，有人很想动刀枪。
　　五一节过得很好。维也纳又占了第一位。巴黎的庆祝活动因为纠纷远未平息，有些冷冷清清。在那里，大家都有错误。我们的人受到在利尔和加来通过的一种固定的示威游行方式[107]的约束：派代表团赴众议院。他们没有征得布朗基派的同意。阿列曼派[33]后来才加入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布朗基派和阿列曼派双方都对这种方式有意见；议院里有从布朗基派分裂出来的分子，他们是在布朗热的庇护下当选的，又有阿列曼派的一个对手——布鲁斯分子[30]，所以不论是布朗基派或是阿列曼派，都不愿在这些人面前以请愿者身分出现。我们的人建议向巴黎市二十个区政府派代表团，并召集各有关区的市参议员去听取“人民的意愿”，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最后，事情闹到了分裂和我们的人退出的地步，示威游行也随之分为三四起单独举行。我接到拉法格昨天下午的报道，他对在当地条件下能举行那样的示威游行尚感满意，但又说，巴黎将不如外省。选择5月3日的国家——德国和英国，天气如果不太坏的话，将能动员数量可观的群众。目前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今天，这里的天气很糟，风雨交加，只是偶尔露出一线阳光。
　　费舍大概已收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必需的一切［注：弗·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编者注］。《发展》［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数日后随即送去。但是今后，一切要求都不要再提了。我答应准备《起源》［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新版已有一年了，这是应当完成的，在此以后，整理完《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之前，我绝不着手任何新的工作。这是必须完成的。因此，如果有谁再想占用我的时间，就请代为解释。我还要把自己的各种通信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和你的通信。通过你，最便于和德国党保持联系，而且坦率地说，和你通信是我最愉快的事。一俟第三卷付印，便可做别的事情了，首先是修订《农民战争》。如果我能摆脱其他事务，大概年内即可完成第三卷。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保尔［注：辛格尔。——编者注］、费舍、李卜克内西及其他人。

你的　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奥古斯特：
　　衷心感谢你的亲切来信；一有机会，我便作复，并把你感兴趣的事告诉你。你知道吗，当《每日新闻》把你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我们，即联合起来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例如：杜西（代表法国和英国）、爱德［注：艾威林。——编者注］（代表爱尔兰）、爱德［注：伯恩施坦。——编者注］（代表柏林人）、吉娜［注：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代表波兹南）和我（代表奥地利和意大利），要对你投不信任票。丢脸！奥古斯特，我至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您的　穆玛


　　很快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注释：
　　[7]指威·李卜克内西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哈雷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用了他所知道的马克思关于该纲领的手稿中的某些论点，但没有提作者的姓名。
　　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地方党组织和报刊进行讨论。——第9、36、82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34]指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的合并，即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以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等人为首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合并。两派的合并是在1875年5月22—27日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状态从而宣告结束。但是，向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后的党的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起草人是威·李卜克内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包含了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原则让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表示赞同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党，同时警告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同拉萨尔派在思想上进行妥协。他们也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纲领草案只是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20、68、71、74、82、84、87页。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4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是由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国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2、84、182页。
　　[45]指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发表的题为《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Der　Marx’sche　Programm-Brief》）的一篇社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社论中表示不同意马克思这篇著作中对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作用的评价。——第28、32、38、52、54、82页。
　　[99]德国矿工罢工，1891年4月16日在鲁尔自发地爆发，后来几乎波及整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工资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5月初，罢工以工人的失败告终。——第80、89页。
　　[100]在1891年3月30日的信中，奥·倍倍尔说明了他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写道：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那封信发表后，他不愿直接答复，因为不同意该信发表的方式；其次，他在议会活动方面又有很多工作。倍倍尔认为，发表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附函是不妥当的，据他看来，附函所涉及的不是党的纲领，而是党的领导。他不同意发表的理由主要是：这样会向敌人提供反对社会党人的武器，而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又会触动目前在党内的那些过去的拉萨尔分子。
　　在1891年4月25日的信中，倍倍尔向恩格斯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是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矿工的罢工情况（见注99）。他认为这次罢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次罢工对那些已在寻找借口压制工人不满的矿主们是有利的。面对可能发生的警方的挑衅（五一节前夕更是一触即发），党的执行委员会警告矿工们不要过早行动。——第82页。
　　[101]这里和下面所谈的论点，见载于1891年2月26日《前进报》第48号的一篇通讯。——第83页。
　　[102]恩格斯指的是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的社论中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说，收到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的信的那些人，用“绝对不行”对抗马克思在该信中提出的建议。——第83页。
　　[103]指对所谓韦耳夫基金事件的揭发，这些材料在德国曾广为传播，使官方人士大大出丑。
　　1891年3月间，真相大白，原来国务秘书伯提歇尔从俾斯麦个人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基金中，得到了三十万马克，用来偿还他岳父俾斯麦的债务。对这一事件，《前进报》登载了一系列文章（1891年3月24、25和29日；第70、71和74号），揭露统治阶级的营私舞弊。——第89、430页。
　　[104]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进行了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结果法军被击溃。按照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结束战争的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五十亿法郎。亚尔萨斯—洛林问题经常是法德两国矛盾的焦点，成为八十至九十年代国际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第89页。
　　[105]指社会民主党议员，首先是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于1891年2月和4月，在帝国国会讨论修订工商业条例的法案时发表的演说。该法案是普鲁士政府已付诸实施的所谓“劳工保护法”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党团在三读时投票反对该法案。后来，奥·倍倍尔在《工商业条例的修订》（《Die　Gewerbeordnungs-Novelle》）一文中抨击了这一法案，并分析了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对抗该法案而提出的要求。这篇文章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2卷第37—39期。
　　下面援引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话，是在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中说的。——第89页。
　　[106]看来，恩格斯是指关于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矿工罢工（见注99）的一篇社论，载于1891年4月26日《前进报》第96号。——第89页。
　　[107]这里所指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方式，是1890年10月11—12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的，这一决议后来得到1890年10月13—18日在加来举行的法国工会（工团）代表大会的支持。——第9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