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五卷
5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11月8日的来信了。
1848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关系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248]联结起来的那种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很多。共和主义者到1861年以后才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最优秀的力量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事业了。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249]，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250]也好，才有了意义；只是从1870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具有很大的规模。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251]，那我们的党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30—1848年，贫乏的共和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后果是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讽刺的形式，而在譬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注：指第一国际。——编者注］里，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注：恩格斯在手稿中删去了由此到本段末的几句话。——编者注］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252]，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253]，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争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254]；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255]。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256]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257]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原文如此〉！”［注：扬·科勒《光荣的女儿》，第三篇《多瑙河》。——编者注］，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至于在瑞士的波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是流亡者的争论[229]，很少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流亡的人来说意义最小，他们三年以后就要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而且在全体流亡者想要进行什么活动，或者，哪怕是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们那里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方案，并用一种新的所谓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其原因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切；我们在为庆祝1830年11月29日的五十周年而写的、在日内瓦的大会上宣读过的信［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编者注］中，把这一点通知了他们。您可以在报告（《报告文集》，《平等》杂志丛书第一辑，1881年日内瓦波兰文版第30页起）中找到这封信。日内瓦的俄国人的一些激进而响亮的词句，显然给《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现在他们想表明，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指责与他们无关。这种错误想法之所以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些地方性的和暂时的原因，它是会消失的，不致于对波兰本身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不值得花工夫来详细地加以驳斥。
波兰人将通过什么方式同旧波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同德国人达成关于边界的协议，这个问题暂时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
然而，甚至在所谓“被压迫”国家内工人也很少受教授和资产者的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毒害，这一点已由波希米亚［注：捷克。——编者注］的德国工人和捷克工人的出色的团结所证明。
就此搁笔。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注释：
[109]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229]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
[248]神圣同盟是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反革命联盟，是为在欧洲镇压革命运动和维持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到二十年代末业已瓦解。1830年和1848—1849年革命后曾多次企图复活这个同盟。——第260页。
[249]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战争的结果，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十九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南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于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
小德意志是一个由普鲁士领导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统一德国的计划。——第260页。
[250]恩格斯所说的拉萨尔派就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它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因为拉萨尔直接参加了建立该会的工作，而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德国的先进工人就退出了联合会。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人所共知的爱森纳赫派的政党或爱森纳赫党）。党的纲领中虽然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订的。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奠定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3页）。——第260、370页。
[251]联邦议会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第261页。
[252]1873—1874年，俾斯麦政府力图挑起对法战争。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政府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第262页。
[253]根据柏林会议（见注75）决议被奥地利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882年1月爆发了起义。起义是因通过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极力利用起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第262页。
[254]指1863年1月在沙皇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1863—1864年民族解放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1863—1864年波兰起义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了俄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的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欧洲工人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创造先决条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匿名书《柏林和圣彼得堡。俄德关系史普鲁士论文集》1880年莱比锡版（《Berlin und St.Petersburg.Preussische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Rus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Leipzig，1880），出自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卡尔特的手笔。恩格斯在这儿所引证的第二个附件，是专谈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第263页。
[255]在巴黎公社时期，勇敢地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许多波兰革命流亡者中间，最著名的有符卢勃列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他们都是有才能的、勇敢的和忠诚的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将军，指挥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起先领导保卫极其重要的某正面地段的工作，后来统率公社的第一集团军，1871年5月初，被任命为公社全部武装部队总司令。——第263页。
[256]1846年2月，在波兰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发动遭到破坏，只出现了零星的革命发动。只有在从1815年起就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于2月22日取得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过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在克拉科夫起义时由代表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利益的邓波夫斯基所拟订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的人，通过建立国家手工工场或“社会”手工工场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一项把克拉科夫归并于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63页。
[257]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