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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泰诺的书（《巴黎》和《外省》）和博丹审讯材料[201]于星期六晚上收到。今天我给你寄去泰诺的《巴黎》和关于博丹的材料。泰诺的《外省》你过两三天就可以收到。这些东西可等你来时带来还我，因为除我以外，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读过。
在泰诺的《巴黎》（《外省》尚未读过）一书中，除了某些细节以外，我发现新东西很少。这本书在巴黎和整个法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说明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巴登格[99]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的历史毫无所知。他们现在如梦初醒，就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我们不是也同他们有点类似吗？德国现在流传着一个特别新闻，说拉萨尔只是我们的彗星之一，“阶级斗争”不是他发现的。
在当代的法国狮子甘必大的演说中，我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东西。我觉得他的手法同布尔日的米歇尔非常相象。这个米歇尔也是因为政治诉讼案而出名的。他在二月革命前几个月声明放弃对“民主”的信仰，因为民主常常变成“蛊惑”。自然，这并不妨碍他在2月[218]以后作为“革命前的共和主义者”而显赫一时，并且有意无意地给波拿巴帮了大忙，特别是在议会总务官问题上。他同共和主义者“普隆-普隆”［注：约·沙·保·波拿巴。——编者注］也多少有点联系。
但我重读“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即立法议会成员在第十区区政府举行会议的详细记述时，的确感到愉快。[219]我相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悲喜剧，至少是找不到表演得这么好的。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的议会[220]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只有法国人才善于把一切——不论是国民公会，或是由一群地道的坏蛋组成的残阙议会——都搬上舞台。
至于棉花，我现在使用的是商业部报告中关于1861年的进出口资料[221]。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一闻所未闻的事实，即三年期间没有为国内消费生产任何东西（我是指用这三年内新进口的原料或只用新补充的储备）。
此地阿舍尔书店（柏林菩提树街上的一家公司的分店）写信给我，说他们需要为柏林买几本《福格特先生》。然而你知道，这个该死的威廉对我几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十分坚决的信，除了说他已把交给他的三百本书零售完了以外，什么也没有答复，不过在柏林还有几本。今天我还要给他写信。
小杜西知道可能在我们这里和你相见，非常高兴，我们全家也都非常高兴。而杜西是你、莉希夫人和“被征服的民族”的狂热崇拜者。不过你要来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中有这样的话：
“如果工业产品的价格不高出成本一倍，工商业活动就不可能存在。”
你认为怎样？
因为机灵鬼［注：波克罕。——编者注］已经发现了谢尔诺，所以他对他不是那么严厉的。他只是对谢尔诺找我而没有找他感到惊奇。
注释：
[99]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88、216、483、568页。
[201]1851年12月3日，立法议会议员维·博丹医生号召巴黎圣安东郊区工人用武力抗拒路易-拿破仑政变。他参加了街垒战斗，牺牲了。共和派在1868年为了纪念博丹，曾在他的墓地举行示威。有几家报纸因宣布为博丹纪念碑募捐而受到法院审讯，罪名是煽动敌视政府。所有发起募捐的人均被判刑。博丹纪念碑在1872年才建成。
马克思使用了1868年在巴黎出版的1868年11月13日和14日初级法院庭审报告：《博丹纪念碑募捐案件》（《Affaire de la souscription Baudin》）。
宴会运动是法国1847年即革命前夕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除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外，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恩格斯曾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过这次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408、423—426和430—437页，等等）。——第190、216、219页。
[218]指法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第216页。
[219]指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第十区区政府召开的法国立法议会“秩序党”的议员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罢免路易—拿破仑的总统职务和把全部权力移交给立法议会的决议。议员们拒绝向工人争取支持。这次合法抵制政变的尝试立即被警察和军队所扑灭，与会者均被逮捕。
这次会议的详细纪实发表于欧·泰诺的著作《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巴黎。政变的历史研究》1868年巴黎版第142—164页（E.Ténot.《Paris en décembre 1851.étude historique sur
le coup d’état》.Paris，1868，P.142—164）。——第217、220页。
[220]指德国三月革命后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即全德议会。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幕，它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的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议会中的自由派多数人的怯弱和动摇，由于小资产阶级左翼的不坚决，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并且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它未做任何事情来挽回人民群众的失败，没有支持各邻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议会不敢动员人民的力量去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和捍卫它所制定的宪法。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城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会时，左翼议员便把会议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且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但他们在1849年6月18日被军队驱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曾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第217页。
[221]马克思指《关于1861年（截至12月31日）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 endeddecember 31，1861》）。该报告作为1862年3月1日《经济学家》杂志的附刊发表。——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