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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会收到我寄上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1）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信，（2）奥尔格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给比斯康普的信，（3）在莱比锡出版的《凉亭》一期（第四十三期），（4）伊曼特给我的信，附有特利尔《人民报》的剪报。[431]最后，我劝你买一份今天的《海尔曼》，因为它载有贝塔先生所写的关于这里席勒纪念活动的纪事，对我们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的所作所为作了奇怪的说明。[432]
　　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先告诉你（以免忘了），匈牙利人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举行了集会，决定写一封信给科苏特，要求对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就要与他决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向你说过瑟美列最近告诉我的消息［注：本卷第484页。——编者注］。首先，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科苏特没有向军官们，包括克拉普卡，作任何交代，就逃出意大利。科苏特害怕波拿巴把他引渡给弗兰茨－约瑟夫[423]。正如瑟美列现在所写的，这个蠢材起初并没有参加波拿巴主义的事件。克拉普卡、基什和泰列基由自己负责同普隆－普隆商定在匈牙利掀起革命。但是科苏特听到风声，便从伦敦进行威胁，如不让他参加这个协定，就要在英国报刊上揭露他们。这些好汉就是这样。
　　我很羡慕你住在曼彻斯特，能够置身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注：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编者注］以外。我不得不过问这全部肮脏东西，而且现在的情况本来就要占去我不少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仍然感到高兴的是，你在间接地体验这全部肮脏东西。
　　上星期四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现附上。为了使你明白他的极端卑鄙下流，告诉你这样一个情况：正当布林德对我们采取背信弃义的态度时，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过从甚密。在席勒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中，在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大冲突中，布林德曾经充当他的代理人。而在纪念活动中，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两家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看表演。第二天早晨［注：1859年11月11日。——编者注］《晨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过去，批判的嗅觉（实际上，要撕下大学生布林德的匿名面具，并不需要很灵敏的嗅觉）曾经告诉我，是布林德，并且只有布林德才能写出《自由新闻》上那段反对福格特的话［注：见本卷第471—472页。——编者注］；而这次同一种批判的嗅觉又告诉我，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感到惊异的只是，这个拍马成性的下流家伙竟敢这样冷淡地谈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把剪报寄给了弗莱里格拉特。我从他那里收到了附上的信，从信中多少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我造了假，把一些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话偷偷塞进了大学生布林德的作业。我星期六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声明（即说他决不是告发福格特的人，并且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东西）。[433]他也不敢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立刻对他说，如果布林德发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我认为布林德并没有犯罪；这是审美性质的判断；而他如果受布林德的蒙骗，以为我通过某个神秘人物篡改了布林德的作业并塞进了一些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话，那才真是发了疯呢。庸人十分狼狈，立刻承认他把我的信拿给布林德看过，并且把布林德的两封信拿出来给我看。大学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中描述了那个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350]上几乎始终可以看到同我在一起，而在水晶宫（11月10日）总是围着布林德打转转的人[430]。在第二封信中（弗莱里格拉特竟低三下四地写信对布林德说，他不能相信我会添上反对他的话），布林德表示他也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点。于是，我对这个庸人说，唯一的两个德国人，而且5月9日在台上几次纠缠我的人，就是布林德和孚赫，再也没有别人。而布林德原来认识孚赫。他是在席勒委员会经别人介绍认识孚赫的，他曾代表弗莱里格拉特感谢孚赫支持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反对“演说”［注：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这个巴登狡徒这里又不提孚赫的名字。（我曾把这件事立即告诉了后者。）因为孚赫认识《晨报》的编辑格兰特，如果他要求后者亲自说明他（孚赫）是否曾让他（格兰特）往布林德的文章里添加东西，就能够促使布林德被赶出专利的小酒店主的报纸[434]；因此，大学生布林德能够记得5月9日孚赫的相貌怎样。他也记得同样的相貌11月10日在水晶宫曾围着他打转转。但是他记不得这个他如此熟悉的人是同一个孚赫。
　　整个这件事是如此卑鄙，如此混乱，对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这两个蠢货如此具有代表性，使我不由得这么详细地叙述了这全部肮脏东西。对蠢货弗莱里格拉特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他并不认为他有义务向我说明他同金克尔及其党羽一起公开活动、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声明、向《海尔曼》献媚以及当他已经知道布林德这个无赖的“誓言”［注：见本卷第470—472页。——编者注］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同布林德交往等等行为。他只是念念不忘，有人竟敢说他的诗（附上）“在中等水平以上”，而不赞美它是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东西的化身。
　　我对他说，我对这件事根本不在意，但是在我和布林德之间存在着严重得多的问题等等。
　　至于金克尔等人对他的“阴谋”，我说，他只能怪自己。他为什么要和这些家伙鬼混？
　　最后，我表示希望了解一下《凉亭》第四十三期的内容。于是发现，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贝塔先生交往甚密，他在自己的家中殷勤款待贝塔，并“容忍”贝塔写他的传记对他本人大肆吹捧以及对他的家庭大加颂扬。他感到十分恼火的只是，贝塔在结尾的地方（当然是受了金克尔的怂恿）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他的性格——由于我——同时被毁灭了。在独创方面从来不是很有成就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许多年来放弃了诗的创作而从事于银行业务，我对此是有过失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堕落到同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的前副编辑无赖贝塔为伍，在我面前竟不以为耻。他也不以这个下流家伙的卑鄙的献媚为耻。他感到恼火的只是，他在公众看来是一个“受我影响”的人。他甚至想过是否应当对此发表声明。只是因为害怕我的反声明，他才没有走这一着。只要他放个屁，别人就高呼万岁；他一方面是贪鬼，另一方面又是“诗神的祭司”；他的实际上的意志薄弱在理论上被吹捧为“政治上的美德”——这个家伙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人非常敏感，受不得一点点刺激。他把他同哥特弗利德［注：金克尔。——编者注］在幕后进行的一次喜剧般的小口角看作是重要的阴谋。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合乎常情的，即我的家庭对于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著作（如关于货币的分册［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不仅得不到承认，甚至不被人注意的状况应当采取忍受的态度，我的家庭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不得不忍受种种不幸，并在实际上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这个人认为，我的妻子应当满怀感激地领受别人当众对我采取的卑鄙行径，要意识到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是享有盛名的和受人称赞的，甚至他的小凯蒂［注：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凯蒂。——编者注］这个一句德国话不懂的傻瓜也被介绍给德国庸人。这个人没有一点朋友的情谊。否则，他会看到我的妻子是怎样受苦，而他和他的妻子又给她增添了多少痛苦。无论从党和私人观点来说，这个人的行为是多么虚伪和暧昧。
　　但是我不能，也不应当同这个家伙公开决裂。他办理《论坛报》的期票，我应当始终把这事看作是帮我的忙（虽然他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而因此从比朔夫斯海姆处得到一笔贷款）。不然，我又要象以前一样为如何从《论坛报》拿到钱而伤脑筋。另一方面，金克尔及其同伙——整个庸俗民主派（也包括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所最希望的，莫过于发生这种争吵。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事在目前还不应当发生。固然，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卑鄙行为对我来说将是困难的。
　　关于水晶宫和后来席勒委员会中发生的事情，下封信再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布林德先生在最近一号可恶的《海尔曼》上如何自荐为“预言家”，也可以看一看。[435]
　　《海尔曼》上从柏林对施梯伯进行的全部揭露的“总结”是，老警察敦克尔正在竭力重新取代他的（从1848年起）敌人和竞争者施梯伯。柏林通讯员在上上一号《海尔曼》上声称，警务顾问敦克尔的复职是现代世界史的真正目标[436]。


　　注释：
　　[423]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科苏特在意大利。经他倡议在意大利组成匈牙利军团，以便站在皮蒙特和波拿巴法国方面参加对奥地利的战争。科苏特企图依靠法国为匈牙利取得独立。——第484、488页。
　　[430]1859年11月10日在水晶宫（见注82）举行了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金克尔为首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487、490页。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432]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9日《海尔曼》周报第46号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短评《我们的席勒纪念活动纪事》。——第488页。
　　[433]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第319号附刊。
　　由于福格特对《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弗莱里格拉特对马克思采取了不光彩的立场。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帮助马克思迫使布林德承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虽然弗莱里格拉特能够证实布林德告诉过他的关于福格特的材料同匿名传单中提到的是一样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动对揭露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诽谤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行，客观上起了阻碍的作用。——第490、497页。
　　[434]关于《晨报》——“专利的小酒店主互助会”的财产，见马克思的文章《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8—660页）。——第490页。
　　[435]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9日《海尔曼》周报第46号发表的短评《意大利战争开始前不久写的对战争的可能进程的预测》。短评硬说什么卡尔·布林德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预言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第493页。
　　[436]《海尔曼》周报从第36号（1859年9月10日）到第43号（1859年10月29日）断续地刊载了以《施梯伯》为题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曾经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7）的组织者之一和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活动。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柏林通讯员的短评是这些揭露文章的作者艾希霍夫写的，曾载于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号。——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