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的危机时期中的处境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使他的全部议会生涯证明，他是一个在需要为官职而牺牲实际权力的时候很少犹豫的人。没有人忘记约翰·罗素勋爵的首相一职曾经被帕麦斯顿得去，但是看来却没有人记得他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了外交部。帕麦斯顿用自己的名义指导内阁，同时用罗素的名义指导外交政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和平消息一从纽约来到的时候，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争相颂扬帕麦斯顿的政治家风度，而对于他的助手，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甚至连最普通的夸奖也都没有。他干脆被忽略了。但是，隐匿11月30日美国公文的丑事一出，罗素的名字就从死里复生了。
攻击者和辩护者现在都发现：责任外交大臣原来名叫约翰·罗素勋爵！而另一方面，罗素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没有等到议会开会，并且一反内阁的惯例，马上在1月12日官方的“官报”[278]上发表了他本人和莱昂斯勋爵的通信。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曾在12月19日由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罗素也认为这封公文无疑是为威尔克斯舰长的行为道歉，同时，亚当斯先生在罗素作了相应的表示之后，也表示认为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已得到保证。有了这种官方的揭发之后，“晨邮报”12月21日根本否认有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西华德公文又作何说呢？“晨邮报”1月9日责备亚当斯先生隐匿了这封公文又作何说呢？帕麦斯顿的报刊从1861年12月19日到1862年1月8日的全部战争叫嚣又作何说呢？这还不算！1861年12月19日约翰·罗素勋爵给莱昂斯勋爵的信证明，英国内阁并没有提出过任何战争的最后通牒；莱昂斯勋爵并没有接到过在送致“此项最后通牒”7天后离开华盛顿的指令；罗素曾经命令公使避免作任何威胁的表示；最后，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在收到美国的答复之后才作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帕麦斯顿的报刊那样用力鼓吹并且在大陆上得到那么多的奴婢般的回声的全部政策，原来是一种纯粹的痴心妄想，这种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正像一家伦敦报纸今天所说的，这种情况仅仅证明帕麦斯顿“企图不顾王室的责任顾问们必须遵守的既定政策而行事”。
约翰·罗素勋爵的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帕麦斯顿的报刊，下面一件事实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天的“泰晤士报”隐瞒了罗素的通信，对它一字不提。只是今天才用一篇社论作为介绍和引言，从伦敦“官报”上转载了这篇通信。它在这篇社论中小心翼翼地回避真正的争论问题，即英国人民与英国内阁之间的争论问题，而仅仅对这一点咕哝了一句：“约翰·罗素勋爵过度劳累了，从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中看出了某种道歉”。然而，印刷所广场上的雷神丘必特却在另一篇社论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这篇社论极力证明，内阁阁员、贸易部首脑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吉耳平先生配不上他在内阁中的位置。吉耳平这个从前的书商、煽动家、禁酒运动鼓吹者、谁也不会把他当做英雄的人，于星期二在北安普顿——他是代表该地的议员——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竟然犯罪地怂恿英国人民组织公众游行示威来阻止政府不合时宜地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粗鲁地辱骂南部同盟是奴隶制度生下的坏东西。“泰晤士报”怒叫：好像帕麦斯顿和罗素——“泰晤士报”现在再一次记起了约翰·罗素勋爵的存在——不曾毕生和奴隶制度作斗争似的！不消说，吉耳平先生呼吁英国人民起来反对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对奴隶制度的同情态度，是一种轻率行动，是有意的轻率行动。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吉耳平先生并不是英雄。他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他并不怎么想持戒苦修。他的轻率行动和约翰·罗素勋爵的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发生在同一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内阁远不是一个《happy family》〔“快乐的家庭”〕，它的一些成员早就想“分家”了。
和英国内阁在“特伦特号”一剧中演出的终场同样有趣的，是这一场戏剧的俄国的尾声。在这整个喧闹时期中一直在后台不声不响的俄国，现在突然跳到前台来，拍拍西华德先生的肩膀，并且声明：彻底解决中立国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知道，俄国是认为它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刻和适当的地点把有关文明的紧急问题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上来的。只要各个海上强国放弃它们作为交战国对中立国所享有的权利，因而也放弃它们对俄国出口贸易的控制，这些国家就会拿俄国毫无办法。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协定，有些地方曾逐字逐句地重复了1870年俄国针对英国而拟定的“武装”中立条约，但这个协定目前在英国还没有成为法律。如果这次英美冲突的结果使英国议会和女王批准了英俄战争［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结束时两个英国大臣自作主张给予俄国的让步，那该是命运的怎样一个恶作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