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卡·马克思

普鲁士新闻


　　1860年6月13日于柏林


　　摄政王今晚赴巴登-巴登，那里将于本月16日和17日举行一个特殊的会议，即有路易-拿破仑参加的德意志王冠人物的会议[52]。摄政王的随从人员将包括：军事办公厅长官冯·曼托伊费尔将军，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冯·席梅尔曼中校，chef　d’escadron〔骑兵连长〕冯·洛埃，宫内大臣冯·皮克列尔伯爵，枢密顾问冯·伊莱尔，摄政王秘书博克曼先生，内阁首相和王室成员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读者还记得摄政王给英国女王丈夫的私人信在伦敦被截走，并且由伦敦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一事［注：见本卷第64—66页。——编者注］，由于这封信，路易·波拿巴曾坚持与摄政王会晤，认为这样的会晤是使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消除似已发生的误会的最好办法。此后不久，在摄政王访问与法国毗邻的城市萨尔布吕肯和特利尔时，路易-拿破仑又一次表示，他不反对利用这个机会与摄政王会见。但是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同时传言纷纷，说摄政王准备在巴登-巴登逗留一个月；于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编者注］就想起建议摄政王在水上同力求与普鲁士修好的南德各邦举行一个会议，并且在这个大会上显示一下反法的统一战线。摄政王马上抓住了这一方案，巴登大公、维尔腾堡国王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也接受了这一方案，可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有一天却向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提出正式通知：他的至尊的国王为了消除似乎是法国无缘无故遭到的不信任，认为在巴登-巴登与当今的普鲁士国家元首作友好的会晤，无论对于德国或是对于法国，都将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普鲁士的大臣回答说，普鲁士也遭到不公正的怀疑，不过这样的会晤未必能消释这些怀疑，此外，德意志诸侯们的秘密会议已在巴登-巴登召开。当时法国大使又一次向巴黎请示后答复说，路易-拿破仑如能与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诸侯们晤面，将不胜愉快。此外，他还想亲自作一个重要的、不容继续拖延的报告。霍亨索伦的抗拒就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接着，柏林就收到维也纳的信件，奥地利在信件中对行将举行的会晤表示不满，但是，其他德意志邦的宫廷则被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周知照会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下来。由于这一照会，汉诺威国王今天上午突然来到柏林，并亲自表示准备伴随摄政王赴巴登-巴登，这时，摄政王便电召萨克森国王，要他也来参加会议。用不着说，科堡—哥达和拿骚的大公也会跟着别人走的。
　　这样一来，原来是想对法国示威的德意志诸侯们的会议，便变成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领土上举行的招待会，德意志联邦的国王们、大公们和其他小诸侯小领主们成群结队前来参加。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摄政王由于自己怀疑法国篡位者有侵略计划而表示痛悔，而每一个小公国则是准备采取预防措施，以便不让它们的大confrère〔伙伴〕把它们出卖给共同的敌人。众所周知，王冠人物对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如此卑躬屈节，维多利亚女王和撒丁国王已作出了榜样[53]。1857年沙皇在斯图加特与十二月英雄的私人会晤[54]，曾经只能使咖啡店座上的政客们惊讶，这些人任凭自己被彼得堡宫廷故意卖弄正统主义教条的手法所迷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在维拉弗兰卡与自己的战胜者的会晤是事务性的，而不是一种客气的举动。摄政王和环聚在他四周的小星宿，既没有必要像维多利亚和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样去要求联盟，也没有必要像亚历山大二世那样去搞阴谋，更没有必要像弗兰茨-约瑟夫那样去弥补自己的失败；但是摄政王却可以把行动的理由撇在一边，而援引更高的人物们所开创的一般先例。不管怎样，他接受了路易·波拿巴的建议，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虚名，更有甚者，在此之前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波拿巴还无礼地在他的外交大臣德·图温奈尔先生的信件中向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和巴登大公暗示，今后他们给法国皇帝写信必须签署这样的下款：《Votre　frère　et　serviteur》〔“您的兄弟和仆人”〕。实际上这就是拿破仑第一为德意志诸侯们、莱茵联邦的参加者拟定的公式，他是莱茵联邦的保护人，而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德则与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邦一样，同是该联邦的参加者[55]。为了不让路易·波拿巴迫使深受侮辱的巴登君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君主跟德·图温奈尔先生交往，摄政王和他的戴王冠的伙伴们一致同意不用外交大臣作随从人员，不过，难道这些老爷们真的认为，给了他们侮辱的乃是仆人，而不是主子吗？
　　至于荷兰的社会救主准备向德意志的王冠人物做的“重要报告”，那末，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定，路易-拿破仑将效法梅特涅在维也纳、亚琛、特劳波、莱巴赫和维罗那的各次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招待会[56]，尽其所能使摄政王相信：革命者有一个大规模的阴谋，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引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以便在巴黎建立红色共和国的统治，在德意志建立中央集权共和国的统治。在瑞士、比利时和德意志的所有波拿巴派的报刊，早在两个星期之前就已登满了包含着这种阴郁暗示的文章，而波拿巴在日内瓦的秘密代理人——一位人人闻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注：福格特。——编者注］——已经洋洋得意地宣布，德国报刊对波拿巴的猖狂进攻将于最短期间被各地当局制止。
　　当此摄政王和他的德意志dii　minorum　gentium［注：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尚待说服，才能深信必须结合在头号的社会救主周围的时候，阿布先生的一本新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57]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说服普鲁士人民这个目的。虽然这本小册子至今还未在德国流行，但也有几本偶尔传到柏林，同时，我在另一篇通讯中，已经向诸君报道了这一最新的土伊勒里宫宣言中最有趣的地方[58]。这位宣谕官在塞纳河岸上说，普鲁士人民应当在奥地利的封建制度和法兰西帝国的民主原则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借助于这一原则，德国人民——当然，是在给予自己的强邻以某些物质保证的条件之下——才能指望实现他们强烈追求的统一。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肤浅地叙述了当前普鲁士政府的缺点之后，便开始教育普鲁士人，叫他们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民主原则”的真正实质；简言之，这一原则就是现代的高卢通常所说的“普遍投票”选举帝国首脑。诚然，连阿布先生也未必敢于否认，法国的所有自由都为了荷兰的冒险家的利益而被充公了，不过要知道，这是根据普遍投票才充公的。德意志正是应该通过这样的道路，在法国的帮助之下，采取同样的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在霍亨索伦统治下的条顿帝国。整个办法非常简单。普鲁士只须把一部分自己的“合法”领地让给法国，与此同时，再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侵入小邦的领土，这样，普鲁士就会马上由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应该承认，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食客们所发现的这个新的“民主原则”，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在近二百年来，它在神圣的俄罗斯就已非常盛行。罗曼诺夫王朝是通过普遍投票登上皇位的。此后，从尼门河到阿穆尔河便由民主统治了。或许，新“民主原则”的先知们会反驳说：罗曼诺夫王朝是自由选出的；在诉诸人民之前没有coup　d’état〔政变〕；罗曼诺夫家族登基时的普遍戒严并没有能把投票箱控制在民主原则的适当范围以内。不管怎样，既然路易·波拿巴无法成为“正统”国君，所以对于他来说，最好是能做到，把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君兄弟们按照小帝国的模型变成“民主”国君。罗马的皇帝自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君，因为现代的进步，要求世袭君主制的原则与“普遍投票”的原则相结合，这样，无论哪一个好汉在某个时候用某种方法篡位成功，并且用一出普遍选举的喜剧装饰一下，大概就可以认为，他的王朝一定永远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卢梭的volonté　générale）的生动体现了。
　　我打算在另一篇通讯中评述一下现阶段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巴登-巴登的会议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里只提一下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注：查理十五和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于6月10日在克朗博尔格城堡的会晤。会晤前两星期，瑞典外交大臣向丹麦外交大臣发出了一个照会，照会暗示在丹麦国王随从人员中最好没有那些瑞典国王陛下不乐意见面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建议丹麦国王在自己的随从人员中不要带自己的妻子丹纳尔女伯爵，即ci-devant〔过去的〕腊斯马森小姐。因此，丹麦国王认为把自己的情妇留在家里是合适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6月13日
载于1860年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8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52]1860年6月16日和17日，德意志的诸侯们和普鲁士的威廉摄政王为一方，拿破仑第三为另一方，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会晤并没有满足拿破仑第三的愿望，他力图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领土，千方百计靠牺牲德意志小邦的办法去勾结普鲁士；同时，由于这次会晤，普鲁士开始在德意志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第74页。
　　[53]指英国政府和撒丁王国政府所奉行的向拿破仑第三献媚的政策。英国和撒丁都力求和法国结成排他的同盟。——第76页。
　　[54]1857年9月拿破仑第三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斯图加特举行会晤的目的，是在外交方面建立俄国和法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早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就已显示出来了。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多瑙河各公国问题、意大利的命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拿破仑第三曾企图提出波兰问题，但没有成功。斯图加特会晤的结果并没有缔结什么外交协定，但却暴露了俄国和法国想进行双边合作的意图。——第76页。
　　[55]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建立了这个联邦。有16个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76页。
　　[56]荷兰的社会救主是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的称呼，因为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之弟路易·波拿巴的儿子。路易·波拿巴于1806—1810年僭居荷兰王位。
　　维也纳会议，见注42。
　　神圣同盟（反动的欧洲君主联盟，1815年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所创）的几次会议于1818年在亚琛、1820—1821年在特劳波（奥帕瓦）和莱巴赫（柳布梁纳）、1822年在维罗那分别召开。所有这些会议都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莱巴赫会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国军队到意大利的决议，而维罗那会议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决议。——第76页。
　　[57]指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Ed．About．《La　Prusse　en　1860》．Paris，1860）。——第77页。
　　[58]这里指的是通讯“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对阿布的抨击文所作的摘要，马克思没有加任何评论或意见，所以没有收入本卷。——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