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intermédiai re〔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dén onciat eur〔告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说：《VousavezIai rdevoulo irvousinterposercommeambassadeurentremoietcesréfugiés，pourtrait erdepuissanceàpuissance》〔“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JenaipasIambiti ondetreacc rédit éambass ad eurprèsdevous》〔“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 〕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adlat us〔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Non，nousnevoulonspas，quelecomiss ai rctédéralfa ss elaplo ic eici 》〔“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gentlepressu re〔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命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Quell esta rti nes〔真是胡说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许的aurapopul aris〔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联邦委员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和日内瓦国务会议的议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生来糊涂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Provid entiaDeietcofus ionehominumHelvetiasalvafuit〔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维第〕。”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趁1851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用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是flagrantedelict o〔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lerefrai ndudanger，jelesai sparcur》〔“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给我100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darrac herlapeauàquiqueceso it 》〔“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笼络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乱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Jenétai sdoncpourmesfrai sethonorai res〔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在监狱古塔deprofundi s〔深处〕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一点欠我的钱，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mordic us〔确凿〕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自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entre poireetfromage〔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由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　手工工人们说得好，Is fecit cui prodest〔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们曾利用过aurem princi pis 〔上司的耳朵〕，总之，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是很方便的，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地在princeps〔首领〕图尔特的周围聚集过……”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里珈公主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室旅馆里进餐。Entre poire et fromage（同可怕的莱纳赫sans comparaison〔不能相比〕），公主对她的对方说：《Eh bien，Monsieur le baron，avez-vous encore beaucoup de réfugiés ici？》〔“哦，男爵先生，你们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答说：《Pas mal，Princesse，bien que nous en ayons déjà beaucoup renvoyé M.D’ruey fait de son mieux à cet égard，et si de nouveaux fonds nous arrivent，nous en renverrons bien encore》〔“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走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们得到新的救济金，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车厢，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把我们遣送到哈佛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哈佛尔领事——商人万纳尔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赔偿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1856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所谓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伟大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quiai mebi enchati ebi en〔爱得深，责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所以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谘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您给雅［注：雅科比。—编者注］先生的信中说：《Vae victis》……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骗性的攻击，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欺骗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残酷。”［注：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598]，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驱逐出境，如果这种驱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暴行的话。这样或许有人要对我们指出外交的意义，说出于尊重强邻和保持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其的新月后面吧，后者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门时给他看它的双角，而不是出面认罪；要是这样，那就发给我们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把开瑞士的自由堡垒的那些钥匙当做feudumoblatum〔采邑从属关系〕的标志交给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可以把这些钥匙当做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勋章来佩带，上面的铭文是：Finis Helveita e！〔海尔维第的末日！〕”

　　“1860年10月14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17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问题为您提供一些说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个工作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们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当时所听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和蔼、勤劳但同时也非常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纽在这伙人中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后来福林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认出他们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别人通讯。根据以上所说情况，至少可以做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的战友’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纽金特曾邀请其他任何人到巴黎去过。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家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赫·卡·施泰歇尔”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米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莱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parordre〔按官吏式〕修剪的联鬓胡子——上唇髭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紧张……格莱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概认为首先必须考验我一番……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要我向他精确地报告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莱夫向我介绍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的人，并接着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三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莱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果搞不到它们，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以前从事勒·维提希主编的‘德勒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组织民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员会设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潭；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泽，在15—18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弗略里克劳泽常常对我说，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注：Fleurde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加的注。）］，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fleursdelys〔百合花〕［注：文字游戏：《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是姓。——编者注］。”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莱夫的右手，当格莱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给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去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目提出来作证……1851年秋，弗略里曾经同格莱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说，同约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贝克曼［注：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现的那个人物。（马克思在“揭露”1875年版上加的注，本附录4作为补遗附在那里。）
　　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曾担任“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对马克思的注所作的补充。）］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议，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讥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伦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唯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大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信赖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莱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这位警监最后说：“àtoutprix〔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格莱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莱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议总是会被接受的。”

　　“进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伦的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侦查而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莱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toutprix〔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莱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作担保”。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业无产阶级’；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莱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做马克思派的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报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品，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为一次格莱夫先生把谁说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

　　“为此，他有责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莱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闵豪森”。

　　“格莱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伦案件的，已经起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莱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国家检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真的，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伦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这些钱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伦敦。”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莱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这就必须得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这项建议；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伦出现……当我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莱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丝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莱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记录中则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dd［注：dedat o——即日。——编者注］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维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的非议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详尽说明……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弄到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绝望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弗略里告诉我，手稿的字迹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伦〉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莱夫从伦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莱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伦带来所谓的记录本原稿呢？……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别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科伦日报上读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败坏了……德·弗略里先生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使这架小小的坚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争中拔剑相斗。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603]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贷款的设想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着手贷款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贷款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是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钱加以应用”。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负责，这一点我已经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考恩西耳大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exposé〔叙述〕，鉴于您对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热烈的感谢。
　　谨致
敬礼

　　书记　威·赛普尔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注：原著所附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诬蔑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不对此提出抗议。在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刊印的文件库7号中这样说：‘我们知道，目前伦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骤。有安·谢·……签名的信件从该地寄给名个团体和个人等等。看来，这些‘信件使卡·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1859）年初似乎出现了政治宣传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说的“谁都一点也不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分发信件等等。经过这种方法的试探之后，有几个“流浪弟兄”在一个地区内出现了，他们立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几个人搞团体的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警察侦讯，也往往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7号中所引用的信件全部转载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探测一下呢？他本来不难了解，公开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末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是荒谬的了。由我签名的信总是起草得任何人也不会因之受到丝毫损害。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敌对阵营的雇佣文丐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想到去为某个波拿巴的利益进行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物。我们肯定比福格特先生更为憎恨奥地利的专制制度，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为自己开说，那末，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安·谢尔策尔”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想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耶、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不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绩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耶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十一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他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举出一些证人，维耶本人曾向这些人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预谋的造谣者。

　　卡尔·马克思”

　　“至于当前情况，你随便拿起十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九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报上谈论起北方各大国之间的秘密会谈，谈论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了吗？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给他一本按格朗基奥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其响亮的标题是‘联合。利美腊克先生对同英国结盟也许表示过不满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哥里大帝勋章的沙特勒（从他的风格判断，他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载了或者转载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报告。‘吉耳里教父’[607]的作者（艾德门·阿布）已经认为必须用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们，他在剧院遭到惨败后又来向柏林议会提出明智的建议。据说，克莱维尔先生最近打算澄清被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马地峡问题；毫无疑问，在10月21日的王公会晤之后数日，我们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会出现一种华丽的玫瑰色的小册子，它的标题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见记’。
　　文学小神们之侵入政治领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许多原因有联系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智慧和感情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读者开心的可悲职业的先生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唤醒他们的读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他们老一套的幽默歌曲和笑话。他们自己也像他们要为之解闷的那些人一样受到苦闷、悲伤和沮丧的煎熬。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才在绝望中有的去写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认真研究过一小时政治的和内心根本没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耍笔杆的冒险家突然对自己说：‘我得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要使那些本能上回避我的人都来注意我，我该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列奥塔尔事件的小册子还是关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应当向惊异的世界去揭露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问题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风格来表露自己对名声败坏的女人们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风格来表达对于受到伊斯兰教的狂热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马龙派的悲哀？应当写里格尔博什小姐的赞美诗还是教皇世俗政权的辩护书？我坚决选择政治。我用国王和皇帝来娱乐我的读者，比用荡妇好得多。我们的名士派的编外人员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就去翻阅‘通报，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蹓跶了几天，拜访了一些官吏，终于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宫廷的兴致的风向；然后就选择这股风可以适当吹满的一个标题，于是他的大功就告成了。现在他的书可以认为已经写好了；因为目前在小册子里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题，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间可能有的那种关系。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场的小册子的价值加以说明吗？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为它们的作者所表现的空前无知、不可容忍的轻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异不止。这里我所说的还不是其中最坏的……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现象，每年都增加一些使我们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吗？”

　　“日内瓦‘水泥股份公司（参加经营的不是别人，正是卡尔·福格特先生自己）建立于1857年，而1858年股东们就已经一文不名，检察官立即以欺诈罪监禁了一位经理。进行逮捕的时候福格特先生正在伯尔尼，他急忙赶回来，被捕者被释放了，案件暗中了结，‘以免出丑，但股东们却损失了一切。照这个例子来看，不能说财产在日内瓦是受到足够保护的，卡尔·福格特先生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显得更奇怪了，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上述公司的理事之一；然而，在法国如有这类案件就到理事中间去寻找罪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用他们的财产来满足股东们在民事诉讼中的要求。”

　　“1854年5月30日晚在……同科苏特先生谈话的记录
　　……恢复匈牙利的严格法制（他说，即科苏特说）可以重建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联盟并阻止俄国在匈牙利找到同盟者。他（科苏特）将丝毫不反对恢复法制。他准备劝告他的同胞，当这种恢复可以达到的时候，就要充满信任地接受它，他保证自己决不会妨碍这种转变。他本人不打算返回匈牙利。他本人不想促使奥地利采取这种方针，因为他不相信奥地利将回到法制，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允许我说这就是他的观点，必要时，他将公开证实这种观点，但是由于他不指望奥地利会自愿放弃它那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他不会提出任何建议……要是1848年，他是会同意派遣匈牙利军队去击退皮蒙特人的攻击的〈科苏特先生在1848年走得更远，他靠在佩斯的议会中的一篇激烈讲话，做到派匈牙利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叛乱者”〉，但是，他不会利用这些军队来占领奥地利的意大利，就像他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匈牙利一样。”［注：同科苏特会谈的记录的原文是英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