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69]

　　1854年2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陆军预算和海军预算都已提交议会。下一年度的全部陆军人员规定为112927人，即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694人。在国内外服役的陆军的总开支，在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内，是3923288英镑，其中不包括澳洲各殖民地的军饷和东印度公司所担负的开支。总数是4877925英镑，这笔钱可以养活军官5719人，军士9956人，兵士126925人。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年度的现役海军预算是5979866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172446英镑。军队和炮的运输费用是225050英镑，相应地增加了72100英镑。全年拨款总额为7447948英镑。全体人员计有水兵41000人，见习水兵2000人，海军陆战队兵士15500人，再加上116个辅助人员，共为58616人。
　　上星期五晚上累亚德先生声称，他打算促使人们注意东方问题，并且，正当下院议长准备离开议长席，使议院能够转而审查海军预算[70]的时候，他要求发言。刚过4点钟，议会大厅四周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5点钟，议员全部到齐了。整整消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空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使得议员和公众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快。那些尊敬的议员们居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好奇心，为了参加大辩论的开场竟把晚餐推迟到8点钟，这种情况在下院议员们的议会生活中是少有的。
　　累亚德先生的发言不断为掌声打断，他在开始时声称，政府使议员们处于如此奇怪的境地，以致他们很难确定自己的态度。在他们对请求的贷款进行表决以前，政府应当说明，它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在质问政府打算做什么以前，发言人想问问它已经做了什么。去年他就讲过，如果政府具有同我国更相称的风度，它也许不会被卷入战争；而现在，在他详细地研究了最近出版的厚本的蓝皮书之后，他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见解。发言人对比了来自各方的各种报道，得出这样的结论：内阁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不了解最肯定的倾向，相信了分明是虚伪的保证。发言人说西诺普悲剧败坏了英国的声誉并且要求作出详细的说明，然后他根据已公布的文件证明，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胆小怕事、含糊不清的命令，联军分舰队的海军上将们本来是能够防止惨剧的发生的，土耳其人自己也能够防止惨剧的发生。根据政府最近的一些声明，发言人得出结论说，政府仍旧想以statusquoantebellum〔战前状态〕为基础进行谈判；发言人谴责这种作法。他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他相信英国人民是会履行自己的义务的。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他所特有的无耻态度回答道，议员们应当是或者信任大臣们，或者把他们赶走。而“再在我们不准备在蓝皮书上白白浪费时间”。
　　他说，政府受了俄国这个大不列颠的忠实老盟友的欺骗，但是“在崇高的心灵里是不容易产生阴暗和恶毒的怀疑的”。这个老狐狸精，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小跑腿”和屠杀邦迪埃拉兄弟的刽子手[71]，在谈到“崇高的心灵”和“不爱怀疑”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动听极了。
　　接着发言的是乔斯林勋爵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他们的发言在第二天登满了报纸，但是使当天晚上的议院空无一人。下一位发言人是罗巴克先生，他先替大臣们的行为辩解，说他们陷入了容易被人误解的境地，最后则声称，现在是政府清楚地说出它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了。约翰·罗素勋爵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起来发言的，他在为政府辩解时，逐一地叙述了近来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来由，但是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要告诉议员们“政府打算做什么”，虽然他自己并不见得确切地知道这一点。据他说，政府同法国不是通过条约而是通过交换照会结成了一种类似非固定同盟的东西。英国和法国现在也建议土耳其缔结一种类似条约的东西，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政府不得到它们两国的同意不得求和。沙皇的难以置信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政府失去了信心。他（罗素）对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感到失望。政府并非没有参战的可能，因此他要求预算拨款比上一年度增加300万英镑。秘密是战争取胜的条件，所以他现在不能告诉议院，政府在战争的情况下打算做什么。他的发言的结尾部分，或者更加确切些说是有戏剧性的一部分讲得非常有力，并流露出对沙皇“刽子手”的不满，所以很受欢迎，热情洋溢的议院已经打算批准预算了，可是忽然间迪斯累里先生起来发言，他做到了把辩论推迟到星期一晚上的会议上继续进行。
　　昨天晚上又继续辩论，直到夜里两点钟才结束。
　　第一个发言的是科布顿先生，他曾经保证他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具体问题。他拿蓝皮书作根据，竭力证明谁也没有否认的事实，即法国政府以拉瓦累特先生的圣地问题的使命，以及他迫使土耳其作出的让步[72]，引起了这场“伤心的争论”。当时有可能做皇帝的法国总统以天主教基督徒的名义向土耳其提出了这些要求，大概是想捞一笔政治资本。因此俄国的最初一些措施可以拿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来解释。维也纳照会没有签字，罪过不在土耳其政府而在盟国。如果用从贝捷克湾撤出舰队的手段来威胁土耳其政府的话，它是会立即签字的。科布顿说，我们现时面临着战斗，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土耳其用照会通知俄国，说土耳其拒绝把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即关于更好地对待基督徒的保证给予俄国。土耳其帝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贪婪地注视着俄国现行政策（例如在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成就。发言人根据同样的蓝皮书证明，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侮辱和迫害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他还着重地引证了克拉伦登勋爵所写的显然是为沙皇效劳的那些报告。克拉伦登勋爵在其中一份报告中写道：

　　“土耳其政府应当决定，它是否不怕牺牲盟国对它的同情和支持而继续坚持错误的宗教原则。”

　　科布顿先生因此问道：

　　“议院是否认为像土耳其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居民那样的民族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宗教？要知道不彻底放弃可兰经的戒律，就根本不可能使居住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同土耳其人享有平等权利。”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现行英国国教和现行英国法律的条件下，英国工人是否能够同科布顿之流和布莱特之流享有平等权利呢？
　　接着科布顿先生根据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英国各代理领事的信件竭力证明，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中笼罩着普遍不满，有酿成大暴动的危险。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再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是否也笼罩着对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并有很快地酿成大革命的危险呢？如果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大不列颠也像土耳其那样遭到了敌视它们政府并激起暴动情绪的外国军队的侵犯，那末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像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那样长久地保持平静呢？
　　科布顿先生得出结论说，如果英国参加保卫土耳其的战争，那它就是为争取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居民的优越地位和反对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战。俄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之间所进行的纯粹是宗教性的争执。英国的利益把英国同俄国结合在一起。英国对俄国的贸易具有巨大的规模。诚然，它向俄国的输出总额现在只有200万英镑，但这只是俄国还常常受到保护关税的幻想的影响所造成的暂时的结果。可是英国从俄国输入1300万英镑的商品。除了美国，英国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像同俄国这样的广泛的贸易。如果英国打算打仗，它为什么把自己的陆军开到土耳其去而不是光用自己的舰队呢？如果哥萨克人和共和主义者互相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什么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其他各邦、比利时、荷兰、瑞典和丹麦等国依然保持中立，而法国和英国却要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作战呢？如果这个问题对整个欧洲都有意义，那末谁离危险地近，谁就应当第一个投入战斗，这样一个假定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科布顿先生在结束发言时声明，“他反对同俄国作战”。他认为，“最好是回到维也纳照会上来”。
　　约翰·曼纳斯勋爵认为，政府的漠不关心和过分的自恃应当受到谴责。克拉伦登勋爵在他最初给俄、法、土三国政府的一些通知中，就不是声明同法国一致行动，而是坚决拒绝同它合作，并且通知俄国政府说英国将不同法国合作，这就促使俄皇给缅施科夫公爵下了一道引起了莫大灾难的命令。当英国最后通知说它打算在君士坦丁堡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法国政府对女王陛下政府的真诚势必有几分怀疑，这并不奇怪。不是英国劝土耳其政府拒绝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恰巧相反，而是苏丹的大臣们自己冒风险采取了行动，并且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英国政府在俄国人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之后进行的长期的外交谈判使土耳其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而给俄国带来了很大好处。俄国不经宣战就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以防过去作为它压迫土耳其的实际工具的条约被废除。因此，现在，当土耳其已经宣战的时候，要求恢复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已经是愚蠢的了。主要的和真正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加入这个可怕的战争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曼纳斯说道，人们总是泛泛地向我们声明，应当维持土耳其的荣誉和独立；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非常具体地谈一谈怎样理解这种声明。
　　霍斯福耳先生竭力驳斥科布顿先生的错误论据。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果土耳其包括在俄国的版图之内，俄国将变成什么样子；问题在于俄国的皇帝是否也成为土耳其的皇帝？霍斯福耳说道，俄国只有一个公认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战争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它所追求的是扩张领土；从标志着俄国专制君主在这方面的最初措施的惊人骗局起，直到西诺普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止，俄国专制君主的活动的特点就是残酷、虚伪和罪恶，这种罪恶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罪恶的历史的国家的年鉴中也是罕见的，尤其骇人听闻的是，沙皇极其粗暴地践踏基督教教义的基础，竟又亵渎地援引这一教义。相反地，上述牺牲者的行为却非常好。接着霍斯福耳先生竭力用政府现在所处的困难的处境替政府的动摇辩护。他说，这就是政府在外交方面不坚定的原因。即使所有欧洲政府、所有谙练的外交家一起来反对这个专制君主，也不能使他所处的境地比他现在由于我国大臣们的错误或者是他自己大臣们的狡猾而陷入的境地更艰苦、更困难、更绝望、包含着更多危险和损失。半年以前，尼古拉皇帝还是欧洲秩序和法制的主要支柱；而现在他已经撕下了假面具，以一个了不起的革命者出现。沙皇在政治阴谋上失利，在亚洲也没有获得战果，在多瑙河上又被土耳其人打垮，现在他已经开始非常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地位，这只会令人称快。目前英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一旦军事行动恢复就要做到只有在提供了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进攻的充分可靠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缔结和约。发言人认为，恢复和平的条件之一就是，俄国应当赔偿土耳其被迫用掉的费用，而土耳其则应当收回被俄国夺去的领土作为物质保证。
　　德拉蒙德先生认为，英国正被卷入宗教战争，并开始进行新的十字军征讨来保护被破坏得无处可坐的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的坟墓。已经查明，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是罗马教皇。英国对土耳其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而英俄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决出胜负，因为两国将长久地打下去，但是彼此永远不会给对方以任何危害。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除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外，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德拉蒙德回忆起不久以前科布顿先生曾经建议约制俄国；如果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使英国摆脱好多麻烦。事实上现在争论的是：应该由谁来打扮圣墓上的偶像，是贩卖时新货品的巴黎商人，还是彼得堡商人呢？英国政府突然发现，土耳其是它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英国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现这一点，没有在整个希腊王国从土耳其手里被夺走以前发现，也没有在纳瓦林战斗[73]（仿佛记得圣海伦斯勋爵曾把这次战斗描述为卓越的会战，只不过认为还没有把致命打击加在应该打击的人身上）中遭受失败以前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实际帮助时，英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只是现在，当奥斯曼帝国老朽不堪时，才认为有必要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借口下支持这个即将崩溃的帝国。德拉蒙德先生对出人意外地表现出来的对波拿巴的好感挖苦了一番，然后问道：应该由谁当陆军大臣？大家都有机会确信掌握国家大船的是软弱无力的舵手。发言人不相信，在现政府下面某个海军上将或某个将军的美名会不受到玷污，因为现政府准备牺牲任何人来讨好议院中的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如果下定决心要打仗，那就应当打击俄国的心脏，而不是在黑海白白浪费炮弹。首先应当宣布恢复波兰王国。发言人特别想知道政府的意图是什么。

　　德拉蒙德先生说道：“政府首脑引以自豪的是他善于保守秘密，有一次他曾说过，他倒想看一看谁能够从他那里弄到他不打算公开的消息。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一次我在苏格兰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苏格兰人到印度游历，回英国时带了一只能说会道的鹦鹉送给妻子作礼物。他的一位邻人不甘落后，到了爱丁堡，从那里为自己妻子带回了一只大猫头鹰。有人告诉他永远也不可能教会猫头鹰说话，他回答说，这话说得倒是不错，可是你们注意瞧它那副用心思考的神气。”

　　巴特先生说，内阁出席议会，并对自己的提案不作明确而详细的说明就请求军事拨款，这种情况自从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就法律意义上讲，英国现在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议院在表决提出的拨款时有权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对俄国宣战。要知道英国舰队在黑海的处境是很暧昧的！海军上将邓达斯接到了把俄国船只赶到俄国的一个港口去的命令。在同俄国的和平关系还没有正式破裂的时候，如果他执行这个命令时击沉了某一艘俄国军舰，那怎么办？诸位大臣是否准备为这样的行为辩护？发言人希望有人出来向议院说明，它是否应当支持如此令人屈辱的条件，因为根据这些条件，土耳其为了同俄国缔结和约就应当受英国和法国的支配。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那末，要求议会现在批准补充军备就是为了奴役土耳其而不是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巴特先生有点怀疑：现在所议论的备战是否只是大臣们为了准备缔结可耻的和约而玩弄的花招。
　　陆军大臣悉·赫伯特先生的极其庸俗而愚蠢的发言，简直不像一个联合政府的大臣在如此严重的关头能够发表的言论。政府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怎样也弄不清议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见解是什么。可敬的绅士们，亦即反对派的代表们处于可以利用事实的优越地位；他们批评过去；而政府没有可以利用的事实，它只能对未来作一些假设。它所以乐于参加这个战争，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土耳其，不如说是为了抵抗俄国。这就是议院从可怜的赫伯特先生嘴里所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一切。但是他还透露了某种完全新的东西。据赫伯特先生说，“科布顿先生反映了英国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的情绪”。当从议院各个角落都来驳斥这种说法时，赫伯特先生补充说：

　　“极可尊敬的议员如果不是人数最多的阶级的代表，起码也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工人的代表。”

　　可怜的赫伯特先生！继他之后发言的是迪斯累里先生，一位真正的辩论家换下了一个空谈家，可令人高兴了。
　　迪斯累里先生影射约翰·罗素勋爵于星期五晚上发言结束时的戏剧性的言词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人民，如果他们真正知道是为什么而战，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承受战争负担的决心和愿望就会比在人家用激昂的号召煽动他们的热情，并利用他们的激动情绪驱使他们进行战斗的情况下要大得多。后一种手段也许一开始对某个大臣是有利的，但是几个月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难以设想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因军事失败而更加严重。”

　　1828—182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站在俄国方面，而不是土耳其方面。应当认为，土耳其目前所形成的复杂局势和它最近期间所处的绝境一样，完全是由上述的英法联合对土战争造成的。当时没有一个下院议员真正知道英法为什么加入战争，或者它们打击土耳其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因此，现在必须弄清当前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从蓝皮书中才能知道。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局势，这可以直接从这张桌上放着的许多报告中知道。这些报告所叙述的政策准备了一种可以完全吸引住——如果相信大臣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注意力的未来。因此发言人反对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空谈。赫伯特先生刚才反对只宣读这些报告中的个别篇章。但是迪斯累里先生不会答应在议院中把所有的蓝皮书一一宣读。如果极可尊敬的绅士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他显然也只好这样做。根据所有熟悉东方问题的人的一致见解，以及根据他个人的见解，俄国没有任何意图想用强力征服奥斯曼帝国，它只是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完善的方法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为它树立的威信大概不下于它占领苏丹国家的首都。在这些谈判开始时，涅谢尔罗迭伯爵本人在他的1853年1月和6月的报告中就明确地叙述了俄国的政策。俄国想在土耳其帝国内获得优势，给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1200万人以特别的影响。在俄国给英国政府的急件中，不仅清楚地叙述了这个政策，而且同样直率地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保持现行条约并对这些条约作广义的解释）告诉英国政府。因此还在这次严肃的争论刚刚开始时，在库楚克－凱纳吉所签订的条约就成了外交活动的根据。由于这项条约，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将受苏丹的特殊保护。俄国对这次条约的解释不同，它说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将受沙皇的保护。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可以要求保护自己的新教堂（贝伊奥格鲁街的建筑物）；俄国人把条约的这一条款解释为，俄国有权保护一切正教教会，自然也有权保护在苏丹领土内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一切信仰正教的宗教团体。这就是俄国人对凱纳吉条约的直率解释。另一方面，从1853年1月8日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涅谢尔罗迭伯爵告诉汉密尔顿爵士说，“必须举行实力示威来支持俄国的外交”，而汉密尔顿爵士又把这一点告诉克拉伦登勋爵。根据同一个报告，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问题将得到满意解决的根据是“女王陛下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应当作出的努力”。因此俄国公开宣称，实力示威只不过是示威而已，而目的则应当靠和平途径来达到，靠英国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努力来达到。

　　迪斯累里继续说道：“这样一来，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些大使们——在这样叙述了目的、描写了方法以及最后有了这样的外交之后，——是怎样对待这种计谋的？”

　　迪斯累里认为，谈论圣地问题是多余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甚至涅谢尔罗迭伯爵在谈判刚开始时就表示惊奇和满意，而且证明法国是爱好和平的。尽管如此，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俄国军队却在土耳其边境集结，而涅谢尔罗迭伯爵一直都对克拉伦登勋爵说，他的政府要求等价偿还正教教会在耶路撒冷失去的特权，而特权问题是在没有他的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解决的。当时还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的使团，这是可以从汉密尔顿·西席尔爵士的各种报告中看出来的。约翰·罗素勋爵上一次曾经说，涅谢尔罗迭伯爵的行为像一个骗子。另一方面，同一个约翰·罗素勋爵又承认，涅谢尔罗迭伯爵不止一次说过，他的皇帝要求给正教教会等价赔偿；同时他又埋怨，涅谢尔罗迭伯爵从来不讲他要讲的话。

　　“不中用的涅谢尔罗迭伯爵！（笑声）俄国国家活动家骗人的两面手法！（笑声）为什么高贵的勋爵不能够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既然不可能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得到需要的情报，为什么还让他呆在圣彼得堡呢？”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伯爵从来没有向高贵的勋爵讲过他要讲的话，那是由于高贵的勋爵一次也不敢向他提出相应的质问。在谈判的这个阶段，大使们应当向圣彼得堡的内阁提出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果俄国政府不能够明确自己的要求，那末声明英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君士坦丁堡进行友好的帮助，是完全适宜的。当约翰·罗素勋爵辞职而由克拉伦登勋爵接替时，外交活动的性质就起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克拉伦登勋爵担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以后，必定给赴职的女王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拟出指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示呢？在土耳其处在灾难深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教它必须在内部行政和贸易方面进行改革。还开导它说，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应当极端温和而明智，也就是说，它应当同意俄国的要求。同时政府仍旧不要求俄国对俄国的意图作出确切的解释。缅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克拉伦登勋爵接到了罗斯上校的令人万分焦虑的信件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警告性的报告之后，在他给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的信中，谴责罗斯上校下令出动不列颠舰队，对命令法国海军上将开进希腊领海表示遗憾，并且以轻蔑的口吻教训法国说，“怀疑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危险的”，并宣称他完全相信俄国皇帝，因为俄国皇帝曾经庄严地向他保证，他一定保全土耳其帝国。然后克拉伦登勋爵写信给自己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他完全相信，缅施科夫公爵的使团所追求的目的，“不管怎样，都不会使苏丹政权或者苏丹领地的完整有什么危险”。不仅如此！克拉伦登勋爵甚至还对留在英国方面的唯一欧洲盟友加以责难，说什么如果东方的危局威胁到英国，那完全是由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所一度采取的立场。因此涅谢尔罗迭伯爵祝贺阿伯丁勋爵在使法国处于《isoiée》〔“孤立状态”〕方面所起的《beau　rôle》〔“崇高作用”〕（在蓝皮书中翻译为“重要作用”）。4月1日英国从罗斯上校那里知道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的秘密协定。仅仅过了10天，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证实了罗斯上校所报告的一切。在这以后，克拉伦登勋爵于5月16日在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信中写道：

　　“俄皇所作的解释〈即蓝皮书中所没有的解释〉使我们有理由不去分担，而是漠视与俄国南部的备战相配合的缅施科夫公爵的行动所必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忧虑。”

　　此后，涅谢尔罗迭伯爵得以毫不客气地于6月20日通知克拉伦登勋爵说，俄国已经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在这个文件中，涅谢尔罗迭伯爵声明，

　　“俄皇打算拿这些地方作为抵押，直到他得到满足时为止；他的行为依然忠于他向英国政府所作的声明；在同伦敦内阁交换有关在开始谈判的同时进行备战的问题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可能有一天他不得不向英国求助，并且欢迎英国政府所表现的友好意图，同时把英国政府的行为同法国的行为加以对比，并把缅施科夫公爵后来的失利完全归咎于斯特腊特弗德勋爵。”

　　在这一切之后，克拉伦登勋爵于7月4日写了通令，依然指望俄皇的正直和温和，并引证了俄皇多次关于不打算侵犯土耳其帝国的声明。而7月18日他在写给斯特腊特弗德勋爵的信中说：

　　“严肃对待问题的法国和英国，完全能够粉碎俄国的力量，不过土耳其在这个期间不免要遭到彻底的崩溃，因此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和平谈判。”

　　但是迪斯累里认为，如果这个论据在当时是适用的话，那现在它也适用。或者是政府表现了过分的轻信，或者是它犯了姑息的罪过。战争是女王陛下政府在最近7个月来进行谈判的结果。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轻信，那就是俄国以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速了一场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使欧洲独立、英国安全和世界文明得到保障的冲突。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姑息，那末这将是一场怯懦的战争，一场不坚决的、没有结果的战争，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场恰恰导致最初就考虑到的结局的战争。4月25日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发表了虚伪的声明，说什么缅施科夫是奉命来调解圣地争论的，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接着迪斯累里先生简短地叙述了维也纳照会的经过，以证明政府或者表现极大的愚蠢，或者姑息圣彼得堡的宫廷；然后他又转来谈论第三个时期，即从维也纳照会的失败到西诺普会战这一个时期。当时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时，曾以极其轻视的口吻谈论土耳其。一些半官方的报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土耳其人自己的毅力才使土耳其的局势和命运发生了变化，结果政府不得不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话。但是沃耳特尼察会战刚一发生，无论是拥护轻信政策的人还是拥护姑息政策的人又干起肮脏的勾当来了。尽管如此，西诺普溃败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的同情。各分舰队已经接到了向黑海挺进的命令。但是它们是怎样行动的呢？它们竟开回博斯普鲁斯海峡！至于谈到未来，约翰·罗素勋爵非常含糊地叙述了英法同盟的条件。迪斯累里先生劝大家不要把保持欧洲均势同保持欧洲现有的领土划分混淆起来。意大利的未来主要决定于是否承认这个真理。
　　在迪斯累里先生作了精彩的发言（自然我只是大体上引证了他的发言）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起来发言，但是遭到了惨败。他的发言部分地重复了他在上届会议闭会时所讲的话，他为内阁政策的辩护毫无说服力，而且竭力注意不说一句包含任何新消息的话。
　　后来根据詹·格莱安爵士的建议，没有辩论就通过了对海军预算草案的某些修正。
　　最后，最有趣的是，在经过了如此热烈的辩论之后，议院完全没有做到使大臣们向俄国正式宣战并指明英国将要参战的目的。结果无论是议院或公众，都没有获知比这以前更多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消息。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21日
载于1854年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69]马克思在本文和后面几篇分析英国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的文章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有时在事实上有出入并有刊误的地方。马克思多半是利用伦敦出版的汉萨德的“议会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来分析前几年的议会辩论的。
　　本文第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85页。
　　[70]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这等于不公开的会议；在这种会议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职务由下院议长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中的一人担任。在讨论有关抵补国家开支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下院的会议即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第85页。
　　[71]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门把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秘密检查。在其他一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们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在实现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86页。
　　[72]1851年5月，法国大使拉瓦累特到达君士坦丁堡，向苏丹转达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关于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的要求。苏丹于1852年2月9日颁布敕令承认从前一系列法土条约所规定的法国的权利。而俄国外交也在为正教教会争取同样的特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俄法两国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样就使得俄法关系日趋尖锐，而成为以后的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88页。
　　[73]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林（现在的皮洛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附近，土埃舰队同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发生了会战，这支联合分舰队是欧洲列强派往希腊海面武装调解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的。这次会战是因土耳其统帅部拒绝停止残杀希腊居民而开始的。结果，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且加速了俄国赢得胜利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纳瓦林会战中，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米·彼·拉扎列夫所指挥的“阿速夫号”旗舰起了出色的作用。——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