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11月24日。让“新莱茵报”的读者了解一些关于现在已经确定在两院监督下管理瑞士并且刚刚开始其活动的人物的详情细节，也许是不无兴趣的。联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已无保留地同意自己当选，只是富勒尔先生一人同意在春天以前暂时担任这一职务，而第七个人（蒙钦格尔）毫无疑义也会表示同意。
联邦委员会主席富勒尔先生是典型的苏黎世人。如果是在法国，人们会说他具有l’air éminemment bourgeois〔高度的资产阶级外表〕。服装、举止、容貌——所有这一切，一直到银边眼镜，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自由的帝国城市的公民”。他作为首府州的主席以及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的确变得有点文明气了，但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省人”。“瑞士的雅典”（苏黎世的小市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只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市）的最有才学的律师之一——富勒尔先生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以坚持不渝的努力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苏黎世九月政府的垮台[77]，使进步党重新担负州的领导。作为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在内部事务上温和进步，在对外问题上严守中立——这就是他所奉行的政策。他现在之所以当了联邦委员会的主席，与其说是由于一定的意图，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偶然情况。人们本来乐意选举一个伯尔尼人来担负这个职务；不过那就只能在奥克辛本和诺伊豪斯这两个人之间进行选择了。奥克辛本是大多数人所厌恶的，诺伊豪斯到现在即1848年还是采取五六年前的保守立场，因而根本没有被选入联邦委员会。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就不得不选举一个苏黎世人。要选苏黎世人，富勒尔无疑是最适当不过的候选人了。因此，不能认为富勒尔确实代表联邦议会的多数派，但他至少是瑞士德语区的多数派的代表。
副主席德律埃在各方面都同富勒尔相反，他是瑞士法语区所能选出的最好的代表。富勒尔对于多数派，尤其对于激进的少数派来说是过于温和，德律埃对多数派来说则太激进。富勒尔是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德律埃则是红色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德律埃在自己州里最近发生的各次革命事件中所起的卓越作用是尽人皆知的。他在各方面对自己的州（瓦得州）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人们不大晓得。德律埃是路易·勃朗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第一流的国家法专家，全瑞士最有毅力和最勤勉的活动家。他是联邦委员会中能够逐渐获得越来越大影响和产生最良好作用的人物。 奥克辛本是反对琉森的志愿军的首领，是通过了对宗得崩德作战的决议的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伯尔尼后备军的上校。由于他过去的活动，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整个欧洲他都是遐迩皆闻的。但是，从二月革命以来，他的活动不大为人所知。二月革命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法国临时政府的措施以及法国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所有这一切几乎吓倒了这位会被法国人列入“国民报”派的démocrate pur〔纯粹的民主党人〕。他渐渐地接近温和派。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日益倾向于所谓严守中立的、实际上不过是对反动派采取保守和纵容政策的旧制度，而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前以及在这次战争期间，他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曾经表现得坚强有力。担任首府州主席的奥克辛本，便迟迟不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在意大利问题上至少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此外，由于他在担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期间非常感情用事，结果往往对激进派抱有成见。这样一来，他便在激进派中间，特别在瑞士法语区的激进派中间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如果在选举伯尔尼州的联邦委员会委员时不是仅仅限于在奥克辛本和诺伊豪斯之间进行选择，那末奥克辛本得的票就会少得多。
阿尔高的弗雷-埃罗泽上校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在反对宗得崩德的战役中，他是总参谋长。如同瑞士的大多数参谋人员一样，他长期以来参加本州的政治生活，因而非常熟悉民政管理机关的事务。他在新的岗位上无疑会卓有成效地从事军事部门的工作。按政治观点来说，他属于本州的彻底的自由派。
德森的国务参事弗兰西尼，无疑是全瑞士最受尊敬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在本州孜孜不倦地工作。1830年，还在六月革命以前，受蔑视的、在政治上被认为是落后的德森首先在全瑞士（而且没有通过革命）用民主宪法代替了寡头政治的旧宪法，这主要是他的功绩。同时他还领导了再度推翻窃据政权的僧侣和寡头政治家的1840年革命。这位弗兰西尼在这次革命后还改组了被反动派弄得混乱不堪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反盗窃、欺诈、贿赂和贪污的斗争，最后，还在贫瘠多山的地区许可的条件下，重新举办在僧侣统治时期完全衰落了的学校教育。这样，他就剥夺了神甫们赖以影响人民的主要手段。结果，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信任便一年年不断地提高。此外，弗兰西尼还是瑞士最有学识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瑞士统计学界的优秀著作（“瑞士统计学”，1827年罗迦诺版；“瑞士新统计学”，1848年版）[78]的作者。他是个彻底的激进派，在联邦委员会中，与其说他接近奥克辛本和富勒尔，不如说他接近德律埃。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这位多年的领导者评价很高，特别是因为他那种“光荣的贫困”。
左洛图恩的政府参事蒙钦格尔是本州最有威望的活动家。从1830年起，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州出席联邦代表会议的代表，多年来实际上领导着这个州。用瑞士法语区的半激进报纸“洛桑日报”[79]的话来说，他善于cacher sous les apparences de la bonhomie un esprit fin et pénétrant〔用温厚来掩盖乖巧而锐敏的智慧〕。就是说，他善于在温厚的老实人的外表掩盖下玩弄一些小诡计，而这种小诡计在帝国城市中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才能。此外，他是一个富勒尔类型的温和的进步派。他要求瑞士只关心自己本身的事务，把大的欧洲政治交给上帝和帕麦斯顿勋爵去管。因此，他对至今只给瑞士带来麻烦的外国流亡者的态度是相当不怀好意的。他同“瑞士的雅典人”埃歇尔博士一起，最近在德森再一次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般说来，富勒尔和蒙钦格尔在联邦委员会中最典型地代表了瑞士德语区“有教养的”居民的偏见和局限性。
最后是圣加伦的奈弗先生，关于他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据说，奈弗对本州的管理工作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成绩卓著。根据瑞士报纸来判断，一般说来，在圣加伦州居住的都是最富裕和最有才学的人。可是这些有才学的人的不幸就在于：人们很少知道他们，不管怎样，他们显然都缺乏主动性。不过作为行政活动家的奈弗先生，在他活动范围内看来是不无功绩的。按其政治观点来说，他介于富勒尔和奥克辛本之间；他比前者较为坚决，但是按照后者过去的活动来看，他又不如后者。
从联邦委员会的这些成员无疑可以看出，瑞士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执行怎样的政策。它将继续执行旧联邦代表会议和首府州伯尔尼在奥克辛本，后来在丰克（如果没有奥克辛本他就等于零）的领导下所执行过的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严格遵守瑞士联邦的新宪法，这个宪法对各州的主权范围仍然规定得过于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严守中立，当然究竟保持比较严格的中立还是比较温和的中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对奥地利就保持特别严格的中立。温和派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奥克辛本先生很可能在大多数问题上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作为少数派，而且还有永远当少数派的美妙前景，如何能同意被选入联邦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如何能协同一致地进行管理，只有瑞士人，或者熟悉瑞士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人，才能了解这一切。在这个一切行政机关都是集体讨论问题的国家，人们都信守这样一个原则：各守己职。即使你今天是少数派，你仍然有可能做些有益的事情；也许经过一两年，由于死亡、辞职等等原因，你会变成多数派。这是执政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这一事实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政党都力图（就像在立法议会中一样）选派一个或几个候选人，以便至少在委员会中站稳脚跟，在不能获得多数以前保证自己的少数地位。如果候选人不同意被选举，政党也不反对这种在比较大的国家里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联邦委员会绝不像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80]，德律埃的地位和赖德律-洛兰的地位也有巨大的差别。
瑞士的报刊一致断言：联邦委员会是由有才能的第一流的人组成的。虽然如此，我怀疑：除了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以外，这个委员会的哪一个委员能够在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里起杰出的作用；除了弗雷-埃罗泽和奥克辛本以外，其余的三个委员是否能够在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里被提拔担任稍微重要的，即使是第二流的角色。
注释：
[77]根据1831年宪法选举出来的苏黎世州政府，由于1839年9月6日保守派和教权派的叛乱被推翻了。自由派在1845年的选举中获胜，重新掌握了政权。——第72页。
[78] S．Franscini．《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Lugano，1827；《Nuo-va 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1848．——第75页。
[79]“洛桑日报。瑞士报纸”（《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1798年在洛桑创刊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第75页。
[80]“执行权委员会”（《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是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去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