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报”写道：“这固然都是些动听的话，显示着一个伟大的胸怀，显示着一种同情正义事业的精神。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博爱的心在跳动。这些字句会象柏拉图的格言鼓舞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似地鼓舞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可是我们现在和伯利克里已相隔甚远，我们是生活在路特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统治时代，换言之，即金钱、本能的恐惧心理和警察三位一体的统治时代；统治着我们的是利润、特权和市近卫军。难道拉马丁先生指望着自己为人民主权和社会友爱呼吁一声，这个利益紧密交织着的同盟，这个由富豪、官僚、垄断机构组成的分离派同盟［注：指瑞士的分离派同盟——七个天主教州结成的反动同盟。——编者注］就会缴械投降吗？应该知道，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支撑着那个，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即使象马康的议员［注：拉马丁。——编者注］所提出的最高超的纲领，只要它带有任何垄断的胎痣（即对权利和平等的封建式的破坏），也将会象夏天的一阵香风那样逝去，象空洞的喇叭声一样沉寂下来。而且正是在目前，当政府完全处于惊恐万状的时刻，这个特权阶级的同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
　　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告诉地，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他那一套办法——多级选举制、济贫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现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议员支薪，这都是政治主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则。可是看一看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们争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则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被拉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论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癇疯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