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马赫诺主义者的漫长撤退与胜利；处死格里高利耶夫；佩列戈诺夫卡之战；邓尼金部队的溃退；自由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赫诺 -> 马赫诺运动史（1921）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马赫诺离开起义军指挥官的职位后，带着一支骑兵小队退休。他去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那里，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加伊丘尔车站附近的前线要他项上人头，他还是成功地将起义部队的指挥权和事务正式移交给布尔什维克刚刚任命的新旅长。马赫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公开、诚实地离任，这样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任何借口指责在他指挥的部队的事务。马赫诺需要谨慎行事。被迫玩他们的游戏，马赫诺做得很体面。
　　与此同时，邓尼金的进攻对劳动群众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大批逃亡的农民开始寻找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马赫诺。分散在该地区的众多起义者向他集结。两周后，在马赫诺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全新的起义支队。有了这支支队，以及到达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附近的原起义军的一部分，马赫诺准备阻止邓尼金的部队，他一步一步地撤退，开始确定自己的方向，评估局势。
　　邓尼金的军队迅速占领了乌克兰，他们没有忘记马赫诺的存在；他们记得他在前一个冬天给他们造成的巨大麻烦和损失。他们派了一个由12到15个骑兵、步兵和炮兵团组成的混合兵团去对抗马赫诺。但这不仅仅是一场针对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战争。几乎每一个被邓尼金军队占领的村庄都是满目疮痍。农民们被掠夺，被暴力虐待，被杀害。这是军官们对革命的报复。
　　从邓尼金占领古利艾波列的第一天起，大批农民被枪杀，房屋被毁，数百辆装满古利艾波列居民的粮食等财产的手推车和马车被施库洛的哥萨克送往顿河和库班。村子里几乎所有的犹太妇女都被强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马赫诺撤退的军队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村庄，带上了自己的牲畜和财物。一次场绵延数百英里名副其实的迁徙。一个巨大的“车轮上的帝国”跟随军队向西前行。在撤退的过程中，这么多难民遍布整个乌克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失去了家园和财产；许多人失去了性命。
　　马赫诺首先在靠近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第聂伯河上挖壕驻守，没多久就占据了基奇卡斯大桥（俄罗斯最重要的铁路桥梁之一，横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附近的第聂伯河）。然而，他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压倒，撤退到多林斯卡，从那里向伊丽莎白格勒撤退。与此同时，红军在乌克兰失去了所有的重要位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调到大俄罗斯，其余的人开始动摇，对他们的指挥官表示不信任。
　　对马赫诺来说，是时候呼吁他们加入他的行列了。
　　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处。
　　很久以来，一块黑色的污渍玷污了乌克兰的革命面貌，马赫诺从没有忘记过这个污渍。这就是格里高利耶夫的运动。
　　格里高利耶夫反抗苏维埃政权不久，他的军队就开始减少；然而，他还远远没有失去所有的军队。他在赫尔松省建立了几个支队，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错误的战争。在他指挥或影响下的支队总数有几千人。这些部队经常袭击驻扎在赫尔松重要村庄的小股红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占领了村庄，摧毁了铁路。破坏铁路是他们最常见的做法。格里高利耶夫使用了以下技术来破坏铁路：在一个铁轨彼此靠近的交叉点，他从两条或三条铁轨下面的枕木上取下所有的钉子；然后他把几对强壮的牛拴在松动的铁轨上，这使得所有从枕木上卸下的铁轨弯成一个半圆。
　　格里高利耶夫在游击战中相当熟练。在兹纳缅卡、亚历山大德里亚和伊丽莎白格勒地区掌权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他。格里高利耶夫对苏维埃宣战的不是处于革命动机，但首先是出于个人动机，后来又出于反革命动机。由于缺乏任何稳定的意识形态，他所坚持的是与他靠得最近的东西：首先是彼得留拉，然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然后又是彼得留拉，最后是邓尼金。
　　格里高利耶夫本人无疑是一个反革命的冒险家，但他领导的地区和群众是革命的。这就是马赫诺决定把这些群众纳入革命力量的原因。只有把格里高利耶夫和他的参谋干掉，才能做到这一点。马赫诺以一贯的技巧和精力，他着手揭发并公开处决格里高利耶夫。与格里高利耶夫战斗了几个月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主义者们发现没有什么比悬赏格里高利耶夫的项上人头更好的了（杀死格里高利耶夫的人奖励50万卢布；杀死他的一个同伙的人奖励25万卢布，正如1919年6月在乌克兰几家杂志上宣布的那样）。革命农民马赫诺考虑到革命的需要，决定以革命的方式公开揭发和谴责格里高利耶夫。为了接近他，马赫诺与格里高利耶夫及其支队建立了联系，仿佛要统一所有游击队。
　　根据马赫诺的倡议，1919年7月27日，在亚历山大德里亚附近的森托沃村召开了一次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和塔夫利省起义者组成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为整个起义的乌克兰制定一项行动纲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将近来了两万人——农民和起义者，格里高利耶夫的支队和马赫诺的军队。在众多预定的演说家中有格里高利耶夫，马赫诺和两个运动的其他代表。格里高利耶夫是第一个发言的。他邀请农民和起义者们全力以赴把布尔什维克赶出这个国家，不排斥任何盟友。格里高利耶夫说，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准备与邓尼金结盟。后来，当布尔什维克的枷锁被打破时，人民会看到他们该怎么做。这一宣言对格里高利耶夫是致命的。马赫诺和他的丘边科同志在格里高利耶夫之后立即发表讲话，宣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只有以社会革命的名义才是革命的。与人民最坏的敌人结盟，只能是反革命和犯罪的冒险。格里高利耶夫邀请参加这场反革命，因此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之后，马赫诺向代表大会要求格里高利耶夫立即对他1919年5月在伊丽莎白格勒组织的骇人听闻的犹太人大屠杀以及其他反犹行动负责。“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恶棍是所有乌克兰起义者的耻辱；他们是诚实的革命工作者队伍所不能容忍的。” 这是马赫诺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起诉。格里高利耶夫看到形势对他不利。他伸手去拿武器。但是太晚了。谢苗·卡列特尼科夫^[1]——马赫诺的战友——用一把柯尔特式左轮手枪向他开枪，而马赫诺自己则高呼“哥萨克头领去死！“还开枪打了他。格里高利耶夫的助手和他的参谋们跑去帮忙，但他们被一群被派来看守的马赫诺主义者当场枪杀。这一切发生在两三分钟内，就发生在整个代表大会的面前。
　　在刚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最初的骚动之后，代表大会听取了马赫诺、丘边科和其他马赫诺运动代表的声明，并在考虑到历史必要性的情况下批准了该行动。根据代表大会议事记录，马赫诺运动承担了所有刚刚发生事件的责任及其后果。大会还决定，以前由格里高利耶夫指挥的起义支队今后将成为马赫诺主义者总起义军的一部分。（在1920年的武装斗争中，代表大会会议记录、马赫诺和格里高利耶夫的演讲记录以及其他一些文件都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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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提到，留在乌克兰各地的苏维埃军队中，有一小部分人怀疑他们的指挥官。他们认为苏维埃当局可耻地逃离乌克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马赫诺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唯一的革命希望。所有想要为自由而斗争的人都向马赫诺集中。这种精神也弥漫在留在乌克兰的红军部队中。7月底，克里米亚的布尔什维克支队兵变，罢免了他们的指挥官，并开始加入马赫诺的军队。这次兵变是由留在红军队伍中的马赫诺主义指挥官组织的：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捷尔缅基（Dermendzhi）和布达诺夫^[2]。大批红军士兵从新布格前往波莫什纳亚寻找马赫诺，把他们的前指挥官科科赫金^[3]、迪贝茨（Dybets）等人作为俘虏带走。1919年8月初，这些军队在赫尔松省的多布罗维利奇科夫卡见到了马赫诺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次叛逃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它把他们在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削减到几乎为零。
　　马赫诺第一次在波莫什纳亚、伊丽莎白格勒和沃兹涅先斯克（敖德萨附近）之间的地区驻扎，以便重新集结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部队。在这有四个步兵和骑兵旅、一个炮兵师和一个机枪团，大约有15000名士兵。一支150到200人的特种骑兵小队总是伴随着马赫诺，不计入士兵总数。正是有了这些部队，马赫诺主义者们发动了对邓尼金军队的进攻。这次交锋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特征。邓尼金的军队几次被向东推回30到50英里。在战斗中，马赫诺主义者们从邓尼金的军队中俘获了三四列装甲列车，其中一列是巨大的——“无敌”。但在新增援部队的支援下，邓尼金的军队再次向西推进。邓尼金在人数和武器上都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马赫诺的军队几乎没有弹药了。他们对邓尼金军队的每三次袭击中，有两次只是为了缴获军火。此外，马赫诺主义者还不得不与一些从敖德萨撤退到北方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作战。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进一步撤退，并离开波莫什纳亚-沃兹涅先斯克地区。
　　撤退是在不断的战斗中进行的。邓尼金派去对付马赫诺的部队以其精力充沛和顽强而著称。军官团尤其以其勇敢而著称——特别是第一辛菲罗波尔团和第二拉宾斯基团。与他们战斗，马赫诺不禁钦佩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对死亡的蔑视。邓尼金的骑兵值得高度赞扬。正如马赫诺所宣称的，这确实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骑兵。后来组织起来的数量众多的红军骑兵只是徒有虚名；他们决不能进行肉搏战，只有在敌人已经被大炮、机关枪的炮火打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战斗。在整个内战期间，尽管红军骑兵的人数总是超过马赫诺骑兵，但红军骑兵始终避免与马赫诺骑兵发生冲突。高加索骑兵团和邓尼金的哥萨克们总是接受用刀作战，全速向敌人进攻，而不等待敌人被炮火打乱。
　　但即使是这些精锐部队在对抗马赫诺主义者时也不止一次屈服。邓尼金军团的指挥官在他们的文件中说——这些文件经常落入马赫诺主义者的手中，在整个战役中，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与马赫诺的骑兵和大炮作战更困难和可怕了。
　　从1919年8月中旬开始，邓尼金军队的这个军团开始对马赫诺的军队施加强大的压力，试图四面包围他们。马赫诺认为，他自己最小的错误可能对他的整个军队都会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仔细寻找可以对敌人作出决定性的打击时机。在北方，邓尼金的军队已经接近库尔斯克。马赫诺考虑到了这一情况，认为他们越往这个方向前进，就越容易从后方攻击他们。除了这些考虑之外，由于敌人人数上的优势，马赫诺被迫向西撤退。接近8月底，已经给马赫诺带来沉重负担的邓尼金军团，在敖德萨和沃兹涅先斯克附近增派了新的部队。局势进一步恶化。起义军随后决定放弃铁路附近，炸毁了所有能接近他们的装甲列车。撤退继续沿着乡间小路进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邓尼金的军队依旧紧随其后。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打败，而且要彻底消灭马赫诺的军队。
　　这次撤退是在日常战斗中进行的，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马赫诺的军队到彼得留拉军队占领的乌曼城附近。彼得留拉和邓尼金处于战争状态。问题来了——彼得留拉的军队该怎么办？向他们宣战，还是采取其他策略？此时，马赫诺的军队大约有8000名受伤士兵，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医疗援助，他们在军队后方排成长列，严重阻碍了军队的移动和军事行动。经过对问题各方面的研究，决定向彼得留拉分子提出军事中立的建议。同时，彼得留拉分子的一个代表团从乌曼抵达马赫诺的营地，描述了彼得留拉分子指挥官对大局的看法：彼得留拉分子正在与邓尼金交战，想避免新战线的形成，并希望避免与马赫诺主义者的军事冲突。这完全符合马赫诺主义者的意愿。马赫诺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日梅林卡缔结了条约，双方同意对对方保持严格的军事中立，不理会分裂他们的政治分歧。此外，彼得留拉分子同意把受伤的马赫诺主义者送进他们的医院。
　　马赫诺和军队里的其他人显然意识到，这种中立是肤浅的，任何一天，彼得留拉都可能为了联合攻击马赫诺主义者而向邓尼金提出共同的理由。但对马赫诺派来说，这是一个获得一两周喘息时间的问题，以避免从后方（西方侧翼）的攻击，而不是落入军事陷阱。事实上，马赫诺主义者对彼得留拉分子的态度几乎没有改变。马赫诺主义者在和彼得留拉分子的士兵称兄道弟的同时，仍继续早期反对彼得留拉当局的宣传。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彼得留拉是谁？” 在这本小册子中彼得留拉被揭露为特权阶级的捍卫者，这些特权阶级理应被劳动者摧毁。彼得留拉的许多士兵在精神上和传统上都是马赫诺主义者，如果邓尼金的进攻没有走如此激烈的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会被拉到马赫诺主义者的行列中。马赫诺主义者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彼得留拉分子的领导人对此表示怀疑，并回忆起格里高利耶夫事件，他们对马赫诺主义者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马赫诺主义者怀疑彼得留拉分子打算与邓尼金联合对抗马赫诺。根据与彼得留拉分子的协议，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将占领乌曼附近特库切村旁7平方英里的领土。彼得留拉的军队分散在北部和西部；邓尼金的军队分散在东部和南部，在哥尔塔周围。彼得留拉分子所安排的条约的这一部分，很快就引起了怀疑。几天后有消息称，彼得留拉分子正在与邓尼金分子的指挥官谈判，以制定一项合作计划，包围并消灭马赫诺的军队。与此同时，在9月24日至25日，邓尼金的四五个团出现在马赫诺主义者的后方——他们的西边。这些兵团只有经过彼得留拉分子占领的领土，即在他们的帮助下，或者至少在他们的默许下，才能到达那里。
　　9月25日晚，马赫诺主义者被邓尼金的军队完全包围。邓尼金的大部分军队仍然集中在东部，但乌曼城也在邓尼金的控制之下。马赫诺主义者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整个起义军的命运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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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赫诺的撤退距离长达400多英里，持续了近4个月。这是及其困难的。起义者们缺少衣服和鞋子。在枪林弹雨之下，在尘土飞扬之中，他们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地区，走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但他们都被战胜敌人的念头所鼓舞，勇敢地忍受着撤退的艰苦。只有其中最不耐烦的人才偶尔喊道：“掉头！向着第聂伯河！” 但不可抗性继续让他们离第聂伯河和他们的出生地——他们引以为傲地区越来越远。他们怀着无尽的耐心和无限的意志，在敌人不断的炮火下，团结在领袖周围。乌曼是撤退的终点。去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敌人在四面八方。正是在那里，马赫诺以他能够唤起同志们英雄主义的一贯朴素情感，宣布撤退只是一项必要的战略措施，真正的战争即将开始，不迟于第二天——9月26日。
　　邓尼金的军队在北方和其他战线的部署都是经过了解的。马赫诺开始相信命运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对邓尼金的整个反革命造成致命打击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这只是一个打破压在了马赫诺主义者军队拳头上的问题，就在乌曼这里。
　　9月25日晚，一直向西行进的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突然将所有兵力转向东方，直奔邓尼金军队的主力。第一次交锋发生在深夜时分，在克鲁捷尼科耶村附近，马赫诺第一旅袭击了一支邓尼金分子的部队。邓尼金的军队撤退占领了更好的阵地，并吸引了马赫诺主义者军队的追击。但他们没有去追击。这敌人误以为起义者们仍在向西移动。但到了半夜，所有驻扎在几个村庄的马赫诺主义军队开始向东行进。敌人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佩列戈诺夫卡村附近；该村本身被马赫诺主义者占领。（见地图，第156-157页。）
　　战斗在凌晨3点到4点间开始。双方的机枪火力不断增强，到早上8点达到顶峰。马赫诺本人和他的骑兵护卫队在傍晚消失，试图扭转敌人的侧翼。在随后的整个战斗期间，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消息。到了早上9点，寡不敌众、精疲力尽的马赫诺主义者开始丢失阵地。他们已经在村子的郊外战斗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从四面八方向马赫诺主义者发动了新一轮攻击。起义军的全体参谋和村里所有会拿枪的人都武装起来参加战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似乎战斗和与之相关的全部起义事业都失败了。命令要求所有人，甚至是妇女，准备在村里的街道上向敌人开火。所有人都为战斗和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好了准备。但突然，敌人的机关枪火力和他们疯狂的欢呼声开始减弱，然后退到远处。村里的守军意识到敌人正在撤退，战斗正在远处进行。正是马赫诺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就在他的军队被赶回去正准备在佩列戈诺夫卡的街道上战斗的时候出现了，这决定了这场战斗的命运。他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穿过深谷到达了敌人的侧翼。他一声不吭，但脸上带着一种强烈的决心，全速向邓尼金分子扑去，后面跟着他的护卫，冲进了他们的队伍。所有的筋疲力尽，所有的气馁都从马赫诺主义者中消失了。——“老爹来了！老爹正在用他的军刀战斗！”——到处都能听到。他们以加倍的精力，跟随着他们深爱的领袖向前推进，这位领袖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接着是一场及其激烈的肉搏战，正如马赫诺主义者所称的“骇人”那样。不管辛菲罗波第一军官团有多勇敢，他们一开始都是缓慢而有秩序地撤退，试图阻止马赫诺主义者的进攻，但后来他们就跑了。另一个团惊慌失措地跟着他们，最后邓尼金的所有部队都被击溃了，并试图通过游过锡纽哈河来自救。
　　马赫诺赶立即利用这一他完全理解了的情况。他全速出动骑兵和炮兵追击撤退中的敌人，他通过一条能让他从后面抓住逃跑者的捷径，当上了最好的骑兵团的团长。追捕持续了8到12英里。在邓尼金的军队到达河边的关键时刻，他们被马赫诺主义者的骑兵追上，数百人在河里丧生。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时间去对岸，但马赫诺本人在那里等着他们。邓尼金分子的参谋和随行的预备团都感到惊讶然后被俘虏了。这些部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对马赫诺的顽强追击中奋战了几个月才得以自救。第一辛菲罗波军官团和其他几个兵团被起义者们的军刀彻底消灭。他们的撤退路线上散落着两英里多的尸体。不管这场面对某些人来说有多可怕，它只是邓尼金军队和马赫诺主义者决战的自然结果。在整个追捕过程中，邓尼金分子除了消灭起义者外，没有其他任何想法。马赫诺任何一点失误，也会导致革命起义军同样的命运。即使是那些支持马赫诺主义者军队或与男性并肩作战的女性也无法幸免。马赫诺主义者们有足够的经验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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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普加乔夫（Pugachev）的以下传说是在大俄罗斯的农民中流传的。他起义后落入了当局的手中。他对坐在他周围的贵族们说：“在这次起义中，我只是给了你们一个预兆。但是不久：我很快就会带来真正的扫帚——它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扫除。”马赫诺在他所有的革命起义活动中，特别是在他打败了邓尼金分子的时候，都表明他是人民的历史的一把扫帚。
　　邓尼金的拳头一断，马赫诺主义者立即向三个方向出发。它们像一把巨大的扫帚一样席卷了村庄、城镇和城市，清除了剥削和奴役的一切痕迹。返回的地主、富农、警察、牧师、邓尼金分子市长和躲藏起来的官员——所有这些都被扫荡出了马赫诺运动的胜利之路。监狱、警察局和哨所——所有这些奴役人民的象征都被摧毁了。凡是被认为是农民和工人的活跃敌人的人都被处死了。地主和主要富农大量死亡。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所传播的关于马赫诺运动是所谓的富农运动的神话是虚假的。事实上，无论马赫诺运动发展到哪里，富农们都寻求并且得到了苏维埃当局的保护。
　　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返回了第聂伯河。在邓尼金的军队兵败佩列戈诺夫卡后的第二天，马赫诺已经离开战斗现场60多英里。在他护卫的陪同下，他比其他部队要快大约三十英里。第二天，马赫诺主义者占领了多林斯卡、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第二天，横跨第聂伯河的基奇卡斯大桥被攻占，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城被占领。在他们狂暴的前进中，他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王国：还没有人听说过乌曼的事件；没有人知道马赫诺主义者在哪里；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陷入了后卫部队特有的昏昏欲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的马赫诺主义者如同一道闪电出人意料地袭击了他们的敌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之后是波洛吉、古利艾波列、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马里乌波尔。十天后，整个南乌克兰都从邓尼金的军队和当局中解放了出来。
　　马赫诺主义者对乌克兰南部，特别是亚速海沿岸地区的占领，对邓尼金的整个反革命运动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事实上，邓尼金军队的补给基地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哈之间。当别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被攻占时，大量的弹药被囤积起来。在沃尔诺瓦卡，炮弹被层层堆放。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物资并没有立即落入马赫诺主义者手中；沃尔诺瓦哈周围的战斗持续了五天。但是，由于该地区所有的铁路都在起义者手中，没有任何战争物资能够到达邓尼金的军队。驻扎在该地区各地的邓尼金预备役团被歼灭。因此，所有炮兵的根基被马赫诺主义者封锁了，没有一枚炮弹能送往邓尼金的北部前线或任何其他前线。
　　邓尼金分子急忙派遣驻扎在塔甘罗格附近的预备役部队去攻击马赫诺；但这些部队也被击溃，马赫诺运动的洪流涌向了顿涅茨盆地的底部和北方地区。到10月20日，马赫诺主义者占领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及其周围地区。就在那时，邓尼金分子才认清了现状。他们宣布他们的运动中心必须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他们运动的命运将在南方决定。迈-马耶夫斯基^[4]将军告诉哥萨克：我们的土地受到直接威胁；敌人在南方肆虐，危及我们的家园；我们必须赶到那里保护我们的土地（迈-马耶夫斯基的讲话发表在一份邓尼金分子的报纸上）。
　　鉴于这种情况，邓尼金由马蒙托夫（Mamontov）和施库洛指挥的最好的骑兵部队，从北部前线转移到古利亚波利地区。但已经太晚了。战火席卷了整个国家，从黑海海岸和亚速海海岸再到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由于新的增援部队和大量装甲车，白军暂时成功地使马赫诺主义者们撤离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和古利艾波列。但是马赫诺主义者反过来占领了锡涅利尼科沃、巴甫洛格勒、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其他城市。在十月和十一月，斗争再次白热化，邓尼金的军队再次遭受了一些重大的失败。邓尼金的高加索团遭受了最大的损失，特别是车臣骑兵和其他遭到屠杀的部队。11月底，这些部队明确宣布，他们拒绝继续与马赫诺作战。他们放弃了在邓尼金军队的职位，返回了高加索地区。于是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全面瓦解。
　　在南俄罗斯与马赫诺运动的斗争中，邓尼金分子的彻底失败决定了他们整个反对俄国革命的运动的命运。
　　必须强调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年秋歼灭了邓尼金反革命的荣誉几乎完全属于马赫诺主义者。如果起义者没有在佩列戈诺夫卡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没有摧毁邓尼金分子的炮火、粮食和弹药的补给线，白军很可能在1919年12月进入莫斯科。白军和红军在奥廖尔附近的战斗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邓尼金的南方撤退早在这场战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正是由于其后防部队的失败而引起的。邓尼金分子随后所有的军事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撤退，并转移他们的弹药和补给。从奥廖尔经库尔斯克到黑海、亚速海的整个路线上，红军几乎毫无阻碍地前进。它进入乌克兰和高加索的方式与一年前在盖特曼倒台时完全一致——沿着已经被清理干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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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活动。即便如此，马赫诺派在这一领域也表现出了必要的主动性和勤奋。首先，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都承诺要防止一个重要的误解：被认作一个新的政权或政党的可能性。们一进城就宣布，他们不代表任何权威，他们的武装部队没有义务让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除了保护劳动人民的自由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目的。马赫诺主义者说，农民和工人的自由属于农民和工人自己且不受限制。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认为必要的东西都要由工农自己来建设。至于马赫诺主义者——只能通过提供建议来帮助他们，把他们需要的智力或军事力量交给他们使用，但在任何情况下，马赫诺主义者都不能以任何方式为他们开处方。

　　在某些城市，马赫诺主义者任命了一名指挥官。他的职能只是充当部队与民众之间的联络人，告知民众军队采取的可能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的措施，以及军事指挥官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是适当的。这些指挥官对民众没有任何权力，也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的公民生活。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及其周边地区是马赫诺主义者长期存在的地方。他们立即邀请劳动群众参加全市工人大会。会议举行时，详细报告了该地区的军事情况，并建议工人们用自己的力量和组织来组织城市的生活和工厂的运作，以劳动和平等为原则。工人们热烈地赞扬了所有这些建议；但他们迟迟不肯付诸实施，因为他们被它们的新奇之处困扰，而且主要是因为离前线很近，这使他们担心城市的局势不确定和不稳定。第一次会议之后是第二次会议。按照工人自我管理的原则组织生活的问题，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调查和热烈讨论，他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欢迎这一思想，但都难以给出具体的形式。铁路工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该地区的铁路网，制定列车运行、旅客运输等事务详细计划。从这一点开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无产阶级开始系统地转向建立自治机构的问题。
　　工人会议后不久，1919年10月20日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召开了一次工农地区代表大会。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180人是农民，其余为工人。大会讨论的问题有：a）军事问题（与邓尼金的斗争；加强和维持起义军）；b）有关该地区建设性活动的问题。
　　代表大会持续了近一个星期，出席者都精神振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情况特殊。首先，胜利的马赫诺主义者军队回到自己的地区对农民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成员是叛乱者。但更重要的是，代表大会是在绝对自由的条件下召开的。没有任何来自上面的影响。除此之外，代表大会还有一位优秀的激进分子和为无政府主义者投票的发言人，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愿望，这让农民们感到惊讶。自由苏维埃真正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工人基于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的直接关系问题；在城市和乡村建立无国籍和平等的社会组织——沃林在他的演讲中提出的所有这些想法，都代表了农民们的想法。这正是农民进行革命和创造性革命工作的方式。
　　在第一天，各政党的代表自然试图把不和谐的精神引入大会的工作中，但他们受到了整个大会的谴责，大会的工作继续在完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
　　大会的最后几天就像一首优美的诗。具体的决议之后是热情高涨。大家都被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对革命力量的信心所感动。大厅里产生了一种难得的真正自由的精神。每个人都看到了，都真正地抓住了，这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是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的。农民，他们当中有老人甚至有老古董，他们说这是第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在那里他们不仅感到完全自由，而且彼此之间有真正的兄弟关系，对此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事实上，参加代表大会的任何人都很难会忘记。它是一个美妙的梦想：真正的自由将把人们团结起来，让他们在爱与兄弟情谊之中携起手来，发自内心地共同生活，这个美梦将永远铭记在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心中。
　　代表大会解决了起义军及其组织和巩固的许多问题。有人提议48岁以下的人应征入伍。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这一征兵将是自愿的，但考虑到该地区极其危险的局势，征兵范围应尽可能广泛。早些时候，我们已经提到1919年2月12日在第二次地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自愿10年动员的意义。10月代表大会通过的动员决议具有同样的意义。代表大会决定军队的供给，除了战利品和从特权集团征用外，主要来自农民。在内部建设性活动方面，代表大会暂时仅限于指明一般准则——工人在没有任何权威的情况下，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手段来组织自己的生活。
　　农民们离开时，强调有必要把大会的决定付诸实践。代表们把这些决议的副本带走，以便在所有的农村公布。可以肯定的是，三四个星期后，全地区都会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下一次在工农自己的倡议下召开的代表大会，也不会不引起广大工人群众的兴趣和积极参与。不幸的是，劳动群众的自由不断受到其最坏的敌人——权威的威胁。当他们的许多村庄再次被邓尼金从北方前线强行军的军队占领时，代表们几乎没有时间返回家园。诚然，这一次的入侵只是短暂的，是一个垂死挣扎的敌人的临死前的痛苦。但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停止了农民的建设性工作，由于另一个同样敌视群众自由的权威——布尔什维克——从北方逼近，这次入侵对工人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不仅不可能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甚至连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无法付诸实施。
　　在大会召开时被起义军占领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经济领域的建设性活动的条件甚至更不有利。被赶出了城市的邓尼金部队，设法在第聂伯河左岸挖壕驻守。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从众多装甲列车上轰炸这个城市。起义军文化部门每次设法召集城内工人开会时，得到消息的邓尼金分子就发射大量炮弹——特别是朝着开会的地方。没有认真的工作，系统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在市中心和市郊举行几次会议是可能的。但是，马赫诺主义者确实成功地出版了他们的日报。报纸《自由之路》很快就有了乌克兰语版。

　　布尔什维克反对马赫诺主义者的一个最喜欢的论据是，起义者们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停留期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那个城市的生活进行建设性的组织。但布尔什维克在说这番话时，向群众隐瞒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首先，马赫诺主义者既不是政党也不是权威。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充当革命军事支队，保障城市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义务去实现一个建设性的革命计划。这项任务只能由当地的工人来完成。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最多只能提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主动精神和组织能力来帮助他们，而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其次，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论据中向群众隐瞒了当时城市的特殊情况：在马赫诺主义者停留期间，它不仅处于包围状态，而且实际上遭到轰炸。每一个小时都有炮弹爆炸。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阻止了工人们立即按照自治原则组织生活。
　　至于马赫诺主义者向前来求助的铁路工人宣布他们（马赫诺主义者）不需要铁路，因为他们有好马和大草原的无稽之谈——这一重大发明是由邓尼金的报纸在1919年10月开始的，布尔什维克从这一点出发，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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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解放区，马赫诺主义者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组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了统治目的或获得政治影响力而使用这种权力；他们从来没有利用这种权力来对付他们纯粹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军事对手、反对工农行动自由的阴谋家、国家机器、监狱——这些是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所直接针对的。
　　监狱是奴役人民的象征。他们的建设总是为了征服人民、工人和农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以处决、监禁的方式镇压群众的反抗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监狱主要吞噬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自由的人民不要监狱。监狱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威胁，是对他们意识和意志的侵犯，是他们被奴役的明显标志。这就是马赫诺主义者如何定义他们与监狱的关系。本着这种态度，他们所到之处都拆除了监狱。在别尔江斯克，监狱在群众面前被炸毁，他们积极参与了对监狱的破坏。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克里维里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监狱被马赫诺主义者拆除或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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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满意能够陈述马赫诺主义者充分运用了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政治结社自由的革命原则。在马赫诺主义者占领的所有城市中，他们首先解除所有禁令，废除一个或另一个政权对出版社和政治组织施加的所有限制。立即宣布人人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在马赫诺主义者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度过的几周里，出现了五六份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右派社会革命党报》，《人民力量》（Narodovlastie），《左派社会革命党报》，《反抗的标准》（Znamya Vosstanya ），《明星报》（the Bolshevik Zvezda ）等等。然而，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因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出版和结社自由，也因为他们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组织而直接参与了1919年6月对古利艾波列地区的犯罪入侵；只会给他们带来严厉的惩罚。但是，为了不损害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伟大原则，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干扰，他们可以同其他一切政治倾向一样，享有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上的一切权利。
　　马赫诺主义者认为对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其他国家主义者所必须实行的唯一限制，是禁止成立那些企图对人民实行专政的“革命委员会”。就在马赫诺主义者占领这些城市之后，布尔什维克迅速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革命委员会（revkom），试图建立政权并统治人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向马赫诺提议划分行动领域，让马赫诺拥有军事权力，并为委员会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所有政治和民事权力。马赫诺建议他们去从事一些诚实的工作，而不是试图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劳动者；他甚至威胁说，如果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对劳动人民采取任何独裁措施，他们将被处死。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类似的革命委员会也以同样的方式消溶。在这种情况下，马赫诺主义者的态度是完全合理和一致的。为了保护言论、新闻和组织的充分自由，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反对企图扼杀这种自由，镇压其他组织，把他们的意志和独裁权力强加于劳动者的组织。1919年11月，当马赫诺主义者的第三（克里米亚）起义团指挥官波隆斯基（Polonsky）卷入这类独裁组织的活动时，他与该组织其他成员一起被处决。

　　以下是马赫诺主义者关于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文本：

　　1．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和倾向，都有权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意见。不允许限制社会主义言论和新闻自由，也不允许在这一领域进行迫害。

　　备注。军事公报必须由革命起义者中央机关的编辑提供，方可印制。《自由之路》。

　　2．在允许所有政党和组织充分和完全自由地宣传其思想的同时，马赫诺主义者的起义军希望通知所有政党，革命起义者不允许任何准备、组织和强加政治权威给劳动人民的企图，这种行为与思想的自由传播毫无共同之处。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919年11月5日。
　　马赫诺主义者起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整个俄国革命的过程中，马赫诺运动时期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得到充分体现的唯一时期。然而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特别是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情况是痛苦和不稳定的，邓尼金军队的装甲列车每天都有炮弹打出，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可以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此外，他们终于把自己的极大的可能性掌握在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对正义或真理的理解，组织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月底，马赫诺主义者被迫离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但他们有时间向劳动群众表明，真正的自由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一旦他们之间实现了无国籍和平等，自由就开始扩张和发展。

^[1] 谢苗·尼基蒂奇·卡列特尼科夫（Семён Никитич Каретников，1893年？月？日—1920年11月28日），马赫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17年起是古利艾波列无政府主义小组成员，加入了黑军。1919年9—12月任古利艾波列兵团司令。1920年7—11月任马赫诺军队副司令。他坚决反对黑军与布尔什维克结盟。1920年11月28日因拒绝加入第4军被伏龙芝下令处决。

^[2] 亚伯兰·埃夫雷莫维奇·布达诺夫（Абрам Ефремович Буданов，1886—1929），1905年起参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7—1918年期间参加了顿巴斯地下无政府主义组织。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19—1920年任马赫诺军队第1军司令。1920年马赫诺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后被派驻到莫斯科担任外交代表。1920年联盟破裂后被捕。1921年越狱并返回马赫诺军队。1922年在顿巴斯战败后脱离马赫诺运动。1928年在马里乌波尔秘密组织地下无政府主义运动，11月被格别乌逮捕。1929年遇害。1995年平反。

^[3] 格奥尔基·阿纳托利耶维奇·科赫金（Георг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Кочергин，1885年1月25日—1934年9月22日），早年加入俄军，参加了一战。1917年加入赤卫队，十月革命后担任梅利托波尔军事革命法庭主席。1919年被马赫诺军队俘虏，后越狱逃走。内战结束后在军队从事二线工作。1934年逝世。

^[4] 弗拉基米尔·泽诺维奇·迈-马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Зенонович Май-Маевский，1867年9月15日—1920年11月12日），俄国白卫军将领。1896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和一战。十月革命后逃往顿河流域。1919年起任乌克兰志愿军顿涅茨克分队司令。1919年11月因指挥不力被邓尼金解职。1920年弗兰格尔上台后勒令其退役。1920年11月12日在弗兰格尔下令撤离克里米亚后自杀（一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