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盖特曼的垮台、彼得留拉运动、布尔什维克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赫诺 -> 马赫诺运动史（1921）

　　以盖特曼为代表的乌克兰地主反革命势力，它毫无疑问是生造的，因为他是被德国和奥地利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所培育的。如果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乌克兰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1918年的狂风暴雨中一天也撑不住。据估计，至少有50万奥德匈军队占领了乌克兰，甚至可能还会有更多。所有这些部队都定期部署在整个乌克兰，以便让更多的部队被派往革命和动荡地区。从占领的第一天起，所有这些军队都是为反革命的利益服务的，在他们与工农的关系中，他们是作为征服者在一个战败国中行事。
　　因此，在整个反革命时期，乌克兰农民不仅要反抗盖特曼政权，而且还要反抗全体德奥士兵。但是，尽管有这种军事上的支持，反革命还是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反革命开始彻底崩溃。最终，起义也导致了德国-奥地利军队的瓦解。当这些军队一方面完全被革命起义所迷惑，另一方面又被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动乱所迷惑，失去了目的并被召回本国时，整个乌克兰像是失去了地基悬在半空中了。它的时日不多了。它的软弱和怯懦使它不想反抗。盖特曼干脆逃到农民起义威胁较小的地区，回到被德国帝国主义扶持上台的地方去。而且地主们早就跑在盖特曼前面了。
　　从这一刻起，乌克兰活跃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基本力量：彼得留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赫诺主义。很快，他们每个人都成了另外二者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为了更准确地描绘马赫诺运动的特点，我们首先要讲讲关于彼得留拉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这是乌克兰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在国内建立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的运动。它的国家的政治组织是仿照法国或瑞士共和国的模式。这场运动绝不是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政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它对改善工人的社会条件的承诺，在彼得留拉的计划中找到的承诺，基本上只不过是对我们革命时代的致敬，不过是为了更容易实现自己目标而做的装点门面。
　　从1917年3月革命的头几天起，乌克兰自由资产阶级就开始关注从俄罗斯民族分离的问题。大量的富农、自由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掀起了一场政治独立运动。从一开始，乌克兰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前线和内地的广大乌克兰士兵。并开始基于民族征兵组成特殊的乌克兰人团。
　　1917年5月，该运动领导人组织了一次军事会议，选举了一个总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整个运动。后来，该委员会扩大并被命名为拉达（乌克兰语意为议会）。1917年11月，在泛乌克兰大会上，又成为了中央拉达，新乌克兰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最后，一个月后，拉达的“通则”（宣言）宣布了乌克兰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和自治。因此，在克伦斯基政权时期（在大俄罗斯），乌克兰建立了一个新的自治国家，并开始在全国确立自己的主导力量。这就是彼得留拉主义，它的名字来源于西蒙·彼得留拉，运动活跃的领导人之一。
　　乌克兰彼得留拉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大俄罗斯掌权，并希望将其扩展到乌克兰。如果没有整个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大俄罗斯最初几天的地位将更加困难。因此布尔什维克急急忙忙地向基辅派兵。1918年1月11日至1月25日，布尔什维克和彼得留拉分子在基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1月25日，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基辅，并很快开始将政权扩张到全乌克兰。彼得留拉政府和分离主义运动的政客们退居到该国西部，抗议布尔什维克占领乌克兰。
　　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停留的时间不长——最多两三个月。1918年3月至4月，布尔什维克撤退到大俄罗斯，让位给了奥地利-德国的占领军。彼得留拉分子用了这一点：他们的政府以中央拉达和内阁的形式返回基辅并重建了自身。这一次，这个共和国不在称作民主的，而是称作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显然，这个共和国的政府同其他所有政府一样，依靠其军队，当它进入基辅时，它没有作出丝毫努力来询问人民是否需要这个政府。它利用了这种情况，直截了当地进入了这个国家，并宣布自己为国民政府。它的主要证据是它的军力。
　　但是，彼得留拉分子再一次未能成功地长期担任政府首脑。对于占领乌克兰的奥地利-德国军队来说，对付乌克兰前领主——将军和地主们——要比对付彼得留拉分子容易得多。因此，他们基于军事力量的基础，毫不客气地用盖特曼·斯科洛帕茨基的独裁政府取代了彼得留拉。这时，地主们和将军们的反应开始于乌克兰。面对这种反应，彼得留拉分子采取了政治革命的立场。他们期待着它的垮台，以便重返国家元首的宝座。彼得留拉本人也被监禁，因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盖特曼的反革命即将走向终结；它在全面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开始瓦解。意识到这一点，彼得留拉分子甚至在盖特曼最终垮台之前就开始在乌克兰各个地区组织力量，并开始组建军队。当时的形势对他们极为有利。农民处于暴动状态，数十万自发的起义者只等着反对盖特曼政权的第一次号召。当乌克兰南部的许多城市已经易手彼得留拉分子时，盖特曼还待在基辅。彼得留拉分子在那里，在各省，建立了彼得留拉政权的中央机构——督政府。由于没有其他势力，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存在，彼得留拉分子急忙扩大和巩固他们的政权。1918年12月，斯科洛帕茨基逃走，彼得留拉的督政府庄严地进入基辅，彼得留拉本人和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担任主席。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彼得留拉分子们尽其所能夸大自己的成功，粉饰成民族英雄。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势力再次扩展到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在南方，在马赫诺农民运动地区，他们才没有成功；相反，他们遇到了严重的抵抗，经历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主要地区，彼得留拉分子都取得了胜利，骄傲地挥舞着他们的旗帜。这一次，分离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似乎得到了保证。但这种成功只是镜花水月。
　　由于阶级利益的矛盾，这个新的政权几乎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就开始瓦解了。在推翻盖特曼政权的那一刻，就都在彼得留拉分子的控制之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工人，很快大失所望，开始大批离开彼得留拉的队伍：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寻找另一个载体，大部分人分散到城市和乡村，对新政权采取敌对态度。另一些人在反对彼得留拉分子思想和政权的口号下，加入了马赫诺主义者的起义部队。彼得留拉分子因此很快就被解除了武装，就像他们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武装起来一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独立、资产阶级民族团结的思想，在革命人民中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人民革命的火焰把这种错误的思想化为灰烬，使其支持者完全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与此同时，军事布尔什维克主义正迅速从北方逼近，他们精通阶级煽动的方法，并下定决心在乌克兰掌权。就在彼得留拉的督政府进入基辅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军队进入基辅。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力量扩展到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

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阶级性质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一切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所谓的苏维埃国家主义和政府机构，一切所谓的新的社会政治关系，总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切身利益，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内的阶级统治。在整个俄国革命中，农民和工人的名字被引用了数百万次，他们不过是通向新的统治者、新的主人、第四阶层的权力的桥梁。
　　1905年革命时，这个阶层经历了一次失败。它曾希望确立其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希望通过其众所周知的从最低纲领开始的，老生常谈的政治道路来实现其目标。起初他们提议推翻沙皇政权，在国内建立共和政体。然后，他们将继续通过议会手段征服国家政权，正如西欧和美洲国家的民主派所做的那样。众所周知，1905年俄国的民主计划完全失败了，农民和工人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有人错误地认为1905年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沙皇的强权和残暴造成的。这种失败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它就在于革命的性质。从1900年到1903年，俄罗斯南部、北部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经济罢工。起初，这场运动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它的目标；然而，它的阶级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从外部进入这一运动的，并试图引导它走上纯粹政治斗争的道路。由于它拥有众多组织良好的政党，占据了整个政治宣传领域，它成功地抹去了所有生动的社会口号，代之以民主的政治口号。他们决定了1905年革命的进程。正是因为革命是在人民不熟悉的口号下进行的，才遭到失败。民主从革命中排除了它的社会成分、劳动者的社会纲领，甚至它的生命也被民主夺走了，因为它扼杀了人民强大的革命动力。1905年革命失败，不是因为沙皇势力太大，而是由于其狭隘的政治性质，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革命只吸引了城市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所有农民群众几乎毫无动静。已经开始让步的沙皇，在一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就迅速收回，粉碎了这场半途而废的革命。领导这场运动的革命民主在国外找到了避难所。但从这次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不能不被注意。这一教训完全被布尔什维克——民主左翼所吸收。布尔什维克明白，在俄国，纯粹的政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看到群众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问题，他们得出结论，俄国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中才能实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推翻政治和经济体制。1914年至1917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只加强了这一革命方向。战争揭示了民主的真实面目，表明了君主制和民主是罪有应得的；两者都表明了自己是人民群众的掠夺者和杀人犯。如果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在战前的俄国已经不可能了，帝国主义战争就扼杀了这种革命的思想。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场火山地震很久以前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把当代社会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敌对阵营：资本和劳动。这个鸿沟结束了各个剥削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资本的毁灭，奴隶制的基础——群众一把注意力转向革命，这一思想就激励着群众。他们对过去的政治动荡完全漠不关心。这就是俄罗斯的情况。这也是西欧和美洲的情况。不看到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就意味着无望地远离现实。
　　布尔什维克主义考虑到这方面的现实，并迅速修改了其政治纲领。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革命视为一场针对现代社会基础的革命：反对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他们看到城市和农村的有产阶级受到了谴责，于是得出结论：如果是这样，如果俄罗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场强大的社会爆炸，那么，民主就必须在这样一个爆炸的地带上实现它的历史任务。民主必须借鉴和利用人民的革命力量，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处于人民的领导地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统治的大厦。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以前和十月期间革命群众运动中成功地完成的。他们在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所有进一步活动，只不过是在完成民主国家统治的细节。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和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它鼓舞了许多人——顽固的、专制的、缺乏社会或道德情操的人，并准备不择手段在斗争中争取胜利。布尔什维克还推出了一位完美适合这项任务的领导人。列宁不仅是一个政党的领袖，更重要的是，他是某种心理类型的人的领袖。在列宁身上，这类人找到了最完美、最强大的人格化身。正是在这种模式下，民主斗争力量和进攻力量的选择和组合才在得以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心理特征是，通过暴力消除一切其他意志，彻底摧毁一切个性，使之成为无生命的对象，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从这些特征中不难看出一个古代的一种大师。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整个俄国革命中的存在感完全是通过独裁行为来体现的。它甚至连构成未来真正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本质特征的影子都没有：对工作的热切渴望，对不断工作的渴望，没有休息，直到最后一口气，完全不顾自己，为了人民的利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努力，有时是巨大和持久的，不过是为了建立了与人民有关的独裁机构，而这些机构只代表了前主人的威胁和残暴。
　　让我们简单地看看布尔什维克主义给工农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符合它的共产主义思想。
　　工业、土地、城市住宅、商业的国有化；工人和农民的选举权——这些都是纯粹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国有化”导致了各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绝对国家化。不仅工业、交通、教育、分配网络等都成为国家的财产，整个工人阶级、每个工人个人、他的工作和精力、工会组织和工农合作社都归国家所有。国家就是一切，工人个人则什么都不是。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思想。因为国家是官僚的人格化，事实上他们就是一切，工人阶级什么都不是。
　　工业的国有化，把工人从个别资本家手中赶走，把他们交给了一个永存的资本家老板——国家这一更贪婪的手中。工人和这个新老板的关系，同以前的劳资关系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它是共产主义老板，国家不仅剥削工人，而且自己惩罚工人，因为剥削和惩罚这两种功能都结合在它身上。雇佣劳动仍然是以前的劳动，只是它具有对国家负有义务的性质。工会失去了一切自然权利，变成了警察监视劳动群众的机关。税收，工资率的确立，雇佣和解雇工人的权利、企业的一般管理、企业的内部组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党的机关或党的代理人的专有权利。至于工会在生产各方面的作用，纯粹是礼节性的：工会必须签署党的政令，它既不能作出挑战，也不能作出改变。
　　很明显，在这一切中，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共产主义的工业国有化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经济奴役，即工人阶级的经济依赖，集中在一个拳头——国家上。从本质上讲，这无益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义务劳动（自然是对工人而言）和劳动的军事化是国有化工厂的精神。举个例子。1918年8月，莫斯科前普罗霍洛夫工厂的工人变得焦躁不安，威胁要反抗工厂工资不足和警察制度。他们在工厂自己组织了几次会议，驱逐了工厂委员会，而工厂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党的组织，并把他们生产的东西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在大批工人拒绝与他们打交道之后，纺织工人工会中央行政机关的成员宣布：普罗霍洛夫工厂工人的行为给苏维埃政权的权威蒙上了阴影；在其他企业工人的眼中这些工人的一切进一步行动都会诋毁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允许的，因此普罗霍洛夫工厂必须关闭，工人必须被遣散，应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能够在工厂建立一个稳固的制度；之后，将有必要招聘一批新的工人。这就完成了。可以问：这些人是谁，这三四个人如此自由地决定了成千上万工人的命运？他们被群众安置在自己的岗位上了吗？人民给了他们如此巨大的权力吗？完全没有。是党任命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权力。这个例子是数以千计的例子之一。这个例子就像一滴水，反映了国有工业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
　　工人和他们的组织还有什么？一个非常狭隘的伯特——选举这个或那个苏维埃代表完全服从党的权力。
　　农村劳动者的处境更糟。农民们很好地利用了以前的地主和贵族的土地。但是，这种幸福不是共产党的力量给他们的，而是革命给他们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渴望这块土地，1917年，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他们就占领了这块土地。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农民一起夺取地主们的土地，那只是为了打败土地资产阶级。但这绝不能说明未来的共产党政权有为农民提供土地的意图。相反地。这种政权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完全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单一农业经济。苏维埃工农农场——这是共产主义政权努力向全国推广的国家农业的模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革命的头几天就非常清楚和简单地宣布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第13号文件中，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第2435-2445页，俄罗斯版）详细描述了国家农业组织的这一模式。同一决议还指出，必须以最大的谨慎态度，逐步地进行集体（即国家资本主义）农业的组织。很自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独立的农民突然转变为国家的雇佣工人，必然会引发一场危险的风暴，这场风暴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国家陷入一场灾难。共产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具体活动，直到今天，还仅仅限于粮食和原材料的征用，以及反对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斗争。
　　农民的政治权利。包括强制建立完全服从党的苏维埃农村和地区。农民没有其他权利。一个地区的几百万农民，放在政治天平的一边，总比党最小的地区委员会还要轻。简而言之，农民没有权利这一事实是令人耻辱的。
　　苏维埃国家机器的组织方式，使其所有权力杠杆都掌握在民主的手中，民主错误地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哪个领域，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发现主要的位置总是被同一个，永远存在的民主派占据。
　　谁来领导所有的报纸、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从特权民主圈子里出来的政客们。
　　谁来撰写和管理那些声称领导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央刊物，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国际或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消息报》？而专门挑选的一批民主派的知识分子。
　　又是谁领导的政治机关，正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统治的需要，而这些政治机关不正掌握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手中？完全掌握在那些从政的人手中，他们远离工人阶级，像一个不信教的牧师呼唤上帝的空名一样，呼唤无产阶级的名字。而所有的经济机构，从国民经济委员会到不那么重要的“中央”和“附属”，也都掌握在同一双手中。
　　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民主派的社会团体占据了国家的主要领导地位。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有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特定社会群体为了帮助劳动者而接近他们。不，这样的团体深入人民总是为了把他们置于统治之下。民主团体也不是这一普遍的社会规则的例外。相反，它完全和明确地证实了这一规则。
　　如果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些重要职位被工人占据，那只不过是因为它对奴隶政权有用；它使民主政权显出受欢迎的样子，并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统治大厦。这些工人的作用是次要的，他们主要执行命令。此外，他们享有特权，牺牲了整个屈服的的工人阶级；他们是从所谓的“有觉悟的工人”中招募的，即那些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运动原则的工人。
　　在共产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上奴役，在经济上掠夺，在政治上被剥夺一切权利。但这还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走上了普遍的国家化道路，不可避免地也要插手工人的精神生活。事实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劳动者思想受到完全压迫的国家。以反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思想为借口，凡是不表达共产主义观点的出版物，即使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出版和支持，也一律予以镇压。没有人能大声表达他的想法。正如布尔什维克按照他们的纲领安排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一样，他们也把人民的精神生活纳入这个纲领的框架。生机勃勃的大众思想和大众探索领域，变成了黯淡的军事基础训练营房。党校塑造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灵魂。任何想越过这所学校的墙外看东西的愿望都被宣布为有害和反革命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专政对革命及其思想的歪曲，也是因为没有人民群众试图抗议和反对这种歪曲。所有这些抗议活动并没有削弱政治压迫，反而加强了政治压迫。长期的政府恐怖活动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在这里恐惧成为美德，撒谎成为必须的。被政治压迫压垮，被政府恐怖吓坏，成年人撒谎，年轻人撒谎，5岁的孩子也撒谎。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造成了如此不可能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状况。社会主义民主会比它的前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更糟吗？社会主义民主有没有可能甚至不承认欧美资产阶级在各自国家保持平衡表象的虚幻自由呢？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民主阶级虽然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但直到最近才有物质上的贫乏，甚至贫穷。这就是为什么从其政治活动的最初几天起，它就无法在自己内部找到统一性和其统治阶级由于他们优越的物质条件而享有的普遍性。民主只产生了一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要用三年多的时间来完成建设新国家的艰巨任务。共产党在当今社会的任何阶级中都没有自然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由于没有经济组织，民主本身不能包括在这些阶级中），就自然地诉诸于恐怖和普遍的压迫制度。
　　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的恐怖地位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如此公开和仓促地扩大和巩固由共产党、领导干部和军队指挥人员所代表的新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生命活力的天然土壤，是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劳动群众斗争中的永久的阶级支持。
　　我们不是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错误和偏差来解释我们所说的给工农带来奴役的共产主义建设，而是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自觉服从群众的意识来解释，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专横和剥削本质来解释。
　　但是，这个脱离且敌视劳动群众的团体，怎么会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人民革命力量的领导者，并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巩固统治地位呢？
　　有两个原因：革命时期群众的原子化、无序化，社会主义口号的谎言。
　　在1917年以前存在的工农专业组织，远远落后于群众炽热的革命精神。群众的革命爆发，远远超出了这些组织的范围，超越和淹没了他们。广大工农群众在没有自己的阶级组织的必要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面临着社会革命的蔓延。在这场群众运动的旁边，还有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同工农群众一道，直接参加了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群众进行这一斗争，向他们保证，这场革命是领导被奴役的人们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的最后一场社会革命。对于没有政治经验的广大群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共产党参与了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破坏，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极大的信心。作为民主理想载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历来是贫乏软弱的，群众对其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范畴的存在一无所知。因此，在资产阶级被推翻的时候，群众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任何人可以代替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一时刻，资产阶级实际上被这些偶然的领导人所取代，他们就是在政治煽动方面经验丰富的虚伪的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耻地利用工人和农民争取自由、平等和社会独立的革命愿望，非常巧妙地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取而代之。
　　十月革命初期，在俄国革命的许多地区，劳动者们把苏维埃政权的观念理解为社会和经济独立的观念。
　　由于革命的能量和对工人革命思想的疑惑，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政治统治思想，吸引了群众，广泛地利用了群众的信心。
　　群众的不幸包括，他们完全、直接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因为人民总是接受真理、正义和善良的思想。然而，在这些学说中，真理不过是一个诱惑，一个美丽的承诺，它感动并褒扬人民的灵魂。与所有其他国家制度一样，这个“真理”的实质是一小群组织良好的寄生虫试图占据和瓜分人民的力量和劳动。
　　在席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件的疾风骤雨中，在政治、军事和其他行动的山崩地裂中，一批新的剥削者的崛起起初并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此外，这一政权的最终巩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一发展被利益集团巧妙地掩盖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广大群众面前显现出来。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封建主义——国王和贵族的君主制——被彻底摧毁的时候，群众认为他们是为了自由而进行这场伟大的毁灭，最前线的政党只是朋友和帮手。几年过去了，劳动人民仔细地环顾四周，才意识到发生的事情只是当局的简单更替，国王和贵族的位置现在被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占据了：工商资产阶级。这样的历史事实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广大群众看见、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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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致勾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及其真正内容。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独裁统治两年后，其内容变得显而易见。这一点，一开始在孤立的工农群体中表现得很明显，后来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是一股充满威权野心的年轻力量，在盖特曼倒台后，他们以坚定的意志在乌克兰建立政权，不惜一切代价。
　　在盖特曼·斯科洛帕茨基统治时期，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没有足够的权力，无法在盖特曼倒台时立即组织在乌克兰夺取政权。

　　实际上，在盖特曼时代，布尔什维克试图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那种执行党的命令的游击支队。这就是帕夫洛格勒地区的科洛索夫^[1]支队。但是，这些支队的人数很少，他们被大批走的是一条独立于党的道路起义者淹没。此外，这些罕见的党的支队还感染了革命暴动的一般精神。科洛索夫的支队并没有在其起义活动和马赫诺的起义活动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经常一起工作。

　　他们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在大俄罗斯，正是在那里，他们一直关注着乌克兰，等待时机向乌克兰进发，宣布他们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的乌克兰政府正是在大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提前准备好的；其中包括皮达可夫^[2]、克维林^[3]等。尽管他们保持警惕，但在斯科洛帕茨基倒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成功地进攻乌克兰，这使得彼得留拉分子首先夺取了政权。但这种情况使他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军事措施。当时的气氛是革命性的，由于农民的大规模起义运动，情况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彼得留拉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六个星期的胜利很容易被事态的发展所吞没。我们需要的是迅速行动。而且布尔什维克立即采取了行动。
　　当他们的乌克兰政府的所在地从库尔斯克迁到哈尔科夫时，哈尔科夫首先被无政府主义者切列德尼亚科夫（Cherednyakov）^[4]的起义支队解放和占领，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民政管理中心，他们的军队通过已经解放的地区进入乌克兰的深处，并通过军事力量建立了共产党政权。我们说：已经解放的地区。实际上，乌克兰从库尔斯克省到亚速海和黑海的整个疆域，已经被农民革命起义支队从盖特曼军队中解放出来了。随着盖特曼的倒台，这些支队一部分分散在各个村庄，一部分撤退到亚速海的沿海地区，那里已经存在着新的反革命的威胁，那就是邓尼金将军的反革命威胁。

　　切列德尼亚科夫是一个农民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很快被布尔什维克当局取缔。他和他的支队加入了马赫诺的总起义军，在亚速尔前线与邓尼金作战。在邓尼金于1919年6月入侵古利艾波列地区时，他被抓获并被鞭打了300下。但他逃走了。1919年夏天，他再次落入邓尼金在波尔塔瓦地区的军队手中，并被枪杀。

　　布尔什维克发现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清理干净。在他们遇到彼得留拉分子的地方，他们用武力打败了他们，并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和彼得留拉分子的决定性交锋发生在基辅地区，从督政府进入基辅以来，基辅一直是彼得留拉分子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彼得留拉军队的驻地。1919年1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对基辅发动全面进攻。二月初，他们占领了基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向乌克兰西部边境撤退。国家政权易手布尔什维克。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政权是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占领这个地方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场消灭彼得留拉分子的战斗，而且该地区也已经实现自由，农民也已经实现独立。本应是这一政权创造者的工农苏维埃（委员会），在它建立之后才现身。在苏维埃之前有党的“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前只有军事部队。

^[1] 帕维尔·伊索福维奇·科洛索夫（Павел Иосифович Колосов，1898年6月26日——1979年？月？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敖德萨起义。1918—1919年期间在敖德萨领导了一支游击队。内战结束后在土耳其斯坦工作。1926—1927年任中亚军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29年在红军总部情报局工作。1929—193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总部情报局副局长，期间参加了中东路战争。1935—1936年任红军总部军事检查员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转入预备役。193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诺里尔斯克。1944年获释。1954年平反。

^[2]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 埃曼努埃尔·约诺维奇·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Ионович Квиринг，1888年9月1日—1937年11月26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真理报》担任雇员。1913—1914年任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秘书。1914年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是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期间担任乌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1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铁路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 马克西姆·马特维耶维奇·切尔德尼亚克（Макси́м Матвее́вич Чередня́к，1883—？），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904年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07年起先后流亡美国和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在乌克兰领导了一支无政府主义矿工战斗队，与顿河哥萨克人和德军作战。1918年进攻红军。1919年1月战败后被捕，后获释，加入了马赫诺运动。1919年6月被白军俘虏，遭受了酷刑，后设法越狱。此后脱离政治活动。1922年被格别乌逮捕。1923年被流放到纳里姆。1930年起流亡国外。其后的情况不详。原文误写为“Cherednya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