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那察尔斯基

维·格·别林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

1924年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人名有修正。


  我的课题将具有相当有限的范围。我在文章里限于对别林斯基从我国伟大革命出发所作的那种新的评价,就是说我努力尝试从作为十月革命的担当者的那个阶级的观点,来确定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实,就是这里我将作的并不是新的事情,因为格·华·普列汉诺夫早在革命前已经作了这种工作。[2]

  首先,具有俄国知识分子所有一切优秀的特点的像别林斯基这样的极其伟大的人物,只能一般地在民族,以及特别是它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经历的特殊时代才出现。

  别林斯基的时代,某些方面是民族觉醒的时代。

  从我们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带有阶级的性质,就是说是由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决定的。俄国人民的下层很少影响到它的民族文化。农民在哥萨克和宗派分支中参与俄国思想史是不明显的,自发的,并且民族的觉醒,一般地那 种文化担当者的特殊阶级(它同上层阶级融合或者与之接近)的产生,通常是一致的。

  俄国贵族大体上和整个地来看,在俄国社会生活历史中,起着反文化的作用,然而俄国自我意识的最初几十年,是与这种自我意识在先进的贵族集团中的产生相吻合的。

  普希金及一批诗人和作家(他们自身带有贵族文化烙印,在他们赐予整个民族的这种创作行动中,带有贵族态度的印记)的出现,标志着俄国诗歌和俄国思想的春天。

  别林斯基对此有很卓越的认识,您们当然理解别林斯基不止一次反复说过的普希金作为贵族的这种明显的特征。[3]

  可是如果这只是贵族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贵族的文化主义时期就会根本不能载入俄国民族意识的历史。但是应当说,统治阶级在其繁荣的时代,以最明显的方式表现自己的阶级倾向,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反映它所领导的整个整体的命运。贵族好坏都毕竟是人民的所有力量的组织者。此外还要补充一点,俄国及其亚洲的专制制度,贵族的先进集团很快就被定为反对派的集团。这也给这个集团某些时候有权自命为好像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头头。[4]

  当然,贵族意识到,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并且由此而产生他们全体(甚至具有最激进情绪的人)所特有的爱国主义的气味。可是在贵族的思想面前,毕竟打开了某些天地,其中许多人远远地超越了囚室的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鞭打。并且还有一个意见。如果任何一个大的民族的先进阶级开始自己的意识生活的话,那么它当然首先面临着最一般的问题,面临着自然界、生死、恋爱等等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可以做许多全人类的和具有基本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且确实的,俄国文化的先进者差不多全是贵族,在这方面做了重大的工作。可以说,每一个民族的最初的一些天才人物,自然而然地抓最重要的事情,而后来者虽然在独创性方面不逊于他们,却已经转向比较细节的问题去了。稍后出现一些追随者,他们虽然很有才能,却不得不或是老生常谈,或是想出一些新的形式上的花招,当作把重大的共同关心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只有生活本身中的急剧的转变,才能在这方面造成可以说是崭新的春天。

  大体上说,别林斯基的时代,贵族仍然起着重大的作用。贵族中的优秀阶层越来越极其厌恶地看待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这是因为越来越感到全体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俄国人民好像是开始醒过来了。当然,不能期待人民直接出现在文化活动的舞台上。

  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当了人民的传声筒,虽然如此,必须出现新的社会集团是很清楚的,这种社会集团没有贵族的偏见,较为接近于人民,同时与群众不同,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内掌握了教育。

  在欧洲,这样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城市生活的广泛发展,引起封建主义的有步骤的交替。在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起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作用。在我国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说从头至尾是资产者,在我国思想史或者我国艺术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别林斯基赋予资产阶级将来以重大的作用,他的先见之明是应当惊奇的。比如,他说:“资产阶级是使人讨厌的事物,但是不能认为可以不需要资产阶级。相反地,我们极其需要它,它可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基地。”这证明别林斯基的杰出的头脑。

  可是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我不是想说这一类阶层在西欧不起任何作用。相反地,它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可是在我们那里,民粹派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某种软弱性,而以某种独立于阶级倾向的姿态出现。

  平民知识分子站在人民之首,组成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接替贵族知识分子的新的知识分子层。这里有神职人员的子弟、医士和渴望知识的小官吏的子弟。政府有鉴于国家和经济对于有教育的人士的不可遏止的需要,不得不向他们打开学校的大门,并且认识到旧的公务阶级不够。必须从可以说人民内部或者接近于这种内部的阶层中召来新的大学生。

  新的大学生以不同于寻常的清楚的面目从那里来临,而它的最主要的代表,正是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中叶的平民知识分子,老实说,差不多是无产者。他是极穷的,和谁都没有联系,和任何东西也没有关系。他从童年时期起,就看到自己周围所有一切日常来往的人受压迫。这样的人,一开始思考,就以反对派的态度来思考,或者甚至革命地来思考。当然,平民知识分子是群众的上层。可是他们毕竟属于这种群众,学识在他们那里,反过来变得敌对地对待贵族上层和官僚主义的上层。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由于没有能力被驱逐出大学的这个半受教育的别林斯基,[5]后来超过了贵族阶级出身的自己的有才能的同行。

  从四十年代开始,他把自己所吸收的知识的每一个分子,都变成了为唤醒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而斗争的武器。

  可是这里就已经需要说,来自人民的这种反对派,命定了陷入不能忍受的状况。

  “历史可能会询问这样的人:你从人民中召唤来是为了什么?人们把你召唤来是为了为专制制度服务。”

  “可是我不愿意”。

  “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为自己和为人民摧毁这个监狱。”

  “你有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呢?”

  “我是个批判地思考的人,我的力量在于我的思想的清晰和我的情绪的热烈。我将出来并呼喊,我心里的喊叫将唤醒某个强有力的人。”

  能够期望平民知识分子唤醒的强有力的人是谁呢?当然,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是这样的力量,而首先是农民。稍后,平民知识分子就转向这种工作。

  别林斯基则一开始就不相信能够以速成的方式唤醒人民群众。他是孤独的,并且认识到自己的孤独。他说过:“我们成了有眼能看的人。历史向我们打开了眼睛。永远把它们闭上了不是更好吗?”他认识到了世界的全部丑恶,对他来说,深渊显露出来了,要求他去改造生活。他听到了制止人民苦难的呼吁,并且没有看到摆脱这种苦难的任何出路。这种孤独不仅影响到他的内心生活,而且影响到他的外部生活。别林斯基比谁都孤独。这种野蛮的书报检查,以及政权对他命运的直接压力的经常危险,使他痛苦,这种压力只是偶然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一直到生命的末日都 在摧残他的贫穷,也折磨他。他过早地逝世了。

  别林斯基的个性,历史地来看大约是由这样三种因素组成的:

  (1)对现行制度的尖锐批判。
  (2)为了推翻它的压迫而寻找支持
  (3)自然而然地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4)一定的民族自豪感。

  平民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破天荒第一次建设自己民族的真正文化,他们应当不依赖于政府和正在发展的资本来完成这个事业,这种认识是平民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像别林斯基这样的先进人物认为俄国最后将进入民主家庭,可是它缩短了所有一切阶段,并且将比西欧早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最新形式中。

  别林斯基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批评这一点,与当时文艺在俄国所起的巨大作用有直接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代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文学所以起杰出的作用,是因为这是可以稍微自由地讲话的唯一的讲坛。在所有一切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艺术创作都同样是正在觉醒的新的阶级的形象和语言。艺术在这样的时期总是努力追求思想,追求审美需要与思想需要的结合。所有一切社会的激情都通过这个气门直冲出来。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艺从这些理由中得到充分说明。俄国文学不管专制制度的压迫,还是觉察到了自己脚下有人民的土壤。人们苦恼了、倒下了、死去了,可是仍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愿意让自己唤起幻想这种安慰者,他们仍然是一定的抗议的表现者。当时俄国文学面貌的特点就在于此。现实主义、不同于寻常的清醒、宏亮的笑声、讽刺和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文学中占有主要地位。别林斯基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预言者和先驱者。

  我现在用简短的话来说明:他怎样努力解决上面所提到的、摆在他面前的全部问题的。

  在别林斯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第一,对现存制度的直接的批判;第二,为纠正现存制度而不惜任何牺牲的决心。

  如果别林斯基只是处于铁一般的夹钳中的浪漫主义者、知识 分子的话,他就会在理论上解决问题。须知他曾经一度依据黑格尔哲学宣称准备与现实和解,吻它和紧紧地拥抱它。可是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呼喊不能这样,他整个一生都将对此后悔,现实决不是合理的。他在刹时间承认它合理,完全不是因为想和解,他已丧失了勇气。不,也许从来没有过像他在写自己的《鲍罗基诺》时精神上那样出色的。[6]他在内心里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因为他是怎样断言的?他断言道:现实的力量不支持的任何批评,任何理想都是没有结果的。

  不,他不是耽于幻想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需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结果。他是力量、精力和胜利的崇拜者。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是如此鲜明,以致只要不显得像是没有力量的法律的崇拜者,他同意承认力量的权力。在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心里和灵魂里,一般地都有这些响当当的元素,否则就不可能突现出马克思本人怀着敬意欢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的形象。[7]要是别林斯基在智能上稍低,热情稍减,他就不会谈到这些奇怪的事情,而他的智慧的力量也正好表现于此。

  当然,在他所树立的偶像面前,很快就害怕了,使别林斯基吓坏了,并迫使他寻找别的出路。他重新回到尖锐的批判上去,但已经在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他已经懂得,批判的个人不能满足于说教,他宣称他以马拉的方式爱人类,他醉心于罗伯斯庇尔。[8]请回忆一下赫尔岑所叙述的别林斯基在格兰诺夫斯基家里同官吏的著名谈话。官吏开始谈到在有教育的国家里,人们把进行批评的人关在监狱里。于是别林斯基金身颤抖着反驳道:“在更加有教育的国家里,人们把保卫国家的人送上断头台。”[9]于是一直到赫尔岑为止,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是的,这是准备动用武器来批判——把断头台作为批评的工具——的批评家。他是以那种积极的爱来爱抚人类的,这种爱在一定的时代使得人民群众的领袖采用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别林斯基身上有恐怖主义者的精神,但同时忧郁制服了他。他感觉到时间还没有到,他猜测它什么来到,并在这种探索中占据着完全独创的地位。他说道:“我崇拜人民,可是期待农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就等于期待狼自己组织到森林里去。”[10]有时他以真正的愤恨来谈人民:“群众是有惰性的。它不能组成积极的组织。可是期待别的,那是什么呢?”

  于是他就详细地谈论大彼得的改革。他赞扬以大彼得为首的少数,他们在使人痛苦的强制的过程中把有惰性的群众推向前进。当然问题不在于赞扬彼得的制度本身。可是照别林斯基看来,应当把它当作事实,从它出发。别林斯基经常围绕着转来转去的幻想就是由此而来的。清楚地理解人民的利益和用所有一切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的山岳党的少数、雅各宾党的少数。他所幻想的正是依靠人民暗中同情的这样的少数。他所希望的是人民继续走彼得的道路。[11]

  可是别林斯基看到了他周围的知识分子的虚弱,知道贵族,甚至其优秀的代表都已经过时,于是甚至准备欢迎为文化准备基础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在别林斯基那里远景是相当正确的,差不多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一般地说,唯物主义总是把他从他所由开始的不同于寻常的唯心主义吸引过去,并且最为吸引他。他的整个一生的晚年都是在费尔巴哈的标志下度过的。他完全离开了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发展就是如此。

  因为别林斯基作为艺术鉴赏家发表意见比作为政论家更多,所以关于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基本倾向必须讲几句话。

  别林斯基作为他的时代的产儿,具有巨大的艺术本能。他号召俄国人们去到艺术领域去工作,并且努力培养他们正确地理解艺术的任务。别林斯基往往在自己的判断中动摇,可是从来不停留在错误上,他自己纠正它们。从这一观点看来,应当说,别林斯基不停留在中间阶段,从来不纵容有倾向的艺术,就是说赤裸裸的思想的假的艺术表现。对于别林斯基来说,艺术是个特殊的领域,有与政论没有任何共同性的自己的规律。别林斯基在许多方面来说,是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可是他毕竟知道,艺术是思想的表现。他教导说:这种思想应当自上而下地贯串到艺术作品中,并使它具有完整性。对他来说,人民艺术家——是人民的思想、需要和感情的代言人。真正的文学实质上是通过人民所选择的人写出来的人民的创作。对于别林斯基来说,艺术是为生活的最大的服务,可是是用特殊语言的服务。由此而产生别林斯基对真理、对现实主义的最集中注意力的爱,以及对纯艺术性和对信念的同样的爱。请您回想一下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的有名的段落,他在那里写道:“在我国的农民那里投有神秘主义的过度兴奋,在他那里有的是太多的理智和头脑中的积极的东西。”

  别林斯基对于农民的未来命运的希望是寄托在这上面的。他觉得人民是不信神的,他反对用幻想来哺育人民。

  别林斯基写道:“他是追逐实利的,对生活的要求是清楚而可怕的。”[12]别林斯基期待着他将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而不是走实现关于来世的梦想的道路,我们知道卡维林的证明,说别林斯基第一个讲俄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比西欧更快、更好和更有力地解决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问题。[13]

  别林斯基的特有的民族自豪感就在于此。您们记得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别林斯基的意见说:“不管俄国文学发生了什么事情,别林斯基都将是它的骄傲、它的光荣和荣誉。”[14]

  普列汉诺夫并不满足于此,他补充说:“对此必须补充说:别林斯基使得社会思想内容丰富,并以天才的社会学家的鉴别力开辟了新的天地。”杜勃罗留波夫想说:别林斯基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我们青年时代最好的创举的宝贵纪念碑。而普列汉诺夫则断定:“别林斯基还没有结束。这里要进一步打开的角落,而整个俄国社会是别林斯基所提出的问题的继续。”[15]

  我们在普列汉诺夫之后就要说:俄国社会正解决,而从十月革命开始在实践上解决同一的问题。马克思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曾说过:“只有依靠群众的理想,才成为力量。”[16]

  九十年代的欢呼在于什么呢?在于大山终于走向穆罕默德。[17]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获得了支持。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思想领航的灯塔。当我们的机会主义者断言工人阶级自己会找到自己的道路时,列宁驳斥了这种论调,并要求先进的知识分子、要求“革命的微生物”缩短工人阶级探索的道路,向他们灌输西方所发现的最高的意识形式。[18]

  俄国共产党实现了别林斯基关于依靠群众、锐敏地思考着的积极、有纪律的少数这个梦想。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别林斯基的问题的现实解决。波澜越来越壮阔的人民的力量,从别林斯基时代开始逐渐地,越来越广泛地汇合到他用问题所指出的河道中来了。我们处在这条河流的高潮中间,可是在它的源头还是能够看到别林斯基的巨大的形象,眼睛凝视着烟雾里。他耸立在那里,他是具有鹰眼的伟大的先知,我们人民意识的第一个使徒。




[1] 最初刊载于《献给别林斯基的花圈》一书,尼·基·毕克萨诺夫主编的文集,新莫斯科出版社,1924年。
  这篇文章的基础,是1923年6月13日安·华·卢那察尔斯基在6月7日维·格·别林斯基逝世75周年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和俄国文艺爱好者协会联合庆祝会议上的讲话。
  按《文学侧影》论文集(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二版原文刊印——俄文版编者注

[2] 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以下几篇《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97),《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1897),《维·格·别林斯基》(1898),《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909),《论别林斯基》(1910)。除了第一篇收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外,其余几篇均收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译者注

[3] 别林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第九组的文章里写道:“您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是灵魂和躯体都属于一种基本原则的人,这种原则构成他所描写的那个阶级的实质,简言之,到处都看到俄国的地主……”(<别林斯基全集>第8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莫斯科版,第502页)。——俄文版编者注

[4] 别林斯基在1847年12月2-6日写给华·彼·包特金的信和1848年2月15日给伯·华·安年科夫的信里谈到这一点(参见《别林斯基全集》(上述科学院版)第12卷第452及468页)。——俄文版编者注

[5] 虽然在1832年开除别林斯基的正式决议中说“健康欠佳”和“能力有限”,写作反农奴制的戏剧《德米特里·加里宁》(1830年)却是开除的理由。——俄文版编者

[6] 即《鲍罗基诺一周年纪念。华·茹柯夫斯基……》(1839年),这篇文章反映了所谓与现实妥协时期(1839-1840年)别林斯基最具有特征的思想,那时这位批评家片面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一条原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俄文版编者注

[7] 马克思多次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著作,如1870年3月24日在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名义致日内瓦俄国支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到:“……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的荣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64页)。——译者注

[8] 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政论家。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首脑,执行雅各宾专政、处死法王路易十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译者注
  参见别林斯基1841年6月27-28日和1842年4月15-20日给波特金的信。——俄文版编者注

[9] 是指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第4篇(第25章)中所叙述的插曲。——俄文版编者注

[10] 参见1848年2月15日给安年科夫的信。——俄文版编者注

[11] 这些思想是在《1846年俄国文学概观》中叙述的。——俄文版编者注

[12] 卢那察尔斯基是凭记忆引证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的,故文字上有出入。——译者注

[13]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67页。——译者注

[14] 参见同上书,第594页。——译者注

[15] 卢纳查尔斯基是凭记忆引证,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595页。——译者注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译者注

[17] 这句话的来源或出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说穆罕默德在传教时,人们要求出现奇迹,以证明他的宗教的威力。穆罕默德说的话前半句即“大山走向穆罕默德来了……”意思即谶语应验了。——译者注

[18] 指列宁的《怎么办?》等著作。卢那查尔斯基在这里又是凭记忆仅仅引证其主要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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