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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与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
1921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在大多数有头脑的人的心目中，革命思想都和自由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按照马克思对革命所作的最深刻的分析，革命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聚集一些新的力量，它们受到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新形式的自发经济势力的驱动，而植根于旧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的最高层面则把这些深层所发生的变化死死限制在自己已经陈旧过时的条条框框之内。
从阶级的观点看，这一过程总是表现在政权转到一个新阶级的手里；这个新阶级受经济演变的驱使，站出来作为文化发展新阶段的自然领导者。
而在目光短浅的人的心目中，在希望进步的凡夫俗子的脑子里，革命通常只是和十八世纪的经典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分析不到那么深刻。
首先是自由。可是实际上没有一次革命建立起自由的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革命是国内战争，它必然会伴随着对外的战争。无怪乎拉丁文谚语说：“在武器面前，法律是缄默不语的。”[1]因此，在武器面前，艺术也是缄默不语的。
自然，当谈到国内战争时，这句话显得尤为正确。整个国家充满了相互敌对的势力。新的革命政府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国家机器，它不得不提防反革命的阴谋诡计，提防反革命叛乱，它的这种迫不得已比哪怕是最僵化的反革命政府的迫不得已都要大得多。人民同昔日各种各样的利益直接或间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亲身经历着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迄今各国的情况那样）还是那样的愚昧无知，因此，正如历史所教导的，这种危险每时每刻都有变成灭顶之灾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倡导结束一切战争，作为最终理想取消一切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目前阶段也不得不加强独特的军国主义精神，强化国家专政乃至权力机构的所谓警察性质的缘故。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革命工作者——来说，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是：反动政府手中的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和反动的，但是它在革命者手里却是神圣的，必不可少的。
革命者能够高瞻远瞩：他们认识到，战争和国家的消灭，只有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经过强有力的专政，经过真正的权力垄断才有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垄断不仅仅是特定阶级的垄断，甚至是特定集团的，即最能充分表现阶级意识的集团的垄断。
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嘟哝着说，革命本来是人民从下层闹起来的，是反对政府的束缚压迫的，可是它现在跟从前一样的专制独裁。他们喃喃自语地提到什么霍屯督人的道德。[2]但是在所谓霍屯督人的道德中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难道世界上有打仗时判断事物不同于鼎鼎大名的霍屯督人的人吗？霍屯督人说：如果我抢了别人的妻子，这是件好事；可是，如果别人从我这里把她夺走，那就很糟糕。我再说一遍，难道世界上有不这样说话的人吗？即如果我们击败了敌人，这是件好事，如果敌人打败了我们，那就很糟糕，因此，最能够相信这种主观好与客观好相一致者，是那些为了伟大理想而进行战斗的人。
革命是为了伟大的理想。反对革命的人层见叠出，大有人在，因此在革命的道路上必须从自己的理想有所退让。手段完全不必和目的相似。如果您想逆流而上，划向一个寂静的岛屿，准备休息一下，那么您的目标就是休息，但决不能由此就可以说，您可以在船上休息：这里要求您的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我们的目标，比如说，是废除任何纪律，是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自然交往，其基础是每一个人对整体利益的理解，是他对自己所参与的社会劳动过程的明确认识，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宣布说，我们现在就既不需要党的纪律，也不需要职业纪律，我们就是在耍奸弄滑，在打马虎眼！
有一位很有才气的年轻诗人叫奥托·福利凯尔特的，以前是左派社会党人，现在是共产党人并且担任瑞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信中说：“我完全相信，您向欧洲指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欧美的创作将会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只是要保留住创作个性的权利。”
当然，我们的艺术家，主要是作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奥托·福利凯尔特：“创作个性的权利在俄国没有保留住。”
不过首先要反问一下自己：革命政府原则上应不应该保留个人创作的权利？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是的，应该保留。考茨基在其至今仍很杰出和有益的《社会革命后的第二天》一书中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提法，他说：生产中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与计划性同艺术领域中的完全无政府主义。[3]
这里，“无政府主义”指的完全不是通常目光短浅的庸碌之辈们所指的内容，即不要任何秩序，一片混乱，而是不承认向艺术家们宣布某些准则的权力机构和上级领导。
当然，人民需要艺术。我应该满意地说，我可以确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毋庸置疑的发现，即透过所有的争论，不仅各派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广大群众本身，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懂得艺术问题之重要。无怪乎关于艺术的话题是如此之多，但是真正的艺术，即带有天才或才华印记的艺术，在笼子里是无法歌唱的。习惯于笼中生活的天才会从夜莺变成黄雀，从雄鹰变成母鸡。不言而喻，我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作为自己的诗人和艺术家，革命只能拥有一些黄雀和母鸡。相反，一位自由的演员、自由的诗人，可以是一位心虔志诚的革命者，不过恰恰是因为这样，他的创作和他的自由追求才和革命是那么的合拍，那么心心相印。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国家不可能不关心国内艺术的发展，不可能对作为给生活带来欢乐，通过鲜明的形象规范时代感受的艺术的发展完全不管不问。
特别是对于那种能够与国家和谐相处的艺术，国家不可能不为之喝彩，不可能不加以保护。但是国家不应该人为地去攀折那些在它看来不是因为距离太远，就是跟它的理想很不协调的花朵，也不应该鄙俗无知地去姑息纵容那些盯着艺术的幌子竭力向它推销赝品的招摇撞骗者和阿谀逢迎的人。
这里必须再次加以说明：国家有权而且应当制作招贴画，有权而且应当上演宣传鼓动剧，有权而且应当高唱革命歌曲，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将成为艺术，只要这些艺术家具有真诚执著的革命思想；这一切都将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成为具有实力的文艺行当和艺术工业，只要这些行家们的工作勤勤恳恳，只要他们能够一丝不苟地完成国家的订货，它们便是特定的宣传鼓动性的半艺术作品。
如果做这项工作的人不是艺术家，而是戴着革命假面具、专事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那时他们的一切工作都将是令人讨厌的，有偏见的，粗俗不堪的。
由此可见，如果国家在艺术领域内能够实行高度的自由，如果国家不要说“什么什么艺术形式已经陈旧过时”，而是让旧的艺术形式自行演变或自然消亡；如果国家不要说“什么什么艺术形式是一种谬误”，而是仔细察看→下这些艺术形式的后面是一批感情真诚的艺术家团体，而不是一些有意愚弄群众的招摇撞骗者（如意象派之流，[4]他们中间也有人才，但好像他们在故意糟蹋自己的才能），从而再一次让生活本身去纠正这些谬误或者将其统统抛弃，——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种种情况使得革命政权从不怀疑的这一原则很难贯彻到生活中去。
首先是各革命政府（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所面临的紧张战事和物资匮乏，这使他们不得不把国家的注意力和物资储备投放到最紧迫的领域，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艺术，它毕竟属于第二位的需要。
就算有谁说——它多么至高无上，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罗马人说过：“首先得活着，然后才能高谈阔论。
如果想一想我国三年战争期间所遭到的压倒一切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包括迄今由于那些反革命政党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不言而喻，你一定会得出结论说，历史将吃惊地在苏维埃政权转嫁给艺术家们的巨大耗费（相对于我们过去所掌握的物资）面前驻足不前。
只有那些庸碌之辈的流言蜚语和另外一些人（尤其是批评家们）的暴跳如雷才能使人们对我们在艺术创作领域所经历的富有意义的一页视而不见，虽然它看上去很有些不景气；这使他们一叶蔽目，看不见大量的群众都投身于国内的艺术生活，这里的艺术生活并没有停滞，尽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但是这种艺术生活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从国家给艺术的物质支持的绝对数量来说，自然比革命前时期要少得多。
第二条，对于各艺术领域，包括图书出版领域，都一样，那就是斗争的本身；因此，不可能放开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
言论是一种武器；同样，一个革命政权决不会允许随便一个什么人和专门挑刺的人拥有手枪和冲锋枪的，因为这种不速之客和专门挑刺的人往往就是最凶恶的敌人；同样的道理，国家也不允许出版宣传的自由放任。
有人说，旧政权当时不给革命者言论自由，革命者拼命地争取，可是在这之后革命者自己却把言论自由给剥夺了，这真是庸人之见，一派胡言。
当然，革命者希望达到完全的言论自由，但是这是最后的理想，而且，革命对顽固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对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以及由于迷惑、胆怯和昕信他人之言而参与反革命阴谋的愚昧的农民所取得的胜利越彻底，这个理想就越能够快速地付诸实现。
思想多少有些明白的人未必会对下面的一点提出异议，即国家会动用一切资源进行自己的宣传与鼓动，同时利用一切手段消除反革命宣传的余毒，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革命。
这会使一切“自由派分子”大为恼火，因为他们根本不赞成领导革命的这个党的主张；这也会使那些粉红色的和纯自由派分子们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说他们虽然无党无派，但是他们一贯崇尚“自由与文化”，赞赏一切“崇高与美的事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战士，对于同当代共产党有些心领神会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谈到文艺书籍，谈到通俗小说，这里需不需要完全的、自由呢？毫无疑问，和任何艺术一样，通俗小说形式中也存在着刻意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就是说，也有专门诉诸人们感情的形式，这是一种最好不过的宣传。
如果国家本身希望建立和鼓励文艺宣传，那它就必须同时遏制文艺的反宣传。
用书刊检查吗？
多么可怕的字眼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大炮、刺刀、监狱甚至国家，这些字眼儿同样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们对于我们都是可怕的字眼儿，它们是一切资产阶级——保守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但是我们认为刺刀、大炮、监狱本身和我们的国家，作为摧毁和消灭这一切的手段，是非常神圣的。
对于书刊检查也是这个道理。是的，我们对必须检查哪怕是高雅文学的作品也毫不怯懦，因为在它的旗帜下，在它那优美典雅的外表下，很可能夹带有毒药，它会毒害许多尚且愚昧幼稚的群众的心灵，使他们因道路过于艰险，对自己的信心时时发生动摇，进而离开引导他们在荒凉旷野上寻找福地的指路人。[5]
还有一个不利的条件：纸张和印刷所奇缺。
国家工业困难，四面受敌；在出版方面投放的力量相应少了一些，再加上由于革命期间广泛的书刊宣传，各种教科书、通俗报纸、小册子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接连不断，难以满足，这样，国家当然对自由的文艺言论的要求留下的份额就只有很少部分了。
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不能不考虑，但是不应该超出它们的范围。
要是有谁对我们说“如果连伟大的艺术作品也包含有明显的反革命内容，那就应该制止它，这样的书刊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进行选择，把无疑是需要的书同最最需要的书做一番比较，分出轻重缓急来，”——这个人的话说得是对的。要是有谁说：“打倒一切关于言论自由的偏见，我们的共产主义制度只适宜于由国家领导文学，书刊检查并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特点，而是使社会主义生活社会化的一种必由之道，”——要是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批评本身应当变成一种告密行为，或者把艺术作品硬塞进原始的革命楦头中去，那么此人只不过是要表明：他这个共产党人，要是稍微剥开来看，实质上是个杰席莫尔达，[6]一旦有点权力，除了耍威风，寻开心，盛气凌人，特别是抓人、放人外……干不出别的任何名堂。
这些情况，我们这里当然存在，不可能没有，我们的人民太缺乏文化了。
假低级侦探和偶然的表现者之子，把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变成为警察制度，变成军警专制统治，这种威胁，正像我们一位共产党员同志（丘扎克同志）[7]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刊物《创造》上所说的那样，是实际存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避免。
人民教育委员部，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不管心地善良的自由派们会说些什么，全力推行政治上的书刊检查制度，并且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书刊加以比较，选择其中较重要者，但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委员都一定要维护上述对艺术的原则态度，奋起反对一些也在压制、反对某些小猴子的大狗熊们；这些小猴子也戴着眼镜，面对反革命，审时度势，不过有时候把眼镜戴到尾巴上去了。[8]
诚然，我们自己的正宗的“自由主义”，我们对于完全创作自由的追求，看上去只不过是滚滚乌云中一线苍白的月光；这种创作自由，在我们一手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下，百花盛开，空前繁荣，它经历了反革命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该死的、非下不可的、强行维护我们理想的决心，还经受了反革命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日益严重的贫困。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渡时期就是过渡时期。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回避这个时期某些难以避免的诸多方面，它们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但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往往是痛苦的方方面面几乎变成为怡然自得之源，变成目的本身。
[1] 原文是：Silent leges inter arma，出自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的一篇辩护词《为弥洛辩护》。
[2] 纳米比亚和南非共和国的一个部族，自称科伊科因人，是南部非洲最古老的居民，约4万多人（1970年），讲霍屯督语。
[3] 考茨基的原话是：“物质生产中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那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类型，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通过经济事实的逻辑力量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社会革命所造成的……”（考茨基：《社会革命后的第二天》，卢那察尔斯基作序，无产者思想出版社，彼得堡，1917年，第60页）。
列宁实质上反对考茨基的这种机会主义的提法，他在跟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革命已经把艺术家们……解放出来了。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定购者。每一个艺术家……都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地来自由创作。”
“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袖手旁观，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完全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发展过程，去形成它的后果（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911页）。
卢那察尔斯基在《出版自由与革命》一文中最初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后来才提出关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文学艺术发展的同样的问题。——原编者注
[4] 意象派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其代表人物为马利英果夫、谢尔舍涅维奇和叶赛宁等，他们认为作品的形象和形式比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更为重要，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名士派的情感。1921年，卢那察尔斯基对他们出的诗集提出了批评，说他们的诗“既是对自己才能的严重糟蹋，也是对人类和当前俄国的严重侮辱。”
[5] 指神赐给的理想乐土，源自圣经，指迦南，即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的古称。
[6] 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警察。
[7] 丘扎克（1876-1937）“列夫”的理论家之一，文艺批评家。
[8]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爱劳动的熊》（1818）和《长尾猴和眼镜》（1815）。
感谢 桨果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