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两种音乐理论流派同资产阶级文化生活中的其他现象作一比较。不久以前,拉塞尔[12]和列梅特尔[13]顺利地对“浪漫主义”开始了一场成绩显著的“围剿”,对它的残余和追随者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它的创始人也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尤其是卢梭,更使这些所谓的“新古典派”暴跳如雷,认为他是一切邪恶的代表。什么?谈论人的自由,人的激情至高无上,说人有权向现实生活提出理想的纲领,憧憬未来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斗争?什么?宣布高傲的个人凌驾于坚不可摧的社会业已形成的规律之上?什么?用折衷主义、徒劳无益的喧嚣和个人主义奇想的王国来代替始终一贯的风格和各古典时代生活发展的本质?这统统是无与伦比的罪恶。必须退回到十七世纪的古典派,退回到古代世界的感情水平和四平八稳的建筑式样简单和质朴的线条上去。个人的爱好必须在绝对的规律面前低头!必须退向静止的状态,具有制约的合理性!必须让奔放的激情面向强大的意志,首先是向王中之王——严格的义务屈服!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些新闻传来:资产阶级号召敢作敢为,英勇抵抗敌人的进攻建立严密的、内部联系牢固的阶级组织。这种种倾向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书籍里,在讲演、在报刊文章,以及在诸如雷苏埃尔的小说《一个拥护尼采学说的女人》和保罗·布尔热的剧本《街垒》里,都有所表现。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使资产阶级振奋起来的人,那些看到“野蛮人”逼近过来,便在卡皮托利丘[14]小市民阶层中不安地哇哇乱叫的家伙,为了使自己行将死亡的阶级恢复健康,甚至想把迄今为止的怪想和竞技手段全都利用起来。于是,一场宣传健康生活、体育锻炼、禁欲主义和忌酒的热心说教便开始了。这一切在取代了“fin du siècle”(“世纪的末日”)这一代人和“aube de vingtième”(“二十世纪曙光”)代表人物的新一代资产阶级中间取得了成功。然而,这场匆忙开展起来的禁欲主义、懒散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和腐败作风的运动,以及对自由意志和个性、对作为立法者和自己命运的主宰的人的惧怕——这一切都是这个阶级的末日必将来临的征兆。这等于在病人行将就木之前,竭力想用按摩、水疗和节制的方法来挽回永远失去的健康,为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