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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信

德·普·奥西金



1919年10月

　　天气恶劣，阴雨连绵，设防区修筑工事的工作仍在全速进行。战斗略有减少，邓尼金[1]的军队停止了前进。
　　在西北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尤登尼奇[2]正在攻打彼得格勒，在边境交界地区出现了新的白卫分子的军队，白匪就在彼得格勒郊外约十二至十五俄里的地方。这个新的战场令人十分不安，似乎一把钳子愈夹愈紧，眼看就要把我们压垮。
　　我们当地的《公社社员报》继续以乐观的语调报道各战线的形势，报道阻止邓尼金前进和我们日益加强准备的消息。“转折就要到来。”报纸报道说，“工人们，要警惕，一个小时也不要浪费，红色锻造车间应当供应前线武器和弹药。”锻造车间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无论是难忍的饥饿，或是遇到的燃料困难，都挫伤不了工人的情绪。兵工厂工人自愿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性报名活动展开了。
　　“工厂同样是战场。”我们说，“造出一支新步枪，就等于打死一个白卫匪军。为了支援红军打胜仗在车床上制造武器吧！”
　　在图拉实行戒严，晚上九点之后没有通行证不能上街。从卫戍司令部走回家，一路上要被工人巡逻队叫住好几次，他们用长满老茧的双手仔细检查通行证。
　　七点左右，我从司令部回到住所吃饭，一盘汤还没吃完，电话铃响了。
　　我走了过去。
　　“请奥西金接电话。”女话务员说，“喂，您不要走开，列宁从莫斯科要和您通话。”
　　我没有听清楚。
　　“列宁从莫斯科要和您通话。”女话务员重复说。
　　“喂，是我。”
　　“喂！……哪一位在接电话？喂！”听筒里传来了说话声。
　　“是省军事委员奥西金。”我喊着说。
　　“是奥西金同志吗？”
　　“是，是。”
　　“我是列宁。”
　　我屏住了呼吸。
　　“彼得格勒城郊的战况很糟糕，您知道吗？需要火速增派援军，图拉有什么军队？”
　　我一时慌张，竟不能一下说出最可靠的军队的番号来。
　　“喂，您手下有没有一个完全可靠的、有战斗力的团，或者旅，或者支队，并且马上可以把它调往彼得格勒城郊？”
　　我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从东线到达我们这里的比斯克旅。
　　“有二十一师的一个旅。”我在电话里喊着，“但要知道，图拉也遭到威胁。”
　　“不要紧，请您立即命令把这个旅派往彼得格勒城郊，图拉暂时没有危险，重要的是要援救彼得格勒。如果图拉再有危险，我们还来得及援助。请立即把部队派来。”
　　“是。”这是我唯一能回答的话。
　　我立刻把这次谈话内容打电话告诉了梅日拉乌克[3]和阿尔塔蒙诺夫[4]，同时也报告了省委。原来省委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列宁在同我通话之后把同一内容打电话告诉了卡明斯基[5]。
　　对旅部下达了立即开赴车站上车的命令，又命令车站军事运输指挥员集中现有的所有机车车辆，停止其他一切运输，火速安排好军用列车。
　　拂晓时，部队已经出发了。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细节：我们在没有接到直接上级军事首长的命令的情况下，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头指示派出了一个旅的部队。到第二天傍晚，也就是部队快到莫斯科时，我们才接到野战司令部关于派一个旅归属第七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的电报指
　　留在图拉的是一些特种部队，一个摧毁马蒙托夫[6]的侧翼之后飞来图拉的航空大队，还有我的一支尚未训练好的新编部队。
　　革命委员会同军事委员会的纠纷就是在我和卡明斯基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梅日拉乌克继续执行以前彼得斯[7]所采取的路线。卡明斯基标榜自己是军事委员会中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而我呢，全部投身于扩军的工作，对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只起着微弱的影响。我的军人职责迫使我考虑军事工作必须集中领导和管理。我经常赞同梅日拉乌克关于地方组织不干预军事的观点，但在某些情况下，当军事委员会干预地方事务时，我应当与卡明斯基的意见协调一致。
　　军事委员会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一边是梅日拉乌克和卫戍司令阿尔塔蒙诺夫，另一边是卡明斯基和不是经常支持他的意见的我。显然，这种情况迫使梅日拉乌克提出一个中心问题，即要求中央再派一位同志来加强军事委员会。他是否提了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军事委员会不久就增加了一名从莫斯科派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艾杜克同志。
　　艾杜克来的目的是要领导侦察机关和省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工作，他把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内部警卫部门划归他自己指挥，他所有的工作都同肃反组织一起来进行。他和彼得斯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部队，也没有在构筑工事的阵地上待过。
　　我们的意见分歧由军事工厂政委奥尔洛夫同志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有点夸大，这件事促使伊里奇专门给军事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现在图拉的意义非常重要，——姑不论敌人是否逼近，就一般来说，图拉对共和国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国防委员会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919年10月20日

　　图拉
　　卡明斯基，奥西金，梅日拉乌克同志收

　　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齐心协力地工作，集中一切力量搞好军事工作和军需工作。
　　我对你们及捷利克曼同彼得斯之间的争吵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捷利克曼应该负责，因为既然发现了分歧，就应该马上解决（本来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不能让它发展成冲突。今后最小的分歧也要解决。要及时报告中央，决不允许冲突扩大。
　　图拉的工作应该大力提高，并全部转入军事状态。缩减民政机关的法令日内[8]即将颁布，这个法令不仅要遵守，而且要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切实贯彻。图拉还有大批远非忠于我们的人。因此，必须在军队、预备兵以及男女工人中间特别加强工作。
　　如果力量不够，可以来信，我们从莫斯科予以帮助。
　　要时刻注意防卫工作：掩体工事是否在修筑？工作中有无松劲现象？材料有没有？工人怎么样？红军战士是否进行学习？他们的给养有无问题？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都应该指派精明干练的人和对党忠诚的同志专门加以监督。你们对这些工作的成就和失职行为（如果你们没有及时上告并请示中央）要负完全责任。扩军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们即使收复了奥廖尔[9]，工作也不能松劲，而应该十倍地加强，否则我们就不能胜利，而停止进攻对我们说来就是死亡。
　　请把这封信向所有负责干部和党员宣读，要定期地、非常简要地把工作实际情况告诉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0]”

※　　　　　※　　　　　※

　　信是由奥尔洛夫的助手克拉伊涅夫同志从莫斯科带来的，他曾与奥尔洛夫一起到过伊里奇那里。信的原件保存在我这里，复制几份后，分别送交省委会、省执行委员会、梅日拉乌克和卡明斯基。
　　因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信，我们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也邀请了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参加，出席会议的还有各县党委会的主席。会议开得很激烈……
　　“伊里奇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卡明斯基说，“就是要把组织的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上。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今后更应该做。伊里奇讲了要加强工厂工作的必要性，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很多。他说得完全正确，图拉还有大批远非忠于我们的人。对军队供应问题，伊里奇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挑选专门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应当停止完全无益的争论，不要纠缠在究竟谁对谁错的问题上，使关系激化。我们应当把各方面的工作更深入一步，确保全面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白匪军离图拉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俄里，如果我们在这里还要争个谁是谁非（向捷利克曼点了点头），不注意主要问题，那事情就会非常糟糕。从我自己来说，一定要负起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全部转向设防区。”

载于德·奥西金《一个军事委员的笔记》1931年莫斯科联邦出版社版第235—238、241—244、245—246页




[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3]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梅日拉乌克（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ежлаук，1893年2月19日——1938年7月29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入伍。1919年任乌克兰副军事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 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尔塔蒙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Артамонов，1898年11月13日——1951年2月6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任第4骑兵师团司令。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里加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和柏林战役。1949年退休。

[5]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麦日拉乌克（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ежлаук，1893年2月19日——1938年7月29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入伍。1919年任乌克兰副军事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马蒙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мантов，1869年10月16日——1920年2月1日），俄国陆军骑兵中将，白军首领。1888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在新切尔卡斯克组织白军游击队，多次击败红军。1919年参与重组顿河军团，并担任第1顿河军军长。1919—1920年任白军第4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因伤寒去世。

[7] 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Петерс，1886年11月21日——1938年4月25日），1904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9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英国。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内战期间曾任契卡主席、莫斯科革命法庭主席、彼得格勒设防区司令、契卡驻北高加索全权代表、北高加索铁路局长等。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法令公布在1919年12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93号上。——编者注

[9] 奥廖尔于1919年10月20日获得解放。——编者注

[10]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22—42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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