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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45]
（19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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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草案[46]
（3月14日）
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威尔逊总统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为此，代表大会向美国人民，首先是北美合众国的被剥削劳动者阶级表示谢意。
作为中立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愿借威尔逊总统向它发表声明的机会，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惨祸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国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它坚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群众摆脱资本的枷锁，建立起唯一能提供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文化和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幸福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载于1918年3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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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
（3月14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标志着俄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不仅是俄国革命，同时也是国际革命发展的转折点。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即苏维埃政权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苏维埃政权提交大会批准的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所面临的转折的历史意义，必须懂得到现在为止革命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所以遭受严重失败，经历严峻考验，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我觉得，参加苏维埃的政党[47]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就是有些人因为苏维埃共和国被帝国主义打败而过于感情用事，被理所当然的愤怒心情所支配，他们有时过于悲观失望。他们不是考虑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考虑这些条件在这个和约缔结以前如何形成，缔结以后又如何表现出来，而试图单凭感情来回答革命策略问题。然而，一切革命史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一种群众运动或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不仅席卷了整整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波及到各种国际关系的阶级斗争的时候，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把估计客观情况作为自己策略的根据，必须用分析的态度来考察革命的进程迄今为止的情况，它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危险、那么急剧、那么不利于我们的变化。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它经历了比较独立自主、在相当程度上似乎是独立自主的时期，即暂时不受国际关系影响的时期。从1917年2月底到今年2月11日[48]德国开始进攻为止，我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总的说来，是迅速而容易地获得胜利的道路。如果我们单从俄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一年中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得到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所有先进的、觉悟的、积极的农民一道，在几天之内就推倒了君主制度。我们能够获得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俄国人民从1905年的经验中吸取了大量蕴积的革命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遭受战争的痛苦特别深重，在旧制度下特别早地达到无法再继续进行战争的程度。
继短暂的急风暴雨的胜利（建立了新的组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之后，就是我国革命的长达好几个月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被苏维埃一下子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又被那些支持过这一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扶持和加强起来。这是一个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帝国主义秘密条约、用诺言来哄骗工人阶级的政权，它简直什么事情也不干，对经济破坏状态听其自然。在这段对于我们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时期，苏维埃积蓄了力量；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可是从国际革命来看却很短，因为在大多数主要国家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期，经历各党各派妥协的时期，不是几个月，而是长达数十年。从4月20日起到6月克伦斯基在口袋里装着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恢复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一段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七月的失败，经历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只是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只是在广大工农群众从亲身经验中，而不是从说教中看清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活动徒劳无益的时候，——只是在长期的政治发展之后，在长期准备和各党各派在情绪上和观点上的变化为十月革命打下基础之后，才开始了同国际革命隔绝或者说暂时分开的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第三个时期。
这第三个时期，十月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时期，是最困难同时也是最迅速地获得伟大胜利的时期。从10月起我国革命把政权交给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它的专政，获得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它的支持，从10月起我国革命开始了胜利进军。受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即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反抗，俄国各地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了。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力量，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为它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剥削者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的进攻被粉碎了。同他们作斗争与其说是采用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靠了宣传鼓动；人民一个阶层又一个阶层，一批又一批，甚至连哥萨克劳动者都离开了那些企图使他们脱离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胜利进军的时期。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条件地、坚决地、不可逆转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这个时期标志着似乎始终未受国际帝国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发展的最高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极其落后、同时又因1905年的经验而最有革命训练的国家，能够那样迅速、那样容易、那样有秩序地把一个又一个的阶级推到台上执政，淘汰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组合，最后建立了一种不仅是俄国革命，而且也是西欧工人革命的最新的政治组合。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得到了巩固，并赢得了被剥削劳动者的坚决支持，因为它消灭了旧的国家政权压迫机构，因为它从根本上建立了最高类型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曾经是它的雏形，巴黎公社推翻了旧的机构，代之以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实行除剥削者以外的劳动群众的民主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并且有步骤地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这段时期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数不多的俄国革命先锋队中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俄国革命这种胜利的进程，这种迅速的进军可以指望继续取得胜利。可是错也就错在这里，因为历史上所以能有这样一个时期，俄国革命得到了发展，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了另一个阶级手里，并在俄国一国范围内结束了阶级妥协，仅仅是由于那些最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暂时停止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革命在几天之内就推翻了君主制度，在几个月之内就消除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一切尝试，并在几星期之内就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这样的革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在世界强盗包围之下，在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身旁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彼此之间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无暇进攻俄国。
接着，又一个期开始了，我们清楚而沉重地感觉到它，这是俄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和严重考验的时期，我们无法向革命的敌人作迅速的、正面的、公开的进攻，而只能忍受严重失败，只能在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力量面前，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力量面前，在具有现代技术和全套组织的整个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压迫和扼杀弱小民族，为了对付我们而集结起来的军事力量面前实行退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力量的悬殊，我们面临的是极困难的任务，同我们短兵相接的不是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那样微不足道的敌人，我们遇到的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力量，面对的是世界强盗。显然，由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不得不自己来抗击这些力量，不得不遭到严重失败。
这个时期是严重失败的时期，是退却的时期，我们应该挽救哪怕是一小部分的阵地，我们应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等待整个国际条件发生变化，直到欧洲无产阶级力量前来援助我们，这支力量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成熟，可是他们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容易地对付自己的敌人。如果忘记了俄国革命开始容易，继续前进困难这一点，那就是想入非非，就是大错特错。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从推翻最腐朽、最落后的政治制度开始的。而欧洲革命一开头就得在艰难得多的情况下对付资产阶级，对付厉害得多的敌人。因此欧洲革命开始将困难得多。我们看到，欧洲革命要打开压迫它的制度的第一个缺口是困难得多的。它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要容易得多。由于现时国际舞台上革命阶级同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可是那些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而从感情和愤慨出发来观察现状，观察革命所遇到的异常严重的形势的人，却经常忽略这一基本的转变。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的革命中，每当革命发生急剧的转折，由迅速胜利转入严重失败时期的时候，就会听到总是对革命发展为害不浅的貌似革命的空谈。同志们！我们只有估计到使我们从迅速而轻易取得的全面胜利落入严重失败的这一转折，才能对我们的策略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产生是目前革命发展中从对内轻易取得胜利到对外遭到严重失败这一转折的结果，同时整个国际革命的转折，从俄国革命进行宣传鼓动活动，而帝国主义尚在观望的时期转为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也向整个西欧国际运动提出了特别严重、特别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打算忘掉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就要弄清在目前这个极其苛刻的、所谓难堪的和约问题上，俄国的基本利益是什么。
在同那些否认接受这个和约的必要性的人争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说，签订和约的主张似乎只是反映了疲惫的农民群众、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利益，等等，等等。我听了这种话，总是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些同志忘掉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的阶级关系。这些人只是牵强附会地寻找各种解释。似乎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时事先没有预计到，只有无产阶级同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即俄国农民的大多数的联盟，才能使俄国的统治权掌握在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手中，掌握在多数人的政权，真正多数人的政权手中；否则任何建立政权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困难的历史转变关头。似乎现在可以撇开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来谈论所谓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讲到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我们应该说，国家就算是准备抵抗，可是贫苦农民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才会同意去抵抗。
我们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事变的进程必然会如此，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全国性的转折，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十分明确地向自己、向全国人民说，这一次是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无产阶级知道会得到农民的支持，至于支持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就是支持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和平，支持他们决心同大金融资本继续进行斗争。这一点我们没有错，任何人，只要还有一点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观念，那就回避不了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真理：我们不能要求已经对欧洲革命和国际革命作了那么多贡献的一个小农国家，在目前这种艰苦的、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再进行斗争，因为尽管西欧无产阶级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罢工等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毕竟是没有及时到来。因此我说，所谓农民群众疲惫等等这种说法无非表明那些搬出这种论据的人缺乏论据，毫无办法，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整个地、全部地把握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的革命的阶级关系。在每一个急剧的历史转变关头，我们要估计到各个阶级整个的阶级对比关系，而不是抽出个别例子和个别特殊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稳固地立足于对可靠事实的分析之上。我完全明白，现在俄国资产阶级是在我们完全无法作战的时候推着我们去进行革命战争。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这样做。
当他们叫喊这是难堪的和约，却只字不提是谁把军队弄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完全明白，这批人就是资产阶级加上人民事业派分子、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分子、切尔诺夫分子以及他们的应声虫。（鼓掌）我完全明白，这是资产阶级在叫喊革命战争。这样做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力图使苏维埃政权采取错误的步骤。这些人这样做是并不奇怪的，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报纸上登满了反革命言论……（喊声：“全都封掉了。”）可惜还没有全都封掉，但是一定会把它们全都封掉的。（鼓掌）我倒想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他们允许反革命分子、拥护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分子继续利用对财富的垄断，用资产阶级的鸦片来毒害人民。这样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鼓掌）
我完全明白，这样一些出版物发出一片反对难堪的和约的狂吠、呼号和叫喊。我完全明白，这些主张这种革命战争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到德军进攻时就会出门迎接，兴高采烈地说：德国人可来了，他们并且会让自己的军官带上肩章在德帝国主义占领的地区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当然，这样的资产者、这样的妥协分子鼓吹革命战争，我丝毫不感到惊奇。他们想使苏维埃政权落入陷阱。这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他们已经表演得够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过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知道温尼琴科这帮老爷就是乌克兰的克伦斯基，乌克兰的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帮老爷，这些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背着人民，同德帝国主义者缔结了和约，而现在，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要推翻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那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以及他们的同伙们所干的勾当。（鼓掌）这就是这些乌克兰的资产者和妥协分子所干的勾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他们一直向人民隐瞒了自己的秘密条约，他们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所要干的勾当，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们有意无意地想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去的道路，他们是知道现在苏维埃政权绝对没有能力同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因此，只有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只有在这种总的阶级情况下，才能了解左派社会革命党这类人的错误多么严重，这类人陶醉于半是绝望、半是空谈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各国革命的历史上，在困难关头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不是清醒地正视现实，不是从阶级力量方面估计革命对待内外敌人的任务，而是要人们感情用事，单凭感情解决重大的和极端困难的问题。和约的确非常苛刻，非常耻辱。我在自己的声明和讲话中曾不止一次地称它为蒂尔西特和约，即征服者拿破仑在普鲁士和德意志人民多次遭到严重失败后强加于他们的那种和约。是的，这个和约是一次极严重的失败，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侮辱，可是，如果你们根据这一点，局限于这一点，感情用事，怒不可遏，企图这样来解决极其重大的历史性问题，那你们就会陷入社会革命党全党有一次陷入过的那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境地。（鼓掌）那是在1907年，形势同目前有某些相似，社会革命党当时也是诉诸革命者的感情。在1906年和1907年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斯托雷平强迫我们接受关于第三届杜马的法律，在一个最丑恶的代表机关里给我们造成了最耻辱、最苛刻的工作条件，当时我们党在内部稍微犹豫了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比现在要厉害）之后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没有权利感情用事，不管我们对最可耻的第三届杜马有多大的愤慨和不满，我们应该承认，这不是偶然性，而是发展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继续斗争力量不足，而即使在这种强加的耻辱条件下也可以积聚起力量，结果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些要人陶醉于革命空谈，陶醉于正义感（虽然这是一种十分正当的感情）的人，得到了一次任何善于思索和有头脑的革命者所不能忘怀的教训。
革命的发展不会那么顺利，使我们能很快地很容易地达到高潮。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使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都不可能不经受失败的艰苦时期，因此，不能这样对待群众运动，对待发展着的革命这一类重大的问题，说什么和约使人难堪、蒙受屈辱，一个革命者对此不能容忍；不能光是讲一些鼓动性的话，对我们签订和约横加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革命常识，是人所共知的一切革命的经验。应该学习我们从1905年以来的经验。如果说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说由于某种原因，俄国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担负了开始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最艰巨而又最光荣的使命，那是因为俄国人民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在20世纪初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因此必须学习这两次革命的经验，应该善于懂得，只有注意到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对比关系的变化，才能明确地断定，我们现在无力应战。我们应该考虑这种情况，应该心里明白：无论喘息时机能有多长，无论和平多么不牢靠，不持久，和约多么苛刻和屈辱，它总比战争好，因为它能够让人民群众喘一口气，能够纠正资产阶级所干下的那些事，他们现在在可能叫喊的地方到处叫喊，特别是在沦陷区，在德国人的保护之下。（鼓掌）
资产阶级叫嚷说，布尔什维克瓦解了军队，现在没有军队，要怪布尔什维克。可是，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首先回顾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吧。远在革命前，早在1916年，我们的军队就开始逃跑和瓦解了，凡是当时见过军队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国资产阶级采取过任何预防措施没有呢？很明显，当时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并且在3—4月间就有过这种机会，那时候苏维埃组织只要对资产阶级动一下手就能夺取政权。如果当时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如果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帮助克伦斯基欺骗人民，隐瞒秘密条约，驱使军队去进攻，而是帮助军队，供给他们武器装备和粮食，迫使资产阶级在一切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帮助祖国，当然不是商人的祖国，不是签订帮助屠杀人民的条约的祖国（鼓掌），如果苏维埃迫使资产阶级帮助劳动者、工人的祖国，从而帮助饥寒交迫的军队，那我们也许会有10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军队喘一口气，并且万众一心地支援他们，使军队不从前线后退一步，并提出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撕毁秘密条约，但仍然坚守阵地，寸步不让。这就是工人农民提供并赞成的和平的机会。这是保卫祖国的策略，不是保卫罗曼诺夫、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之流的祖国，不是保卫签订秘密条约的祖国，也不是保卫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是保卫劳动群众的祖国。由此可见，究竟是谁使战争到革命的过渡，使俄国革命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过渡遇到了这么严重的考验。由此可见，为什么象革命战争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是那样的空泛，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没有军队，也无法保持军队，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我们的复员令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由于明显的需要，由于军队实在无法保持了，军队保持不住了。有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早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而且也不会去打仗了，他说得对[49]。几个月来同资产阶级的讨价还价以及所有关于必须继续进行战争的言论的结果就是如此；许多革命者或者说少数革命者的这些言论不管出于多么高尚的感情，也都是十足的革命空谈，结果只能是让我们去承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伤害，使帝国主义可以再来掠夺我们，和我们犯了策略的或者说外交的错误以后，即拒绝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以后它已经掠夺的同样多，甚至更多。当时我们向反对签订和约的人说，只要有了一定的喘息时机，你们就会明白，恢复军队的元气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应该缔结和约，可是他们硬说，喘息时机是不可能有的。
但我国革命和以往所有革命的差别，就在于它激起了群众对建设和创造的渴望；现在，生活在最偏僻的农村中的劳动群众，过去受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鄙视、欺凌和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起来了；革命的这一时期只有在目前，在创建新生活的农村革命发生的今天才能完成。如果我们把劳动群众的利益放在挥舞马刀、号召我们去作战的资产阶级武士的利益之上，那么，为了获得这个喘息时机，不管它多么短暂，我们都必须签订这个条约。革命就是这样教导的。革命教导说，当我们犯了外交上的错误时，当我们以为德国工人明天就会来援助我们，指望李卜克内西马上就会胜利时（当然我们知道，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一定会胜利，这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是必然的（鼓掌）），这就意味着陷于狂热而把艰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口号变成空话。没有一个劳动者的代表，没有一个正直的工人，会拒绝承担最大的牺牲来帮助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们在前线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已经学会辨别，谁是德帝国主义者，谁是受德国纪律折磨的、多半是同情我们的士兵。所以我说，俄国革命实际上已经改正了我们的错误，是用这个喘息时机改正的。完全可能，这个喘息时机将是很短暂的，但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时机，我们也能让受苦挨饿的军队深深地了解到，他们可以喘喘气了。我们十分清楚，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期结束了，而新战争的新惨祸又在威胁着我们；但是，这种战争的时期在许多历史时代都有过，而且在它结束之前总是特别紧张。我们不但要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了解这一点，而且要让农村中千百万群众了解这一点，让农村中那些饱经战争惨祸、从前线回来的见识最广的那部分人帮助他们了解这一点，让广大的工农群众深信必须有革命的战线，并说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有人说，我们出卖了乌克兰和芬兰，——这是多么可耻啊！然而，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革命开始以前同芬兰就有不成文的条约，而现在缔结了正式的条约[50]，可是目前同芬兰的联系被切断了。有人说，我们要把切尔诺夫、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正在毁灭的乌克兰割让出去。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这帮叛徒出卖了乌克兰！我说：同志们，我在革命的历史上见得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搅扰不了我。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两个朋友夜间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如果其中一个人被坏蛋们拦住了，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不能去援救；如果他跑掉，能说他是叛徒吗？［注：看来速记记录记得不确切，应该是：“他不能不去援助；如果他跑掉，能说他不是叛徒吗？”（见本卷第28—29页）——俄文版编者注］可是我们要谈的不是关于个人或单纯感情问题。假定有5支军队，每支10万人，包围了20万人的一支军队，另外一支军队本来应该去援助，可是它知道，这样一定会中埋伏，因此只好退却；而且它不能不退却，甚至为了掩护退却，还必须签订难堪的、令人反感的和约，随便你们怎么骂，和约是非签订不可的。这里不能按决斗者的感情办事，不能手持长剑，说什么要强迫我缔结屈辱的和约，我一定得拚个死活。我们大家知道，无论你们怎样决定，反正我们现在没有军队，不论摆什么姿态，我们都免不了要退却，都必须赢得时间，好让军队能喘一口气；任何人，只要他正视现实，不用革命的空谈欺骗自己，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任何人，只要他正视现实，不用空谈和傲慢欺骗自己，都应当懂得这一点。
既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革命职责就是签订哪怕是苛刻的、极其苛刻的和强制性的条约，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改善自己和我们同盟者的处境。3月3日我们签订了和约，难道我们吃亏了吗？凡是愿意从群众的观点，而不是从小贵族决斗者的观点看事物的人都会懂得，没有军队或者只有一些患病的残余部队，要进行战争，而且美其名曰革命战争，那是自我欺骗，也是对人民的最大欺骗，我们的责任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是的，和约极其苛刻，乌克兰和芬兰将会沦亡，但是我们必须签订这个和约，俄罗斯全体觉悟的劳动人民都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考虑德国革命即将爆发而不惜一切是自我欺骗。和约签订以后，我们得到了芬兰朋友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喘息时机，援助，而不是灭亡。
我知道，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上签订强制性厉害得多的和约是不乏其例的，这种和约使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听凭胜利者摆布。现在拿我们的和约同蒂尔西特和约比较一下；蒂尔西特和约是胜利的征服者强加于普鲁士和德意志的。这个和约非常苛刻，当时不仅德意志各国的首都被占领，不仅普鲁士人被驱逐到蒂尔西特（这就相当于我们被驱逐到鄂木斯克或托木斯克）。不仅如此，最大的灾祸是拿破仑强迫战败的民族提供辅助军队为他卖命。然而，当形势使德意志民族只好忍受征服者的压迫时，法国的革命战争时代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时代所代替时，那些热中于空谈、把签订和约说或是沦亡的人所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开始清楚地显露出来。这种心理从小贵族决斗者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是从工人和农民的观点。工人和农民受过战争的严峻锻炼，学会了怎样考虑问题。过去也有过更加严峻的考验，而一些更落后的民族也经受住了。过去也有过更加苛刻的和约，是德国人在没有军队，或者说，他们的军队也象我们的军队那样处于患病的情况下签订的。他们同拿破仑缔结了极其苛刻的和约。但这个和约并没有使德国沦亡，相反，它是一个转折点，使民族得到保护和复兴。我们也正处在这种转折点的前夕，情况大体相似。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抛弃空谈和高调。应当说，既然需要，就应该缔结和约。拿破仑式的战争一定要被解放战争、阶级战争、人民战争所代替。拿破仑式的战争的体系一定会改变，和平将代替战争，战争又将代替和平，每次新的极其苛刻的和约总是导致更大规模的备战。最苛刻的和约——蒂尔西特和约已经作为德国人民开始转折的一个转折点载入了史册，当时他们退到了蒂尔西特，退到了俄国，而实际上却赢得了时间，以等待使拿破仑——同现在的霍亨索伦、兴登堡不相上下的掠夺者拿破仑——一时得以取胜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待饱受连年的拿破仑战争灾祸和多次战败之苦的德国人民觉醒起来，重新走向新的生活。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绝望和空谈都等于犯罪，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会说：的确，旧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结束。历史的转折点来到了。
从10月起，我们的革命曾经是全面胜利进军，而现在，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会有多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失败和退却的时期，因为力量的对比就是这样，我们要用退却让人民得到休息。我们要让每个工人和农民都能了解真实情况，从而使他们有可能了解帝国主义强盗对被压迫民族的新战争就要来到，那时工人和农民就会懂得，我们应该奋起保卫祖国，因为从10月起我们就是护国派了。从10月25日起，我们就公开说，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祖国，我们把克伦斯基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从其中赶了出去，因为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镇压了资产阶级，这件事暂时还做得不好，然而，我们一定能学会把它做得更好。
同志们，在德国征服者面前遭到严重失败的俄国人民同过去德国人民相比，情况还有更重要的和极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虽然我在前面已经简单地提到了，这里还要再谈一下。同志们，100多年以前，德国人民曾经陷入最艰苦的侵略战争时期，他们在觉醒以前只得退却，只得接二连三地签订耻辱的和约，当时的情形是德国人民只是贫弱和落后。而它面对的不仅是征服者拿破仑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是一个在革命和政治方面，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德国，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国家比在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统治下苟延残喘的德国人民要强得多。我再说一遍，从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由于能够从痛苦的教训中学习，而终于站了起来。我们的处境要好得多，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鼓掌）
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但重要的是，同德国人民相比，我国人民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举起了革命旗帜的人民。虽然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诬蔑，虽然法、英、德等帝国主义者的报刊在这方面异口同声地咒骂布尔什维克，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集会会对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名字和口号表示气愤。（有人喊道：“谎话。”）不，不是谎话，是真话，凡是在最近几个月到过德国、奥地利、瑞士和美国的人，都会告诉你们。这不是谎话，是真话，俄国苏维埃政权代表的名字和口号在工人中受到最热情的欢迎；工人群众不相信德、法等国资产阶级的所有谣言，他们明白，不管我们怎么贫弱，在这里，在俄国，进行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是的，我国人民应该挑好这副已经担在自己肩上的重担，人民既然能创立苏维埃政权，就不会灭亡。我再说一遍，任何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任何一个善于思考革命历史的工人，都不能否认，尽管苏维埃政权有许多缺点，——对于这些缺点，我很清楚，并且非常重视，——苏维埃政权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苏维埃政权比欧洲其他革命更高了一级，因此，我们的情况并不象100年前的德国人民那样艰难；当时对于受农奴制压迫的德国人民来说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等待掠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利用冲突，满足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以及英国君主国这些掠夺者们的要求，然而，即使这样，德国人民也并没有因蒂尔西特和约而一蹶不振。而我们呢，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条件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在西欧各国有伟大的同盟者——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管我们的敌人怎么说，他们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鼓掌）不错，我们的同盟者要发出自己的呼声是不容易的，正象我们在1917年2月底以前一样。他们生活在地下，生活在军事苦役监狱的环境下，现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这样的监狱，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的事业；他们很难来援助我们，因此，苏维埃军队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要经得住严峻的考验，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极小的机会拖延时间，因为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的事业正在巩固，帝国主义者的力量正在削弱；不管“蒂尔西特”和约会产生什么样的考验和失败，我们都开始实行退却的策略。我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觉悟的无产阶级和觉悟的农民都是拥护我们的，我们不但要善于英勇地进攻，而且也要善于英勇地退却，我们要等到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前来援助我们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鼓掌）
载于1918年3月3日和4日（16日和17日）《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和第4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9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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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15日）
同志们，如果我想找一个证据，来证实我在第一次讲话中关于对人们向我们提出的革命战争的性质所说的话，那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的报告[51]，便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最清楚的证据。所以我认为，最好是根据速记记录引用一下他的讲话，看看他们是拿什么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的。（读速记记录）
这就是说明他们依靠什么论据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有人谈到了乡会[52]。那些以为这个会议是乡会的人，可以采用这样的论据，但是很明显，人们在这里重复我们的话，却不善于思考这些话的意义。人们重复过去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教导他们的那些话，而当他们重复这些话的时候，可以看出，他们把我们说的话都背熟了，但是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他们并不了解，所以现在还在重复。过去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是护国派，而现在我们是护国派，是“变节者”，是“叛徒”。资产阶级的奴仆们在这里谈到乡会，——他们这样说时还挤眉弄眼，——但是，任何一个工人都十分了解过去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所奉行的护国主义的目的，也十分了解现在促使我们变成护国派的原因。
秘密条约上写着，俄国资本家想得到达达尼尔、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如果我们支持这些俄国资本家，那就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式的护国主义。这种护国主义在当时是可耻的，而现在我们的护国主义却是光荣的。（鼓掌）
除了以上所说的论据，在卡姆柯夫讲话的速记记录里，我还在两个地方看到他这样重复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右边鼓掌）话很刺耳，我很高兴那些执行了克伦斯基政策的人用掌声来强调这一点。（鼓掌）当然，同志们，我不是要反对刺耳的话。我决不会反对。不过要说刺耳的话，就得有说刺耳的话的权利，而要取得这种权利，必须言行一致。这就是许多知识分子所不重视的一个小小的条件，而工人和农民无论在各个乡会上（乡会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在各苏维埃组织中都非常注意这个小小的条件，所以他们总是言行一致的。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10月以前一直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党内，而当时后者参加过分赃，当过走狗，因为当时许给了他们部长职位，只要求对一切秘密条约守口如瓶。（鼓掌）但是决不能把下面这样的人称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曾经用实际行动向帝国主义宣战，废除了条约，冒了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明知拖延布列斯特谈判会毁灭国家，还是拖延了这一谈判，忍受了军事进攻和一系列空前未有的失败，并且丝毫不向人民隐瞒。
马尔托夫在这里硬说，他没有看见过条约。让愿意相信他的人去相信他吧。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看大量报纸的习惯，可就是没有看见过条约。（鼓掌）让愿意相信他的人去相信他吧。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既然社会革命党十分了解，我们是向自己彻底揭露的暴力让步，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我们公开说，现在我们不能打仗，只能让步，——历史上有过许多极其耻辱的条约和一系列的战争，——有人用“走狗”这种字眼来回敬，但这种刺耳的字眼正好揭露了他们自己。当他们硬说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不能负责的时候，他们一面说他们不能负责，一面却继续留在政府里，这难道不是虚伪吗？当他们说他们不能负责的时候，我就肯定地说，不，他们推卸不掉责任，而且他们把这个会议当成乡会也是枉然的。不，这全是劳动群众中最优秀最正直的人。（鼓掌）这不是一两年选举一次、让当选的人坐在那里干拿薪水的资产阶级议会。这是一些由地方上派来的人，而明天他们又要回到地方上去，明天他们会告诉人们：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票数愈来愈少，那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党的表现是这个样子，它在农民中也象在工人阶级中那样，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鼓掌，喊声：“对。”）
下面，我从卡姆柯夫的讲话中再给你们引一段话，以便说明每个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代表对此抱什么态度。“昨天列宁同志在这里硬说，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同志及其他人瓦解了军队，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勇气说，我同列宁也瓦解了军队。”真是胡说八道。（鼓掌）他曾听说我们是失败主义者，然而当他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失败主义者了。他想起得太不及时了。记住了字眼，弄到了一件革命的装饰品，可是却不善于考虑实际情况。（鼓掌）我断定，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巩固的1000个乡会中，900个以上的乡会里面都会有人向左派社会革命党说，它是得不到任何信任的。他们会说，请想一想：过去我们瓦解过军队，现在我们应该记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是怎样瓦解了军队的呢？在沙皇时代，我们是失败主义者，而在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时代，我们已经不是失败主义者了。我们在《真理报》上刊登过当时还受迫害的克雷连柯向军队发出的呼吁书《为什么我要到彼得格勒去》。他说：“我们不号召你们暴动。”这并不是瓦解军队。瓦解军队的，是那些把这场战争宣扬成伟大战争的人。
瓦解军队的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因为他们向人民所说的，都是各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惯于随便乱说的漂亮话。这些话是没有价值的，而俄国人民在乡会中却惯于深思熟虑，谨慎从事。既然他们向人民说：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在讨论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那么，我就要问：秘密条约和六月进攻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这样瓦解了军队。既然他们向人民讲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保卫祖国，那人民就要问自己：他们在什么地方触犯过资本家呢？——他们就是这样瓦解了军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说过，而且谁也没有驳倒过，如果我们在3、4月里夺取了政权，如果剥削者不因我们镇压了他们而疯狂地仇恨我们，——剥削者仇恨我们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们能把被剥削劳动者的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克伦斯基的祖国和里亚布申斯基的秘密条约的利益，看得高于夺取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达达尼尔的计划，那就能挽救军队。可是在这方面从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以来，特别是从3月以后，从不彻底的告世界人民书[53]发表以后，发表这个文告、号召推翻各国的银行家的政府，自己却同银行家分赃，——这样就瓦解了军队，这就是军队不能维持的原因。（鼓掌）
克雷连柯的呼吁书并不是第一个呼吁书[54]，我之所以想起来，是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肯定地说，我们发表这个呼吁书并没有瓦解军队，而是向军队说：要守住阵地，——你们愈能迅速地夺取政权，就愈容易保持住政权。而现在有人说，我们反对内战，主张起义，——这是多么可耻，这是多么卑鄙的胡扯。如果这种话传到农村，那里的士兵——他们看到的战争可不象知识分子看到的那样，并且知道光是挥舞纸剑是很容易的——就会说，过去人们在紧急关头对他们这些缺衣少鞋、受尽折磨的人的帮助，就是驱使他们去进攻，——而现在人们向他们说：没有军队也没有关系，可以发动起义。驱使人民反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正规军，这是犯罪的行为，我们社会主义者已经指明过这一点。要知道，战争使人得到了许多教益，它不仅使人知道人们要遭受痛苦，而且使人懂得，占上风的总是拥有高度的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精良的机器的人；战争教导人们懂得了这一点，这种教导好极了。应该懂得，没有机器，缺乏纪律性，在现代社会中是不能生存的，——或者是必须掌握高度的技术装备，或者是被消灭。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使农民懂得了什么是战争。如果有谁到乡会上去空发议论，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去参加乡会，那一定会受到完全应得的惩罚。（鼓掌）
还有一个例子，从卡姆柯夫的讲话中再引一段话。（读这段话）
提问题有时是非常容易的；不过，关于这种问题有这么一句谚语——这句谚语是不太礼貌和粗鲁的，但俗话说，歌里的词是不能随便删改的，——我要说的谚语是：一个傻瓜提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过来。（鼓掌，喧嚷）
同志们，在我给你们读过的这段话里，要我答复这样的问题：喘息时机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更长一些？我肯定地说，在任何一个乡会和每一个工厂中，如果有人以严肃的政党的名义在人民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一定会嘲笑他，并且会把他轰走，因为在每个乡会中，人们都懂得不能对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情提问题。每个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一点。（鼓掌）如果你们一定要得到答复，那我就告诉你们，每一个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都会告诉你们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日本在什么时候进攻，力量如何，会遭到怎样的反抗；取决于德国人陷在芬兰和乌克兰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全线进攻什么时候发动；取决于进攻的发展如何；取决于奥地利和德国内部的冲突怎样发展，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鼓掌）
因此，如果有人在严肃的会议上神气十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回答我，是什么样的喘息时机？我说，那些懂得在三年痛苦的战争之后哪怕有一星期的喘息时机都非常可贵的人，一定会把这种人从工农的会议上轰走。（鼓掌）而且我肯定地说，不管现在人们在这里怎样骂我们，如果明天把右派、准右派、近右派、左派等各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骂我们的话收集在一起并且印出来，即使有几百普特重，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话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的代表所说的话比较起来都轻如鸿毛。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的代表说：我们懂得战争，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对于恢复我们患病的军队的元气是有利的。在每次农民的会议上，十分之九的农民都会说出任何一个重视实际的人所知道的东西，而他们的任何一个实际建议，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实现，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是从来不拒绝的。
由于我们执行了同革命空谈和“公众”舆论相反的政策，所以获得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12天的时间。当卡姆柯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你们献媚讨好和挤眉弄眼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向你们挤眉弄眼，另一方面又向立宪民主党人说：把我们算上，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条心的。（有人喊道：“撒谎。”）而社会革命党人——似乎还不是左派，而是超左派——的一位代表，一位最高纲领派分子，在讲到空谈的时候，说我们把关系到荣誉的一切都称之为空谈。（喊声：“对。”）右派阵营中的人们当然要喊“对”；我认为这样喊比喊“撒谎”使我更高兴一些，尽管后者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也许会说我责备他们空谈而没有举出任何明确的证据，可是我已经举了两个例子，而且我这两个例子不是杜撰的，而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请你们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所处的地位，难道不就是他们在1907年向斯托雷平保证全心全意效忠君主尼古拉二世时所处的地位吗？我相信，我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多多少少学到了一点东西，如果有人骂我背叛，那我就说：应该首先把历史弄清。如果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历史并没有扭转方向，——那就该把我们处死。空谈说服不了历史，而历史将会表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带领工人组织参加了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只是由于我们不是按照空谈来行动，而是善于观察事实和善于从事实中学习。现在，到了3月14—15日，情况已经很明显，如果我们打仗，那就会帮助帝国主义，彻底毁掉运输并失掉彼得格勒。我们看到，信口开河和挥舞纸剑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卡姆柯夫跑来问我：“这个喘息时机会长久吗？”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在国际上客观的革命形势还不存在。现在对反动势力来说也不可能有很长的喘息时机，因为客观形势到处都是革命的，因为工人群众到处都义愤填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已经被战争折磨到极点了，这是事实。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因此我曾经向你们证明，过去有过革命向前发展的时期，当时我们在前面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后面跟着跑。（鼓掌）而现在是不得不向强大的压力让步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具体的说明。谁也不能驳倒我这个说明。历史的分析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准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会嘲笑乡会，他会嘲笑我们查封报纸，他会夸耀说查封那些受压制和受欺侮的报纸是因为这些报纸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会嘲笑（鼓掌）……关于这一点，他不会保持沉默。他会向你们宣扬这些事情，至于回答我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历史问题：从10月开始，我们是不是在胜利进军……（右边喊：“不是。”）你们说“不是”，而这边的人都会说“是”。我要问：现在我们能不能向国际帝国主义展开胜利的进攻呢？不能，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这是简单明了的道理，把这个道理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学习革命（革命是一门需要聪明才智的、困难而复杂的科学），为了让正在从事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敌人在叫喊胆小鬼、叛徒、扔掉了旗帜，他们玩弄辞藻，挥舞空拳。不。这种惯说空话的革命家在整个革命史上是很多的，他们除了乌烟瘴气，什么也没有留下。（鼓掌）
同志们，我另外再举一个德国的例子，这个国家受过拿破仑蹂躏，签订过好几次耻辱的和约，经历了同这些和约相交替的战争。人们问我：我们将长期遵守条约吗？如果一个三岁孩子问我：你们是否要遵守条约？那是天真可爱的表现。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年人卡姆柯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知道，只有少数的成年工人和农民才会相信这是天真，而大多数人一定会说：“别装模作样了。”因为我举的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有些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些民族失去了军队（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丧失了全部国土，被迫向征服者提供辅助军队去进行新的侵略战争——是不能从历史上勾掉的，你们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但是，我在速记记录中看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反驳我说：“可是西班牙就有过革命战争”。他这样说正好证实了我的话，实在是打了自己的嘴巴。西班牙和德国恰恰证实了我所举的例子，根据“你们将来是否遵守条约，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条约，你们什么时候被人抓住……”来解决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时期的问题，这种事确实只有小孩子才干得出。而历史表明，任何条约都是由于斗争的暂时停止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有几天以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经过一个月就被撕毁的和约；也有长达许多年的时期，其间德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几个月以后就违反了和约，而且一再违反，因此在一系列的战争中人民懂得了进行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当拿破仑率领德国军队去扼杀其他民族的时候，他也教会了德国军队如何进行革命战争。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向你们说，我深信，俄国一切觉悟的工农劳动者，十分之九都会作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十分之九所作出的决议[55]。（鼓掌）
我们可以检验，看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因为你们就要回到地方上去，人人都要向各地的苏维埃作报告，同时各个地方都要作出地方的决议。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要受人挑拨。（鼓掌）资产阶级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资产阶级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普斯科夫狂欢，为什么温尼琴科之流，乌克兰的克伦斯基之流，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资产阶级前几天在敖德萨狂欢。他们狂欢，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苏维埃政权由于试图用一支溃逃的患病的军队去进行战争，在外交上，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资产阶级正在把你们拖入战争的陷阱。不单单是需要进攻，也需要退却。这是任何一个士兵都知道的。要明白，资产阶级正在把你们和我们都拖入陷阱。要明白，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帮凶正在设置这个陷阱。你们一定能够经受住最严重的失败，保持住最困难的阵地，并利用退却来赢得时间。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帝国主义者贪得无厌，定要撑破肚皮，而且在他们的肚子里正在成长着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成长得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快，但是他在成长着，他一定会来援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他开始举行第一次冲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退却的时期结束了，在全世界展开进攻的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开始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1918年3月6日（19日）《真理报》第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12—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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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
（3月13日或14日）
代表大会核准（批准）我们的代表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和约。
鉴于我们没有军队，人民力量因战争而消耗殆尽，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不支持人民战胜灾难，反而为了阶级的私利而利用这些灾难，代表大会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缔结这个极其苛刻的、强制性的、屈辱的和约的做法是正确的。
代表大会认为，和谈代表团拒绝详细讨论德国所提的和约条件的做法，也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些条件是以明显的最后通牒和赤裸裸的暴力强加给我们的。
代表大会向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向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坚决地提出当前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任务：加强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在所有地方建立起尽可能包括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全部分配的巩固而又协调的组织；同混乱、组织涣散和经济破坏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这种现象作为残酷的战争的后果来说，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最大障碍。
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推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我们废除和公布了一切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以后，在取消了外债以后，在工农政府向各国人民建议签订公正的和约以后，俄国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束缚，它有权声明：俄国不参加掠夺和压迫别的国家。
从今以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一致斥责掠夺战争的同时，认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来自任何帝国主义强国的一切可能的侵犯。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劳动群众不容推脱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来恢复和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并在实行社会主义民兵制和对全体少年和成年男女公民实行普遍军训的基础上，重建它的军事实力。
代表大会表示坚信，在各国工人反对资本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坚决履行了各国工人国际团结的一切义务的苏维埃政权，今后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促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保证使人类早日摆脱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代表大会深信，尽管各国帝国主义者不惜采用最野蛮的手段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国际工人革命已经为期不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取得完全胜利。
载于1918年3月3日（16日）《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22—123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
注释：
[45]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草案。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85]。
[46] 这个决议草案是为答复美国总统伍·威尔逊致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而起草的。威尔逊在声明中就德国人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俄国人民表示“同情”，并说“合众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证俄国在其内部事务中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完全恢复其在欧洲和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威尔逊企图用这个声明对代表大会的决定施加影响，阻挠批准对德和约。
决议草案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后通过。——[85]。
[47] 这里是指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当时都有代表参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很快就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道路。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4日通过决议，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孟什维克党的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决议于6月18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3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30—431页）。——[86]。
[48] 看来，列宁把革命发展中的转折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破裂和德国发动进攻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个报告和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507页）中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1日，即和谈破裂的第二天，而在另一个文件即《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见本卷第83—84页）中则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7日，即德军全线进攻开始的前一天。——[87]。
[49] 指来自前线的军官杜巴索夫在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杜巴索夫在发言中说：“现在士兵们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土地。他们要的只是一样，那就是结束战争。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说，士兵们不会再打下去了。”——[96]。
[50] 1918年1月14日（27日）芬兰发生革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开始了关于缔结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的谈判。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的条约草案在人民委员会2月25、27、28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3月1日，缔约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
列宁直接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同受权签订条约的芬兰工人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审订了条约草案。——[98]。
[51] 指波·达·卡姆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就批准对德和约问题所作的副报告。——[104]。
[52]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据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他在发言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对签署政治文件承担责任……就象农民在乡会里那样，不知道手脚麻利的地方长官强迫他们签名的是什么字据，就在上面签了名，结果受了30年的盘剥。俄国的领导者们想对你们做的就是这个。我们至今没有条约的文本（会场喧哗，纷纷向发言人抛掷条约文本），至少我到现在还未收到，我的同志们也未收到。”
乡会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设立的地方农民管理机关，由乡长、村长等地方公职人员和农民代表（每10户选一人）组成，每年开会两三次。乡会选举乡长等地方公职人员，解决本乡的一些行政和经济问题。乡会掌握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实际是乡公所的谘询机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21日颁布法令，撤销乡会，在乡一级设地方自治机关。——[104]。
[53]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告全世界人民书》。这个文件发表于1917年3月15日（28日）俄国中央各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的讲话对这个不彻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文告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0—264页）。——[107]。
[54] 第一个呼吁书是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告各交战国士兵书》，载于1917年4月21日（5月4日）《真理报》第37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92—294页）。——[107]。
[55] 这里说的是1918年3月13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表决的票数，赞成批准和约的票数为453张，占9/10。参看注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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