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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
（19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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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7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行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2]，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象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10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象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象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象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3]
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4]，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5]这句话，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象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用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在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6]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象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对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象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象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1917年10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7]，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象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象我国历史在10月发展的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象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象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8]，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9]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这个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10]，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10—11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11]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很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象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12]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13]。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14]。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象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象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样[15]。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象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1807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住，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26页 |
2
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先讲一些比较小的意见，先从后面谈起。布哈林同志在他讲话的结尾中，竟把我们和佩特留拉相提并论。既然他有这种看法，那么，他怎么还能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党内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个党内了。我们仍然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诚然，他还讲了一些革命的空话，说我们要出卖乌克兰。我相信，对这些明显的废话值不得枉费唇舌。现在我来谈谈梁赞诺夫同志，我想在这里指出，正如十年发生一次例外只是证实了常规一样，梁赞诺夫也无意中讲了一句正经话。（鼓掌）他说，列宁是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哲学论断。这一次梁赞诺夫同志竟然说了一句确实十分正经的话。这句话表达了全部实质：我要让出空间给实际的胜利者，以便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其他的话——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农民的奋起，等等，都不过是空话。布哈林同志认为，对于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并且说：“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这是我记下的他的原话），既然他这样提出问题，要我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那么，我要告诉他：一个同我谈过话的法国军官，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军人[16]。这个法国军官当然是用恶意的眼光望着我——他认为我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了——对我说：“我是一个君主派，我主张在法国也实行君主制度，主张击败德国。你们不要以为我会拥护苏维埃政权〈既然他是君主派，谁还会这样以为呢〉，但是，我主张你们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因为这是必要的。”你们看，这就是“请你们去问任何一个军人”所得到的回答。任何一个军人都会说出我说过的话：必须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如果现在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已经大大减少了，那么，这是因为拥护他的人把意见分歧的主要之点掩盖了起来。
现在布哈林攻击我们，说我们使群众心灰意冷，他的话完全正确，不过，他所攻击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是谁在中央委员会里造成了这种混乱呢？是您，布哈林同志。（笑声）不管您怎样叫喊“不是”，但真相终将大白。我们是在自己同志的大家庭中，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用不着隐瞒什么，必须讲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内有三派。2月17日洛莫夫和布哈林没有参加表决。我曾经要求把1月21日的表决情况印出来，多印一些，每个愿意看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表决情况的党员，都可以到秘书处去看。这次表决说明，他们是动摇的，而我们丝毫没有动摇，我们说：“为了准备革命战争，我们应该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因为不可能得到更有利的和约。”现在我们已经为撤出彼得格勒赢得了5天时间。现在克雷连柯和波德沃伊斯基的呼吁书[17]已经发表。他们都不是左派，因此布哈林鄙视他们，说克雷连柯是被人“拖出来”的，好象克雷连柯报告的情况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因为情况正是这样，因为这两位军人正好证明了我说过的话，而你们却以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托词。难道能够把这种情况同10月的情况（当时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装备）相提并论吗？不能。如果你们愿意考虑事实，那就请你们考虑这样一点：分歧所涉及的是，在显然不利的情况下不能进行战争。布哈林同志在总结发言的开头，气势汹汹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吗？”这使我十分吃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可能发生，而现在应该接受和约。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
在讲了这些简短的意见以后，现在我对前面几位发言人作详细的答复。至于拉狄克，我要作为例外。但是还有另一个发言，乌里茨基同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除了讲什么到卡诺萨去[18]、“叛卖”、“退却”、“迁就”以外，还有些什么呢？这是一些什么言论呢？难道你们这种批评不是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抄来的吗？布勃诺夫同志向我们宣读了一些自认为很左的中央委员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明显的例子。他们说：“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打击了国际无产阶级。”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软弱无力！”我们是怎样显示的呢？是我们建议媾和吗？是军队溃逃吗？难道我们没有证明，在目前，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德国作战，就会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军队已经有病，不愿意打仗了吗？布勃诺夫硬说，这种动摇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废话。这种动摇是由于我们军队有病造成的。或迟或早，总是需要一个喘息时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而由于你们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我们只有5天喘息时机，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战争的历史表明，要制止狼狈溃逃的军队，有时候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够了。在目前，谁不接受苛刻的和约，谁就是空谈家，而不是战略家。悲剧就在这里。一些中央委员写信给我，说什么“显示了软弱无力”，“叛卖”——这是最有害最幼稚的空话。我们确实显示了软弱无力，那就是试图在不应当显示的时候，试图在我们要遭到不可避免的进攻的时候去作战。至于普斯科夫的农民，我们将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谈谈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以便使患了狼狈溃逃症的士兵改变心理，开始恢复正常，他们会说：“是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答应要停止的那个战争，这是德国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新战争。”那时军队的情况就会好起来。但是，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有多长。
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他引用了同我的谈话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德国人欺骗了我们，他们从7天中偷走了5天[19]。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我曾经十分肯定地建议签订和约。我们不可能得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有利的和约。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有可能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机，我们不会吃亏。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但是可笑的是，布哈林同志说：“生活一定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是正确的，因为我还在1915年就谈到这一点：“应该准备进行战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正在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但是，当时需要接受和约，而不是硬充好汉。之所以特别需要接受和约，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到来，而当前我们至少使彼得格勒的疏散容易一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事实。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请保证不同温尼琴科签订和约”这个新的要求时，我说，无论如何我不会承担这个义务[20]。如果代表大会承担了这个义务，那么，我和与我思想一致的人，谁也不会对此负责。这等于放弃明确的随机应变的策略——在可以的情况下退却，有时也进攻，——再用形式上的决议把自己束缚起来。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束缚自己。不懂战争史，不懂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这一点我已经举过普鲁士的历史作例子），那是可笑的。某些人显然象孩子一样，认为签订了条约就是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堕入了地狱。这实在是可笑，因为战争史已经最明显不过地告诉我们：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看到，旧的战争正在变成……［注：速记记录里此处脱漏了若干字。——俄文版编者注］如果你们愿意，那就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把自己永远束缚起来吧，那时你们就把重要职位让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1]吧。我们是不负这个责任的。这决不是要分裂。我相信，生活会教训你们。3月12日已经为期不远，到时候你们会得到许多材料。[22]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叛卖。我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注：在秘书记录中，从“……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开始，是这样记录的：“……是为了积聚力量。历史上有过几百个各种各样的条约。那时你们就把职位让给托洛茨基等人吧……”——俄文版编者注］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10万人的军队，同5支敌军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20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援助，但是它知道，其余30万敌军已经在那里设好埋伏，这时能不能去援助呢？不能，不能去援助。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因为单是数字的增大已改变了所有的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这已经不是那种个人的概念。我这样做，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即使另一支军队成为俘虏，但我将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只能这样来谈问题；如果把其他考虑同军事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这就完全是空谈。搞政治决不能这样。
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用签订条约的办法保住了彼得格勒，即使只能保住几天的时间。（大会秘书和速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录下来。）条约规定要从芬兰撤出我们的军队，撤出那些显然已经不中用的军队，但是并没有禁止我们把武器运进芬兰。如果几天以前彼得格勒失守，那么，彼得格勒就一片慌乱，我们也就什么东西都运不出来了；而在这5天里，我们已经援助了我们的芬兰同志，我不说我们援助了多少，他们自己知道。
说我们出卖了芬兰，这种话实在太幼稚了。我们在德国人面前及时地退却，恰恰是帮助了芬兰。即使彼得格勒失守，俄国也决不会灭亡，——布哈林同志说得非常正确，而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搞法，就会把好端端的革命断送掉。（笑声）
我们既没有出卖芬兰，也没有出卖乌克兰。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不会这样责备我们。我们是在尽力给以援助。我们没有把我们军队中的任何一个优秀的人员调走，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你们说，霍夫曼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当然可能，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经过多少日子他才能办到，他自己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此外，你们所说的会抓住我们，识破我们，是政治力量对比方面的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还要谈到。
我已经说明我为什么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搞政治不能这样，——现在我应该指出，拉狄克的榜样可以说明，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同志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空话，实际上还未放弃说空话的就是乌里茨基。我无论如何不能责备拉狄克的发言是空话。他说：“既没有丝毫的叛卖，也没有任何的可耻，因为十分明显，你们是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退却的。”这个评价可以摧毁托洛茨基的全部立场。拉狄克说：“要咬紧牙关，准备力量”，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要硬充好汉，要咬紧牙关，进行准备。
咬紧牙关，不要硬充好汉，而要准备力量。革命战争一定会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蒂尔西特和约——是否要签订？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患病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委员会应该有一条坚定的路线，而不应该有分歧或者是布哈林同志也支持的中间路线。我并没有把喘息时机说得天花乱坠；谁也不知道喘息时机会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竭力想逼我说出喘息时机会有多久，这种做法是可笑的。由于保全了主要的铁路干线，我们就援助了乌克兰和芬兰。我们正在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
现在不能再向德国工人说俄国人反复无常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日帝国主义正在发动进攻，这一点每个人都会看得很清楚的；德国人不仅想扼杀布尔什维克，也想蹂躏西欧，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
至于布哈林同志的讲话，我要指出，当他论据不足的时候，他就从乌里茨基那里捡了一点来，他说：“条约侮辱了我们。”这里不需要论据；既然我们被侮辱了，我们就应该收起文件逃走。但是，虽然我们被“侮辱”了，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并没有动摇。布哈林同志本来要分析我们的立场的阶级基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叙述了一位已故的莫斯科经济学家的笑话。他们发觉我们的策略同私贩粮食的投机勾当有联系，但令人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他们忘记了，整个阶级的态度——指的是阶级，不是粮食贩子——告诉我们：俄国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奴仆——人民事业派和新生活派[23]——竭力怂恿我们进行这场战争。而你们并没有强调指出这样一个阶级事实。现在对德国宣战，就等于接受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是目前推翻我们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我不说这是绝对可靠的办法，因为不存在任何绝对可靠的东西。布哈林同志说：生活是支持他们的，我们最终还得承认革命战争，——他这样庆祝胜利未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早在1915年就预言过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分歧在于：德国人会怎样，会不会进攻；我们是否本来应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是否应该在实际上退却，让出领土，以便赢得时间。战略和政治要求我们签订最屈辱的和约。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策略，我们的分歧就会完全消失。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27—34页 |
3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24]
（不晚于3月8日）
鉴于我们没有军队，鉴于前线士气低落的部队完全有病，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的极苛刻和极屈辱的和约。
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多次军事进攻（既包括从西方，也包括从东方），这是历史的必然。在目前一切国内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都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进攻的历史必然性在任何时候，在最近期间，甚至在几天之内，就可能导致反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因此，代表大会声明：代表大会认为，我们的党、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一先锋队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采取最有力、最果断和最严厉的措施来加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觉纪律和纪律，阐明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卫国战争，社会主义战争的日子愈来愈近的历史必然性，在各处建立有严密联系的并以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团结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能够在平时，特别是在危急关头采取一致的和自我牺牲的行动，——最后，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
代表大会确信，从国际革命的利益看来，苏维埃政权在目前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代表大会确信，工人革命正在各交战国中不断地成熟，为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彻底失败作准备，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
载于1919年1月1日《公社战士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5—36页 |
4
就托洛茨基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25]
（3月8日）
一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说过，不管是我或是支持我的人，都认为不能接受这个修正。在任何一个战略活动中我们都决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手脚。一切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什么时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向我们进攻，取决于什么时候我们的军队能整顿（无疑已经开始得到整顿）到使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不仅拒绝签订和约，而且向敌人宣战的程度。我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而同意采纳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要指出，——这一点我要绝对坚持，——在报刊上不公布这个决议，只发表批准和约的消息。
第二，由于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中央委员会有权在决议的公布方式和内容方面作某些改动。
第三，要指出，代表大会授权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刻废除一切和约以及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宣战。
我们应该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和约，但这决不是说，现在，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立刻废除和约。现在，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意见，会得到那些根本反对批准和约的人的拥护，会得到那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的拥护，这种中间路线会重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使任何一个工人和士兵都丝毫不能理解我们的决议。
现在我们要决定必须批准和约，并且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宣战，因为敌人正在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可能来自三个方面；英国或法国企图夺取我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废除和约还是宣战，我们都不要对自己的中央机关的行动加以任何限制。我们正在给乌克兰人以财政上的援助，并且尽力援助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规定不签订任何和约来约束自己。在当前这样一个战争接连不断发生的时代，各种新的形势也会不断产生。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或者我们掌握这种条件，随机应变，或者我们事先被形式束缚住手脚而动弹不得，既不能和，也不能战。
二
我好象说过：不，我不能采纳这个修正。这个修正含有一种暗示，反映了托洛茨基同志要说的话。决议里不应该有暗示。
决议的第一节谈到，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必须利用一切喘息机会，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机会，我们同意批准和约。我们在谈论喘息时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敌人还在进攻我们共和国。这就是我在总结发言里所强调的意思。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7—38页 |
5
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修正的声明所作的发言[26]
（3月8日）
我不可能马上回答拉狄克同志的争辩，——因为我不是在投票表决，无需申述投票的理由。按照通常的程序，我不能答复，也不愿意为了请求发言答复这个争辩而拖延代表大会的进行。因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我在总结发言中所讲的话；其次，我反对把申述投票理由的发言变成争辩，对这种争辩我是不能答复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39页 |
6
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
（3月8日）
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对决议作如下补充：
代表大会认为，不公布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必要的，并且责成全体党员对这项决议保守秘密。在报刊上只发表代表大会同意批准和约的消息，并且不是在今天发表，而是要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发表。
此外，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指出，已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的一切和约，并且可以对这些国家宣战。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0页 |
7
就季诺维也夫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补充提出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同志们，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这个修正是不必要的[27]。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党员，我想，由于问题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作出一项让在座的每一个人亲自签名的决定。
这种办法决不是多余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保守军事机密成了俄罗斯共和国很重要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报刊上说，代表大会已经同意批准和约，那就不会发生误解。我只是提议现在不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修改。今天还会收到一些消息，我们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便得到东北和南方的报告，——这些消息可能会使决议作某些修改。既然代表大会同意我们应该根据革命战争的利益采取随机应变的办法，甚至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宣战，——那么，事情就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两部分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只在于是否不要任何喘息时机而继续进行战争。我认为，我提出的这个修正，对于大多数人和反对派来说，都是无庸争辩的；我认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我想，只需确认必须保守决议的秘密，这是更实际的。此外，应该采取一些补充的办法，在这件事情上还应该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亲自签名。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1页 |
8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
（3月8日）
一
鉴于决议已经分发给大家，是否可以现在就作出决定，让每一个拿到决议的人立即把它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这是保守军事机密的办法之一。
二
我建议进行表决。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是由成年人组成的，他们都知道带有军事机密的消息应该口头传达。因此，我坚决主张，分发到每个人手中的决议都交回到这张桌子上来。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2页 |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28]
（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29]，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30]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31]）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30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2页。——编者注］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象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32]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编者注］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33]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注：见本卷第65—71页。——编者注］，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注：见本卷第32—33页。——编者注］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34]。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条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35]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36]。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3—57页 |
10
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决定今后把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并加上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
代表大会决定修改我们党的纲领，改写理论部分或在理论部分中增加对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
其次，对我们纲领的政治部分的修改，应该尽量确切而详细地阐明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从巴黎公社起开始获得的国际工人革命成果的继续。纲领应该指出，如果斗争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也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党都将为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因为它就民主制来说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推翻剥削者的压迫和镇压他们的反抗的形式。
我们纲领的经济部分（其中包括土地部分），还有教育部分以及其他部分，也同样应该根据这一精神和方针加以改写。重点应该放在确切地阐明我们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造及其他改造，并具体地说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由于我们采取了剥夺剥夺者的实际步骤而产生的当前的具体任务。
代表大会委托专门委员会根据上述指示尽快草拟我们党的纲领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纲领定下来。
载于1918年3月9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58—59页 |
11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建议
（3月8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提出了一项略微不同的建议，然而，实质上与前面一位发言人[37]所谈的有些相同。现在我想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如下的决议。（读决议）［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
同志们，这个建议的特点就是，我想首先坚持我的这个想法：尽快颁布纲领，直接委托中央委员会颁布纲领或委托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发展的速度异常迅猛，我们不应再拖下去。我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制定出来的纲领会有很多错误，但这没有关系，下一次代表大会可以改正，虽然这样修改纲领会显得太快了，但是生活前进得非常迅速，所以如果需要对纲领进行若干修改的话，我们就得修改。现在，我们的纲领主要不是按照书本来制定，而是根据实践，根据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来制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热烈的号召，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规劝性的演说，也不要空口叫喊，而要向他们发表我们党的明确的具体的纲领。尽管这个纲领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不如经过几个委员会加工并经代表大会批准的纲领。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致通过这项决议，因为我避开了布哈林同志所指出的意见分歧；我的写法是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我们可以指望，如果不作太大的修改，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将成为全党的准确的文献的新纲领，不会再发生我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遇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尴尬的场面，当时，一位瑞典左派人士问我：“你们党的纲领是怎样的，是和孟什维克的一样吗？”[38]可以想见，这位瑞典人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同孟什维克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对这种惊人的矛盾漠然置之。我认为，修改党纲会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实际的好处，而我们的收获无疑将超过纲领可能有错误这种损失。
因此，我建议加快进行这项工作，丝毫不必担心代表大会将来还会修改纲领。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0—61页 |
12
就姆格拉泽关于吸收最大的党组织参加制定党纲的建议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在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在进行内战和被分割的情况下，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言而喻，只要稍有可能，对党纲进行修改的委员会就将立即把党纲印出来，地方党组织随时都可以表示意见，而且应该表示意见，但是，如果以今后无法做到的东西从形式上束缚住自己，那将比召开代表大会拖延得更久。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2页 |
13
就拉林对党的名称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9]
（3月8日）
同志们，我同意拉林同志的说法，更改党的名称和去掉工人党的字样确实会被人利用，但是不必顾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坏事都要顾虑，我们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要知道我们是在恢复举世皆知的老的优良范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个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只有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原理［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论点，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善意的误会，至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误会和曲解，你是怎么也管不了的。因此，必须恢复老的优良范例，完全正确的范例，这个范例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它传遍了全世界，传遍了所有的国家；在我看来，背离这个优良的范例是没有根据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3页 |
14
就佩尔舍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
（3月8日）
我觉得，前面一位发言人说的不对[40]。群众不是小孩子，他们懂得斗争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看到，先前，譬如在7月里，我们是怎样被迫后退的。这些词句不能删掉。无论如何不应该作出一副姿态，似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机关毫无价值。资产阶级议会机关同过去相比是一大进步。所以，如果我们删掉这些词句，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目前达到的阶段是绝对稳固的。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有国际运动的支持，将来会做到这一点。我同意删掉“在任何情况下”这几个字；可以保留“党不拒绝利用”这几个字，但是，我们不能替纯属无政府主义的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想法开辟道路。这是相互有直接联系的两个阶段，只要我们被抛回到过去，那就会回到这个阶段上去。我并不认为这会使群众灰心丧气。如果所说的群众是指毫无政治素养的人，那么，他们是会不理解的，但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却会理解这一点，他们会理解：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所夺得的阵地已经完全巩固了。如果我们能以高度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各个阶级的力量，巩固住这个阵地，那时我们就不用再提过去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欧洲的支持。而现在说我们能够在极坏的条件下工作，这决不会使群众灰心丧气。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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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41]
（3月8日）
一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纲领应该论述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达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过的，已经够我们做的了。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那就是巨大的历史功绩。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说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想做些什么，——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要说的，而这会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只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些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在理论上，在理论著作里，在文章里，在讲话里，在讲演里，我们将阐述这样一种看法，即象考茨基那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点放到纲领里去，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纲领的吸引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要我们表示一点点奢望，硬要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不正确的。
二
因为不是用书面形式提出的，自然可能产生误解。然而布哈林同志并没有使我信服。我们党的名称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前进，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抽象的原理，即我们每个人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任何军事监督和强制。现在来谈这些为时过早。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在我们说“请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以前，至少还可以召开两次代表大会。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违背历史的前景。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5—66页 |
16
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发言[42]
（3月8日）
洛莫夫非常巧妙地援引了我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委员会能够采取单一的路线。这倒不是说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家都得有同样的见解。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导致分裂，所以我建议代表大会不要接受这样的声明，以便同志们能够向自己的地方组织征求意见，然后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不签订和约的提案时，我也曾有过这种处境，我当时明明知道我对这件事不能承担责任，可是我保持了沉默。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对某事不承担责任，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也无需吵吵闹闹。当然，同志们，在某种情况下，那样做是容许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目前有了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组织，它使我们有可能检查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群众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那样做，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想，如果说出现了关于温尼琴科的问题，同志们可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而无需退出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赞成准备进行革命战争的观点和实行随机应变的策略的观点，那就应该参加中央委员会，可以声明下面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完全有权作这样的声明。丝毫用不着担心历史会由于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没有放弃中央委员的称号而把责任加到他们身上。必须设法制止这种动辄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风气。应该说明，代表大会希望同志们通过表示异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不要采取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方式，同时，考虑自己的这个声明，不撤销一些同志的候选资格，请他们收回自己的声明并进行选举。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7—68页 |
17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3月8日）
代表大会认为，在党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特别不适宜，因为这对希望党统一的人来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种行为在目前会加倍地威胁着党的统一。
代表大会声明，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发表相应声明的办法来表明他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而不要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办法。
因此，代表大会迫切希望，同志们在向人数众多的组织征求意见之后放弃自己的声明，代表大会将不考虑这项声明而进行选举。
载于1928年《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9页 |
18
党纲草案草稿
（不晚于3月8日）
以我的草案［注：党的名称就叫“共产党”（不加“俄国”字样），用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党）。］作基础（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保留理论部分，删掉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小册子第22页从“因此，客观情况”开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各项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注：同上，第484页。——编者注］为止，共3行）。
在以“上述任务要求”开始的下一段（第22页）里，按照《论修改党纲》一文中提出的内容（见《启蒙》（1917年9—10月第1—2期合刊）第93页［注：同上，第29卷第484—485页和第32卷第362—363页。——编者注］）进行修改。
在同一段里，把“社会沙文主义”（两处）改为：
（1）“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2）“动摇于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与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其次，全部必须大致作如下的修改：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得到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专政向俄国的共产党提出了下列任务：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将所有的工厂、铁路、银行、船舶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
利用城市工人与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共耕制和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由于这个联盟，土地私有制已被废除，关于从小农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的法令已经颁布，站在无产者方面的农民思想家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土地社会化；
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它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要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它是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唯一的国家类型；
在各方面尽量利用在俄国点燃起来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然对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和战争的行动，把革命传到更先进的国家以及一切国家里去。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
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形式已经受过实际经验的检验，是由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出来的。
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1）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这里只限于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自然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把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他们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4） （3）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在一起。
（3） （4）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制形式更加密切。
（5）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维埃＝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加强全民武装的组织性作为完全实现武装全民的最初步骤之一。
（6）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简化手续，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
（7）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按工厂、按农业区和手工业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有了这种密切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
（8）（此项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项）——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并使这种可能性开始变为现实。
（9）在民主制的问题上，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劳动居民群众能实际上享受自由（民主）。
（10）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应该使每一个苏维埃成员除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外，都必须担负管理国家的经常工作；然后逐步做到使全体居民都来参加苏维埃组织（在服从劳动者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要求：
（一）在政治方面：
发展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的优越性；(《启蒙》第13—14页,［共6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6—298页。——编者注］；
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苏维埃宪法将适用于全体居民；
实行联邦制作为已经学会自愿超脱民族纠纷的劳动者走向自觉的更紧密的统一的过渡办法。
必须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般”（即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准则应服从这个目的，顺应这个目的：
“自由”和民主不是供所有的人享用，而是供被剥削劳动群众享用，以利于摆脱剥削；无情地镇压剥削者。
注意： 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到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享受自由。
例如，从承认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交给工人，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刷所交给工人，等等。
｛简单地列举一下旧的最低纲领中的这些“自由”
［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
通过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办法是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到吸引所有公民直接地经常地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
（二）在经济方面：
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由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唯一拥有主权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
运输业和分配也是如此（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通过工商业职员联合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不废除（暂时）货币，不禁止户与户之间的交易，但我们应该首先使所有这类交易必须依法通过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要极其慎重地逐步把它推行到不使用雇佣劳动而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活的小农中去；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措施，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给所有的富人（＝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的人，其次给雇有雇佣工人的企业主、雇有佣人的家庭等）建立（必须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
买卖可以不通过自己的公社（在途中、在市场等等），但是交易必须记入（假如超过一定数额）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普遍建立银行往来账户：逐渐过渡到强制在银行建立往来账户（起初是最大的企业，然后是全国所有的企业）。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这种计算和监督应该起初由工人组织进行，以后由全体居民进行。
——为了不断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为了过渡到使用更高的技术，为了节约劳动和产品，为了把工作日逐渐缩短到每昼夜6小时，为了使一切行业和工种中的一切工资和薪金逐步取平，在国内各个（所有）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组织竞赛。
——不断地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
在教育方面：
？
旧条文再加上
在财政方面：
用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及用对来自国家垄断组织的（某种）收入的提成来代替间接税。与此同时，将粮食和其他产品等实物调拨给由国家支付报酬的、从事某些社会必要工作的工人。
国际政策
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宣传。鼓动。联欢。
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的解放。联邦制，作为向自愿合并的一种过渡。
载于191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70—76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
注释：
[1]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
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7—255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本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
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
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了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1]。
[2] 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2]。
[3] 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8]。
[4] 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9]。
[5] 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9]。
[6] 布列斯特谈判指以苏俄为一方和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为另一方在当时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
谈判于1917年12月9日（22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平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1918年1月5日（18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并且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
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苏俄共丧失约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乌克兰），还必须复员全部军队，立即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
1918年11月13日，在德国爆发了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0]。
[7] 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11]。
[8]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14]。
[9] 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16]。
[10] 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17]。
[11] 《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的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17]。
[12] 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18]。
[13]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9]。
[14] 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19]。
[1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6—423页）。——[20]。
[16] 指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代表让·吕贝尔萨克。列宁在1918年2月27日同他谈过话。——[24]。
[17] 指刊载在1918年3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0号上的苏俄陆军人民委员部文告。这个文告号召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参加自愿的军事训练。当时学习军事采取自愿方式是因为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俄国军队应全部复员。——[25]。
[18] 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26]。
[19] 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停战协定，缔约国一方要恢复军事行动，必须在开始进攻前7天通知另一方。但是德帝国主义者违反协定，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终止停战状态后仅仅过了两天，就在2月18日发起了全线进攻。——[27]。
[20] 这里说的是同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的问题。按照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第6条，俄国必须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苏维埃政府与乌克兰中央拉达之间的和平谈判当时没有举行。1918年4月29日，德国占领者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乌克兰搞了一个政变，抛弃了拉达，而以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盖特曼独裁政府代之。苏维埃共和国与斯科罗帕茨基政府的和平谈判于5月23日开始，6月14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8]。
[21]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28]。
[22] 3月12日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原定的开幕日期。代表大会后来改期于1918年3月14—16日举行。——[28]。
[23] 人民事业派是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集团。——[31]。
[24]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8日上午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并经代表大会批准，决议在当时没有公布（见本卷第32页）。决议于1919年1月1日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出版的工人报纸《公社战士报》第1号上。
据俄文版编者说，决议的最后三段从笔迹看是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写的。——[32]。
[25] 在代表大会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在决议的末尾另加一条：“代表大会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同基辅拉达和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签订和约，是不能容许的。”
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34]。
[26] 卡·拉狄克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发表声明，赞同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与和平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并企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
列宁发言后，大会否决了拉狄克的意见。——[36]。
[27] 在代表大会上，格·叶·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提出的不公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他认为决议保密是做不到的，而且会给传播有害于党的事业的谣言提供土壤。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公布决议，他建议授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去处理。代表大会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修正意见，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8]。
[28]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的。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6、178—182页）以及1917年发表的其他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审议。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40]。
[29] 指1917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41]。
[30]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41]。
[31] 《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1]。
[32] 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45]。
[33] 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1918年1月28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7]。
[34]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1918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1918年5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50]。
[35] 银行国有化法令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1917年12月15日（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0页）。——[52]。
[36]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1月18日（31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52]。
[37] 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代表雅·亨·费尼格施泰因。鉴于各个党组织都没有讨论党纲草案，他提议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列宁的草案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把党纲制定出来。——[55]。
[38] 列宁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里看来是指他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塞·霍格伦的谈话；霍格伦曾于1918年2月前来苏维埃俄国。——[56]。
[39] 尤·拉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在党的名称中加进“工人”一词，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8]。
[40] 指罗·安·佩尔舍。他在代表大会上建议从党纲中删掉利用议会斗争的论点，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9]。
[41] 尼·伊·布哈林建议在列宁的决议案中加一些话，说明应从评述帝国主义和评述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补充和修改党纲的理论部分。布哈林的这一修正意见，在列宁发言之后，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60]。
[42] 在代表大会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议程时，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出席大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声称他们不愿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政策承担责任，所以决定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64页）。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以后仍不放弃自己的声明，而且宣布他们不仅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也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为此，代表大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并决定把这种行为转告选派他们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谴责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但将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这样，《就“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通过的决议》也就予以撤销。代表大会期望“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服从党的纪律，因此把他们的代表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和乌里茨基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们三人当即声明拒绝在中央工作。代表大会未经辩论通过决定：如果他们离开中央，递补问题交中央自行处理。在党的代表大会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之后，他们不顾中央的坚决要求，有好几个月不参加中央的工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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