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 （1905年10月4日〔17日〕） 莫斯科的革命事变，是暴风雨来临时的第一道闪电，它照亮了一个新的战场。国家杜马的法令的颁布和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革命历史上的新阶段的开始。已经被工人的顽强斗争弄得疲惫不堪、被“不断革命”的怪影搅得心神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轻松地喘了一口气，欢欢喜喜地紧紧抓住了抛给它的施舍物。向抵制思想展开了全线进攻，自由派开始明显地向右转。遗憾的是，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有不坚定的人（在新火星派阵营中），他们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支持这些出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徒，准备“认真对待”国家杜马。可以期望，莫斯科事变将会使缺乏信心的人感到惭愧，将会帮助怀疑的人正确估计新战场上的形势。无论是贫血的知识分子关于在专制制度下实行全民选举的梦想，或者是愚钝的自由派关于国家杜马具有重大作用的幻想，在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发动中都立即被粉碎了。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莫斯科事变的消息，目前（公历10月12日）还很少。只有外国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报道，以及公开的报刊上的一些经书报检查机关审查过的关于运动开始的情况的报告。不过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莫斯科工人的斗争在开始的阶段是循着在最近一年的革命当中已成为通常过程的道路进行的。工人运动给整个俄国革命刻下了自己的印记。工人运动以零散的罢工开始，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一方面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另一方面上街游行示威。在1905年已经完全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是政治罢工，这种罢工眼看着正在变成起义。俄国整个工人运动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目前这种程度（当然还远不是最后的），而现在在国内某些地区，运动在几天之内就由普通的罢工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爆发。 据报道，莫斯科排字工人的罢工是由尚未觉悟的工人发动的。但是，运动马上脱出他们之手，变成了广泛的工会运动。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了这个运动。工人们不可避免地走上街头，虽然是为了把罢工的事告知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们，但这一行动却转变成了政治示威，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发表革命演说。抑制已久的、对“人民”选举国家杜马这场丑恶的滑稽剧不满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群众性的罢工变成了对争取真正自由的战士的群众性的动员。舞台上出现了激进的大学生，不久以前他们也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完全和彼得堡决议类似的决议；这个决议用自由公民的语言而不是用趋炎附势的官吏的语言正言厉色地斥责国家杜马是侮辱人民的卑鄙勾当，号召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为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先进阶层反对沙皇军队和警察的街头斗争开始了。 莫斯科运动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除排字工人外，烟草工厂、电车都停了工；面包师的罢工也开始了。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示威的除了工人和大学生以外，还有很多“局外”人（在公开的人民群众的发动中，革命的工人和激进的大学生相互之间已不再把对方当作局外人了）。哥萨克和宪兵不停地驱散示威者，但是示威者又不断地重新集合起来。人群向警察和哥萨克还击，响起了左轮手枪射击的声音，有许多警察受了伤。 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街上。人群唱着《马赛曲》。纷纷举行革命集会。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人群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工人要面包，为了活下去；要武器，为了争自由（完全和法国革命歌曲中唱的一样）。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者驱散。在特维尔大街的总督府附近，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菲力波夫面包铺旁边，聚集了一大群面包工人。正象后来该面包铺管事人所讲的那样，工人是和平地走上街头的，他们是为了声援全体罢工者才停止工作的。一队哥萨克向人群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和阁楼，向士兵抛掷石头。房屋被正规地包围起来。军队向工人开枪。一切交通都断绝了。两个精选连进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其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军警方面也有受伤的，宪兵大尉受了重伤。 当然，这些消息是很不完全的。根据某些外国报纸所引用的私人电报看来，哥萨克和士兵的兽行是令人发指的。菲力波夫面包铺的管事人抗议军队的这种无端的暴行。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登载了一则看门人清洗街道上的血迹的消息，这家报纸写道，这个细小的情节比其他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前进报》[173]根据透露给报纸的私人消息报道说，在特维尔大街上有1万个罢工者同一个步兵营进行搏斗。军队进行了几次齐射。救护马车忙得不可开交。据估计被打死的大约不少于50人，受伤的近600人。据说，被捕的人被送到兵营，他们被驱赶着通过士兵的队列，遭到了残酷的、野蛮的毒打。据说，在街上发生战斗时，军官甚至对妇女也是惨无人道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报纸《时报》的特派记者10月10日（9月27日）从彼得堡发出的电讯）。 关于以后几天事变的情况，消息就愈来愈少了。工人怒火冲天，运动在发展着，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封锁和删节一切消息。国外的报纸公开指出官方通讯社（曾一度被人们相信过）的抚慰人心的消息和由电话传到彼得堡的消息之间的矛盾。加斯东·勒鲁打电报给巴黎报纸《晨报》说，书报检查机关在制止稍微有些令人恐慌的消息的传播方面创造了奇迹。他写道，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是俄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日子之一。在所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在总督府附近，都在搏斗。示威者举着红旗。有许多人被打死打伤。 其他报纸的消息都是互相矛盾的。不过罢工在发展，这是无庸置疑的。大多数重工业工厂的工人，甚至轻工业工厂的工人都罢工了。铁路员工也罢工了。罢工正逐渐变为总罢工（10月10日（9月27日），星期二，及星期三）。 情况极为严重。运动已波及彼得堡：圣加利工厂的工人已经停了工。 目前我们的消息就是这些。当然，根据这些消息是谈不上对莫斯科事件作出全面评价的。现在还不能说，这些事件是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实行决定性冲击的总排演，还是已经是这个冲击的开始；——这些事件仅仅是我们上面扼要谈到的“通常的”斗争方法向俄国中部新的地区的扩展，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更高的斗争形式和更坚决的起义的开端。 看来，这些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答案。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在我们面前，起义在不断发展，斗争在不断扩大，斗争的形式愈来愈尖锐。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在奋勇地开辟道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确定武装起义可以而且一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这个由工人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斗争形式，确实给了沙皇制度以极沉重的打击。内战采取了极为顽强的和遍布各地的游击战的形式。工人阶级没有给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他们使工业生产陷于停顿，使整个地方管理机器长期不能工作，造成全国的动荡不安局面，同时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力量去参加斗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久经受住这种冲击，更不用说这个众叛亲离、腐朽透顶的沙皇政府了。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时而感到斗争过于顽强，他们被内战和国家所处的这种令人恐慌的动荡不安的状态吓住了，但是，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状态的延续，斗争的持久却是极其必要的。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开始有人鼓吹和平的合法的进步，以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缓和政治危机，而不是使这种危机更加尖锐化，而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来都认为资产阶级爱好自由具有变节本性，它将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唤起农民阶级跟着自己前进，并促使沙皇军队内部发生瓦解。工人的顽强斗争、持久罢工、游行示威、局部起义，所有这一切所谓试探性的战斗和搏斗都必然会把军队卷入政治生活，从而也卷入革命问题的漩涡。斗争经验对人们的启发作用就速度和深度来说，要超过在其他条件下进行几年的宣传工作。对外战争结束了，但是政府显然害怕战俘回来，害怕驻在满洲的军队回来。关于满洲的军队怀有革命情绪的消息愈来愈多。打算在西伯利亚替满洲军的官兵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计划不能不加剧骚动，——即使这种计划还只是个计划。虽然签订了和约，动员并未中止。需要军队完全是并且仅仅是为了反对革命，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革命者一点也不反对动员，我们甚至准备欢迎动员。政府不惜把一批批的军队投入斗争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迫使愈来愈多的军队打内战，但是它并没有消除产生一切危机的根源，反而扩大了危机的基础。它达到了拖延的目的，但是不可避免地扩大了斗争的场地，使斗争更尖锐化。它促使最落后、最愚昧、最闭塞和政治上最不开展的人起来参加斗争，斗争将启发、唤醒和振奋他们。这种内战状态拖得愈久，反革命军队中就愈加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大批的中立者和革命战士的核心。 最近几个月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表明，现在已经达到的阶段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高阶段。运动还要高涨，比1月9日以后所达到的高度还要高。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震惊世界的运动，广大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起来为政治要求而战。但是这个运动在革命性方面还是极不自觉的，在装备和军事准备方面还是很差的。波兰和高加索已经树立了进行更高形式的斗争的榜样，那里的无产阶级已经部分地武装起来，战争具有持久的形式。敖德萨起义的特点是增添了一个新的而又很重要的胜利条件：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这边来了。诚然，还没有马上取得胜利；“海军力量和陆军力量互相配合”这个困难的任务（甚至对于正规军来说，这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已经提出来了，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敖德萨事变决不是唯一的意外的事变。莫斯科的罢工告诉我们，斗争已扩展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这个地区的稳定状态在很长时期内曾使反动派感到高兴。这个地区的革命发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接受战斗洗礼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最缺乏活动力，同时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内，而在数量方面则居全国第一。运动从彼得堡开始，扩展到了全俄各个边疆地区，动员了里加、波兰、敖德萨、高加索，现在烈火已经蔓延到俄国的“心脏”。 国家杜马的可耻的滑稽剧面对决心进行斗争的真正先进阶级的真正革命发动，就显得更加可鄙了。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联合正在成为事实。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接受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口号的激进的大学生是一切民主力量的先锋队，这些民主力量厌恶那些要进入国家杜马的“立宪民主”改良派的卑鄙行动，他们向往的是同俄国人民的万恶的敌人进行真正的决战，而不是向专制政府施展经纪人的本领。 请看一下自由派教授、大学校长、校长助理以及特鲁别茨科伊和曼努伊洛夫们等等所有这一伙人。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的优秀人物，他们是最有思想、最有教养、最无私、最不受财主的利益和权势直接控制的人。这些优秀人物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所得到的第一次权力，即管理大学的权力，经过挑选而被授予的权力的呢？他们已经惧怕革命，他们害怕运动的尖锐和扩大，他们已经在扑灭火焰和努力安抚人心，并因此而受到了完全应得的羞辱，即美舍尔斯基公爵们的称赞。 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庸人也被好好地惩罚了一顿。他们关闭了莫斯科大学，害怕大学里发生流血惨剧。他们这样做只是更快地在街头引起了更大得无比的流血惨剧。他们想扑灭大学的革命，结果却燃起了街头的革命。他们和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这些先生一起陷入了妙不可言的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他们连忙跑去劝说特列波夫们和罗曼诺夫们，说集会自由是必要的，因为关闭大学就是开放街头斗争。开放大学，就是为人民的革命集会开放讲坛，而这种集会将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坚决的自由战士。 对于评价我国的国家杜马来说，这些自由派教授的例子是有无穷的教益的！从高等学校的经验来看，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也将会为“杜马的命运”担心，就象这些廉价科学的可怜骑士为“大学的命运”担心一样，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除了利用杜马更广泛地进行他们的和平合法进步这一臭气冲天的说教外，是不可能把它用于别的用途的，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希望杜马变成革命的会议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在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一种方法能够不单单只是“影响”杜马，也不单单只是“影响”大学，而是“影响”整个旧的专制制度，这就是莫斯科工人的方法，人民起义的方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人民起义不仅能迫使曼努伊洛夫们在大学里乞求集会自由，迫使彼特龙凯维奇们在杜马中为人民乞求自由，它还将为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 莫斯科事变表明了社会力量真正的派别划分：自由派从政府那里跑向激进派，劝他们放弃革命斗争。激进派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教训，它也完全适用于国家杜马。 让彼特龙凯维奇们和其他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专制的俄国玩议会游戏吧，工人是要进行争取真正的人民专制的革命斗争的。 不管莫斯科爆发的起义的结局如何，革命运动总是会变得更加强大，它将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并且积蓄更多的力量。即使沙皇军队现在在莫斯科庆祝完全的胜利，即使再来几个这样的胜利，沙皇制度的全部崩溃也还是会成为事实。而到那时，就已经是农奴制度、专制制度和黑暗势力的全部遗产的实际的真正的覆灭，而不是自由派资产者为了迷惑自己和别人而对破烂衣衫所进行的软弱的、怯懦的和虚伪的缝补。即使明天邮局送来不幸的消息，说爆发的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了。那我们还是要高呼：再来一次，——起义万岁！
注释： [173] 《前进报》（《Ｖｏｒｗа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