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 （1905年3月23日和30日〔4月5日和12日〕） 一仅仅在五年以前，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提早了，工人群众不理解。这些人被归入机会主义者之列是公正的。曾经对他们讲了又讲，他们落在运动的后面了，他们不了解党的任务，不了解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遮盖起来，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 现在，革命烈火燃遍了全国，连最不相信的人也都相信最近的将来专制制度必然会被推翻。可是，好象有点历史的讽刺似的，社会民主党又要同企图把运动拉向后退、企图贬低运动任务、模糊运动口号这样的反动机会主义者打交道。同这些企图的代表者论战成了当务之急，具有（不管许许多多不大喜欢党内论战的人的意见如何）巨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愈接近于直接实现我们的最近政治任务，就愈有必要十分明确地了解这些任务，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模棱两可、暧昧不明或考虑不周就愈有害。 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火星派[2]或（几乎同他们一样的）工人事业派[3]中间，考虑不周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大家都同意，不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所有的民主派，甚至所有的自由派（如果相信他们现在的声明）都同意。然而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推翻现政府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现在连解放派[4]也准备当作自己的口号（见《解放》杂志第67期）提出来的立宪会议（承认普遍……选举权），应该由谁召集呢？使这个会议的选举是自由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究竟应有什么实际保证呢？ 对于这些问题，谁提不出明确的回答，谁就不懂得“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可是，这些问题必然给我们提出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不难了解，在专制制度下，要完全保证用真正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方式来实行真正自由的全民的立宪会议选举，不但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不是白白提出立刻推翻专制政府这一实际要求，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想用什么别的政府来代替这个被推翻的政府？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即新火星派，极力把党拉向后退，就象五年前工人事业派在一般政治斗争问题上的做法一样。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反动观点，在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最详尽的发挥。《火星报》（第84号）专门刊登了一篇短评赞扬并推荐这本小册子，我们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本小册子。 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小册子里一开头就用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吓唬我们：假如坚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能够“规定并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来反对专制制度，象列宁所幻想的那样，那么“全民意志马上就会在革命后规定这个政党为临时政府，不是很明显吗？人民会把革命的最近命运交给这个政党而不交给任何别的政党，不是很明显吗？” 这是难于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刚刚开始时，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5]曾经用这种前景吓唬革命无产阶级！马尔丁诺夫的这本小册子（以及新《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文章中的某些段落）的全部内容无非就是渲染这种前景“可怕”。新火星派的思想领袖在这里对“夺取政权”感到惊讶，仿佛看见了“雅各宾主义”[6]、巴枯宁主义[7]、特卡乔夫主义[8]和其他可怕的主义这些魔怪，而形形色色的革命保姆又是如此喜欢用这些主义来吓唬政治幼儿［注：手稿上是：“……而坐在革命旁边的老太婆又是如此喜欢用这些主义来吓唬政治幼儿。”——俄文版编者注］。不言而喻，这里少不了“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不幸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被引用得多么荒唐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个真理就曾经初用来替我们的政治任务以及政治鼓动和斗争方法的狭隘性和落后性作辩护[9]，这一点你们记得吗？如今，为了替尾巴主义说话，恩格斯竟被搬出来当伪证人了。恩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编者注］只要细心读一读马尔丁诺夫摘录的一大段话的开头这几句，就足以相信，我们的尾巴主义者是怎样曲解作者原意的。恩格斯说的是为了保证阶级的统治的政权。这难道不明白吗？因此，对无产阶级说来，这就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政权，即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一点，他把推翻专制制度时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推翻资产阶级时的必不可少的无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其实，再往下看一看恩格斯的话，他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说，极端党派的领袖将要“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9页。——编者注］。 上面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显然表明：恩格斯正是警告要提防陷入这样的苦境，而陷入这样的苦境是由于领袖不了解“自己的”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不了解变革的真正阶级内容造成的。为了让我们深思熟虑的马尔丁诺夫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民意党人[10]想代表“劳动”的利益，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在将来的俄国立宪会议中，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将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样就陷入了苦境，势必遭到无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因为这些“诺言和断言”不符合客观现实。实际上他们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最敬尊的马尔丁诺夫，你还没有开始懂得点什么吗？社会革命党人[11]把俄国必然到来的土地改革看作是“社会化”，是“土地转交给人民”，是“平均使用”的开始，于是他们使自己陷入苦境，势必遭到无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因为实际上他们力求达到的改革，恰恰是为了另一个阶级——农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革命的发展愈迅速，他们的空话、诺言和断言也就被现实驳倒得愈快。最尊敬的马尔丁诺夫，你还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吗？你还不懂得恩格斯思想的实质就在于指出不理解变革的真正历史任务会遭到灭亡吗？你还不懂得恩格斯的话对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好都适用吗？ 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袖们不了解变革的非无产阶级性质是危险的，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领袖们在纲领、策略（即一切宣传和鼓动）以及组织上同革命民主派划清了界限，在建立民主共和国时起领导作用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领袖把变革的假社会主义内容与真民主主义内容混为一谈是危险的，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阶级斗争的最好形式时，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自觉地担负起专政的任务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如果陷入虚伪的苦境，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答应一个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则是保证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危险的；恩格斯认为陷入这种虚伪的苦境必然遭到不可救药的政治上的灭亡，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却由此得出结论说：灭亡的危险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造成的。聪明的马尔丁诺夫根本无法懂得，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领袖的灭亡，成千上万无产者的灭亡，也只是肉体上的灭亡，而这种灭亡，不仅不是政治上的灭亡，反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伟大收获，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伟大实现。恩格斯说的是从自己阶级的道路不自觉地误入异己阶级的道路的人政治上的灭亡，而聪明的马尔丁诺夫虽然恭恭敬敬地引证了恩格斯的话，说的却是沿着正确的阶级的道路不断前进的人的灭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尾巴主义的观点的区别，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报》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承担的最激进的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向后倒退了，从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变革的领导向后倒退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交到哪怕是不自觉地交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马克思认为我们应准备的不是将来的执政党，而是将来的反对党。马尔丁诺夫从这个正确的思想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对目前的革命采取尾巴主义的反对派立场。这就是马尔丁诺夫的政治才智。下面是他的议论，我们建议读者好好思考一下： “在无产阶级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国家政权，整个的也好，部分的也好，它都不能得到。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理，这个原理把我们同机会主义的饶勒斯主义区别开来……”（马尔丁诺夫的书第58页）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个原理也无可争辩地证明尊敬的马尔丁诺夫没有能力弄懂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把无产阶级参加反抗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权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就是根本不懂得问题的实质。这正如把米勒兰参加刽子手加利费内阁同瓦尔兰参加始终保卫共和国的公社混为一谈一样。 但是，再往下读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作者是多么糊涂了：“……不过，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即将来临的革命不可能实现任何违背整个资产阶级的意志的政治形式〈黑体是马尔丁诺夫用的〉，因为资产阶级将是明天的主人……”第一，上文是泛指无产阶级政权，直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里却只谈政治形式呢？为什么作者不说实现经济形式呢？因为他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从社会主义变革跳到民主主义变革了。既然如此（这是第二），那么我们的作者仅仅（tout court）谈“整个资产阶级的意志”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民主主义变革时代的特点，正好就是从专制制度下刚刚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意志。谈民主主义变革时局限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赤裸裸地简单对立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注：手稿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是“再愚蠢不过的”。——俄文版编者注］，因为这种变革恰好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中的大批人其实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构成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层。正因为民主主义变革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实现政治形式的问题上，这个巨大的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要比狭义上的真正“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多得多。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他的糊涂观念的主要根源之一。 再往下看：“……既然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用单纯恐吓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办法就只能导致一种结果：恢复专制制度的原始形式。当然，无产阶级不会因为出现这个可能的结果而停止不前。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将来肯定要出现用虚假的立宪让步来复活并巩固日益腐化的专制政权的局面，无产阶级是不会放弃恐吓资产阶级的。但是，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这种最坏的情况。”
读者，你明白一点了吧？在将来实行虚假的立宪让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进行恐吓将导致恢复专制制度而放弃恐吓的！这等于我说：大灾难临头了，我要同马尔丁诺夫一个人进行一天的谈话；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要采用恐吓手段，结果只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两个人进行两天的谈话。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最尊敬的！马尔丁诺夫在写上述谬论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如果在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革命恐吓资产阶级，那么这只会导致连民主主义成果也被削弱的反动。只能是这样。恢复专制制度的原始形式也好，无产阶级在最坏的情况下准备做最坏的蠢事也好，显然都谈不上。整个问题仍然无非是马尔丁诺夫忘记了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之间的区别，无非是存在着人口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支持民主主义变革，而在目前还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变革。 让我们再听听我们聪明的马尔丁诺夫的话吧：“……很明显，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这个斗争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所进行的斗争，应当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是的，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假如马尔丁诺夫想一想这种不同究竟何在，那么，他就未必会写出上面那些荒唐话以至自己的整本小册子来。 “……为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进行的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意志施加革命压力，只能是较民主的社会‘下层’迫使社会‘上层’同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它的逻辑终点。这个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每个场合都要求资产阶级作出抉择：要么倒退，受专制制度钳制，要么前进，同人民在一起。”
这一大段高论是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的中心点。这本小册子的全部要点，全部基本“思想”就在这里。那么这些聪明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一看这些社会“下层”，我们的才子毕竟还提到了的这个“人民”是什么呢？这就是为数众多的、完全能够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那么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对社会上层的压力是什么呢？这种无产阶级和人民不顾社会上层的意愿而一道前进的运动是什么呢？这也就是我们的尾巴主义者拼命加以反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尾巴主义者就是不敢想到底，不敢直言不讳。因此他就说出一些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的话来，他用可笑而愚蠢的怪腔怪调［注：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认为无产阶级即使在坏而又坏的情况下也可能推动资产阶级后退的思想是荒谬的。］羞羞答答地重复那些被他忽视了原意的口号。因此只有尾巴主义者才会在他的最后结论的最“有意思的”部分说出这种可笑的话来：无产阶级和“人民”对社会上层施加革命压力，但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只有马尔丁诺夫才会这么说！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表示它要同人民一起前进来威胁社会上层，但同时又要无产阶级断然决定同它的新火星派领袖们一起不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这是革命民主专政的道路。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用表现自己缺乏意志的方式来对上层的意志施加压力。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促使上层“同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它的民主共和国的逻辑终点，而促使的办法就是表示自己不敢同人民一起承担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不敢掌握政权并实行民主专政。马尔丁诺夫要无产阶级成为民主主义变革的先锋队，因此聪明的马尔丁诺夫用一旦起义胜利就要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前景恐吓无产阶级！反动的尾巴主义达到了极点。马尔丁诺夫这位圣人，应当受到顶礼膜拜，因为他彻底推行了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倾向，并且在最迫切的根本政治问题上突出而系统地表现了尾巴主义倾向。［注：当我们接到《火星报》第93号的时候，本文已经付排。对于这一号《火星报》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2]。］ 三马尔丁诺夫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在呢？根源就在于他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了，他把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人民阶层（城乡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的作用忘记了，他不懂得我们的最低纲领的真正意义。马尔丁诺夫听人说，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在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变革进行斗争时）是不体面的，于是他匆忙地把这种说法的意思“理解”为：不应该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参加革命民主主义变革，不应该参加为彻底实现这种变革所必需的专政。马尔丁诺夫读过我们的最低纲领，但是他没有看到，最低纲领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实现的改造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严格划分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意义，而是具有最生动的实际意义［注：手稿上是：“……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意义，即不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们喜欢赋予它的教条式的意义，而是具有最生动的实际意义……”——俄文版编者注］；他没有看到，最低纲领在革命时期是要立即受到检验和付诸实行的。马尔丁诺夫没有想到，在专制制度崩溃时放弃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就等于放弃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真的，请你们回想一下这个纲领中提出的各种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如建立共和国、人民武装、教会同国家分离、完全的民主自由、坚决的经济改革这些要求吧。如果没有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实行这些改造是不可思议的，难道这还不清楚吗？这里所讲的不只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注：手稿上“不同于‘资产阶级’”一语之后是：“（正如把资产阶级制度的十分完备而纯粹的范畴运用得不恰当的书呆子在资产阶级制度崩溃前夕所议论的那样）”。——俄文版编者注］的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一切民主主义变革的积极推动者的“下层阶级”，难道这还不清楚吗？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加上千百万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城乡贫民。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无疑的。但是更加无疑的是，充分实现民主主义是以这些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些人愈开化，他们为争取充分实现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愈不可避免。当然，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忘记，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重性；永远不会忘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必须有单独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不会忘记，这些群众“除了过去，还有未来，除了偏见，还有理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这种理智推动他们向革命民主专政前进；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忘记，开化不只是靠书本，而且甚至与其说靠书本，还不如说靠革命进程本身，革命使人打开眼界，使人受到政治锻炼。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革命民主专政思想的理论，只能被看成是从哲学上来替政治落后辩护。［注：手稿上是：“……从哲学上来看待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俄文版编者注］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鄙弃这种理论。在革命前夜他将不只是指出革命的“最坏的情况”［注：手稿上“革命的最坏的情况”一词之后是：“（并且永远也不会认为这种最坏的情况就是‘恢复’原始形式的专制制度，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和办不到的）”。——俄文版编者注］。不，他也要指出最好的情况的可能性。如果他不是十足的庸人，他就要向往，而且应该向往：在有了欧洲的丰富经验以后，在俄国工人阶级的热情空前激发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能在愚昧闭塞的群众面前点燃前所未有的革命灯火；我们一定能（由于我们具有许多欧洲革命前辈的经验）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革，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我们一定能使俄国革命成为许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是只从掌权者那里得到一点小小的让步，而是彻底推翻这些掌权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那时候……不过我们还来得及不止一次地谈我们“那时候”要干些什么，不是从该死的日内瓦远方，而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街头数以千计的工人大会上，在俄国“农夫”的自由集会上来谈了。 四这些向往，对新《火星报》的庸人们及其“思想上的主宰者”——我们十足的书呆子马尔丁诺夫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他们害怕用平民百姓的革命专政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他们担心自己的觉悟不够，担心失掉背熟了的（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书本教条的指引，担心不能把民主改革的正确而大胆的步骤同非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冒险主义盲动区别开来。他们的庸俗灵魂公正地提示他们，在迅速前进的进程中区别正确的道路并迅速解决复杂的新问题，比在墨守成规的日常细小工作的情况下更难；因此他们本能地嘟囔着：别碰我！别碰我！革命民主专政这个灾难可别落到我头上！可别送命啊！先生们！你们最好“慢慢地走，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 帕尔乌斯在主要涉及增补最老最有功劳的成员这个问题上，曾慷慨支持新火星派，现在终于感到置身于这个龌龊的集团很不好受，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这个集团中愈来愈感到生之烦恼（taedium vitae），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终于造反了。他不只限于拥护使新火星派害怕得要死的“组织革命”这个口号，不只限于发表宣言——《火星报》把这些宣言印成了传单，居然因“雅各宾派的”恐怖而不敢提社会民主工党。［注：不知道我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一个突出的事实：在新《火星报》印发的一大堆破烂传单中，帕尔乌斯署名的传单是很好的。《火星报》编辑部恰恰对这些传单置之不理，既不愿提我们党，也不愿提自己的出版处。］不，帕尔乌斯从阿克雪里罗得的（还是卢森堡的？）深奥的组织-过程论[13]这个恶梦中惊醒过来了，终于能够前进，不象虾那样倒退了。他不愿意干“西绪福斯式的工作”[14]，对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的蠢话改个没完。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托洛茨基一起）拥护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注：手稿上是：“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一起，在为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言中声明）拥护革命民主专政的题想……”——俄文版编者注］，即拥护在推翻专制制度后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帕尔乌斯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害怕勇往直前，不应该害怕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手携手共同“打击”敌人，条件只有一个（提得很适时）：不混淆组织；分进，合击；不掩盖利益的不同；象监视自己的敌人一样监视自己的同盟者，等等，他说得对极了。 但是，我们对于这位脱离了尾巴主义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同情得愈热烈［注：手稿上有一个脚注：“关于由帕尔乌斯作序、党的印刷所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火星报》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谨慎地保持沉默。不言而喻，弄清楚糊涂观念对它没有好处：马尔丁诺夫和帕尔乌斯各唱各的调，而在普列汉诺夫拧住马尔托夫的耳朵把他拖出来以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在我们这里，这就叫作‘党的思想领导’！真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笑话。我们总委员会的那些所罗门作出决定：党的名称只准许用于受党组织委托出版的小册子。如果向这些所罗门了解了解，是什么组织委托出版纳杰日丁、托洛茨基等人的小册子的，那倒是颇有意思的吧？也许那些宣布上述‘决定”是反对列宁的出版社的恶劣的小集团越轨行为的人是正确的吧？”——俄文版编者注］，帕尔乌斯发出的某些不正确调子就使我们愈不愉快。我们指出这些小错误并不是出于好挑剔，而是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如果帕尔乌斯的正确立场由于自己的不谨慎而受到损害，那在现在就是最危险的了。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恰恰属于这样的至少是不谨慎的话：“如果我们想使革命无产阶级同其他政治派别分开，我们就应当善于从思想上领导革命运动”（这是对的），“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不对。就是说，如果是就帕尔乌斯的这句话赋予这个论点的一般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从读者把这个序言看成某种与马尔丁诺夫以及帕尔乌斯没有提到的新火星派完全无关的独自存在的东西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证地即相对地、具体地、全面地来看这个论点，不仿效那些即使过了许多年以后还从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抽出片言只语加以歪曲的浅薄文人，那么很清楚，帕尔乌斯恰恰是针对尾巴主义说的，就这一点而言，这是正确的（尤其要和帕尔乌斯下面这句话加以比较：“如果我们落后于革命的发展”等等）。但是，读者不会只看到尾巴主义者；在革命者阵营中，革命的危险朋友除了尾巴主义者外，还有完全另外的一些人，有“社会革命党人”，有被事变的浪潮卷进来、对革命空谈束手无策的人，如纳杰日丁之流，以及用本能代替革命世界观的人（如加邦）。这些人，帕尔乌斯忘记了，之所以忘记了，是因为他对自己思想的叙述和发挥并不自由，而是被他现在竭力让读者提防的那个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美好回忆束缚住了。帕尔乌斯的论述不够具体，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现有的各种不同的革命派别，它们在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时代社会阶级分化不明的自然反映。在这种时候，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很自然地会反映出用革命词句作掩饰的不明朗的、有时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请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与纳杰日丁。纳杰日丁由“革命社会党”转向新火星派，好象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能也不会提出“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个口号。脱离了阶级基础的民主派，好讲漂亮话，爱提流行的廉价的（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口号，这种民主派的革命性，我们根本不想紧跟；恰恰相反，对于这种革命性，我们将永远持批判态度，把词句的真正意义，把被理想化了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揭示出来，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要清醒地估计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别。 根据同样的理由，帕尔乌斯的下述论点也是不对的：“俄国临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府”。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当然不是绝对巩固，而是相对巩固）的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空谈家托洛茨基现在说（可惜是和帕尔乌斯一道），“加邦神父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邦没有立足之地”，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空谈家。如果俄国没有第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么，在我们这里，真正“伟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了。革命要成为伟大的革命，要象1789—1793年，而不是象1848—1850年，并且要超过它们，就必须唤起广大群众投入积极的生活，英勇奋斗，进行“扎扎实实的历史性创造”，从可怕的无知状态，从空前的闭塞状态，从难以想象的野蛮状态和暗无天日的愚昧状态觉醒起来。革命已经开始唤起群众，它一定会唤起群众，——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痉挛性的反抗促进这项工作，但是，不言而喻，要说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土生土长的”民众首领、甚至农民首领已经有成熟的政治觉悟，有社会民主主义觉悟，那还根本谈不上。他们没有经过一系列的革命考验，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无知（再说一遍，革命正在神速地进行开化工作），而且因为他们的阶级状况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革命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把一些人的可怜的尾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空洞的革命词句清除干净，使令人晕头转向的旋风式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他们将勇往直前，不是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寄厚望于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的共和自由而斗争，为认真的经济改革而斗争，以便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广阔和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
注释： [1]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一文是为批评孟什维克对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一个迫切问题——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而写的。本卷《附录》里收有这篇文章的提纲（见第343—344页）。 这篇文章经米·斯·奥里明斯基作了一些修改，发表于《前进报》第13号和第14号。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中，这篇文章是按照《前进报》的文字刊印的；经奥里明斯基修改过的最重要的地方，分别用脚注注明列宁手稿中原来的文字。——1。 [2] 新火星派是指以新《火星报》（即第52号以后的《火星报》）为机关报的孟什维克。 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27。——2。 [3] 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事业》杂志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专制制度条件下，用列宁的话来说，只是一句“响亮的空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31页）。《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2。 [4]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从1904年1月起是解放社的机关刊物。——2。 [5] 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是指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派别，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3。 [6] 雅各宾主义是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的政治思想。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雅各宾派领导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的领袖马·罗伯斯比尔、路·安·圣茹斯特等被处死。——3。 [7] 巴枯宁主义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流派。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3。 [8] 特卡乔夫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中的一个接近布朗基主义的派别，以革命民粹派思想家彼·尼·特卡乔夫为代表。特卡乔夫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变革的自觉成分联合成为秘密的集中的雅各宾型政党。这一政党采取密谋、政变等反对旧政权的坚决行动，能为人民的革命破坏工作创造条件；而依靠这种破坏工作，革命少数就能使统治阶级的反抗瘫痪。与巴枯宁主义不同，特卡乔夫主义主张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国家。它认为人民不能进行独立的革命创造，只有自觉的少数能够借助于集中化的国家彻底地和逐步地改革整个制度，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3。 [9] 指经济派利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为自己辩护。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5—166页）——3。 [10] 民意党人是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民意党的成员。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97年8月建立的，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人民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4。 [11]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 [12] 孟什维克《火星报》第93号是1905年3月17日（30日）出版的。这一号报纸刊登了尔·马尔托夫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列宁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一文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见本卷第18—28页和121—135页）中批判了马尔托夫的这篇文章。——10。 [13] 组织-过程论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崇拜自发性、贬低组织作用的错误理论。它宣称组织是过程，组织是倾向，组织是与内容并行不悖的形式等等。列宁对它的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5页。——13。 [14] 西绪福斯式的工作意为令人厌倦的沉重而无效的劳动，出典于希腊神话。据传说，科林斯王西绪福斯因开罪天神而在死后受到惩罚。他在地狱里服苦役，推巨大的圆石上山。每当他快到山顶时圆石就从他手中滑脱而滚回山脚，他必须再从头干起。如此不断重复，永无尽期。 列宁在这里提到这个典故，是暗指潘·尼·勒柏辛斯基画的一幅讽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漫画《西绪福斯式的工作。现代西绪福斯》。在画中，普列汉诺夫拧住尔·马尔托夫的耳朵，试图把他从孟什维克泥潭里拖出来。——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