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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
（1913年10－12月）
民族问题目前在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中，已经上升到显著地位，这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反动派的猖狂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转向民族主义（特别是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次是转向波兰、犹太、乌克兰和其他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在各个不同“民族的”（即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日益发展，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这一切情况都无条件地使我们比以前更加注意民族问题。
本文有一个专门目的，就是要一般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和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带有纲领性的动摇思想。在“北方真理报”[2]第29号上（1913年9月5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第317－329页——编者注），我谈到过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犹太的机会主义报纸“时报”[3]通过弗·李普曼先生的一篇文章，用批评的口吻攻击了我这篇文章。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甫·尤尔凯维奇先生也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纲领（《Assin》[4]1913年第7－8期）。这两位作者涉及的问题很多，要回答他们，就不得不牵连到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因此，我觉得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把“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转载出来。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有些报纸多次谈到高加索总督的那个不带黑帮特色而带胆怯的“自由主义”特色的报告。顺便说一下，这位总督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就是说，反对把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的非俄罗斯民族中的某些代表人物自己就在极力教儿童学俄语，例如，阿尔明尼亚的一些教会学校就是这样，本来这些学校就不一定要教俄语。
俄国最流行的报纸之一自由派的“俄罗斯语言报”[5]（第198号）在指出这一点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在俄国，敌视俄语的态度“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该说是强迫地）灌输俄语 “造成的”。
这家报纸写道：“用不着替俄语的命运担忧。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公认的。”这是很公正的，因为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要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只要它们愿意使在一起）学习多数人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就会愈有力、愈迅速和愈广泛地发展起来，经济流通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民族学习一种最便于它们进行商业往来的语言。
然而这个自由派报纸却急忙打起自己的嘴巴来证明自己自由主义的不彻底。
这家报纸写道：“恐怕连任何一个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都不会反对，俄国诺大一个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性的语言，只有俄语才能成为这样的语言……”
何等荒谬的逻辑！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为没有一种全国性的语言而吃了亏，倒是因为有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种语言而占了便宜。瑞土有70％的居民是德意志人（俄国有43％是大俄罗斯人），22％是法兰西人（俄国有17％是乌克兰人），7％是意大利人（俄国有6％是波兰人，4．5％是白俄罗斯人）。瑞士境内的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内常说法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受什么野蛮的警察法律（瑞士没有这样的法律）的鞭子驱使的，只是因为这个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说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法语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因为这是自由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不是用可恶的警察手段强迫使用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极其复杂而又非常落后的“偌大的”俄国，一定要保持一种语言的某些特权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岂不应该与此相反吗？既然俄国想赶上欧洲，那它难道不应该更迅速更彻底更坚决地消灭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了一切特权，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末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容易而迅速地得到相互了解，他们就不会被联邦议会里一定要用各种语言发言的“可怕”念头所吓倒。本国的哪种语言有利于多数人的商业往来，经济流通的需要自然会作出决定的。既然各族居民自愿接受这种决定，那末这种决定就会更加巩固；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而发展得愈迅速，这种决定也就会实现得愈迅速愈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同对待一切政治问题一样，很象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另一只手（背地里）伸向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叫喊说，我们反对特权，但是背地里却向农奴主时而乞求这个特权，时而乞求那个特权。
任何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最坏，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有血统关系）是这样的，而且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其他一切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的。奥国和俄国的各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在假借“民族文化”的口号，在实际上分裂工人，削弱民主，同农奴主进行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买卖勾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让资产阶级拿种种“积极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一定会回答说：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压榨、纠纷和剥削的世界，一般地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的话），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西欧的文化古老的国家瑞士和东欧的文化年轻的国家芬兰就是明证。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决不容许任何民族、任何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用完全自由民主的方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问题；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任何实现一个民族的特权和破坏民族平等或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局的、市政府的、村社的等等），都应当宣布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废除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有权要求给予实行这种措施的人刑事处分。
为了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彼此因语言等等问题而引起民族纷争，工人民主派提出了如下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即工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教育机关等等中，一切民族的工人都应当绝对统一和完全团结一致，反对种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才能捍卫住民主，捍卫住工人反对资本（它已经具有并且日益具有国际性质了）的利益，捍卫在人类走向没有任何特权和剥削的新生活方式的利益。
2．“民族文化”
正如读者看到的，“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只是在一件事情上即在全国性的语言问题上阐明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立场，说明了自由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是一只手伸向农奴主和警察的。谁都知道，除了全国性的语言问题以外，自由资产阶级在其他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上，表现得同样背信弃义，同样虚伪和愚蠢（甚至从自由主义的利益看来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都会使争取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一农奴主的）趋向是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掩盖着的。黑帮、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波兰、犹太、乌克兰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着反动的肮脏的勾当。
如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对照起来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对照起来看，那末现代的民族生活的事实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人工具。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
这里崩得分子李普曼先生开火了，并且用杀气腾腾的长篇大论向我大肆攻击：
“凡是稍微懂得一点民族问题的人，都知道国际文化并不是非民族的文化（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应当既不是俄罗斯的文化，也不是犹太的文化，更不是波兰的文化，只应当是纯粹的文化，这种非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思想只有同工人的语言，同工人生活的具体件相适应时，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所亲近的思想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和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因为通过它，而且有通过它，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然而弗·伊·却不愿意知道这一切……”
请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典型的崩得议论吧，他们原想用这个议论来驳倒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崩得分子先生非常自信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了解民族问题”的人，把一般的资产阶级观点当作“大家早就知道的”真理奉献给我们。
是的，可爱的崩得分子，国际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说过这个。谁也没有说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的”文化，可见你用一大堆废话只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想用空话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基本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起码的真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在事实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的底细，使读者不能看到它。崩得分子的实际表现和资产者是一样的，因为资产者的全部利益要求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为了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取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无条件是为了同每个民族内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的平等权利，不会否认用本族语言同“本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或反资产阶级思想的必要性，这一点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容许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呢，还是必须“适应”一切地方的和民族的特点，用各种语言宣传工人的国际主义口号来反对民族文化的口号。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意义，不决定于某个知识分子的诺言或善良愿望，想把它“解释”“成为通过它来推行国际文化”。
这样看问题就是幼稚的主观主义。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意义，决定于某个国家和世界各国各个阶级的客观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要说一遍，资产阶级到处都在同地主和神甫勾结在一起）。猖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钝化、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不屈不挠地同“本民族的”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站在民族主义市侩的行列里，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里。
举个具体例子。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接受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摆在民族主义者的行列里，不能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里。我们的任务是同大俄罗斯人的占统治地位的、黑帮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作斗争，完全用国际主义精神并且同别国的工人结成紧密的联盟，来发育那些在我国民主主义运动史和工人运动史上产生的幼苗。同本国的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产者作斗争，反对他们的“文化”，“根据”普利什凯维奇和司徒卢威之流的特点来为国际主义斗争，——这就是你的任务，而不是宣传民族文化口号，不是容忍民族文化的口号。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也是一样。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犹太僧侣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是在落后的、半开化的加里细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使犹太人处于帮会的地位。另一半是在文明世界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孤独性。那里的犹太文 化明显地表现了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进步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当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处处要高于一般居民中犹太人所占的百分比）。
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犹太“民族文化”的口号，谁（不管他的愿望多好）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就是维护犹太的旧东西和帮会东西的人，谁就是犹太僧侣和资产者的帮凶。相反地，犹太 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同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的工人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溶为一体，因此他们对建立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用俄语或用犹太语），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不顾崩得[6]的分离主义，继承了犹太人的优秀传统，反对“民族文化”的口号。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既然坚持民族文化的口号，并且想根据这个口号制定一个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完整计划和实际纲领，那末他们事实上就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去。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照字面讲就是同类化，一律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伙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果。
李普曼先生在正确地转述和重复崩得分子一般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崩得分子的手法时，把本国的各个民族的工人统一和溶会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中的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登载的那篇文章的本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在谈到“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时，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当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时，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尖税极了。其实，这种旨在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却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个趋向，因而首先是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容许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权（也坚持民族自决权，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是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当我们的崩得分子呼天抢地地反对“同化”时，他所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他不可他指对民族使用的暴行和某个民族的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合的；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单个的或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肯定而明确地斥责过哪怕是最微小的民族暴行、压迫和不平等；最后，因为“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文章，已经十分坚决地表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是不能支吾搪塞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这一概念时，他所了解的不是暴行，不是不平等，也不是特权。那末在同化这一概念中除了各种暴行和各种不平等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是有的。还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有力，并且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同化”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表明他们自己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象尤尔凯维奇和董措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是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
为了具体指出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全部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俄国的一股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崩得分子，关于反对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历害。同时，从上面引证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约有一半生活在文明世界里，生活在最容易“同化”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细亚的不幸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的和波兰的）摧残的犹太人，才生活在最不容易“同化”、有最大的孤独性、甚至规定了“犹太人居住区”、“百分比”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绝妙限制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居住在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的最多。加里细亚和俄国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可惜他们（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知道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人的反动市侩彩绘叫喊反对“同化”，他们想扭转历史的车轮，让历史不是从俄国和加里细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倒过来走。
那些给全世界提供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的、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从来没有叫喊过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的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从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中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年这10年内，从欧洲去的移民有370万人，而1901年—1909年这9年，就已经有720万了。根据1900年的人口调查，合众国有1000多万外国移民。根据同一年的人口调查，纽约州好象是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这里有78000多奥地利人，136000英国人，2000法国人，48000德国人，37000匈牙利人，425000爱尔兰人，182000意大利人，70000波兰人，166000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那种过程，现在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也发生着。
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坑，谁也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谁也就不能不看到各个偏僻的角落，特别是象俄国这样落后国家中的民族保守状态破坏的事实。
就象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者了，都会坚决反对对乌克兰人的那种骇人听闻的侮辱，都会要求使他们完全平等。但是，如果削弱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现有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也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的尤尔凯维奇先生，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写道；1906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鲁卡舍维奇（土查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不需要有特殊的组织。尤尔凯维奇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只是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他们二人，完全本着最低级的、愚蠢的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疯狂地叫嚣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说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虽然“工人中间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在增长”，但有“民族意识的”工人还是少数，多数“还是处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叫喊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他们，向他们解释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89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这一切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甚至在那些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或者想建立一个独立乌克兰国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愿望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社会力量能够抗拒这些阶级呢？20世纪的头10年已经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样的力量。真正的民主力量如果获得胜利，民族暴行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既力求分裂并以此削弱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因此他不仅出卖了一股民主的利益，而且出卖了自己祖国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限制的。南部的即乌克兰的更为迅速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完全确定已经有几十年了，乌克兰把大俄罗斯几万几十万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庄、吸引到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方面，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一事实无疑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愚蠢、落后、定居和极不开化的农民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破坏了大俄罗斯的也破坏了乌克兰的独特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店会出现国家疆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灭具有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到那时资本主义将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区域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了邻国）中所有民族的工人即劳动群众吸收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尤尔凯维奇先生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暂时成就，就放弃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溶合、同化的利益，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十足的资产者的行为，而且还是近视的、狭隘的，愚蠢的资产者即市侩的行为。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随他们的尤尔凯维奇和董措夫先生等等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可以保证劳动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可以保证民主的利益，没有民主，无论乌克兰的自治或乌克兰的独立，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极其丰富的民族主义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还是处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样把乌克兰的文化当作整体，把大俄罗斯的文化也当作整体对立起来，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出卖，这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我们要向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也有这样两种文化，正如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有这样两种文化一样。如果多数乌克兰工人处在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我们就会肯定地知道，除了大俄罗斯神甫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起作用的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思想。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划分出来，并且向自己的工人说：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和巩固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同这个工人的文献和思想交往的一切机会，这是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二者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如果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使自己对大俄罗斯的压迫着的完全合法的和自然的仇恨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怀着这种仇恨（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只是疏远态度），那末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滚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泥潭中去了。如果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他同样也会滚到民族主义泥潭中去，并且不仅会滚到资产阶级的而且还会滚到黑帮的民族主义泥潭中去。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还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共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体和溶合体，去捍卫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或国际的文化；用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进行宣传工作的语言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对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细节的估计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这一民族的工人同那一民族的工人分离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思想”的言论，任何在谈论有关无产阶级问题时把一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来同另一个似乎是整体的民族文化对立起来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都应该坚决反对。
4．“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口号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具有巨大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整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罪过，就在于它想要实现最精致的和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构成一个法定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有本民族的“大臣”。
这种思想应用在民族问题上，就象蒲鲁东思想应用在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也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使它成为没有暴行没有不公允等等成分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允的”、“纯洁的”、巧妙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国际主义即用各民族高度统一的溶合来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种溶合我们亲眼看到正在随着每一俄里铁路的修筑，随着每一国际托拉斯的建立，随着每一工人协会（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的，然后是思想方面、意向方面的国际性协会）的建立而增长。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在估计这个社会时，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要使这种承认不致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就应该极严格地只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的东西，——应该使这种承认不致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争取人民自主，争取民族自主，这是进步的。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坚持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职责。这主要是一项消极任务。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会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资产阶级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积极”活动。
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会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这里的界线往往是很微细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这个界线完全忘记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切民族发展，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例子，提供了一架由若干小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组成大民族的例子，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例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一般地发展民族，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独特性，产生了接连不断的民族纷争。无产阶级不仅不坚持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地，还警告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保护资本主义流通有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
把民族主义巩固在某种“公平”划分的范围内，“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特别的国家机关牢固地长久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采用其他的做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方面去。
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上（1899年）讨论民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到在理论上对这个草案加以评价。然而，很有教益的是指明了当时反对这一纲领的这样两个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派；（2）“它的结果就是巩固沙文主义，将沙文主义搬到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集团中去”（见布隆代表大会德文正式记录第92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7]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目前在世界各国都是处在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在为“民族文化”自治辩护时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没有任何外来的见解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学校部门从这领域分出来，第一，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使学校（以及一般“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第二、处处迫使打破荒谬的和陈腐的民族壁垒和偏见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把学校等等事业分开恰恰是保存、加剧和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的，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把教育等等事业“从国家管理分出来”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最有思想性的领域，把这个使“纯粹”民族文化最容易存在，或使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最容易在民族基础上发育滋长的领域，同使各民族溶合的经济分开。
“超地域的”（非土地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土地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只能意味着把教育事业按民族分开；即在教育事业方面划分民族集团。只要清楚地设想一下崩得的著名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全部反动性了，这个计划甚至从民主派的观点看来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教育事业“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北部诸州和南部治州的区分；前者保存着较多的自由和反奴隶主斗争的传统，后者保存着较多的奴隶占有制的传统，保存着迫害黑人的残余和黑人在经济上受压制和在文化上受卑视的现象（黑人中的文盲占44％，白人中的文盲占6％）等等。因此，在北部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同校学习的。在南部则设有特别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样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算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了。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里斯案件[8]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坏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产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很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实现，同奥国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一样，他们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纷争感到绝望了，因此就在教育事业方面给各民族臆造了一些套子，使它们不会因瓜分学校而发生纷争一然而这样把民族“确立起来”，也就产生了一个“民族文化”反对另一个“民族火化”的永无休止的纷争。
奥国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论家的臆造，奥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认真采用它。但是俄国的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机会主义市侩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俄国左派民粹派各民族政党代表会议，却都把它采纳到纲领里来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1907年召开，它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9]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民族纲领方面对最重要的原则问题所采取的极其典型的疗法！）
在奥国，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目已的书中，用专门一章证明不能给犹太人提出这个纲领。在俄国，正是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崩得分子常常极不冷静地否认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接受“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对崩得的真正作用揭露得太明显了。当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10]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时，思·斯科宾彻底揭露了他（见《启集》杂志第2期）。但是尤尔凯维奇先生在《钟声》杂志上（ 1913年第7－8期第92页）引用《启蒙》杂志（第8或第78页）上的恩·斯科宾的“崩得分子同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在坚持民族文化自洽”这段话时，竟歪曲原话，从中删去了“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便利”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这只有使我们感到惊奇！！尤尔凯维奇克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简直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事情不妙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臆造的荒谬，正象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岗一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也夫之流）用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蜕化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的实际思想内容一样。
无论奥国的社会民主党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采纳到自己的纲领里去。然而，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社会主义的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为的是用巧妙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带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国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崩得分子常常歪曲的真理。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了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二条说：“居住在奥国的每一个民族，与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拥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腊斯坦，而且还有有威信的厄连蹲坚。但是这个纲领被推翻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被通过的纲领的第三条说：“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照“启蒙”杂志1913年第 4期第28页[11]显然，这个折衷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把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公社、里加或洛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在一起组成德意志人在俄国的“单一的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这种东西，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有成立任何联盟的自由，包括该国内任何民族的任何公社有成文联盟的自由在内。但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把俄国各地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划出来组成单一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只是神甫、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能干得出来，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干这种事。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引证奥国的例子。我在发表在“北方真理报”（见《列宁全案》第20卷第2－5页——编者注）（“启蒙”杂志第10期第96—98页）上的那篇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新工人报”[12]上，李普曼先生在“时报”上）攻击的文章中肯定地说：如果在资本主义世界一般地还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作例子。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机会主义分子都不喜欢这个例子，都企图驳倒这个例子或削减这个例子的意义。据说，考茨基曾经说过瑞士是个例外，说瑞士有完全特殊的地方分权制，有特殊的历史，有特殊的地理条件，说那里操外国语的居民分散居住的情况非常特别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企图回避争论的实质罢了。当然，从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说，瑞士是个例外。但是奥国和俄国也是这样的例外（或落后性——考茨基补充说）。当然，在瑞士，正是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历史的和生活习惯的条件，才保证了它比欧洲大多数同它邻近的国家有更多的民主。
可是，既然我们指的是一个应该仿效的榜样，那末这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现代的条件下，某种制度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已经实现的国家，在全世界都是例外。难道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坚持在一切机关中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吗？
瑞士的特点是在它的历史、它的地理和其他条件方面。俄国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还没有见过的地步，并且全国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这种落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冒着种种失利和失败的危险特别迅速特别坚决地向前进展。
我们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制定民族纲领的，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应该用坏例子而不是用好例子作榜样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和平只有在彻底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就它在此条件下一般可能实现的限度说），这难道不是始终无可争辩、不可反驳的事实吗？
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末机会主义分子硬要举奥国而不举瑞士作例子，就是十足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手法，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总是抄录欧洲最坏的宪法，而不是抄录最好的宪法。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在举行全民投票时，法律草案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就是说除了三种国语外，还有两种“拉丁语系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人口调查，在瑞士3，315，443个居民中有38，651人使用这两种方言，即占百分之一多一点。军队中允许军官和士官“有用本族语言对士兵讲话的极大自由”。在格卢勃尤甸和瓦里斯两个自治邦内（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两种方言完全平等（勒奈·昂利；《瑞土与语言问题》1907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坚持先进国家的这个活生生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国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还没有试验过的（奥国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用的）象“超地域自治”一类的臆造呢？
鼓吹这种臆造就是鼓吹把教育事业按民族分开，就是鼓吹完全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保证高度的（比较地说）民族和平，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还是比较地说）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是实现了的。
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们说： “瑞士没有东欧那样的民族问题。甚至连这个名词（民族问题）在这里都没有人知道”……“瑞士的民族斗争早在1797－1893年以后就终止了。”（埃·布洛赫尔；《瑞士的民族》1910年柏林版。——编者注）
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代用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一些问题，同时还顺便地做到了“解决”民族问题。
因此，现在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断定说，这个“例外的瑞士的”解决办法，对于俄国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着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自己的地区内享受语言的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县，甚至县的部分地区都不适合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是宣传单独把每一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分离出来，使他们不是根据民族特性，而是根据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革的愿望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宣传把民族分开（即使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愿望是好的），并且实际上是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是同完全平等的原则密切联系着的。我的那篇发表在“北方真理报”上的文章，对这个原则表达得几乎同马克思主义者较晚的正式的更确切的会议决议中表达得完全一样。这个决议要求“在宪法中加进一项根本法律，宣布任何民族所享受的任何特权和破坏少数民族权利的任何措施一律无效”。
李普曼先生试图嘲笑这个公式，他问道：“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呢？”民族学校里有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的权利，这是否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呢？少数民族要有多大才有权设立自己的法院，拥有自己的官吏，开办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呢？李普曼先生想从这些问题中作出必须要有“积极的”民族纲领的结论。
其实，这些问题清楚表明，我们这个崩得分子用所谓关于细节问题的争论作掩护，来偷运多么反动的东西。
在自己的民族学校里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可爱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校事业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比方说，这个纲领要求开办绝对的非宗教的学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容许放弃这个共同纲领（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加以补充的问题，可由地方居民决定）。可是根据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分出来”交给各民族办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把人民的金钱花在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少数民族要有多大？”这一点连崩得分子心爱的奥国纲领也没有确定，这个纲领说（比我们说得还简短还模糊）：“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议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布隆纲领第四条）
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向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吹毛求疵呢？这个法律究竟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因为一切通达明理的人都懂得，在纲领里规定细节问题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纲领只能规定基本原则。这里的基本原则对奥国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也直接表述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容许有任何民族特权和任何民族不平等。
为了给崩得分子把问题解释清楚，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根据1911年1月18日的学生统计材料，圣彼得堡市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级学校有48076名学生。其中有犹太学生396名，也就是说，不到1％。其次，有罗马尼亚学生2名、格鲁吉亚学生1名、阿尔明尼亚学生3名等等[13]。能不能制定一个“积极的”民族纲领来包罗这种形形色色的关系和条件呢？（自然，在俄国，彼得堡还远不是民族最“繁杂的”城市。）看来，连崩得分子这样的研究民族“微妙问题”的专家也制定不出这样的纲领。
可是，如果在国家宪法中规定一项根本法律，宣布一切破坏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一律无效，那末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废除这样的命令，例如，不由公家出钱聘请专门教员讲授犹太语、犹太史等等的命令，不让犹太的、阿尔明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儿童、甚至一个格鲁吉亚儿童利用公家场所来听课的命令。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少数民族的一切合理的公正的愿望决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谁也不会说，宣传平等是有害的。相反地，宣传把学校按民族分开，例如，宣传在彼得堡专门为犹太儿童设立犹太学校，才是绝对有害的，而且为一切少数民族，为一两个或两三个儿童设立民族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其次，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都不可能规定究竟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才有权设立专门学校或聘请专门教员来讲授补充课程等等。
相反地，有关民族平等的全国性的法律，完全可以在各地区议会、各城市、各地方自治局、各村社等等的专门法令和决议中，详细地加以规定和发展。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李普曼先生在自己的反对意见中写道：
“拿我国的立陶宛、波罗的海边区、波兰、沃伦、俄国南部等地体例子，——你们到处可以发现杂居的居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大的少数民族。不管分权制实行得怎样广泛，各地（主要是城市公社中）处处可以发现不同的民族住在一起，正是民主主义把少数民族交给了多数民族。然而，大家知道，弗·伊·是反对瑞士联邦的那种国家联邦制和无限分权制的。试问，他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上面已经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可是在这段引文中，李普曼先生还重复了一个最流行的（也是最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意见），这种意见通常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的，因此值得分析一下。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得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总是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总是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才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为国家的统一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分别团结起来，消灭一切老旧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有分离和成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5—457页——编者注）。但是，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坚持集中制只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在这方面，所有的市侩和民族主义市侩（包括已经死去的德拉哥马诺夫[14]，把问题弄得这样混乱，以至不得不三番两次地花时间把它弄清楚。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我们这里有人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淆起来。俄国的历史很自然地会引起这种混淆，然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拿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最容易不过了。
罗莎·卢森堡的大作“民族问题和自治” （《Przeglad Soejaldemokratyczny》[15] 1908年和1909年克拉柯夫版。），除了其他许多可笑的错误（下面就要谈到）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可笑的错误，就是企图证明自治的要求只适用子波兰。
然而，请先来看看她是怎样给自治下定义的。
卢森堡承认——她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承认，——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应该由各个区域的自治议会掌管，而只能由全国性的中央议会掌管。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税政策、工商法、交通和联络工具（铁路、邮电等）、军队、税收制度、民法[ 卢森堡把自己的思想发挥得很详细，例如，她还谈到人而且该得十分公平）离婚法（上述杂志第12期第162页）。]和刑法、学校事务的一般原则（例如，关于绝对非宗教的学校、关于普及教育、关于最低教学大纲、关于学校的民主制度等等的法律）、劳动保护法、政治自由法（给社权）等等。
在全国性立法的基础上，应属自治议会掌管的是纯粹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纯粹民族方面的问题。卢森堡十分详细地（不说一她过分详细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了例如地方性铁路的建筑（第12期第149页）、地方性的公路（第14一15期第376页）等等。
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具有比较大的特点以及具有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享受这种自治，那就不可能设想有现代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为实行这种（地方的和区域的）自治而遭到破坏，反而会因为实行了这种自治而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加以实现。没有这种促使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分别团结起来的自治，资本主义的广泛、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遭到极大的阻碍。因为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重大的、根本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因此，当我们读到威严的卢森堡极其庄严地用“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证明自治要求只适用于波兰，只是一个例外的时候，是很难使人不发笑的！自然，这里没有半点酷爱“自己教区”的爱国主义观念，这里只是一些“实际的”考虑……例如对立陶宛问题的考虑。
卢森堡拿维尔诺、柯夫诺、格罗德诺和苏瓦尔基四省作例子，力求使读者（也使自己）相信，伤佛这里住的“主要”是立陶宛人，并且她把这些省的居民合在一起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立陶宛人占全体居民的23％，如果再把日穆奇人同立陶宛人算在一起，则占居民的31％，就是说不到1／3。结论自然就是关干立陶宛自治的想法是“无根据的人为的”（第10期第807页）。
只要是了解我们俄国官方统计方面人所共知的缺点的读者，立刻就会发现卢森堡的错误。为什么要拿立陶宛人只占0．2％，即只占百分之零点二的格罗得诺省来作例子呢？为什么要拿整个维尔诺省而不是只拿立陶宛人占居民多数的特罗基一县来作例子呢？为什么要拿整个苏瓦尔基省作例子，确定立陶宛人占该省居民的52％，而不拿该省一些立陶宛人的县份，即拿七个县中立陶宛人占居民百分之七十二的五个县来作例子呢？
在谈论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时，不是拿“现代的”，不是拿“资本主义的”行政区划来作例子，而是拿俄国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官僚制的行政划分来作例子，而且采用的是最粗糙的形式（用省而不是用县），这是很可笑的。非常明显，不消灭这些划分，不代之以真正“现代的”、真正符合资本主义而不是官厅、不是官僚制度、不是守旧势力、不是地主、不是神甫要求的区划，那末俄国就谈不上什么比较认真的地方改革，同时，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中，无疑地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尽可能达到统一这项要求的，因为民族性、语言的统一对于完全掌握国内市场和经济流通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可笑的是崩得分子麦迭姆再三重复着卢森堡的这个明显的错误，他想证明的不是波兰“例外”，而是民族地域自治原则不适当（崩得分子是拥护民族起地域自治的！）。我们的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把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错误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思想，都收集在一起了，并且决定要把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最坏的东西抓到自己的行囊中：从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的著述中摘录一些片断，把它仍凑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放臭气的模范社会民主党博物馆。
麦迭姆用教训的口吻说：区域自治对于区域和“边区”是适合的，而对于拥有居民50万到200万、面积相当于一个省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样的州就不适合了。“这不是区域自治，而是普通的地方自治……在这种地方自治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区域自治”……同时这位作者还斥责了对旧有的省和县的破坏”。（ 符·麦迭姆《关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提法》，《欧洲通报》[16]1912年第8期和第9期。）
事实上，保存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僚行政的划分就是“破坏”和损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只有被这种划分的气味浸透了的人，才会“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研究什么“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的对立，考虑什么按照死公式大区域应推行“区域自治”，小区域应推行地方自治。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需要这些官僚主义的死公式。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能成立有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为什么这类的州不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同邻近的大大小小的州联合成统一的自治“边区”，——这一切对崩得分子麦迭姆始终是一个秘密。
我们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布隆民族纲领整个的立足点是民族地域自治，它提出“废除历代的皇朝封土”，把奥国分为“民族界限鲜明”的州（布隆纲领第二条）。我们不想走这么远。毫无疑义，居民民族成分的统一，是保证自由的、广泛的、真正现代化的商业流通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毫无疑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不会保护奥国的皇朝封土和俄罗斯的省和县（它们没有典国皇朝封土那样坏，但毕竟还是很坏的），都不会否认必须尽可能地用根据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分区域的办法来代替这些旧的划分办法。最后，毫无疑义，建立拥有完整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任何民族压迫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散居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本民族成员都会“倾向”这些州，同它们交往，同它们成立各种自由联盟。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切只有从顽固的官僚主义观点来看才是值得争辩的。
居民的民族成分是极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着极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任何地方（如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大俄罗斯等地）的城市，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民族”因素而把城市同经济上依赖它的乡村和州割开，这是极荒谬的，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完全地绝对地拥护“民族地域”原则。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规定的解决任务的办法，比奥国的要正确得多。这个会议在民族问题方面提出了如下的原则：
…… “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当然，不是波兰一地，而是俄国各个地区）“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不是按照现在的省、县等的界线），“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边界”。（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第385页。——编者注）
这里是把居民的民族成分和其他条件（首先是经济的，其次是生活的等等）并列提出的，这些条件应该作为确定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适合于官场习气和亚细亚式落后状态的新边界的基础。只有当地居民能够完全正确地“估计”这一切条件，而国家的中央议会则根据这种估计来确定自治区域的边界和自治议会的管辖范围。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的机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整个班子——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都一齐动手“普及”卢森堡的错误。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个被整个“班子”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
写于1913年10－12月
载于1913年《启蒙》杂志第10、11、12期
署名：弗·伊林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5页
注 释
[1] 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写于1912年10月一12月，同年载于布尔什维克的公开出版的《启蒙》杂志第10、11和12期上。1913年夏天，即在文章写成之前，列宁曾在瑞士许多城市——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地作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演讲。
1913年秋天，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八月”（“夏季”）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列宁所写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列宁即从事于《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的写作。
[2] 《真理报》（《пｐaвda》）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创办的，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自己捐款出版的。以报纸为中心，团结了广大的工人通迅员和工人作家。仅在报纸出版的一年中就发表了11000多篇工人通迅。《真理报》的发行额平均每天4万份，个别的月份达到6万份。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指示，并且把一批党的优秀的写作人才团结在报纸的周围。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维·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约·维·斯大林、米·伊·加里宁。编辑部的经常工作人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克·恩·萨莫依洛娃、尼·尼·巴图林、安·伊·叶利扎罗娃、克·斯·叶列海也夫等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中积极参加《真理报》工作的有：阿·叶·巴达也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依洛夫、尼·罗·沙果夫。
斯大林在1912年9月逃出纳雷姆流放地以后参加了《真理报》的领导工作，1913年1－2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该报编辑。1913年2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按照列宁的指示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斯大林说：“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真理报》经常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创办的第一年，它就被没收过41次，编辑们被法庭控告过36次，共坐牢47.5月。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真理报》被沙皇政府查封过8次，但查封后它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努劫的真理》。在1914年7月8日（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报纸被查封了。
直到二月革命后，《真理报》才复刊。从1917年3月5日（18日）起，《真理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8月28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4月6日（18日），列宁一从国外回来，就参加了编辑部并且领导了《真理报》的工作。七月事变后，由于列宁转入秘密状态，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责任编辑。1917年7月5日（18日）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多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
[3] “时报”是崩得的机关周报；从1912年12月至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
[4] 《钟声》——孟什维克派的合法的民族主义月刊；从1913年1月至1914年年中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
[5] 《俄罗斯语言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895年在莫斯科出版；1917年1五月被封闭。
[6]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主要是联合了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俄国犹太工人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驳斥了崩得在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之后，崩得退出了党。1906年，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经常支持孟什维克并且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要求——民族自决权相对抗。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站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方面进行顽抗．国内战争期间，著名的崩得分子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同时，普通的崩得分子却开始了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当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者的胜利日益明显时，崩得声明放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一部分崩得分子按一般原则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其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
[7]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于1906年成立。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的基础是要求犹太民族自治，即建立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机构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且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反对俄国社会民生工党的斗争。
[8] 贝里斯案件是沙皇政府为了迫害犹太人贝里斯而于1913年在基辅进行的一次挑拨性的审判。贝里斯被人诬告，说他为了举行宗教祭礼而杀害了信奉基督教的儿童尤辛斯基（实际上是黑帮分子杀害的）。沙皇政府力图借这幕审判丑剧掀起反犹太人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暴行，这样来使群众脱离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审判引起了激烈的公愤，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抗议。贝里斯终于被宣判无罪。
[9] 波兰社会党——P·P．S．（ Polaka Partia socjalistyczna）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2年。波兰社会党把争取独立的波兰当作它的基本纲领，在波兰工人中间进行分立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力图使波兰工人脱离同俄国工人共同的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为被兰社会党“左派”和右派，右派即抄文主义派或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影响下，以及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许多普通工人党员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渐地摆脱了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部分的波兰社会党“左派”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并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合并后的党组成了波兰共产主义工党（1925年以前波兰共产党的名称）。
波兰社会党右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实行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它曾组织了波兰军团为德奥帝国主义作战。
随着波兰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波兰社舍党右派又重新称为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党执政后，竟把政权交给波兰资产阶级，此后就不断地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支持侵略苏维埃国家、霸占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在该地实行殖民地压迫的政策。在皮苏茨基实行法西斯政变后（1926年5月），波兰社会党表面上处于反政府党的地位，实际上是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且继续进行了反苏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社会党又分裂了。它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部分叫作“自由、平等、独立”，这一部分同法西斯分子合作，参加反动的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波兰社会党另一部分即左派，自称为《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该党在波兰工人党（1942年成立）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统一战线，进行了争取波兰摆脱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采取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立场。
1944年，在波兰东部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之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又采用了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并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了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统一工人党。
[10] 《光线报》是孟什维尔取消派的合法日报；从1912年9月到1913年7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的钱”（列宁）维持的。从1913年7月起代替《光线报》的，先是《现代生活报》，后来是《新工人报》。
[11] 列宁引用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第4章引用了奥国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民族纲领的条文。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 4、 5期上，标题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署名是科·斯大林。
《启蒙》杂志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详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注释1。）
[12] 《新工人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日报，1913年8月在彼得堡创刊。从1914年1月30日（2月12日）起代替该报出版的是《北方工人报》、以后是《我们的工人报》。列宁常把这个报纸称为《新取消派报》。
[13] 列宁用的这个材料是引自一部统计汇编，即“帝国初等学校一日（1911年1月18日）学生统计材料。第1编，第2部，圣彼得堡教育管辖区。包括下列各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果达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吉斯可夫省、圣彼得堡省” 1912年圣彼得堡版第72页。
[14] 米·彼·德拉哥马诺夫（1841－1895年）是乌克兰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义思想的表达者。
[15] 《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社会民主党评论》）是一种杂志，从1902年至1904年和1908年至1910年在罗·卢森堡的密切参加下，由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克拉柯夫出版。
[16] 《欧洲通报》是从1866年到1918年春天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宣传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起有系统地进行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