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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提纲[1]
（1913年6月）
1．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而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
2．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这一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必要的：
（一）是为了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
（二）是由于在俄国境内，尤其是在它的边疆有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而且这些民族（除大俄罗斯人以外，也同俄国其他各民族一样）都受着沙皇君主政体的难以置信的压迫；
（三）最后，是由于在整个东欧（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和亚洲，也就是说，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对国家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不是还没有完结，就是刚刚开始。而这一改造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导向独立民族国家或其民族成分极其相近和互有血统关系的国家的建立；
（四）俄国在今天跟它周围的一切国家———从西方的奥地利（该国从1867年起，政治自由和立宪制度的基础即已巩固，而现在又在实行普选法）起，到东方的中华民国止——比较起来，是一个国家制度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自已的整个宣传工作当中，坚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单独国家或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参加的国家的权利。
3．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这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使一切民族：
（一）要无条件地反对统治民族（或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关系上愿意分离的民族用任何形式施用任何暴力；
（二）要求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问题；
（三）要同黑帮十月党人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断的斗争，反对他们袒护和纵容一般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的言论。
4．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但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就不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给予单独的估计。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人正要作出这种单独的估计，不但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对各民族无产阶级压迫的条件；还要考虑到一般民主的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特别注意下面这个情况：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它们成了最有文化和最独特的民族，而这些条件能够使它们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1905年革命的经验证明，甚至在这两个民族里面，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因为害怕芬兰和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而放弃了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想向俄国统治阶级及沙皇君主政体靠拢。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们提防不要直接被“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语来分裂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沙皇君主政府订立同盟的把戏。
要是各民族工人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维护自己的日常经济利益。
除了用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君主政体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自由。沙皇君主政体不仅排斥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此外它还是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残暴、反动的主要堡垒。只有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这个君主政体，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的和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分子前进。
所以，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犯了自己的利益。违犯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主义的利益。
⒌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
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都是属于斯拉夫族血统的，由于经济流通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在自由国家的自由学校里，也是很容易谈通的。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僚所规定的俄国原来的行政区划，而用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来代替。
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
6．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全国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个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造成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实行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7．社会民主党反对“民族文化”（或者只是“民族”）“自治”的口号，并且反对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案，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可能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可是只有这种改造才能保证（一般地讲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少是可能的）民族和平。
由于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闹得特别尖锐，所以我们应当对这种情况作一些说明。
（一）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国际文化现在已经由各国无产阶级系统地建立起来，它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二）在各社会民主党党纲中接近于民族文化口号的唯一例子，大概就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布隆纲领第三条了，虽然这种接近还不够大胆。这一条写道：“同一个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这个联盟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妥协性的口号，因为这里连一点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的影子也没有。而且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把洛兹、里加、彼得堡、萨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结成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并取消一切民族特权，使在俄国的德意志工人同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文化事业上联合起来。
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并设有（根据这个口号的彻底拥护者的计划）民族议院和民族国务部长的口号（奥·鲍威尔和卡·伦纳），是更加错误的。这种违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经济条件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都没有设立过的机构，乃是某些人的一种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机关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为地隔绝起来，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
情况有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暂时服从某种妥协性的决定，但是我们应当向别国模仿的，不是妥协性的而是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决定。所以，在奥地利的妥协企图已经完全破产并且导向分立主义和捷克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今天，模仿奥地利的这种不成功的企图就更是不智的。
（三）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历史表明。采用这个口号的，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只是崩得不加批判地跟着跑的那些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并不彻底反对犹太民族议院和犹太民族国务部长。其实，连那些容许或者拥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妥协口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承认（如奥·鲍威尔和卡·考茨基等）这个口号对于犹太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在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帮会，而企图把犹太人组成一个民族，就是企图保存帮会。”（卡·考茨基）
（四）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结构和国家管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瑞士）的条件下才有的那种同民族和平十分近似（比较地说）的局面。彻底民主制（如共和国、民警、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的口号，正在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每个民族的一切先进分子联合起来，为争取彻底消除民族特权的条件而斗争，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一般“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各民族的先进民主派（那些不要求隔绝，而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各民族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分子）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把它同各个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起来。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同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誓不两立的，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完全为某些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所接受。
8．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教育的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并用当地无产阶级的一切一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省的党组织的自治。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年多来的历史经验证实了上述情况。党作为“俄国的”党，即作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政党，产生于1898年。在党代表大会没有接受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的要求以后，崩得便在1903年退了党，虽然如此，党仍然是“俄国的”党。1906－1907年的实际生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许多犹太无产者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继续同心协力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于是崩得又回到党里来了。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大会（1906年）既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了起来，又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了起来，而且大会没有接受联邦制的原则，而要求各个地方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这个原则在高加索实行了好多年，这个原则在华沙（波兰工人和俄国士兵）、维尔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和立陶宛的工人）、里加这三个中心地点也在实行，反对按照分离主义分离出去的崩得。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代表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确认各民族工人不是在联邦原则上统一的要求。崩得分离主义者主张分裂，不执行党的决定，因而使这种“最坏的联邦”[2]趋于完全破产，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捷克人日益接近，或者说是使后者与前者日益接近（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以及捷克斯拉夫分离主义者机关报《Der cechoslavische sozialdemokrat》（《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1913年第3期上关于科索夫斯基的文章）；最后，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以及部分的高加索取消派企图把那种实质上毫无道理的“民族文化自治”偷偷地塞到党纲里去。
无论波兰或拉脱维亚边区的以及高加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仍旧坚持地域自治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工人统一的观点。崩得取消派的分裂和崩得同华沙非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在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面前，把整个民族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无论就它的理论意义或党的建设事业来说，都是如此。妥协性的决议正是被那些利用这个决议来反对党的意志的人所破坏。而要求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一致的呼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10．沙皇君主政体的粗暴好战的和黑帮派的民族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管是大俄罗斯的（司徒卢威先生，“俄国评论报”[3]，“进步党人”等等）也好，乌克兰的也好，波兰的 （民族“民主党”[4]的反犹太人主义）也好，格鲁吉亚的和阿尔明尼亚的等等也好——这一切都特别迫切要求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比以前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并以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对这个问题作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它表现出来的只是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了解的局限性。国际文化。
（二）民族区分的永久化，精致的民族主义的实行——各民旅的联合、接近、混杂和另一种即国际的文化的表现。
（三）小资产者的绝望（反对民族纷争的绝望斗争）及对根本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只有根本的民主改造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缔造民族和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民族纷争。
（四）在教育事业上的民族集团[5]。
（五）犹太精神。
写于1913年6月1925年
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第236－244页
注 释
[1] 列宁写的《民族问题提纲》是根据他于1913年7月9、 10、 11、 13日（新历）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所作的民族问题的学术讲演写成的。在《列宁文集》第17卷和第30卷中载有学术讲演纲要、纲要备注以及关于这些讲演的讨论的详细记录。列宁在他给斯·格·邵武勉的信中提到过这些讲演（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2－503页）。
《民族问题提纲》是在21张纸上单面用钢笔墨水写成的手稿。在手稿最后一页的背面上，列宁用铅笔补写了5点（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3一 244页），每点的开头是用希腊字母标明的。
[2] “最坏的联邦”——是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用来说明1907－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边区和崩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虽然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它们实际上是独树一帜的。它们的代表不参加领导全俄党的工作，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协助了取消派的反党活动（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 415－416页和第18卷第381－383页）。
[3] 《俄国评论报》（日报）是1912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机关报。列宁称这个党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体。“俄国评论报”自1912一1913年在彼得堡出版。
[4] 民族民主党是波兰资产阶级反动的、沙文主义的政党，成立于1897年。人民党由于革命运动的高涨而感到惊惶不安，他们放弃了原来的使波兰独立的要求，而提出在专制政制范围内实现狭隘的自治的要求。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人民党成了波兰反革命的主要政党，正如列宁所称谓的那样，成了波兰的黑帮。他们在国家杜马中支持十月党人。
1919年民族民主党改名为《民族人民联盟》，自1928年起称为《民族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民主党分子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党，乃与反动的米柯莱契克党，即《波兰人民党》合并。
[5] 指按民族分校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民族文化自治”的基本要求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