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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
（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
我想谈谈我们政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我们内务部所“主管”的那些问题中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国家杜马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部的预算的时候起，俄国民族问题就被我们的统治阶级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越来越尖锐化了。
贝里斯案件一再引起整个文明世界对俄国的注意，它揭露了我国盛行的各种可耻的制度。在俄国连法制的影子也没有。行政当局和警察机关可以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迫害犹太人，甚至可以包庇和隐瞒罪行。贝里斯案件的结论正是如此，这个案件表明了一种最亲近最密切的联系（以下原稿缺一页——编者注）……
说到现在笼罩着俄国的那种大屠杀的气氛，为了证明我不是夸大，不妨把最“可靠的”、最保守的、“可以任命几个部长的”作家美舍尔斯基公爵提供的证明引用一下。下面是他在他的“公民”杂志[2]上所引用的“一个在基辅的俄罗斯人”的反映：
“我们的生活气氛窒息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阴谋的低语，到处都有杀人的欲望，到处都有告密的臭气，到处都有憎恨，到处都有怨声，到处都有呻吟”（ 以下原稿缺一页——编者注）……
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或者想什么权利、法制、宪法以及这一类的自由派的天真烂漫的东西，那简直是可笑的，更确切些说，如果不是……严重的话，那就是可笑的！
我国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比较关心国事的人每天都能感到这种气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勇气来明确地了解这种大屠杀的气氛的意义。为什么这种气氛笼罩着我国呢？为什么这种气氛能够笼罩我国呢？这不过是因为我国实际上正处于掩盖得不很好的国内战争的状态。有些人极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有些人想用一块床单把这种现象掩盖起来。我国的自由派分子、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特别喜欢用几乎完全是“宪法”理论的破布条来缝制这种床单。但是我认为，对于各民族的代表来说，最有害最罪恶的事清莫过于从国家杜马讲坛上散布“抬高我们身价的谎话”了。
如果正视真理，如果承认我国正处于掩盖得不很好的国内战争的状态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末政府对待犹太人和其他（请原谅我用“政府的”说法）“异民族”的全部政策就会立即成为可以理解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政府不是在处理国事，而是在进行战争。
政府选择“纯粹俄罗斯式的”大屠杀的手段来进行战争，那是因为政府再没有其他办法了。任何人都会用一切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普利什凯维奇和他的朋友只好采取“大屠杀”的政策来保卫自己，因为他们再没有其他的政策了。这里没有什么可叹息的，在这里用宪法、权利或者管理制度等字眼来支吾搪塞是荒谬的，——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利益，在于这个阶级的困难处境。
或者是坚决地而且不只是在口头上“清算”这个阶级。或者是承认俄国整个政策中的“大屠杀”的气氛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容忍这种政策，或者是支持人民的、群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反对这种政策的运动。二者必居其一，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甚至政府的也就是显然夸大了的和按照“政府意图”伪造的统计，也认为大俄罗斯人在俄国只占全国居民的43％。大俄罗斯人还不到俄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连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被我国官方，波斯托雷平“本人”亲口说成“异民族”了。这就是说，“异民族”在俄国占人口总数的57％，也就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几乎占人口总数的3／5，实际上也许要超过3／5。我是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选为国家杜马代表的，那里绝大多数居民是乌克兰人。利用禁止纪念舍夫琴柯的事件来反对政府，是最好的、绝妙的、最顺利的和最成功的宣传方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宣传方法来了。我认为我们所有反对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优秀宣传家，在反对政府方面，决不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取得象用这种方法取得的那种惊人的成就。自从采用这种方法后，千百万“庸人”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深信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名言是正确的了。
我国的右派政党和民族主义者现在这么卖力地高呼反对“马捷品派”，我们著名的鲍勃凌斯基怀着民主主义者的满腔热忱保卫马克兰人，使他们不受奥地利政府的压迫，——就好象鲍勃凌斯基想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似的。但是，如果把向往奥地利，把偏爱奥地利的政治制度称为“马提品主义”，那么鲍勃凌斯基也许还不是最差劲的“马捷品分子”，因为鲍勃凌斯基抱怨、叫嚣均是乌克兰人在奥地利受到了压迫！！只要想一想俄国的乌克兰人、即使是我所代表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的居民们读到或听到了这种叫嚣将会怎样！如果鲍勃凌斯基“本人”，如果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如果伯爵鲍勃凌斯基，如果地主鲍勃凌斯基，如果工厂主鲍勃凌斯基，如果结交最高贵的名门贵族（几乎是结交“所有的上流人土”）的鲍勃凌斯基认为奥地利少数民族处于不公正和受压迫的境地，那末俄国的乌克兰人的处境又如何解释呢？？俄国的其他“异民族”的处境又如何解释呢？？至少在奥地利还没有任何类似犹太人居住区的可耻界限，还没有顽固的总督任意放逐犹太人的卑劣行为；还没有在学校中排斥民族语言的事请。
难道鲍勃凌斯基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右派分子没有发觉他们是在唤醒俄国的“异民族”，即唤醒3／5的俄国居民，使他们认识到俄国甚至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奥地利还要落后吗？？
问题就在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统治的俄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铁蹄下呻吟的俄国的情况是如此独特，民族主义者鲍勃凌斯基的演说竟能卓越地阐明和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
努力吧！努力吧！工厂主兼地主鲍勃凌斯基阁下，也许你要帮助我们唤醒、教育、激励乌克兰人、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吧！！我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所到一些乌克兰人说，他们很想给鲍勃凌斯基伯爵写一封致谢信，感谢他成功地进行了有利于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的宣传。我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些传单，它一面印着禁止纪念舍夫琴柯的命令，另一面印着鲍勃凌斯基娓娓动听的有利于乌克兰人的演说摘录……我曾经建议把这些传单寄给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和其他的大臣。
普利什凯维奇和鲍勃凌斯基是鼓吹把俄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头等宣传家，但是我国的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总是希望把自己在民族政策的某些主要问题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致的看法对居民隐瞒起来。在谈到执行着众所周知的民族政策的内务部的预算的时候，如果我不谈一谈立宪民主党所持的同内务部原则一致的看法，那我就是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其实很明显，谁想做内务部的（说得温和些）“反对派”，谁就应当认清立宪民主党人阵营中的内务部思想上的同盟者。
据“言论报”的报道，今年3月23－25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立宪民主党或者“人民自由党”的例行的代表会议。
“言论报”（第83号）写到：“民族问题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恩·符·涅克拉索夫和阿·姆·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费·费·科科什金指出，可是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很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
“言论报”就是这样叙述事实的。尽管这个报道故意写得含含糊糊，好尽量减少能够了解事情本质的读音，但是在任何一个注意问题、思考问题的人看来，事情的本质仍然是很清楚的。同情立宪民主党人和传播他们观点的“基辅思想报”转述了科科什金的演说，并且增加了这样一个理由：“因为这会引起国家的瓦解。”
科科什金的演说的用意无疑就是如此。科科什金的观点把立宪民主党人中间的涅克拉索夫和科柳巴金之流的最羞羞答答的民主主义也打败了。科科什金的观点也就是维护大俄罗斯人（虽然他们在俄国占少数）的特权、同内务部并肩捍卫这种特权的大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科科什金“在理论上”捍卫了内务部的政策，——这就是事情的本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更加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可别让政治自决“引起国家瓦解”！——这就是科科什金的民族政策的内容，它和内务部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句格言：“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的，国家是为人民而设的。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不是小孩子，他们很懂得，在我们这里，国家就是（实际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国家的完整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阶级的完整。这才是科科什金之流所关心的东西，如果剥掉他们政策的精巧的外壳而直接研究他们政策的本质，就会知道这一点。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05年，挪威不顾用战争来要挟的瑞典地主的激烈反对，终于脱离了瑞典，幸亏瑞典的农奴主没有俄国农奴主那么大的神通，所以战争没有发生。人口只占少数的挪威不是象农奴主和军阀政党所希望的那样，而是和平地、民主地、文明地脱离了瑞典。结果怎样呢？这种分离使人民受到损失了吗？使文明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民主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了吗?
丝毫没有！无论挪威或者瑞典，都是比俄国文明得多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能够民主地运用民族“政治自决”的公式。中断强制性的联系也就是加强自愿的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联系，加强这两个语言和其他方面十分接近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敬的关系。其实瑞典民族和挪威民族的共同性和亲密关系都是由于分离而赢得的，因为分离也就是中断强制性的联系。
我希望从这个例子能够看清楚，科科什金和立宪民主党是完全拥护内务部的观点的，因为他们用“国家的瓦解”来吓唬我们，号召我们“小心地对待”这个十分明确而且在整个国际民主运动中不容争辩的民族“政治自决”的公式。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各种民族主义的敌人，是民主集中制的拥护者。我们反对分立主义，我们深信，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上，大国比小国更能顺利地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但是我们只重视自愿的联系，决不赞成强制性的联系。在我们看到存在着民族间的强制性的联系的地方，我们决不宣传每个民族一定要分离，但是我们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
维护、宣传、承认这种权利，也就是坚持民族平等，不承认强制性的联系，反对任何民族的一切国家特权，培养各民族工人的充分的阶级团结精神。
取消强制性的、封建的和军事的联系，建立自愿的联系，才能够赢得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
我们最重视的就是人民自由中的民族平等和为了社会主义（以下原稿缺两页。——编者注）……
……坚持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可是我们说：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融合。
18年以前，在1896年，伦敦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只有这项决议为促进真正的“人民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这项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的目的。”
我们也号召俄国各族工人的队伍要团结一致，因为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才有利于社会主义。
1905年团结了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反动派极力燃起民族仇恨。一切民族的自由资产阶级，首先和最卖力的是大俄罗斯的自由资产阶级，都争取本民族的特权（例如波兰党反对波兰犹太人的平等），维护民族的孤立性，维护民族的特殊性，这样来帮助我们的内政部的政策。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真正的民主派举起了各民族完全平等的旗帜，发出了各民族工人在他们的阶级斗争中融合起来的号召。我们就是持着这种观点反对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自治是要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按照民族划分开来，或者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分出来交给各个单独组成的民族联盟管理。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省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省和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毫无条件地承认各种语言的充分自由，否认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社会事业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或对其他民族妄自尊大的现象。
但是从国家手中把教育事业分出来，再按单独组织成民族联盟的民族把教育事业划分开，从民主的观点看来，尤其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有害的办法。这只会使民族的孤立性加深，而我们应当极力使各民族接近起来。这会引起沙文主义的增长，而我们应当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们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由，民主的和非宗教的教育。
最后我再一次问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鲍勃凌斯基表示谢意，感谢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反对俄国整个国家制度的宣传，感谢他们根据实际的例子说明了变俄国为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
写于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
第一次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总第26期）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1——219页
注 释
[1]列宁的《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一文，是预定由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的发言的草稿。由于1914年4月22日（5月5日）左派代表受到了15次不得参加杜马会议的处分（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1－273页），这篇发言没能发表。草稿的手稿不全，原文缺少的地方已在脚注中指出。
[2]《公民报》是一种反动的报纸，从1872年到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从19世纪80年代起成为极端君主派的机关报；报纸主要是靠沙皇政府的津贴维持的。从1906年起改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