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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8卷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88]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1.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1895年，当理·阿芬那留斯还在世的时候，在他所主编的哲学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他的弟子弗·布莱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注：弗·布莱《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载于1895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9卷第378—390页。］。经验批判主义的所有的老师不仅攻击公开的自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攻击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位弟子则攻击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攻击的矛头指向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学派，但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那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经验批判主义论据的性质。 弗·布莱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整个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时使用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它从经济的‘本性’中‘引出’经济的‘规律’，人对于这些‘规律’说来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现代理论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它的全部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对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理论家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们自命为不依靠任何前提的实在论者，因为据说他们研究的是这样‘平凡的’（nuchterne）、‘实际的’、‘明显的’（sinnfallige）经济现象……他们都跟生理学上的许多派别有着血缘的类似，这种类似只是同一父母，即形而上学和思辨，遗传给子女（在我们这个场合指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有一派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常常把普通的词加上引号，想表示：他们这些真正的哲学家才懂得这类庸俗的、未被“认识论的分析”清洗过的用语的全部“形而上学性”〉，没有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见到的东西（das Gefundene）跟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生理学家把个人的行为当作‘灵魂的作用’（Wirkungen der Seele）而屏弃于他们的研究之外，而这一派经济学家则宣称个人的行为对‘内在的经济规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eine Negligible）。”（第378—379页）
弗·布莱在引证恩格斯的话以后继续写道：“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依存系列的中间部分（Medialabschnitt）被取出来了〈abgchoben，这是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意即被意识到了，被划分出来了〉。在‘认识’了‘对不公正性的道德意识’后面一定隐藏着‘经济事实’这一点以后，接着就是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陈述，即E价值，即经过起首、中间、最终（Initialabschnitt，Medialabschnitt，Finalabschnitt）这三个阶段或三个部分的生活差异〉……即对这个‘经济事实’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事实’中‘重新发现’起首价值，即‘世界观’，从而‘保证’这个起首价值。不管‘被认识的东西’如何出现于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在依存系列的这种一定的变化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了。作为独立的E价值、作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事后’通过‘特殊的’认识论，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论证的……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主观’‘真理’借助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在‘经济范畴’的认识论里面找到了它的‘客观真理’，对起首价值的保证完成了，形而上学在事后受到了认识的批判。”（第384—386页）“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些构造出来的过程中把‘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并且这些‘规律’是处于依存的生命系列的起首部分（Initialabschnitt），而经济过程则在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经济学家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超验的范畴，他们在这个范畴中发现了他们所想要发现的那些‘规律’，即‘资本’、‘劳动’、‘地租’、‘工资’、‘利润’的‘规律’。经济学家把人变成了‘资本家’、‘工人’等等柏拉图式的概念。社会主义把‘唯利是图’这个特性加给‘资本家’，自由主义把‘贪得无厌’这个特性加给工人，并且这两个特性可以从‘资本的合乎规律的作用’中得到说明。”（第381—382页）“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了，而他的认识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以‘保证’他的起首价值。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了价值规律，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那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保证’他的被导致生活差异状态的E价值[89]即‘世界观’的要求，因为这些结论已经以‘因工人遭到掠夺而感到愤怒’等等形式成为他的起首价值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些结论被当作‘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结论而被屏弃了，因为它们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真实的经济内容。’（恩格斯给《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wer den Feind will verstehen,muβ im Feindes Lande gehen——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90]。而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且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应有的嫌恶，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他不了解认识论的“概念批判”，他没有研究一般认识论，而是直接把唯物主义塞到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中去。 在这个论据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布莱个人和仅仅是属于布莱个人的。我们已经几十次、几百次地看到：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 第二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生理学）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论据上，“有过失的”也不是布莱，而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因为，正是他们把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有的（根据他们两人自己的承认和所有那些多少知道这个问题的人的判断）自发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向它宣战。 第三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宣称“个人”是无足轻重的（quantité négligeable），它认为人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使人服从某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它不去分析des Gefundenen（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等等。这个论据完全是重复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同格”的思想，即重复阿芬那留斯理论中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布莱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认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丝毫找不到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而且从这种谬论的角度来看，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推翻。 第四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异”以及诸如此类玩弄生物学术语的把戏（反动教授阿芬那留斯的“科学”就是由这类把戏构成的）。从马赫主义的观点看来，布莱的这个论据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之间的鸿沟的确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事实上是在步布莱的后尘。 第五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有党性和偏颇性，在解决问题时有先入之见。决不是布莱一个人，而是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不去区分哲学上两个根本的不可调和的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力图超乎二者之上。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探讨过马赫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我们在社会学中碰见它的时候，就不应当再感到惊讶了。 第六个“论据”：讥笑“客观”真理。布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并且是十分公正地感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经济学说都彻底地承认客观真理。布莱正是因为客观真理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并一下子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除了马克思的“主观的”观点以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就正确地表达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他们大概是会屏弃他的），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脸丑不要怪镜子。布莱是一面忠实地反映经验批判主义倾向的镜子，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这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善良的愿望，想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结合起来的荒唐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已。 我们现在从布莱转到彼得楚尔特。布莱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彼得楚尔特却被列谢维奇这类出众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称为老师。布莱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位对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屑一顾的彼得楚尔特，却以正面的形式叙述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对照。 彼得楚尔特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的标题是：《趋向稳定》（《Auf dem Wege zum Dauernden》）。作者把趋于稳定的倾向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说：“人类的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可以就其主要特征，从形式方面加以揭示。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伦理学、美学和形式认识论的基础。”（第Ⅲ页）“人类的发展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它趋向于“完善的（vollkonmmenen）稳定状态”（第60页）。表明这一点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例如，到老还不“变聪明”、还不平静下来的狂热的激进分子难道很多吗？不错，这种“过早的稳定”（第62页）是庸人的特性。但庸人不正是构成“密集的多数”吗？（第62页）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创造的一切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第72页）解释如下：许多人看见墙上的画挂斜了或桌子上的钥匙放歪了就“不顺眼”，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学究”（第72页），他们“感觉到有些无秩序”（第72页，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一句话，“趋于稳定的倾向，就是追求终极的、按本性来说是最终的状态的努力”（第73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第2卷第5章（标题是：《趋于稳定的心理倾向》）中引来的。对于这个倾向的证明都是最有力的。例如：“喜欢爬山的人都是被一种冲动所驱使，他们总想登峰造极，达到最初意义上即空间意义上的最高点。他们所以要爬上顶峰，往往不只是为了登高远眺或借此在新鲜空气和大自然中锻炼身体，而且是因为在一切有机生物内部深藏着一种欲望：一旦开始活动，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达到自然的目的为止。”（第73页）再如：人们为了搜集成套的邮票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只要看一看邮票商人的价格表，你就会头昏眼花……然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趋向稳定的欲望更自然和更容易理解的了。”（第74页） 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不理解稳定原则或思维经济原则的整个广度。彼得楚尔特为这些门外汉详细地发挥了自己的“理论”。他在第28节中说道：“同情是对稳定状态的直接需要的表现”。“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难的重复、增加，而是由于这个苦难而引起的苦难……同情的这种直接性是应当加以大力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直接性，那么也就是承认，一个人会直接和最先关心别人的幸福，就象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对道德学说的一切功利主义的和幸福主义的论证。正是由于人的本性追求稳定和平静，它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而是乐于助人的。 同情的直接性常常表现在援助的直接性中。为了救人，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跳到水里去援助快要淹死的人。与死亡挣扎的人的样子是难堪的，它使救他的人忘掉自己的其他义务，甚至冒着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堕落的醉汉的无用生命，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能够使一个人做出一些从道德观点看来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这类难以言传的蠢话，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竟占了几十几百页的篇幅！ 道德是从“道德的稳定状态”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第2卷第2篇：《灵魂的稳定状态》，第1章：《论道德的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就它的概念而言，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中都不包含任何变化的条件。因此，用不着进一步论证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没有给战争以任何可能性。”（第202页）“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从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的概念中产生的。”（第213页）这种“稳定状态”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不是象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将由“多数”去实现这种稳定状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能够帮助人类”（第207页）。不是的，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资本的利润不是在减少，工资不是经常在增加吗？（第223页）关于“雇佣奴隶制”的这一切论断都是不正确的（第229页）。过去可以打断奴隶的腿而不受任何处罚，而现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道德的进步”是无庸置疑的：请看一看英国的大学公社[91]、救世军[92]（第230页）、德国的“伦理协会”！为了“美学的稳定状态”（第2篇第2章），“浪漫主义”被屏弃了。而浪漫主义包括自我的无节制扩大的一切形态，包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玄秘主义、唯我论、利己主义、“多数对少数的暴力压制”以及“由国家来组织一切劳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第240—241页）［注：马赫本着同样的精神赞同伯倍尔和门格尔的那种保证“个人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与这种社会主义“不能匹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有产生“比君主制或寡头制国家中的奴隶制更加普遍、更加厉害的奴隶制”的危险。见《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80—81页。］。 布莱、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法、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马赫主义者。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编者注］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以和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象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象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β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象“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象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象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注：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93]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3.关于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谢·苏沃洛夫同志的《社会哲学的基础》，正因为这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所以成了一把散发着浓烈气味的花束。巴扎罗夫说，恩格斯认为“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别尔曼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提倡宗教，尤什凯维奇把“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波格丹诺夫把唯心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格尔方德清洗掉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而谢·苏沃洛末写了《社会哲学的基础》这篇文章。当这些人在你们面前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们立即会感觉到新路线的“精神”。量转变成了质。早先各自在个别的论文和书籍中探索着的“探索者”，现在发表了真正的宣言。他们之间的局部的分歧，由于他们共同反对（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消除了；作为一个流派的马赫主义的反动面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苏沃洛夫的这篇文章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有趣：他既不是经验一元论者，也不是经验批判主义者，而只是“实在论者”，因而使他与这伙人接近的，不是作为哲学家的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各自具有的特点，而是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立场。把这位“实在论者”的社会学的议论和经验一元论者的议论比较一下，会有助于我们描绘他们的共同倾向。 苏沃洛夫写道：“在调节世界过程的各种规律的序列中，特殊的和复杂的规律可以归入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而一切规律都从属于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力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的实质在于：任何力的系统消耗愈少，积蓄愈多，而且消耗为积蓄服务得愈好，那么这个系统就愈能保存和发展。很早就引起客观合目的性这一观念的各种动的平衡形态（太阳系、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循环、生命过程）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正是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能量的保存和积蓄，即由于它们内部的经济。力的经济规律，是统一和调节任何发展——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的发展——的原则。”（第29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我们的“实证论者”和“实在论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各种普遍规律”啊！但遗憾的只是这些规律并不比欧根·杜林所同样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制造出来的那些规律高明半分。苏沃洛夫的“普遍规律”与杜林的普遍规律一样，都是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词句。试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作者所列举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即应用于无机界的发展。你们就会看到，除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任何“力的经济”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更不必说“普遍地”应用了。至于“能量守恒”定律，作者早已把它看成特殊规律［注：值得注意的是：苏沃洛夫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94]叫作“对唯能论的基本原理的确证”（第292页）。我们的这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在论者”是否听说过，无论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之流或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都认为这个定律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证？我们的这位“实在论者”是否考虑过这个差别是什么意思？没有！他只是追求时髦，重复奥斯特瓦尔德的话，如此而已。这类“实在论者”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在时髦面前五体投地，而恩格斯则不然，他掌握了能量这个对他说来是新的名词，并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和1888年（《路·费尔巴哈》）开始使用它，然而是把它和“力”、“运动”这些概念同等使用的，掺杂在一起使用的。恩格斯善于吸收新名词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实在论者”和其他的糊涂人，虽然抓住了这个新名词，可是看不出唯物主义和唯能论之间的区别！］（第292页）而剔在一边了。撇开这一规律，无机界的发展领域中还剩下些什么呢？作者借以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改变（“改良”）为“力的经济”规律的那些补充、复杂化、新发现或新事实在哪里呢？这样的事实或发现根本没有，苏沃洛夫甚至提也没有提到。他不过是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巴扎罗夫所说的，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把大笔一挥，立即描画出“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新的“普遍规律”（第292页）。瞧我们的！我们哪一点比杜林差？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发展领域，即生物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体是通过生存斗争和选择而发展的，那么在这里，力的经济规律是普遍的呢，还是力的浪费“规律”是普遍的？那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实在一元论哲学”说来，普遍规律的“含义”在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这样，而在另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那样，例如，可以理解为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普遍规律因此就成为空话，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一元论”的原则保持下来就行了。至于第三个领域（社会领域）里，又可以从第三种含义上来理解“普遍规律”，可以把它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普遍规律”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用它随便去套什么东西。 “虽然社会科学还很年轻，然而它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和完善的概括，在19世纪它发展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他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社会理论的水平……”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95]，可是在苏沃洛夫看来这还不够。如果我们再把理论和科学（在马克思以前有社会科学吗？）区别开来，就会更加有力些，至于说这种区别毫无意义，那没有什么关系！ “……他确立了社会动力学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生产力的进化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则。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符合能量消耗的相对减少和能量积蓄的增加〈请看，‘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成就多么大啊！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唯能论的论证！〉……这是经济学的原则。这样，马克思就把力的经济原则当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了……” “这样”两字真是绝无仅有！因为马克思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来咀嚼“经济”这个字眼，并把咀嚼的结果叫作“实在一元论哲学”！ 不，马克思并没有把任何力的经济原则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这是那些不甘心欧根·杜林独享美名的人所杜撰的废话。马克思给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概念下了完全精确的定义，并且研究了生产力提高的具体过程。而苏沃洛夫却臆造了一个新名词来表达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概念，并且臆造得非常糟糕，只是把问题弄糊涂了。因为，“力的经济”是什么意思，怎样测量它，怎样应用这一概念，哪些精确的和固定的事实适合于这个概念，关于这一切，苏沃洛夫没有说明，而且也不能说明，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请再听下去吧！ “……这个社会经济规律，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统一的原则〈诸位读者，你们在这里懂得了一点什么吗？〉，而且是社会理论和普遍存在理论之间联系的环节。”（第294页） 是的，是的。曾被经院哲学的许多代表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发现过许多次的“普遍存在理论”，现在又被谢·苏沃洛夫发现了。我们祝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发现了新的“普遍存在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在下一部集体著作中专门去论证和发展这个伟大的发现！ 至于我们的实在论哲学或实在一元论哲学的代表怎样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总之，人们的生产力形成着发生序列〈嘿！〉，这些生产力是由人们的劳动能量、被征服的自然力、被文明地改变了的自然界、以及构成生产技术的劳动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纯粹经济的职能；它们节约劳动能量，提高劳动能量消耗的生产率。”（第298页）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经济的职能！这同说生命力对于生命过程履行着生命的职能完全一样。这不是叙述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用不可思议的废话来玷污马克思主义。 在苏沃洛夫的论文中，这类废话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阶级的社会化表现为阶级对于人们及其财产的集体权力的增长……”（第313页）“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形态……”（第322页）社会的纠纷、仇视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现象。“社会进步，按其基本内容说来，就是人们的社会性、社会联系的增长。”（第328页）如果把这类无聊的话汇集起来，可以写成好多本书，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代表们确是用这类无聊的话写成了好多本书，但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如果苏沃洛夫的论文是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一个尝试，那就用不着对它进行特别严厉的指责。每个人都会承认，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尝试却完全失败了，仅仅如此而已。然而，当一群马赫主义者在《社会哲学的基础》的名称下把这类东西奉送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波格丹诺夫的一些哲学著作中看到同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动的认识论同社会学中的反动挣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96]，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97]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注：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注：同上，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注：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2—346页。——编者注）比较一下。］。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98]，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99]（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编者注］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注：这又是一个欠舀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aser［注：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注：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注：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注；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100]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对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象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神论”［注：《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101]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102]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5.恩斯特·海克尔和恩斯特·马赫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哲学思潮的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整个马赫主义始终在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们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可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故意闭口不谈这个事实，他们抹杀或搞乱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同早已众所周知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证实过千百次的、作为一个派别的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早在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他就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注：该书第79、114节及其他各节。］、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进行战斗了，并且象他本人在1891年所承认的（但没有“改正”自己的观点！）那样，他是站在认识论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战斗的。 拿马赫来说吧！从1872年，甚至更早些起，一直到1906年，他始终不渝地在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战斗；而且他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跟在他后面的以及和他同行的有“一大批哲学家”（其中也包括内在论者），可是只有“很少的自然科学家”（《感觉的分析》第9页）。在1906年，马赫也是很老实地承认：“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坚持唯物主义。”（《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页） 再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他在1900年宣称：“自然科学彻头彻尾地（ganz und gar）浸透着形而上学。”“它们的经验还应该加以清洗。”（《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43页）我们知道，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把我们对于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的任何承认从经验中“清洗”出去。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又说：“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实质上并不比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观高明”；“无论世界是建立在神话里的巨象背上，还是建立在一大堆分子和原子上，只要在认识论上把它们设想成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用来作比喻的（bloβ bildlich）〈概念〉，那么这两种说法完全是一样的”。（第2卷第176页） 再拿维利来说吧：他算是马赫主义者当中唯一的规矩人，他因为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可耻。但是，他在1905年也说：“……自然科学归根到底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摆脱的权威。”（《反对学院智慧》第158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蒙昧主义，都是最露骨的反动思想。认为原子、分子、电子等等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们头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同相信世界建立在象背上成了一回事！无怪乎内在论者要张开双臂欢迎这类穿着时髦实证论者的小丑服装的蒙昧主义者了。没有一个内在论者不口沫四溅地咒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咒骂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这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承认物质（及其粒子）、时间、空间、自然规律等等的客观实在性。早在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那些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出现以前，勒克列尔就已经根据马赫的理论向“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Grundzug）”（《……实在论》1879年版第6节的标题）进行斗争了，舒伯特－索尔登就已经跟“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2章的标题）进行战斗了，雷姆克就已经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个“街头的形而上学”（《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版第17页）进行攻击了，等等。 内在论者从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性”这一马赫主义的思想出发，完全合法地作出了直接的公开的信仰主义结论。如果自然科学在它的理论中不给我们描绘客观实在，而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些人类经验的比喻、符号、形式等等，那么毫无疑问，人类就完全有权利替另一个领域创造出上帝之类的同样“实在的概念”。 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之吻对于耶稣一样[103]。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反动现象。在谈到“物理学唯心主义者”同那些坚持旧哲学观点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斗争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和（在反动市侩中间）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作个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恩·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哲学的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的真正社会意义。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发行了几十万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恩·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整个自然科学现在都持“素朴实在论”的观点［注：奥·丹·赫沃尔桑《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诫》1906年版，参看第80页。］。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注：亨利希·施米特的小册子《〈宇宙之谜〉所引起的斗争》（1900年波恩版）很好地描写了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对海克尔的进攻，但是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是太陈旧了。］。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恩斯特·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森、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天哪，这种人真是不胜枚举！）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基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 在这整个悲喜剧中［注：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读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特别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这场风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引起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恩·海克尔在哲学上是素朴的，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他个人对宗教有妥协的倾向而且还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动理论一直到彼得楚尔特的自以为是最新颖的、进步的和先进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素朴实在论者”（即全人类）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一信念，是大批自然科学家的不断加强和日益巩固的信念。 新的哲学派别的创始者和认识论上新“主义”的制造者的勾当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不可挽救地失败了。他们可以用自己“独创的”体系来进行挣扎，可以竭力用有趣的争论——最先说“唉！”的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博勃钦斯基还是经验一元论的多勃钦斯基[104]——来吸引几个赞赏者，甚至可以象“内在论者”那样来编造浩瀚的“专门”文献。但是，不管自然科学多么摇摆不定，不管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多么不自觉，不管他们昨天对时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多么神往或今天对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多么迷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在扫除一切渺小的体系和狡猾的诡计，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可以从海克尔的著作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讲的话。在《生命的奇迹》中，作者把一元论的认识论和二元论的认识论作了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中最有趣的几点摘录在下面：
从引自海克尔著作的这段典型的话里，你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去分析哲学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他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嘲笑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计，更广泛些说，一切专门的哲学诡计，他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认识论。他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嘲笑哲学家们，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 哲学家们对这个强有力的唯物主义的无力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真正的俄国人”洛帕廷的评论。现在再来看看同唯心主义不共戴天的（可不是开玩笑！）最先进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先生的评论：“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把某些自然科学的定律，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同关于实体和自在之物的一些经院哲学的传统混杂在一起。”（《反对学院智慧》第128页） 什么东西使得这位最可敬的“最新实证论者”大发雷霆呢？你想，当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老师阿芬那留斯的一切伟大学说——例如，大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物质（“实体”）或“自在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等等——从海克尔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胡说时，他怎么会不恼怒呢！？海克尔没有这样说，因为他并没有研究哲学，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经验批判主义”。但是鲁·维利不会不看到：海克尔有10万个读者，就意味着有10万个人唾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鲁·维利按洛帕廷的方式先把自己的脸拭了一下。因为洛帕廷先生与维利先生用来反对一切唯物主义、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洛帕廷先生和维利、彼得楚尔特、马赫先生及其同伙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于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差别。 反对海克尔的“战争”证明：我们的这个观点符合客观实在，也就是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阶级思想倾向的阶级本性。 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把卡尔·斯奈德的一本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著作《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Das Weltbild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1905年莱比锡版）从英文译成了德文。这部著作明白地通俗地叙述了物理学中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门类中的一系列最新发现。于是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只好给斯奈德的著作加了一篇序言，声明斯奈德的认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V页）。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斯奈德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上引书第288页）。斯奈德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世界机器》（Karl Snyder《The World Machine》1907年伦敦和纽约版）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360），他说：“德谟克利特常常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始祖。这个哲学派别目前已不大时髦，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对世界的看法上的一切最新进步，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上的。老实说（practically speaking），唯物主义的前提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简直是不可回避的（unescapable）。”（第140页） “当然，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同善良的贝克莱主教一起去梦想：一切都是幻想。但是无论虚无缥缈的唯心主义的各种戏法怎样令人神往，然而在我们之中，尽管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却很少有人怀疑到自己的存在。我们根本用不着多探究各种鬼火般的自我与非我，就可以深信：我们在设想自身的存在时，就已经让一系列现象进入感官的六道大门了。星云说、光媒以太论、原子论以及一切类似的学说，都可以被称为仅仅是方便的‘作业假说’；但是应该记住：在这些学说没有被驳倒以前，它们同关于您亲爱的读者这个人正在阅读这几行字的假说，是站在多少相同的立足点上的。”（第31—32页） 当这种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归结为单纯作业假说的马赫主义者的精心杰作被大洋两岸的自然科学家当作十足的谬论来嘲笑的时候，你们想一想，他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鲁道夫·维利在1905年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这就最好地说明了哲学的党性，并再三地暴露了他在这个党派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这一点还用得着惊奇吗？维利写道：“当然，德谟克利特没有意识到原子和虚空不过是仅仅起辅助作用（bloBe Handlangerdienste）的虚构的概念，它们所以被接受下来，是出于合目的性的考虑，是因为对使用还方便。德谟克利特还没有自由到足以了解这一点的程度；但是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除了少数人以外，也是这样。古代的德谟克利特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的信仰。”（上引书第57页） 这真毫无办法！他们完全“用新的方式”、“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式”证明了空间和原子都是“作业假说”，可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嘲笑这种贝克莱主义，并且跟着海克尔走！我们决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诬蔑，我们只是（同唯心主义者一起）努力推翻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路线，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千多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现在，我们的领袖恩斯特·马赫只有把他的一生和他的哲学的总结、他的最后的著作《认识和谬误》去献给威廉·舒佩，并且在该书中惋惜地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第14页）。 在这里，这位追随黑帮分子威·舒佩而又“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的反动市侩思想家的原形毕露了。所有那些欧洲的人道的市侩们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爱好自由的同情心，而在思想上（以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却为威廉·舒佩之流所俘虏。［注：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 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105]的应有的惩罚。］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卑躬屈膝而已。 最后，请看一看弗兰茨·梅林对海克尔的评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在1899年底，当《宇宙之谜》一出版，梅林就立即指出：“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看来有些混乱的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8页。］海克尔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在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同上） “谁要想亲自体会一下〈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这种无能，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要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必须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 但是，海克尔的这本书之所以应该读，还不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不寻常的缺点是和它的不寻常的优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是和海克尔对本世纪〈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换言之，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前进的清楚明白的叙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些叙述在本书中所占篇幅大得多，重要得多。”［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9页。］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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