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选举中能否扩大力量和影响，首先要看我们的立场和口号是否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重要的国家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提出这些问题要十分明确，使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一个，并且恰恰就是我们的答案。如果我们的立场不够明确，那么任何完善的组织机关都是无能为力的。选举运动的纲领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是否明确。
　　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体上确定了我们的策略。这就是：解散杜马向广大居民阶层清楚地表明，用和平方法根本不可能取得土地和自由，唯一的出路是武装起义。这决不是说，参加新杜马的选举是把革命策略变成和平立宪的策略了，因为这一选举是在认识到革命策略的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民会要求他们的代表把杜马变成人民群众的革命机关。我们在选举中的任务就是要向选民讲清这种形势，说明形势要求把选举本身变成动员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斗争舞台。
　　在杜马开会期间，尤其是解散杜马以后，全国人民在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此各革命政党在选举中可望获胜。在第一次选举时，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投了立宪民主党的票，以此表示对政府暴行的强烈抗议。这些选民仍然没有丢掉立宪幻想，相信立宪民主党会为他们争得土地和自由。杜马的策略粉碎了这种幻想，并使他们相信只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用和平方法是根本不行的。于是在这些选民面前产生了怎样进行斗争和谁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问题，是立宪民主党用他们的外交议会主义，顶多用他们的‘消极抵抗’的武器来进行斗争呢，还是革命政党用它们的斗争策略来进行斗争。显然，当怎样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问题提到这些选民面前时，他们会承认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是革命的政党，而决不是立宪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拼命地要把生活给予他们的教训扔掉；他们竭力想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降低到第一次选举前夕的程度。他们叫喊说：‘一步也不要前进！要忘掉历史给予你们的教训。’他们写道：新的选举任务在于要创造第一届杜马进行工作时的那些政治条件。人民应该把以前的杜马多数派到杜马去，从而在全国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唯一的出路是建立杜马多数的责任内阁（《言语报》第189号）。《言语报》第196号写道：‘如果俄国需要真正的宪法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那么人民一定会把这样一些代表派到杜马去，这些代表要能够重复第一届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所说的话，并能够把不让第一届杜马做的事情承担起来。’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也不‘让’第二届杜马做第一届杜马要做的事情，那又该怎样呢？立宪民主党回答这个问题说，‘政府不得不对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让步’（《言语报》第195号）。立宪民主党很清楚，他们的力量是以立宪幻想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将用全力给选民灌输第一次选举前夕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使他们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革命政党的力量不在于选民相信‘选民和平地、合法地表达出来的坚强意志具有万能的力量’，恰恰相反，在于他们不相信这种力量，在于他们清楚了解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因此，我们对选民的任务就是要最坚决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希望下届杜马的多数仍象过去那样执行什么也得不到的灵活的策略，希望下届杜马仅仅‘重复’第一届杜马所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它不要只是限于空谈，而要采取更实际的斗争手段。新的杜马是应该‘造成’6—7月间那种毫无结果的‘政治局面’呢，还是应该在人民的真正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选举斗争的纲领。必须在立宪民主党的周围造成一种完全不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土地和自由的气氛；必须坚决无情地批判他们在赫尔辛福斯臆想出来的那种消极抵抗的斗争方法，并且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斗争方法的全部软弱性、全部不坚定性。
　　只有具备了这个必要条件，第二届杜马时期才会比第一届杜马时期前进一步。”